| 标题 | 从法国大选看中国话语之影响力 |
| 范文 | 郑若麟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这是一个共识。但中国的“软实力”、中国的“话语权”……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对世界的看法、观念和思考，迄今为止并没有成为世界的主流话语，甚至尚未能够对西方的舆论主体产生足够大、值得一提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共识。当今世界的总体新闻格局依然是“从美国（西方）而来、向美国（西方）而去”。惟一不同的是俄罗斯的“RT”（今日俄罗斯）的异军突起，正在正面挑战西方主流媒体，而中国的对外宣传机构则仅仅可以说在西方格局外围和边缘的非洲和拉美地区开始取得一定的突破。仅此而已。 为什么我们的话语、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观念得不到西方主流舆论的重视？为什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始终无法对西方的舆论产生“第二位”的影响力？我认为这并非一个可以用“钱”来解释和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和“观念”的问题。这从我们对今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报道和法国方面的反馈，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应关注法国大选的世界意义 今年我国媒体对法国大选的报道可谓空前。无论是精英阅读的杂志，还是大众观看的电视，都大幅报道了法国大选。甚至包括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微信、微博），都广泛报道和议论这次法国大选。其中固然有法国此次大选的某些特殊性——如当选总统的私人生活非同寻常，但更重要的显然是法国大选的世界意义。法国这次大选极右翼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进入第二轮，离总统宝座仅一步之遥，其影响早已远超法国国界，成为世界反全球化力量是否能够占上风的象征……只是，我们的某些媒体对这种象征性意义只是隐隐约约地有所感觉，当然也有记者和学者意识到这一点。 法国今年的总统大选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要原因，在于全球化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即所谓的全球化3.0版，事实上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特别是为发达国家金融资本获得了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造成了强大冲击。因为在这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金融资本为了进一步追逐利润，采取了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人工价格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以及引入大量合法与非法移民来取代发达国家已经过于昂贵的劳动力等做法，造成发达国家内部新一轮的贫富分化加剧。发达国家出现大量失业现象，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加之来自新兴国家的强力竞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一度在低水平上徘徊，从而使发达国家陷入“低增长、高负债、高失业”的恶性循环之中。再加上发达国家陷入政治上因“过度选举化”而导致执政能力大幅下降，政治家对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束手无策，因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全球化浪潮。这股浪潮表现为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当选。这股浪潮在今年初开始涌向法国，使得法国反全球化浪潮的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力量均大幅上升，从而大有进一步席卷法国之势。因此，法国总统大选就演变成世界全球化力量与反全球化力量的一次角斗。于是法国总统大选成为全世界支持全球化与反对全球化两股力量的一次决斗。 正是这一因素，使得法国此次大选得到了全球、主要是西方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而我们国家的媒体则更多的是因为欧美媒体的关注而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尚未走出目前国际上“从美国（西方）而来、朝美国（西方）而去”的新闻格局框架。所谓“从美国（西方）而来、朝美国（西方）而去”，就是说，凡是发生在美国（西方）的新闻才是新闻；而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事件，只有美国（西方）关注的时候才是新闻。正是因为反全球化浪潮涌到法国大选的阵地前沿，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两股力量在法国大选中形成某种决斗态势。这才是此次法国大选的焦点新闻，也是美国（西方）高度关注法国大选的原因和理由。 但我们有些媒体基本上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次法国大选，所关注的依然是马克龙及其夫人的花边新闻。 编译式报道只能起到传声筒作用 中國媒体上大量的有关法国大选的报道，基本上是法国媒体相关信息的某种“中文编译”：没有突破法国自身媒体的圈子。而这种编译式的报道只能起到某种传声筒的作用，很难引起法国舆论的注意，更不用说去影响法国舆论。 从我有限的了解看，法国以翻译世界各国媒体文章为主的报刊《国际信使报》（Courrier international）在大选期间翻译了数篇中国媒体的报道。其中一篇是《环球时报》在马克龙当选后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少数从法国大选成功阻击了反全球化浪潮的角度来观察马克龙当选的含义的，因而被《国际信使报》选刊。这也是少数把握住这次大选真正脉搏的文章之一。再加上《环球时报》的特殊身份（官方的《人民日报》的“子报”，通常被国外视为“官方”的声音），因而此文被介绍到法国是正常的。而另一篇则是在微信上引起轩然大波的调侃文章。《国际信使报》在翻译这篇文章前特别强调说，这位作者在中国如何被重视，并再三强调文章大获成功，阅读量超过十万（十万以上就不再统计），转载量达43，000。显然，法国方面通过这篇错误和硬伤相当多的文章来表明，中国的宣传是如何地不靠谱。 中国国内虽然也并非没有好的、深刻的对于法国总统大选的评论和报道，但基本上被淹没在中国媒体大量的“编译式报道”之中。而法国媒体本来就很少会有意识地转载中国媒体对法国相对而言比较深刻的、出色的评论和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会“忽略”这类报道。从总体上而言，我们对法国总统大选的报道普遍缺乏独家性、尖锐性和新闻性（这里所谓的“新闻性”就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概念），因而基本未能进入法国的舆论圈子。因此，从法国整个大选过程看，中国舆论和媒体对法国总统大选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或话语权，更谈不上对法国大选前景产生任何影响。 相对而言，俄罗斯媒体则要锐利得多。当然，他们的某些方式我们也不一定赞同。但他们却能够影响法国的媒体和舆论。因为他们非常理解，媒体是一种舆论武器，是用来进攻的武器。我们记得，在法国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青睐的候选人显然是前总理弗朗索瓦·费永。费永是惟一一位主张立即取消法国对俄罗斯制裁的候选人，也是法国惟一一位与普京总统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的候选人。而马克龙则恰恰相反，他是惟一一位公开批评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的法国总统候选人。竞选期间，当费永被揭出“空饷门”丑闻时，马克龙也突然被曝“同性恋门”“丑闻”。很多媒体当时就已经发现，这一丑闻的来源正是俄罗斯媒体。今天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一则假消息，但在当时事件的真相如何却并非那么清晰。至少这一丑闻成功地“狙击”了费永“空饷门”丑闻的继续发酵……这是外国媒体影响法国总统大选的一个明显例子。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会见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也成功地登上了法国媒体。3月24日，正在莫斯科进行访问的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不出意料地进入克里姆林宫，与普京总统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晤。这一消息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一钱不值”，因为莫斯科也很清楚，勒庞当选的机率非常低。但从新闻的角度看，这却是一条大新闻。事实上这条新闻被法国几乎所有电视、电台和纸质媒体报道。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普京总统的这一策略是非常高明的。一方面，这是对法国国家元首往往会发言支持俄罗斯反对派的一个反击；另一方面也是对法国总统大选的一个有效的、合法的介入。至少这一新闻成功地占据了法国媒体的头版头条。相比之下，中国媒体可以说从来没有占据过任何一个涉及法国总统大选的头版头条。 关键是新闻话题的选择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一批直接对法国所做的法语媒体报道，如：央视法语频道、国际广播电台法语、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应该说，这些媒体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关注中国的群体中间，这些媒体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尤其是央视法语频道。我在法国时曾在诸多电视台参加各类电视辩论节目。据我了解，当中国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时，或当法国发生了大事（如恐怖主义袭击），法国媒体——特别是电视台（法国电视台特别多）——需要反馈国际媒体的反应时，他们的首选就是看央视法语频道。在这次法国大选中，我主持的央视法语频道专题节目“On ne vous dit pas tout”（他们没有告诉你所有真相）做了一期“中国看法国大选”，将中国民众对法国大选的看法通过采访和现场辩论的方式报道出来，事实上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法国观众的兴趣。中国对法国的各类法语报道通过YouTube播放时，一般情况下都仅有几十或几百次的浏览，而这一期节目仅在YouTube上就有14，000人观看。 但是，我国媒体的法语报道依然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法国主流媒体采用或转发我们的报道的现象依然非常罕见。这并非全部是因为我们的“水平不够”，而往往是双方的新闻观不同，我们的报道和评论通常不符合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标准”。于是我们经常是西方媒体“政治性审查”的受害者。只是我们自己先胆怯了，不敢据理力争。加之，我们有时又不看过程、只看结果，认为能在西方媒体上见报、刊登或播出就是好事，而不管是如何刊登或播出的。这造成了我们不得不“委屈求全”，日益向西方的政治正确低头。其结果就是我们难以对西方舆论体系和大环境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这证明，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并非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要想影响法国媒体，使法国媒体关注并转载或转发我们的新闻，以使我们的话语能够进入法国舆论圈子，关键还是在于话题的选择与报道的方式。一则好的新闻话题的选择，就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去了解法国民众和法国媒体所关心的话题，去研究法国民众和法国媒体获取新闻的习惯与规律，以便能够以法国民众和法国媒体所习惯并喜闻乐见的方式去报道他们关心或真正感兴趣的新闻。为此，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即从对外报道的理念上进行必要的修正。 需要可行的媒体战略 要做好对外舆论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形成一个正确的媒体战略。2008年伊始，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特别是从资金和人员的投入上，建立了一批对外媒体机构。但我认为，投入的方向还存在问题。从表面上看，我们建立了对外传播机构，从文字到音像，一应俱全，甚至在境外建立起电台、电视台和纸质媒体。但效果如何？只要在海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效果与投入的巨额经费并不完全成比例。其根本原因恰恰是我们目前在“对外舆论长征”的途中，还没有找到可行的战略战术。我们还需要一次类似“遵义会议”式的战略会议，来确立我们对外报道的指导方针。所以我建议： 第一，组成一個真正专业的研究班子，对外宣的现状、自2008年以来的投入及其效果，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我们的目的、做法和评判模式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总结出一个真正符合现实的结论，并做出一个真正切实可行的指导方案。这样我们才能有的放矢。 第二，逐渐培养起几个甚至一两个业务骨干力量。之所以仅培养少数骨干，是因为这是一项太特殊的任务，几乎没有可能大批量地培养出能够进入西方主流媒体的中国记者。事实上，哪怕只有一个人，只要他能真正进入西方媒体，他的文章能够真正在西方主流媒体上见报，就是成功。实质上只要有少数几位真正能够出现在西方的电视屏幕上和西方的电台中，或者能够在西方媒体上发表文章，我们就达到目的了。 第三，重新打造一个真正能够影响全球舆论的“媒体潜艇”，而非目前一艘艘的“媒体航母”，因为我们要做到的是悄悄地从对方防线薄弱的地方找到突破口，而非大规模地开展对抗战，能够逐渐做到这家媒体发出的新闻能够被全球媒体所转载。这也是一个专门的事业，必须有专门的人才去成就。要从小做大，从一个点出发，逐渐走向面。 舆论是一场战争。我们承认也罢，否认也罢，这场战争事实上正在进行之中。也许这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但却是一场寻求真相、寻求真理的战争。历史早已证明，事实是有可能被歪曲、被掩盖、被抹杀、被忽略的。谎言是有可能战胜真相的。其中，舆论就是软实力。在舆论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历史的事实在我们这一边。不是我们在做假新闻，而是他们。所以，我们完全有能力打赢这场“软”战争。但，首先，我们自己要觉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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