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言论集纳 |
| 范文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发表的《“多元公共外交”理论框架的建构》一文中认为：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理论为多元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基础的理论支撑点。在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政府、智库、大众传媒、企业以及普通公众形成了多个相互独立的中心并且存在着多元的舆论互动。这些多元的行为主体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和方式，在国际舆论空间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构建信任与和平。其中，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并没有因此而弱化，而是实现了角色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在多元公共外交中，政府的角色不再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唯一的行为主体，政府成为其中一个主体，政府的管理方式也从以往的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在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政府的主要角色和功能是制定宏观框架以及行为规则，并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为多元公共外交的有效运转提供政策依据和实施便利。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严双伍、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巩辰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发表的《“逆水行舟”四十载：中国外交理念的传承创新与中美关系历程》一文中认为：“逆水行舟”四十载，中国作为崛起大国或者新兴大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仍是中国应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因而谋求发展仍是当前乃至可见将来的第一要务。同时，作为新兴大国，中国或许還不得不面临不少“成长的烦恼”，在综合国力和国际战略利益需求允许的前提下，广泛参与国际经济政治建设，比如当前备受瞩目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实也反映了这种“有所作为”甚至奋发有为的外向型努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理应谢绝承担超出国家能力许可的所谓“大国义务”，避免陷入“成本强加”陷阱而引发战略透支，更应避免国家的核心利益受损。换言之，对于新兴大国而言，仍应坚守本国的核心利益，同时寻求在国际社会当中适当拓展“相容利益”，从而避免游离于体系秩序之外而徒增崛起压力或阻力，但这不等于想当然以为中国等新兴大国需要因此承担过多的大国责任或国际义务，因而尤其需要警惕新的“中国责任论”陷阱。这一点，不论对中美关系互动，还是新型国际关系建构，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言，同样适用。 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张恒军、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曹波在2018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应形成三方面共识，提高文化走出去的能力》一文中认为：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需要有明确的内容指向，并且不断进行内容更新。在传播内容上应注意两点：一是克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内容泛化倾向，突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文化分为理念、制度和器物三个层次，其中理念层次是核心内容。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应注意突出重点，运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手段将中华文化的精华展现出来。二是克服“重传统、轻当代”倾向，重视当代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国外民众非常感兴趣。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要在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同时，重视当代中华文化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廖凡在2018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展现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新动力》一文中认为：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中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协调国家利益是国际法发展的一大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着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本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思想，这应当成为处理国家间利益关系、形成国际规则的基本遵循。只有在维护本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基础上追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才有能力促进和实现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魏登才：论新型智库核心竞争力三要素】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魏登才认为，在新型智库建设背景下，必须把“成长力”建设作为智库人才建设的首要任务。“成长力”就是指在一定时期，人才成长的质量和速度的综合能力。“成长力”理论是近年来西方管理学界最新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成长是一种创造性的行动，是有纪律的相互影响的流程，它能把企业内各个不同部分整合起来，协调一致地提升营收，是持续获利的能力。（2018年5月3日08：43） @求是：【沈逸：怎样有效提升内外两个网络场域的话语权？】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认为，对内，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对外，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走出去”的方式方法，讲好中国故事，有效提升国际话语权。（2018年5月16日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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