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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解构西方话语：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构建的中国形象考察与应对
范文 张智伟
国际话语权不仅指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是指“说话”的有效性和威力，即权力。西方话语霸权中，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发挥着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人们在认知和解读国际问题与现象时，往往运用西方国际关系学说进行解读，国际关系研究也为西方媒体传播提供了理论和议题双重引导。剖析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构建的中国形象，对我们从理论层面研究西方话语关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西方近五年来涉华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主体、议题设置、理论框架进行量化分析，提出中国对外传播应积极放大国内学者的声音，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择Web of Science作为文献搜索引擎，以《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2016年度国际关系学领域前10的期刊为检索对象，“China”为关键词，文献类型为论文（article）、快讯（letter）、综述（review）、编者文章（editorial material）、会议论文（proceedings paper），时间跨度为2013—2018年。数据获取时间为2018年5月26日，共获得131篇文献，年度分布为：2013年29篇、2014年29篇、2015年26篇、2016年21篇、2017年16篇、2018年10篇，文献数量最多的期刊为《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47篇）、《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37篇）、《国际政治经济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8篇）。研究选取CiteSpace作为分析工具。CiteSpace是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能通过计量特定领域文献，探测学科经典文献、研究热点与前沿。本研究借助CiteSpace对搜集到的131篇文献进行梳理，分析涉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和内容，进而勾勒出国际关系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二、研究发现
（一）国际关系研究话语主体分析
1.美国学者处于国际关系研究主导地位，中国学者积极参与
表1为使用CiteSpace对每年发文量位于前10的国家进行统计后得到的结果，反映了不同国家的发文量与其在研究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之一，主要探讨网络中各个行动者具有怎样的权力或者居于怎样的地位。①CiteSpace分析中，中心性大于或等于0.1的节点为关键节点。美国的中心性为1.33，是关键节点，处于网络中心。
此外，中国学者发文量仅次于美国，为13篇。研究主题涵盖了中国的“新常态”理念、中俄关系以及“北京共识”等国际关系学界热议话题。其中3篇文章被引频次高于10：清华大学陈懋修梳理分析了中国国内关于“北京共识”的争论；香港浸会大学杨春关注“后华盛顿共识”时代全球市场再平衡环境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转型；澳门大学陈丁丁重新定义了“进取性”概念的内涵，提出中国外交政策的进取性是“防御性”和“建设性”进取，而非西方学界定义的“胁迫性”进取。
中国学者文章学术影响力方面，根据WOS的引文分析，所有文章平均被引频次为7.85，中国学者文章平均被引频次为7.23，低于美国8.77、加拿大9.17、德国8.50，高于英国6.27、荷兰4.50。
2.两所美国高校发文量较高且中心性较强
使用CiteSpace对每年发文量位于前10的机构进行统计，发现发文量较高的是乔治·华盛顿大学（11篇）、哈佛大学（10篇）、马里兰大学（7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6篇）、达特茅斯学院（5篇）、普林斯顿大学（5篇）、牛津大学（5篇）、塔夫茨大学（5篇），其中乔治·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中心性较高，分别为0.21、0.15，是关键节点。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文章中，有5篇文章被引频次高于10，研究主题分别为：权力转移背景下中美关系的调整、中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对西太平洋权力格局的影响、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日益增加的石油消费量与进口量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響、中国核力量的发展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马里兰大学的文章中，有两篇文章被引频次高于10，其中一篇研究主题为台湾海峡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另一篇为与乔治·华盛顿大学合作。
3.代表性学者
图1为使用CiteSpace进行作者共被引分析后得到的结果，半径大小表示作者出现频率，圆环圈层颜色表示被引年限，连线表示作者首次共被引时间，紫色外圈标记了中心性较高的节点。关键节点主要包括哈佛大学政府系江忆恩（Johnston AI）、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查尔斯·格拉泽（Glaser CL）、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与世界项目主任柯庆生（Christensen TJ）。
（二）国际关系研究视野中的中国
有学者考察话语权生成机制时提出：“‘设置议程和‘构建框架是话语权生产机制中的两个关键环节。”②因此，本研究通过关键词和基础文献分析考察西方涉华国际关系研究在议题设定和解读框架两个方面的特点。
1.关键词分析：关注中国崛起及影响，经贸议题政治化倾向显著
使用CiteSpace对131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共得到43个节点，88条联系。关键词共现指两篇或多篇论文出现同一关键词。关键词共现分析中，处于共现网络中心节点的关键词和高频关键词可以反映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如图2所示，处于网络中心节点的关键词主要包括力量（power）、崛起（rise）、战争（war）、全球化（globalization）、政治（politics）、政策（policy）、贸易（trade）等。被引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为力量、战争、政治、政策、治理。可以发现，研究集中关注中国的崛起及影响，议题延伸至中国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内外政策。

图3展示了2013-2018年热点关键词的年度变化，连线表示热点关键词的共引。2013年关键词涵盖范围较广，被引频次较高的力量（power）、战争（war）、政治（politics）、全球化（globalization），2014年政策（policy）、崛起（rise）、未来（future）、制度（institution）等成为热点关键词，2015年治理（governance）成为热点关键词，2016年贸易（trade）成为热点关键词，同时战争、政治、全球化等关键词得到了延续。
在共现分析基础上，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即按照关键词的亲疏关系进行聚合，同一聚类内的关键词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如图4所示，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到6个聚类，其中模块度（Modularity）为0.5132（该值在0.4～0.8之间适合聚类），平均轮廓值（Mean Sihouette）为0.7058（该值在0～1区间内，值越高表示同一聚类内相似性越强）。图中聚类标签为从标题中提取的主题词：自由系统理论（liberal systemic theory）（西方学者借以解释中国政治制度不用于西方国家但仍能够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一种理论学说）、解读中国国有石油公司（explaining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艰难抉择（hard choice）（指中美关系走向）、中国模式（China model）、资金流动（financial flow）、购买力影响（buying influence）。
其中5个聚类与经济相关联，聚类中包含了具有政治指向的关键词如政治、战争等，呈现出经济议题政治化倾向。如马里兰大学史考特·凯斯特纳（Scott L. Kastner）的研究关注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日益增强的购买力与国际地位提升的关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克里斯汀·霍普维尔（Kristen Hopewell）的研究分析中国、印度、巴西在世贸组织权力扩展的路径，认为与印度、巴西依靠动员能力获得影响力不同，中国通过经济实力来扩展在世贸组织中的影响力。国内学者佟家栋指出，美国政府从政治以及战略利益的考虑出发认识中国经济，政治经济学研究“远离了西方声称的‘公平贸易原则，而为‘难以承受或者‘是否能够承受所替代”。③
2.基础文献分析：现实主义范式占据主导，以现实主义权力观等框架解读中国崛起
使用CiteSpace对131篇文献的共被引文献进行分析。“共被引”指两篇文献同被一篇或多篇文献所引，共被引分析中有两类文献值得重视：高中心性文献和高被引文献。这两类文献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文献，对于理论发展有奠基作用。本文对中心性和共被引频次分别居于前5位的文献进行梳理，这些基础文献的研究主题和理论框架反映了近五年来涉华国际关系研究的研究視角与解读框架，发现西方涉华国际关系研究以现实主义范式为主导，以现实主义权力观认知中国崛起，主要解读框架包括：
将安全问题作为分析中国崛起的关键要素。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主义范式中，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优先于商业、民事等“低政治”议题的“高政治”。分析的基础文献中有5篇主要讨论安全问题，包括中美军事战略、中美间的安全冲突、安全困境等，反映了安全问题是西方涉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关键要素。如查尔斯·格拉泽于2015年发表的文章《美中大妥协？军事竞争与和解的艰难抉择》（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认为中国崛起使美国面临地缘战略调整的难题，主张中美相互妥协减少冲突：美国不再保护台湾，中国承诺和平解决领海争端并接受美国在东亚地区长期的军事存在。另一篇基础文献，《纽约时报》记者伊丽莎白·布米勒（Elisabeth Bumiller）于2012年撰写的报道《奥巴马特色鲜明的精兵战略》（Obama Puts His Stamp on Strategy for a Leaner Military）关注奥巴马政府新的军事政策，包括精简地面部队，加大情报与网络战投入，重点关注部署在亚洲、太平洋和中东各地规模更小、灵活性更大的军事力量。
将国家权力的扩展视为中国崛起的根本目标与最终结果。现实主义研究者认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扩大权力，与权力相关的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能力等，有研究者认为基本的生存欲望是国家扩展权力的动力，其他研究者则认为国家利益推动国家追求权力。多篇基础文献认为中国崛起的目标和结果是增强对世界的控制力。如认为中国逐渐强大的军事实力将导致中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控制力增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史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于2016年发表的文章《西太平洋的未来战争：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美国海空一体战和东亚公域控制权》（Future Warfar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hinese Antiaccess/Area Denial， US AirSea Battle， and Command of the Commons in East Asia）认为，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增强，长期来看是有限的地缘威胁，将导致一个新的时代出现：美国不再享有全球公域控制权，东海和南海成为中美权力角逐区域。另一篇基础文献，江忆恩于2013年发表的文章《如何理解中国的新“有所作为”理念？》（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参与讨论西方学界热议话题：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变得更加强势。此处的“强势”被理解为以一种对抗式的手段达成一定的目的，反映了西方学者以权力角逐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外交政策。
以权力转移描述中美关系。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等级随国家权力与增长率的变化而此消彼长，在此基础上会造成新兴大国与衰落国家的权力再分配以及国际体系失衡，过程中可能导致战争。有基础文献关注中国对美国地位的挑战、美国霸权的衰落等主题，反映了中美权力转移成为涉华研究的研究视角。如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埃文·布雷登·蒙哥马利（Evan Braden Montgomery）于2014年发表的文章《西太平洋的优势竞争：中国崛起与美国力量投射的未来》（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 Power Projection）认为中国正在崛起的军事力量，可能打破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挑战美国地位。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等人于2012年发表的文章《别回家，美国》（Dont Come Home， America）关注美国国防战略的调整，认为美国应当继续坚持深度介入的霸权战略，反对战略收缩主张。文章在WOS核心合集中被引频次达71次。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金骏远（Avery Goldstein）于2013年发表的文章《当务之急：美中关系危机动荡的燃眉之危》（First Things First：The Pressing Danger of Crisis Instab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提出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冲击未被足够重视，中美之间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的危机迫在眉睫且危险超出预期，主张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防止冲突发生。
三、结论与建议
近五年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涉华研究网络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关键机构和江忆恩、查尔斯·格拉泽、柯庆生等关键学者。同时，中国学者在西方国际关系学刊物积极发声，介绍中国理念，回应西方学界热议话题。
议题设置方面，中国崛起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研究议题呈现多元化特点，涵盖中国的政治、经贸、军事、对外政策等各领域，但安全问题仍是首要议题。同时，多元化议题存在政治化解读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的理论基础和解读框架仍以现实主义范式为主导，即以现实主义权力观作为观察中国崛起的关键路径，如将安全问题作为分析中国崛起的首要议题，认为中国国力增强的根本目标和最终结果是国家权力的扩展，以權力转移作为描述中美关系的框架。同时，这种现实主义权力观的解读框架也逐渐影响到西方媒体，成为西方媒体塑造中国形象的主流范式。④
综合研究发现，本文就我国对外传播合理应对西方话语提出如下建议：
一方面积极放大国内学者的声音。中国学者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刊物上关于中国模式、中国外交政策特点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认同与传播，媒体应加强与学界的互动，将国际关系研究话语体系转化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跳出西方为中国崛起设定的现实主义权力观解读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为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不同于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中国式路径，包括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等。⑤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阐释，如门洪华认为中国寻求的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了“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历史宿命”，避免并克服旧有大国关系中互不信任、互相排斥等消极因素，增强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追求建立合作共赢的新模式，而建立在平等、互利、互惠、双赢、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正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⑥因此，媒体应跳出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以新的理论框架解读中国崛起。
（本文系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机制2017年度研究项目“新时期国际涉华重大议题的舆论引导和话语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CBZX117）
「注释」
①彭希羡、朱庆华、沈超：《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计算领域的作者合作分析》，《情报杂志》2013年第3期。
②吴瑛：《信息传播视角下的话语权生产机制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③佟家栋：《分工与国际经济保护主义：驳“中国威胁论”》，《世界经济》2017年第6期。
④崔远航：《十九大以来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威胁论”：特点与趋势分析》，《对外传播》2018第4期。
⑤季志业：《中国对外战略布局需扬长补短》，《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8期。
⑥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布局的新展开》，《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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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9: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