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民国初年著名记者群成因考 |
| 范文 | 龚险峰 摘 ?要 民国初年，中国报业由政论时代转向新闻时代，催生了一批以新闻通讯著称的记者，主要有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凌霄、张季鸾等。通过历史回溯发现，民初著名记者群的生成是新闻业务发展与流变的历史产物——是报刊文体、类型、版面与技术等多种基因变异的结果。也与晚清民国的政治结构、社会转型与文化嬗变所形塑的传媒生态有着密切的横向关联——清末民初特定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衍生了中国语境下的“公共领域”。袁世凯复辟帝制、发动“癸丑报灾”造成传媒生态的灾难，公共领域昙花一现。民初著名记者群正诞生于这段复杂、动态的具体历史情境中。 关键词 新闻业务;流变;转型;公共领域;传媒生态 中图分类号 G214.2 ? ? ? ? ? ?文献标识码 A ? ? ? ? ?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048-03 1 问题的提出 历史真相总是散落在历史碎片中，若要复活历史的神韵，需要从纷繁芜杂的历史表象中驰骋智慧的灵思，从中捋出几条清晰的线索，并将其串联起来。这正是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哲学叙事。方汉奇先生说，“由于政论的萎缩和新闻通讯的兴起，民初诞生了一批以新闻通讯著称的记者。主要有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张季鸾等。”①吴廷俊先生认为，“在报刊由政论向新闻时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以采访独家、内幕新闻和写新闻通信著称的名记者，如黄远生和邵飘萍等。”②黄瑚先生认为，“由于各报加强新闻报道，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第一批以采写新闻出名的记者在新闻竞争中应运而生。”③ 民国初年的新闻记者群（吴廷俊在《中国新闻史新修》一书目录第4页首先使用“民国初年的新闻记者群及其代表人物”作为节标题）是如何生成的？其背后的历史原因与动力逻辑是什么？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追问与回答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从中国近代新闻业务的纵向演变与晚清民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横向生态来考证并解释这一现象。 2 考证与释因 2.1中国近代新闻业务的纵向变迁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来看，中国近代报刊发轫于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民初著名记者群诞生于1913年袁世凯发动“癸丑报灾”的历史情境下。本文通过梳理其间新闻业务的变迁过程阐释民初报业转型的动因。 2.1.1报纸文体的演变是驱动中国近代报业转型的动力引擎 清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在西力东渐和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两种正负效应中，中华民族这艘古老航船在生死存亡关头驶向了世界文明的历史坐标系中。在向域外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传统封闭的文明古国受到异质文明的冲击。清末腐朽的文风与陈式化的文体首先遭受冲击。 1861年，洪仁玕发布《戒浮文巧言谕》，对当时盛行的文风提出了变革的要求，“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要“实叙其事”、“切实明透”，批判了当时空话连篇的虚浮、阿谀之风。与此同时，从域外传来的传教士所创办的报刊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报刊的通俗化，《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报道新闻，犹如说书，娓娓道来。”④这样就出现了旨在求新求变的早期报刊政论式报章文体。1874年2月4日，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循环日报》以“立言”为目的，大胆改革文体，首创并建设报刊政论文体，开我国国人自办报刊重政论的传统。⑤ 19世纪70—90年代，在维新派近二十年的报刊活动中，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有王韬、郑观应、梁启超、麦孟华、唐才常、谭嗣同等。通过他们的实践，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人称为“新文体”、“报章文体”或“时务文体”。从《时务报》开始，梁启超一跃成为报刊政论的旗手，“时务文体”就是王韬报刊政论的继续和发展，其文“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文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⑥ 《清议报》时期，政论文体有了突破，“国闻短评”的写法将新闻与评论紧密结合。之后的《新民丛报》，代表性的政论《新民说》洋洋十万余言，无论从构思、语言上都比以前更成熟。1904年6创刊于上海的《时报》，在报刊政论上作了重大改革和创新，它首开“时评”专栏，密切配合当日重大新闻，应时而发，篇幅短小，尖锐泼辣。报刊政论的发展轨迹标明了一个指向——即时性、针对性。由于是针对时事、配合新闻而发的评论，因而在语言上不断追求通俗化，在写法上更加灵活。报刊政论从“时务文体”到“时评”大大解放了文体、文风，因为其易于传播，长于鼓动、说理，遂被维新派、革命派广泛采用，一时风行天。 在报纸文体演变的同时，新闻报道的方式也发生了变革，消息、通讯类报道也在民国初年完成了其现代性转变。从19世纪70年代，新闻的采访报道方式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不少报纸创刊不久就被广泛地征求新闻稿件。1913年，袁世凯发动了“癸丑报灾”，使新闻业饱受摧残。“在袁世凯政府言论高压下，报纸的社评从质到量都开始萎缩，新闻则有所增加。”①这就导致政论文体走向衰亡，而新闻通讯开始暂露头角。 2.1.2报纸类型的变迁是中国近代报业转型的历史逻辑 从报纸类型的变迁来看，近代报刊经历了从宗教报纸向商业报纸、政党报纸的演变历程。从诞生的历史次序来看：最早的是宗教报纸，1815年8月5日，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问世。其主要内容是宣传基督教教义、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及世界各国人文地理，最后刊载少量消息。伴随着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历史进程，宗教报纸的宗教内容依次递减，消息内容逐渐增加。其次是商业类报刊，19世纪中期诞生了一批中文商业报纸，如1857年的《香港船头货价纸》，1861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新报》等。再次是政论报纸，1874年创刊于香港的《循环日报》开启了中国报业的政论时代。伴随着资产阶级维新派（保皇派）的诞生与发展，政论报纸逐渐发展为中国报纸的主流。 从不同类型报纸的变迁来看，宗教类报纸作为外报入侵的产物，是中国近代报纸的发端，随之诞生的商业报纸与中国自知自足自然阶级的解体和城乡商业经济的发展相关联。内忧外患的政治生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民本主义思想都促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熟，并催生了以“立言论政”为目标的政党报刊。不同类型报纸的变迁过程与中国报业的历史环境相适应，逐渐突破“西体中用”的局限，这与中国报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吻合。 2.1.3报纸版面的变迁是中国近代报业转型的载体革命 从最早的“书册式”到民国初年的现代报纸形态的出现，报纸版面发生了巨大的革命。1815年，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问世，这份报纸在设计上采用了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书册式”。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的中文日报开始使用标题。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大部分日报的版面，由书册式改为单页式。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创办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等报纸都是采用这种单页式，没有版面的概念，不分版。19世纪70—90年代的二十多年间，流行着一种新的版面格式——简单的分栏。重要一点的新闻，则另拟标题单独报道。为了吸引读者，个别报纸还尝试采用加大字号的办法。例如《上海新报》从1870年3月24日起，所有的标题都改用头号字排印，略大于正文的四号字。此外，除社论和署名的评论文章外，在一些报纸的新闻报道中还出现过简短的编者按 语。②1904年，在上海出版的《时报》首创现代型报纸四个版，并两面印刷。《时报》对报纸版面的改革与创新，在报纸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民国初年，报纸版面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副刊有了大的发展。这使得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报纸上大行其道。其次，广泛运用新闻摄影图片。在报纸内容上，新闻成为报纸的主角，新闻体裁增多，注重对新闻标题的加工。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版面的变化为新闻报道方式的改变提供了载体。 2.1.4印刷技术的变革是中国近代报业转型的“加速器” 印刷技术的不断变革是是民国初年新闻业转型的“加速器”。最早的一批中文近代化报刊是用木板雕印的。1834年美国传教士利用在中国找到的一套汉文木刻活字，逐渐为当时的中国报刊所采用。70年代开始出现新闻电讯。1874年1月30日，《申报》刊载的报道英内阁改组消息的“伦敦电”，是中文报纸上刊载的第一条新闻电讯。由于电讯来得快，一些重要消息急于刊布，于是产生了“号外”，最先发行“号外”的是两家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晋源报》。③ 到了民国初年，消息和电讯已经成为各大报纸普遍使用的新闻文体。由于电讯驱动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有实力的商业报纸开始重金聘请有才能的记者常驻北京，发回“北京专电”或“北京通讯”，这就极大推动了新闻通讯的发展。 2.2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对新闻业的形塑 2.2.1无序、动荡的政治生态是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历史 基因 中国媒介生长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媒介依赖于政治。媒介由政治的需要产生，随着政治的风云变幻而起伏消长。有学者说，“与西方媒介的发展主要由经济推动不同，中国媒介生长动力机制主要是政治需要。”④ 从维新变法、咸与共和到袁世凯复辟帝制，晚清民国时期的政治生态一直处于混乱无序、跌宕起伏、分崩离析的状态。这种政治生态对近代报业的形塑与影响就是：政党报刊的勃兴与式微。进入近代，在“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正负两种效应下，创办近代报纸以实现国家的变革图强成为一种社会认同。再加上士大夫阶层崇尚清谈、人文论政的历史传统，政党报刊逐渐发展并壮大。维新运动前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推动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办报高潮，以《时务报》为代表，各类报刊纷纷创办。据统计，从1896年8月到1898年9月两年多时间内，全国创办办刊达70余种，而从1873—1895年二十余年内国人自办报刊不过30种。⑤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咸与共和”成为社会主潮，中国新闻事业出现过一度的繁荣。清政府对言论出版的禁律废弛于无形，“政党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创办起来。据统计，在武昌起义后半年的时间内，全国报纸由100家增至500家，总销量达到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⑥这被称为中国报业史上的短“黄金时代”。1913年，袁世凯发动了“癸丑报灾”，新闻界遭受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官僚们的严重压制与摧残，迅速地从繁荣走向了凋敝与衰落。由于言论再次受到钳制，报纸失去了话语空间，报刊迅速改变了以前“重论说、轻新闻”的传统，而成为“新闻、论说并重”，并推动报刊由政论时代转向新闻时代。 2.2.2转型、裂变与分化的社会生态是民国报业转型的社会契机 晚清民国时期，社会生态的表征是转型、裂变与分化。清末，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新社会形态。从世界历史坐标来看，中国正由世界历史与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沦落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和“东方”，甚至是远东。⑦ 从中国历史坐标来看，中国正进入急剧动荡的社会转型期，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经济基础的破坏性延伸到整个上层建筑，并产生了辐射效应。在“国家—阶级”层面，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被迅速分化为两股主要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的革命改良双重奏。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推翻了帝制，资产阶级维新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进入更为混乱的军阀割据时期，中国社会阶级日益分化。在政治经济制度层面，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和小农经济制度均被打破，造成了社会制度的衰落与解体。基于此，社会由传统自上而下、中心化的模式向自下而上、去中心化的模式转型。 晚清民国的社会生态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与形塑，就是中国报刊的结构、种类、数量、内容、形式、读者对象、言论空间都随着社会生态的变迁而变化。 从报刊结构来看，1895年以前，外报和官报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维新运动以后，民营报刊增长迅猛，逐渐占据主流。据统计，1905—1912年，全国发行报刊近六百种，其中大部分为民营报刊，清政府控制的不到10%。①1912—1915年，全国共有500多种报刊出版。报刊由沿海向内地延伸，报刊种类、内容日益多元化，政论、时评、消息都受到重视，报刊的读者对象逐渐下移，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相互论战，言论空间更加开放。②1913年，袁世凯发动“癸丑报灾”后，报纸从质到量都开始萎缩。新闻则有所增加，一些大型日报每天刊登的新闻有二三十条，多的有五十条左右，报道面开始扩大，分为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国际新闻等不同门类。③ 2.2.3多元、交锋与交融的文化生态催生了中国语境下的“公共领域” 晚清民国时期，文化生态的历史表征是多元、交锋与交融。政治生态的动荡 不安、社会的急剧转型重新呼唤文化走向新生。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一些脱胎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救亡图存的良药，他们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崇尚清谈、民本主义思想两种不同文明传统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维新与共和两种社会思潮。这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主流。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社会力量代表的不同思想流派相互交锋、碰撞与融合。 这种多元文化生态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它催生了中国式的“公共领域”（不同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西方范式）。从“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下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一、由于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所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格局已逐渐被打破，客观上造成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弱势和地方社会力量的壮大，“国家—社会”关系有分离趋势。二、由于民族矛盾优先于阶级矛盾，传媒与国家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存在一致性，这就使得统治者对报刊舆论采取一定限度的容忍，传媒与国家既对立又合作，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④比如清政府为了寻找出路，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保皇派）的报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三、中华民国时期。清政府的诸多新闻法规（包括《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于无形中就被废止，民主的空气和言论空间扩大了。四、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这也为政党报刊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总体而言，中国新闻业在晚清民国的历史情境下是处于不断变动状态，即使出现“公共领域”，也只是一种短暂、脆弱、局部、动态的“公共领域”，终因缺乏体制性保障而失去生命力。 其次，在文人论政的传统下，晚清以降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注意到报业“代民立言”、作为舆论公器的作用，如王韬的“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康有为的“设报达聪”、梁启超的“向导国民、监督政府”等办报思想。“政治家办报”和“文人论政”传统的不断发展开创了中国新闻史上的政论时代。民国初年，中国新闻史之所以由政论时代转向新闻时代，正是“重言论、轻新闻”在突发历史事件（“癸丑报灾”）的推动下，转向“言论、新闻并重”的结果。 3结论 民国初年新闻记者群的诞生是多种历史原因促成的，其诞生既是新闻业务在中国近代史进化发展的产物，包括新闻文体、类型、版面与技术等基因的变异，又受晚清民国特殊政治结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的影响与制约。而袁世凯复辟帝制，发动“癸丑报灾”导致新闻生态灾难则是其诞生的直接原因。 参考文献 [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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