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互联网时代环保科技传播的角力 |
| 范文 | 孙蕾 摘 ?要 互联网络、移动手机通信等新兴媒介的发展带来了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的重新定位，以及官方和民间舆论互动的动态变化。本次研究以厦门市垃圾焚烧发电的环保科技项目为例，一方面，对当地主流媒体科技新闻报道进行话语分析，以界定官方舆论场的叙述结构，另一方面对网络论坛的公众讨论进行内容编码，以归类民间舆论场的诉求主题。二者对比以说明官方与民间舆论场正在发生怎样的信息交会、意见交锋和舆论角力，这将为今后科技传播策略调整提供依据。 关键词 舆论;主流报纸;网络论坛;科技传播;垃圾焚烧发电 中图分类号G2 ? ? ? ? ? ? ?文献标识码 A ? ? ? ? ? ? ?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077-03 0引言 新兴媒介，主要是互联网络、移动手机通信的发展，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全媒体时代，即媒体个人化、分众化、和多元化。这一趋势也带来了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分工定位的重新调整，以及官方和民间舆论互动和博弈的动态变化。在这一背景之下，涉及多方利益的环保科技项目如何完成从官方到民间的信息发布，如何实现从专家到公众的知识传递都面临新的挑战，急需转变传播观念。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主体多元、诉求多样、渠道复杂、表达无序的这些特征正在重塑共同意见形成的时空环境。无数个人要求和意见在外在环境即“场”的作用下，经过多方交错、协调、扬弃、组合才形成一致共识，舆论便是这种场的产物[1]。本文特别关心在互联网时代，以环保科技项目为典型的科技传播实践所体现出来的官方与民间舆论场正在发生怎样的信息交会、意见交锋和舆论角力，这将对于今后的科技传播策略创新提供依据。 1 研究设计 本次研究以厦门市垃圾焚烧发电的循环经济项目为案例。该项目位于厦门市湖里区禾山镇后坑村湖边工业区，正式名称为“厦门市环卫综合处理厂”。项目于2003年动工建设，2008年运行，以焚烧方法处理厦门岛内生活垃圾，并利用焚烧垃圾产生的热能进行发电，设计日处理垃圾400吨，日发电量约14.4万度[2]。厦门市主流媒体于2003年及2007年前后对该项目的动工的及试运行进行了报道，均以正面立场将该项目定位为岛内垃圾实现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的处理系统。然而，于此同时，来自网络论坛的公众讨论对该项目的环境危害充满了质疑、担忧，甚至恐惧。可以说，通过网络论坛讨论所传达的公众话语更将垃圾焚烧厂视为一个充满环境风险的存在。在本次研究中，一方面，对主流媒体科技新闻报道进行话语分析，从而界定官方舆论场的叙述结构，另一方面对网络论坛的公众讨论进行内容编码，以归类民间舆论场的诉求主题。二者的对比分析将揭示官方与民间在阐释垃圾焚烧发电这一环保新科技项目时采用的传播立场的差异，知识建构的区别，以及意见对立的形成。 具体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路径如下。 1.1 ?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叙述分析框架 本文使用Foss提出批判叙述（narrative critism）分析框架[3]来呈现主流媒体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所做的叙述结构。Foss认为叙述通常是以特定的次序通过对人物角色、行动、和情境的描述来呈现我们关于世界的观念。当我们将主流媒体的这些新闻报道视作叙述，就可以通过Foss提出的八个要素解读出主流媒体就垃圾焚烧发电这一环保科技议题如何构建事实知识、呈现利益关系、以及如何评判该项科技带来的环境健康风险。具体来讲，Foss将叙述结构分为：背景、角色、叙说者、事件、时间关系、因果关系、受众、和主题。我们将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主流媒体的科技新闻报道作文本的叙述分析。 1.2 公众网络讨论的内容编码框架 对于有争议的议题、敏感议题、信息不明确的议题，网络都是公众讨论的重要平台。其中，论坛发贴、回帖是网民扩散消息、参与表达意见的重要渠道。此次研究中，我们将网络论坛的电子口语讨论作为研究文本，借以分析公众在网络论坛的群体讨论中所表达的对于垃圾焚烧环保科技的看法，特别是论坛讨论中表现出来的对该项目环境健康风险的担忧。风险意识是指人们对于存在潜在危险的特定事件的危害性的主观评估。我们对公众的网络讨论的分析以Slovic提出的评估风险的心理测量范式[4]为框架，借以分析在网络论坛上，公众如何、以及就哪些方面认可、怀疑、或者排斥垃圾焚烧发电这一环保科技项目。从中我们可以试探了解到借助互联网表达的民间舆论与主流媒体表达的官方舆论究竟在立场、兴趣、和关注重点上有哪些分歧。Slovic的测量范式从未知和畏惧两个维度归纳了14个因素。未知维度归纳了风险判断中的5种因素即：危害是否可直接观察，危害是否在科学上未解，危害是否延迟发生，危害是否不为涉及人群所了解，危害是否来自新出现的风险。畏惧维度归纳了风险判断中的另外9种因素：危害是否可以控制，危害是否致命，危害是否难以降低，危害是否对下一代更不利，危害是否涉及全球范围，危害的发生是否涉及不平等，危害是否是灾难性的而非个人化的，风险是否会累积增长，以及风险是否为非自愿承受。分析结果将在后节陈述。 2 官方媒体新闻报道的话语分析 本次研究对厦门日报和厦门晚报就厦门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所作的共十篇科技新闻报道做了叙述结构分析。 2.1 背景 这些科技报道中，有4篇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基本建设信息作为了背景资料，如：项目位置、资金投入、发电能力、运作原理、政策依据、项目进展等。这一类的背景信息在内容和表述方式上过于技术化和政策化，没有能够向受众说明项目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另有6篇将厦门城市垃圾处理的压力和问题作为背景，分别是提供厦门日产垃圾总量的数据，旧的填埋场即将填满并关闭，填埋方式的诸多弊端，以及发电收益。这一类的背景信息试图通过强调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可以解决的问题和能够带来的收益来说服受众理解项目立项依据。 2.2 角色 在这些科技报道叙述中的角色绝大多数并非人的角色，而是对一些技术事实做解释，如发电厂、工程、渣滓、渗透液等。为数很少的地方涉及了人的角色，而这些角色都是厦门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或厦门市各垃圾处理基地或处理中心技术人员。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原本应该与人的日常生活相关性最强，然而主流媒体在它进行科技新闻报道时忽视了人的中心地位，而是将叙述角色给予了专业技术事项。在主流媒体的叙述中官员和技术专家是仅有的人的角色，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附近的居民在主流媒体的叙述角色中缺席。 2.3 叙说者 在这些科技新闻报道中，被允许做出叙说的角色也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和项目技术人员。并且，叙说者的身份信息大多做了模糊处理，如：有关负责人，有专家介绍等。在主流媒体的科技报道中，公众没有发声。 2.4 事件 这些科技新闻报道的主要事件都是厦门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垃圾分类处理厂建设运行情况。围绕该主要事件的次要事件分别有：领导视察或指示、垃圾焚烧设备性能、垃圾焚烧过程中的二恶英处理、垃圾处理能力、以及发电能力。可见，在主流媒体的叙述强调的是政策导向性和技术的先进性。事实上，该项目烟气、噪声等污染，周边居民的实际感受理应是最重要的检验标准。由于居民角色在新闻叙述中的缺席，使得官方解释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环保优势具有了明显的偏向性。 2.5时间关系 在时间关系的处理上，这些科技新闻报道中有2篇是介绍已经建成的项目，有3篇是专门介绍在建项目，还有5篇是介绍目前已经建成的项目，同时介绍后期项目进展或规划。由此可见，主流媒体对垃圾焚烧发电科技的叙述更多地是针对在建成的或者在建的项目。结合上节分析，这些报道的事件叙述明显强调垃圾焚烧技术的环保优势，因此对未来项目规划的报道难免具有引导民众接受的倾向性。 2.6 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处理最能体现新闻报道的叙述中如何评判垃圾焚烧发电科技所带来的收益与风险。在这些报道中，有5篇报道将当前厦门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压力作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的起因，有1篇报道将福建省政府的政策支持作为项目建设的起因，有4篇报道将垃圾量的少、电力能源作为项目建设的结果。其中仅有1篇报道提及废气、飞灰、废渣，而作为垃圾焚烧发电的后果，该报道在叙述中通过完全肯定焚烧处理技术的先进与可靠，否定了这些可能有害物质负面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5篇报道在处理因果关系时将每天产生的垃圾量与发电量做了关联，比如：“每400吨垃圾，可向厦门电网供电9.8万度”。这样的效益换算完全忽略了垃圾处理的其它手段，如减量和再使用，而片面强调了资源化。对固废处理的3R原则（Reduce，Reuse，Recylce）的选择性偏向体现出主流媒体对垃圾资源化的一种可能误读，即，在焚烧发电技术支持下，垃圾产生的越多，电力能源也会越多。另外，也有4篇报道对环保收益的叙述十分含混，如：“对减轻我市的环境污染大有帮助”， 这样的草率处理为引发公众质疑埋下伏笔。 2.7 受众 厦门日报是中共厦门市委机关报，主要订阅对象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然而在2012的自费订阅率就达到了80%[5]。厦门晚报的自身定位就是“厦门第一市民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份报纸的受众以厦门市民为主。 2.8 主题 这些报道的叙述主题十分一致，主要是厦门的生活垃圾得到以焚烧发电技术为主的综合处理，转化为电力资源，而且焚烧发电的技术先进，符合标准，没有危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主流媒体对垃圾焚烧发电这一环保科技项目的叙述结构。这种官方叙述的适当性应该结合公众对该项目的利弊与风险的评判来作衡量。 3 网络论坛公众讨论的内容分析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对于公众而言，最关切的就是它是否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以及如何避免对环境和健康的风险。我们在上节介绍了Slovic的测量范式从未知和畏惧两个维度归纳了14个风险评判因素。Slovic 总结认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风险的未知性越高，人们越容易高估风险的危害性。也就是说，当一个风险事件中的危害越不可直接观察，在科学上越难以得到确切解答，危害越延迟发生，越不为所涉及的人群了解，人们越容易倾向于高度担忧该风险事件的危害。并且，相较于已经出现过的旧风险，人们更担心来自不为人知的新风险的危害。普通民众更倾向于高估风险的危害性，当风险事件多包含畏惧维度的负面因素。比如说，当一个风险事件中危害的发生涉及不平等时，如，贫困人群更容易受到伤害，人们的判断会更激进。或者当危害更涉及全球范围，涉及广泛人群，无处可逃，无人可免，这样的风险事件也更令人畏惧。 我们将网络搜索关键词设定为“厦门后坑垃圾焚烧”及“厦门垃圾焚烧发电”，一共得到网络论坛帖子二十余贴，本文选择回帖率最高的3篇帖子作为目的性样本进行内容分析。本文以演绎逻辑对样本帖子的共524条回复中的语言、表情符号进行编码，并对编码结果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仅就后坑垃圾焚烧项目的环境风险而言，公众在网络论坛的电子口语讨论中表达出风险意识具有以下特征。 表1 公众网络讨论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环境风险判断统计 第一：公众表达的最大担忧是它对健康的威胁（共谈及1120次，见表1）。其中，特别关心它的致癌性（207次），排放物二恶英（195次），异味（109次），水污染（59次），其他排放物（27次），土壤污染（9次）。也关注生殖系统的损害（16次），导致智障（11次），免疫系统的损害（8次），内分泌系统的损害（6次），导致秃顶（7次），甚至有人担心会产生变异人（10次）。另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回复仅询问具体的危害是什么（50次），或者从一般意义上认定垃圾焚烧发电存在健康威胁（49次）。特别重要的是，在讨论中公众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求证意识。转载分享了来自政府和专家的大量信息来帮助作出具体健康威胁的判断（共计357次）。其中，引用专家意见71次，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68次，政府监测报告8次。在讨论中公众也十分热衷于追究该项目建设的技术细节，比如谈及焚烧发电厂内部工作过程与技术94次，项目设计报告86次，运转日程安排22次，以及项目建设周期的信息8次。 可以说，对于健康危害的关切不仅反映在高频次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是，公众表现出了对于环境健康知识的渴求，以及主动寻求、交流、分享知识的积极行为。不可否认，在公众自发地寻求知识的过程中存在着信息源不明，以讹传讹的情况。 第二：情绪表达仅次于对于健康威胁的担忧。统计发现，论坛回帖中通过文字与表情符号传达了自己的感觉与心情共计474次。其中，较多人数单纯表示对帖子的关注和支持，共237次。其次，比较激烈的负面情绪表达共有157次，分别是：可怕（40次），愤怒（40次），吃惊（27次），恐怖（26次），悲哀（24次）。也有部分人持被动和旁观的心态，表示无语无奈的37次，围观28次。最后，少数回复也表示对它的危害并不感觉有压力（15次）。可以看出，激烈的负面情绪表达并不占主流，约33%，更为主要的是单纯表示对事件的关注和支持，约50%，被动旁观心态也占有相当数量，约14%。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过分担心网络引发恐慌或者过激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负面情绪主要来自于事先不知情或者并非自愿选择承担风险的情况。 第三：在论坛讨论中公众特别关注后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对于自身的相关性（共371次）。也就是说，论坛讨论的大量信息都是在共同交流、分析、以及判别后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存在究竟对自己有没有伤害，伤害有多大。在讨论中，公众对于自身相关性的判断依据的是对于项目具体位置和影响范围的探讨（249次），附近有哪些房产楼盘（76次），以及风向（46次）。就论坛讨论来看，公众没有能够从官方信息中得到充足的信息，包括项目的具体地址、影响范围等。于是在论坛上，公众交流了分别来自政府、专家、居民亲历等的大量信息，以确证焚烧发电厂的具体位置，实际影响范围，涉及哪些居民区等。然而，仍然难以达成一致，仅以影响范围为例，就有1.3公里至25公里不等的多种说法。 第四：垃圾焚烧的环境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球面临的难题，这一点在论坛中也被充分讨论（共184次）。其中，绝大多数的信息是交流引荐国外的先进做法（173次）。可以看出，公众再次表现出了强烈的参与愿望并已经作出行动，即，积极交流引荐其他国家应对垃圾焚烧负面环境影响的先进做法，甚至探讨发达国家目前的垃圾终端处理的科学做法。可以说，仅就厦门后坑的案例来看，我国公众表现出的环境风险意识已经超出了Slovic范式的原意。由于环境事件在全球范围发生而更容易引发对于危险的恐惧，这一解释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公众的环境风险判断。从后坑案例来看，危险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前车之鉴，帮助我们应对风险。可以说，我国公众的环境风险意识更积极，已经从判断风险延伸到应对风险的行为上去。 第五：公众对于垃圾焚烧发电涉及的环境风险的其他诸项主要特征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关注。即，危害后果延迟发生，无幸免，致命，对下一代高危，在科学上未解，风险不可观察，不可控，不易降低，并逐渐累积，风险新兴出现，不为人所了解，并且承担风险的人群并非自愿选择。如表1所示，对于这些风险特征的关注程度比较接近，被讨论的频次都在40-80次之间。 从论坛讨论提供的信息来看，大多数的人对于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存在并不知情，特别是那些已经居住或者工作地点在附近的人群来说，通过网络途径突然得知自己正身处“危险”是引发愤怒等极端负面情绪的主要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论坛讨论的网友有不少人自报是从事环境工程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对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风险的逐项特征都有十分详尽的了解，在论坛上与非专业人士之间自发形成了环境知识、健康知识的传播，帮助非专业人群了解了后坑项目涉及的风险。 第六：相较之下，由于风险的发生涉及社会不平等而引发的担忧并不明显，在论坛讨论中仅仅提及7次，主要涉及贫富差距，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这主要是因为政府面向低收入者的保障性安居住房就建在距离焚烧发电厂的1公里左右的 位置。 第七：本文最为突出的发现可以说超出了Slovic范式的解释范围，即讨论频次最高的是后坑环境风险的可控性（共1303次）。也就是说，在后坑案例上，公众在对环境危害的不可控性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对于进一步如何尽可能地控制风险表现出了极大关切。 在具体风险控制措施的讨论中，公众表现出了良好的理性思维、宏观思维、以及专业素养。讨论集中在垃圾分类基础上的资源化处理（372次），宏观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143次），比较各种垃圾终端处理方法的利弊（33次），倡导居民生活方式调整以使垃圾减量（30次），及要求监督环境监测报告（13次）。十分突出的是，公众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愿望并积极探讨参与途径。在讨论中呼吁公众参与的重要性77次，呼吁媒体监督的作用86次，就选址发表看法83次，就政府规划发表意见建议41次，提议亲自厂区考察35次，认为通过房产滞销会使地产商向政府施压的有24次，提议联合开发商提交议案的19次。另外，也有涉及更具有抗争意味的参与途径，提及其它城市垃圾焚烧项目中的公众反抗行为54次，要求关停48次，提议不买附近楼盘 37次，拒绝扩建30次，要求迁址 17次。此外，也有更为消极的风险控制措施，如，搬家（19次），或移民（2次）。最后，对专家不信任的信息有 6次，表示对政府不信任115次，而这种不信任是来自于后坑项目在决策、建设、运转过程中的信息不够透明公开。仅有极少数提议由正常途径向政府反映（6次），另有一些回复明确表明向政府投诉不会有结果（13次）。 4 讨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借由网络论坛公众已经自发地开展了环境科技与环境健康的信息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公众整合了来自官方或非官方，来自明确或者不明确信息源的信息，用来确证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具体危害。也正是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公众在电子口语的交流中共同完成了各项风险判断因素的了解和判断。本次后坑案例的研究发现也超出Slovic范式原本界定，我国公众在判断风险的同时已经开始积极寻找控制风险的措施，这种主动性还特别体现在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参与、监督政府环境管理的渴望中。然而从本次研究对厦门本地的主流媒体报道分析来看，官方的叙述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公众最关切的问题，甚至忽略了公众的主体角色。从叙述背景上就已经选择了从宏观政策规划和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来辩护垃圾焚烧发电的立项依据，没有能够指明该技术项目的建设与公众日常生活的关联。这就使得公众难以明确自身在项目建设中的具体获益，甚至难以接受项目的存在。虽然此次调查的主流媒体的受众都以普通市民为主，然而在角色和诉说者的处理上完全没有给予关照，因此就使得官方舆论的立场出现明显偏向。主流媒体的报道在事件的选择和叙述上对公众最为担忧的可能危害采用了模糊化和“一面理”的粗糙处理。面对当前的网络舆论中的诉求重点，这样的处理无异于设置了双方的沟通障碍。在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处理上，主流媒体的报道还有更大的余地在承认和接纳公众积极的求知愿望的前提下，度量如何充分满足公众对于环境健康的知识需求，正确引导公众的环境健康认知，避免谣言和恐慌的发生，而这些也是未来环境科技传播亟待回答的问题。主流媒体只有做到知情有度才能有效沟通。互联网时代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角力也正呼吁主流媒体实现如童兵先生所指出的这样三个转变，即从信息发布权向信息解释权的转变，从意见表达者向意见平衡者的转变，从社会守望者向对话组织者的转变。 致谢：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2011级参加媒介定性研究方法的同学对官方报道的初步分析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1]童兵，关于当前新闻传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1）：7-15. [2]厦门网.《厦门日报》自费订阅率超8成 成外地了解厦门主渠道，[N/OL].2012-04-19.[2014-10-26]http：//news.xmnn.cn/xmxw/201204/t20120419_2266454.htm [3]Sonja K. Foss. Rhetorical criticism：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M]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2004. [4]Slovic， P.，Perception of Risk， [J] Science， 1987 （236）， 280-285. [5]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厦门市环卫综合处理厂一期工程[N/OL] .2004-08-03. [2012-12-8] http：//www.xmdpc.gov.cn/detail/40599.mspx. 可以说，对于健康危害的关切不仅反映在高频次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是，公众表现出了对于环境健康知识的渴求，以及主动寻求、交流、分享知识的积极行为。不可否认，在公众自发地寻求知识的过程中存在着信息源不明，以讹传讹的情况。 第二：情绪表达仅次于对于健康威胁的担忧。统计发现，论坛回帖中通过文字与表情符号传达了自己的感觉与心情共计474次。其中，较多人数单纯表示对帖子的关注和支持，共237次。其次，比较激烈的负面情绪表达共有157次，分别是：可怕（40次），愤怒（40次），吃惊（27次），恐怖（26次），悲哀（24次）。也有部分人持被动和旁观的心态，表示无语无奈的37次，围观28次。最后，少数回复也表示对它的危害并不感觉有压力（15次）。可以看出，激烈的负面情绪表达并不占主流，约33%，更为主要的是单纯表示对事件的关注和支持，约50%，被动旁观心态也占有相当数量，约14%。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过分担心网络引发恐慌或者过激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负面情绪主要来自于事先不知情或者并非自愿选择承担风险的情况。 第三：在论坛讨论中公众特别关注后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对于自身的相关性（共371次）。也就是说，论坛讨论的大量信息都是在共同交流、分析、以及判别后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存在究竟对自己有没有伤害，伤害有多大。在讨论中，公众对于自身相关性的判断依据的是对于项目具体位置和影响范围的探讨（249次），附近有哪些房产楼盘（76次），以及风向（46次）。就论坛讨论来看，公众没有能够从官方信息中得到充足的信息，包括项目的具体地址、影响范围等。于是在论坛上，公众交流了分别来自政府、专家、居民亲历等的大量信息，以确证焚烧发电厂的具体位置，实际影响范围，涉及哪些居民区等。然而，仍然难以达成一致，仅以影响范围为例，就有1.3公里至25公里不等的多种说法。 第四：垃圾焚烧的环境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球面临的难题，这一点在论坛中也被充分讨论（共184次）。其中，绝大多数的信息是交流引荐国外的先进做法（173次）。可以看出，公众再次表现出了强烈的参与愿望并已经作出行动，即，积极交流引荐其他国家应对垃圾焚烧负面环境影响的先进做法，甚至探讨发达国家目前的垃圾终端处理的科学做法。可以说，仅就厦门后坑的案例来看，我国公众表现出的环境风险意识已经超出了Slovic范式的原意。由于环境事件在全球范围发生而更容易引发对于危险的恐惧，这一解释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公众的环境风险判断。从后坑案例来看，危险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前车之鉴，帮助我们应对风险。可以说，我国公众的环境风险意识更积极，已经从判断风险延伸到应对风险的行为上去。 第五：公众对于垃圾焚烧发电涉及的环境风险的其他诸项主要特征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关注。即，危害后果延迟发生，无幸免，致命，对下一代高危，在科学上未解，风险不可观察，不可控，不易降低，并逐渐累积，风险新兴出现，不为人所了解，并且承担风险的人群并非自愿选择。如表1所示，对于这些风险特征的关注程度比较接近，被讨论的频次都在40-80次之间。 从论坛讨论提供的信息来看，大多数的人对于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存在并不知情，特别是那些已经居住或者工作地点在附近的人群来说，通过网络途径突然得知自己正身处“危险”是引发愤怒等极端负面情绪的主要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论坛讨论的网友有不少人自报是从事环境工程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对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风险的逐项特征都有十分详尽的了解，在论坛上与非专业人士之间自发形成了环境知识、健康知识的传播，帮助非专业人群了解了后坑项目涉及的风险。 第六：相较之下，由于风险的发生涉及社会不平等而引发的担忧并不明显，在论坛讨论中仅仅提及7次，主要涉及贫富差距，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这主要是因为政府面向低收入者的保障性安居住房就建在距离焚烧发电厂的1公里左右的 位置。 第七：本文最为突出的发现可以说超出了Slovic范式的解释范围，即讨论频次最高的是后坑环境风险的可控性（共1303次）。也就是说，在后坑案例上，公众在对环境危害的不可控性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对于进一步如何尽可能地控制风险表现出了极大关切。 在具体风险控制措施的讨论中，公众表现出了良好的理性思维、宏观思维、以及专业素养。讨论集中在垃圾分类基础上的资源化处理（372次），宏观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143次），比较各种垃圾终端处理方法的利弊（33次），倡导居民生活方式调整以使垃圾减量（30次），及要求监督环境监测报告（13次）。十分突出的是，公众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愿望并积极探讨参与途径。在讨论中呼吁公众参与的重要性77次，呼吁媒体监督的作用86次，就选址发表看法83次，就政府规划发表意见建议41次，提议亲自厂区考察35次，认为通过房产滞销会使地产商向政府施压的有24次，提议联合开发商提交议案的19次。另外，也有涉及更具有抗争意味的参与途径，提及其它城市垃圾焚烧项目中的公众反抗行为54次，要求关停48次，提议不买附近楼盘 37次，拒绝扩建30次，要求迁址 17次。此外，也有更为消极的风险控制措施，如，搬家（19次），或移民（2次）。最后，对专家不信任的信息有 6次，表示对政府不信任115次，而这种不信任是来自于后坑项目在决策、建设、运转过程中的信息不够透明公开。仅有极少数提议由正常途径向政府反映（6次），另有一些回复明确表明向政府投诉不会有结果（13次）。 4 讨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借由网络论坛公众已经自发地开展了环境科技与环境健康的信息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公众整合了来自官方或非官方，来自明确或者不明确信息源的信息，用来确证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具体危害。也正是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公众在电子口语的交流中共同完成了各项风险判断因素的了解和判断。本次后坑案例的研究发现也超出Slovic范式原本界定，我国公众在判断风险的同时已经开始积极寻找控制风险的措施，这种主动性还特别体现在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参与、监督政府环境管理的渴望中。然而从本次研究对厦门本地的主流媒体报道分析来看，官方的叙述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公众最关切的问题，甚至忽略了公众的主体角色。从叙述背景上就已经选择了从宏观政策规划和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来辩护垃圾焚烧发电的立项依据，没有能够指明该技术项目的建设与公众日常生活的关联。这就使得公众难以明确自身在项目建设中的具体获益，甚至难以接受项目的存在。虽然此次调查的主流媒体的受众都以普通市民为主，然而在角色和诉说者的处理上完全没有给予关照，因此就使得官方舆论的立场出现明显偏向。主流媒体的报道在事件的选择和叙述上对公众最为担忧的可能危害采用了模糊化和“一面理”的粗糙处理。面对当前的网络舆论中的诉求重点，这样的处理无异于设置了双方的沟通障碍。在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处理上，主流媒体的报道还有更大的余地在承认和接纳公众积极的求知愿望的前提下，度量如何充分满足公众对于环境健康的知识需求，正确引导公众的环境健康认知，避免谣言和恐慌的发生，而这些也是未来环境科技传播亟待回答的问题。主流媒体只有做到知情有度才能有效沟通。互联网时代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角力也正呼吁主流媒体实现如童兵先生所指出的这样三个转变，即从信息发布权向信息解释权的转变，从意见表达者向意见平衡者的转变，从社会守望者向对话组织者的转变。 致谢：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2011级参加媒介定性研究方法的同学对官方报道的初步分析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1]童兵，关于当前新闻传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1）：7-15. [2]厦门网.《厦门日报》自费订阅率超8成 成外地了解厦门主渠道，[N/OL].2012-04-19.[2014-10-26]http：//news.xmnn.cn/xmxw/201204/t20120419_2266454.htm [3]Sonja K. Foss. Rhetorical criticism：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M]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2004. [4]Slovic， P.，Perception of Risk， [J] Science， 1987 （236）， 280-285. [5]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厦门市环卫综合处理厂一期工程[N/OL] .2004-08-03. [2012-12-8] http：//www.xmdpc.gov.cn/detail/40599.mspx. 可以说，对于健康危害的关切不仅反映在高频次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是，公众表现出了对于环境健康知识的渴求，以及主动寻求、交流、分享知识的积极行为。不可否认，在公众自发地寻求知识的过程中存在着信息源不明，以讹传讹的情况。 第二：情绪表达仅次于对于健康威胁的担忧。统计发现，论坛回帖中通过文字与表情符号传达了自己的感觉与心情共计474次。其中，较多人数单纯表示对帖子的关注和支持，共237次。其次，比较激烈的负面情绪表达共有157次，分别是：可怕（40次），愤怒（40次），吃惊（27次），恐怖（26次），悲哀（24次）。也有部分人持被动和旁观的心态，表示无语无奈的37次，围观28次。最后，少数回复也表示对它的危害并不感觉有压力（15次）。可以看出，激烈的负面情绪表达并不占主流，约33%，更为主要的是单纯表示对事件的关注和支持，约50%，被动旁观心态也占有相当数量，约14%。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过分担心网络引发恐慌或者过激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负面情绪主要来自于事先不知情或者并非自愿选择承担风险的情况。 第三：在论坛讨论中公众特别关注后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对于自身的相关性（共371次）。也就是说，论坛讨论的大量信息都是在共同交流、分析、以及判别后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存在究竟对自己有没有伤害，伤害有多大。在讨论中，公众对于自身相关性的判断依据的是对于项目具体位置和影响范围的探讨（249次），附近有哪些房产楼盘（76次），以及风向（46次）。就论坛讨论来看，公众没有能够从官方信息中得到充足的信息，包括项目的具体地址、影响范围等。于是在论坛上，公众交流了分别来自政府、专家、居民亲历等的大量信息，以确证焚烧发电厂的具体位置，实际影响范围，涉及哪些居民区等。然而，仍然难以达成一致，仅以影响范围为例，就有1.3公里至25公里不等的多种说法。 第四：垃圾焚烧的环境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球面临的难题，这一点在论坛中也被充分讨论（共184次）。其中，绝大多数的信息是交流引荐国外的先进做法（173次）。可以看出，公众再次表现出了强烈的参与愿望并已经作出行动，即，积极交流引荐其他国家应对垃圾焚烧负面环境影响的先进做法，甚至探讨发达国家目前的垃圾终端处理的科学做法。可以说，仅就厦门后坑的案例来看，我国公众表现出的环境风险意识已经超出了Slovic范式的原意。由于环境事件在全球范围发生而更容易引发对于危险的恐惧，这一解释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公众的环境风险判断。从后坑案例来看，危险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前车之鉴，帮助我们应对风险。可以说，我国公众的环境风险意识更积极，已经从判断风险延伸到应对风险的行为上去。 第五：公众对于垃圾焚烧发电涉及的环境风险的其他诸项主要特征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关注。即，危害后果延迟发生，无幸免，致命，对下一代高危，在科学上未解，风险不可观察，不可控，不易降低，并逐渐累积，风险新兴出现，不为人所了解，并且承担风险的人群并非自愿选择。如表1所示，对于这些风险特征的关注程度比较接近，被讨论的频次都在40-80次之间。 从论坛讨论提供的信息来看，大多数的人对于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存在并不知情，特别是那些已经居住或者工作地点在附近的人群来说，通过网络途径突然得知自己正身处“危险”是引发愤怒等极端负面情绪的主要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论坛讨论的网友有不少人自报是从事环境工程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对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风险的逐项特征都有十分详尽的了解，在论坛上与非专业人士之间自发形成了环境知识、健康知识的传播，帮助非专业人群了解了后坑项目涉及的风险。 第六：相较之下，由于风险的发生涉及社会不平等而引发的担忧并不明显，在论坛讨论中仅仅提及7次，主要涉及贫富差距，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这主要是因为政府面向低收入者的保障性安居住房就建在距离焚烧发电厂的1公里左右的 位置。 第七：本文最为突出的发现可以说超出了Slovic范式的解释范围，即讨论频次最高的是后坑环境风险的可控性（共1303次）。也就是说，在后坑案例上，公众在对环境危害的不可控性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对于进一步如何尽可能地控制风险表现出了极大关切。 在具体风险控制措施的讨论中，公众表现出了良好的理性思维、宏观思维、以及专业素养。讨论集中在垃圾分类基础上的资源化处理（372次），宏观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143次），比较各种垃圾终端处理方法的利弊（33次），倡导居民生活方式调整以使垃圾减量（30次），及要求监督环境监测报告（13次）。十分突出的是，公众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愿望并积极探讨参与途径。在讨论中呼吁公众参与的重要性77次，呼吁媒体监督的作用86次，就选址发表看法83次，就政府规划发表意见建议41次，提议亲自厂区考察35次，认为通过房产滞销会使地产商向政府施压的有24次，提议联合开发商提交议案的19次。另外，也有涉及更具有抗争意味的参与途径，提及其它城市垃圾焚烧项目中的公众反抗行为54次，要求关停48次，提议不买附近楼盘 37次，拒绝扩建30次，要求迁址 17次。此外，也有更为消极的风险控制措施，如，搬家（19次），或移民（2次）。最后，对专家不信任的信息有 6次，表示对政府不信任115次，而这种不信任是来自于后坑项目在决策、建设、运转过程中的信息不够透明公开。仅有极少数提议由正常途径向政府反映（6次），另有一些回复明确表明向政府投诉不会有结果（13次）。 4 讨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借由网络论坛公众已经自发地开展了环境科技与环境健康的信息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公众整合了来自官方或非官方，来自明确或者不明确信息源的信息，用来确证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具体危害。也正是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公众在电子口语的交流中共同完成了各项风险判断因素的了解和判断。本次后坑案例的研究发现也超出Slovic范式原本界定，我国公众在判断风险的同时已经开始积极寻找控制风险的措施，这种主动性还特别体现在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参与、监督政府环境管理的渴望中。然而从本次研究对厦门本地的主流媒体报道分析来看，官方的叙述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公众最关切的问题，甚至忽略了公众的主体角色。从叙述背景上就已经选择了从宏观政策规划和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来辩护垃圾焚烧发电的立项依据，没有能够指明该技术项目的建设与公众日常生活的关联。这就使得公众难以明确自身在项目建设中的具体获益，甚至难以接受项目的存在。虽然此次调查的主流媒体的受众都以普通市民为主，然而在角色和诉说者的处理上完全没有给予关照，因此就使得官方舆论的立场出现明显偏向。主流媒体的报道在事件的选择和叙述上对公众最为担忧的可能危害采用了模糊化和“一面理”的粗糙处理。面对当前的网络舆论中的诉求重点，这样的处理无异于设置了双方的沟通障碍。在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处理上，主流媒体的报道还有更大的余地在承认和接纳公众积极的求知愿望的前提下，度量如何充分满足公众对于环境健康的知识需求，正确引导公众的环境健康认知，避免谣言和恐慌的发生，而这些也是未来环境科技传播亟待回答的问题。主流媒体只有做到知情有度才能有效沟通。互联网时代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角力也正呼吁主流媒体实现如童兵先生所指出的这样三个转变，即从信息发布权向信息解释权的转变，从意见表达者向意见平衡者的转变，从社会守望者向对话组织者的转变。 致谢：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2011级参加媒介定性研究方法的同学对官方报道的初步分析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1]童兵，关于当前新闻传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1）：7-15. [2]厦门网.《厦门日报》自费订阅率超8成 成外地了解厦门主渠道，[N/OL].2012-04-19.[2014-10-26]http：//news.xmnn.cn/xmxw/201204/t20120419_2266454.htm [3]Sonja K. Foss. Rhetorical criticism：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M]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2004. [4]Slovic， P.，Perception of Risk， [J] Science， 1987 （236）， 280-285. [5]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厦门市环卫综合处理厂一期工程[N/OL] .2004-08-03. [2012-12-8] http：//www.xmdpc.gov.cn/detail/40599.m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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