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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议程设置下的留守儿童媒介形象再现
范文 陈童

摘 要 本文以《南方周末》中留守儿童的新闻报道为个案，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留守儿童媒介形象的呈现。研究发现，《南方周末》对留守儿童群体的报道以留守儿童个案或群体的现实生活境况为主；报道类型以通讯、深度报道为主；消息来源多元化；媒介对留守儿童形象的再现从中立的角度倾向性建构负面形象，留守儿童形象的建构是大众议程与媒介议程相互建构的结果。
关键词 留守儿童；媒介形象建构；议程设置；《南方周末》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72-0074-02
随着二元城乡体制的演变，媒体对留守儿童新闻报道的选择性议题着眼于“问题命题”形式，拟态环境下对留守儿童媒介形象建构则强化了留守儿童的“问题”舆论导向，留守儿童的媒介形象随着媒体视角在发生着变化，“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问题儿童”“犯罪少年”“迁徙鸟”“候鸟”“孤独儿”“流浪者”等，像一个个定势化标签贴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呈现在大众心中的形象被标签化、污名化。这样的新闻报道不仅没有解决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反而侵犯了留守儿童自身的合法权益，加剧了留守儿童与城市之间的矛盾，不利于成长期儿童的心理发展，从长远来讲，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1 议程设置下的理论支撑
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首次提出议程设置的观点，他说，我们所接受的信息就像囚犯一样，只能看见所反映的客观事实，而这些反映构成了我们头脑中对现实图像的载体[ 1 ]。随后，麦库姆斯和肖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中将这一概念演变成一种理论假说，对媒介议程的设置到底是什么在起着影响及作用的命题进行思考[ 2 ]。两年后，高夫曼在《框架分析》一书中指出社会系统中的新闻框架是从消息源、社会情境、新闻从业人员等因素互动而产生的结果，是一种有意义的建构活动。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总而认为大众传播既不能左右受众的思维，也不能更改受众的思维方式，但是就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在对信息的安排上可以左右受众去关注什么、谈论什么、接受什么。格里维奇和布拉姆斯认为，通过有意义的议程设置是民主化社会的需求，同时肖也认为在讨论某共同议题时，媒体议程设置可以促使意见相左的团体或个人达成不同程度的一致，从而实现他们之间的对话。议程设置是指通过反复的手法传播某类别的信息，来强化对受众这一信息的接收程度[3]。笔者就媒体对留守儿童形象建构和生存状态的呈现，从而直接影响了公众对留守儿童形象的建构。
2 议程设置下的留守儿童媒介形象的呈现
笔者通过对《南方周末》对留守儿童近八年的相关新闻报道，运用内容分析法来研究南方周末议程设置下的留守儿童媒介形象的呈现。
2.1 研究设计与方法
1）样本的界定：以2009年7月23日至2016年5月13日《南方周末》对留守儿童相关的报道，共47篇报道。本文以选定时间范围内的《南方周末》中包含留守儿童关键词的报道为分析单位。每一篇为一个分析单位，包括消息、通讯、深度报道、评论、数据新闻等。
2）类目建构：根据《南方周末》中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本研究制定的类目包括：（1）基本类目：①报道议题；②报道时间；③报道结构：篇幅及配图；④报道态度：中立、负面、正面；⑤新闻来源：媒体及从业者、专家学者、调查组或调查报告、演员或艺人、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教师或学生；（2）形象指标类目：通过分析研究文本总结出具有相关性的24对由正反词组成的形象指标，每一组可分为3个评价的等级：正面、中立、负面，分别予以赋值1、0、-1。其中，“0”代表报道采取的中立态度，没有明显的报道倾向性评价。本文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方法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统计《南方周末》对留守儿童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形象指标次数来反映媒体的关注度，判断媒体的倾向性报道，从而根据双向评等量表各形象指标类目的得分率来判断《南方周末》中呈现的留守儿童媒介形象是正面、负面、还是客观中立。
2.2 研究内容
1）报道时间：《南方周末》对于留守儿童的报道2015年之前侧重于寒暑假假期前后，2016年积极响应《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的落实，进行了为其3个月的全方位连续报道。
2）报道议题：报道议题具有直观反映媒体对于社会问题关注的重点，并建构框架来影响受众的认知，从而引导舆论导向[4]。本研究的内容有：（1）留守儿童个案报道；（2）关于留守儿童的相关活动；（3）留守儿童群体的权益保障；（4）关于留守儿童的政策与法规。2009年、2011年、2013年、2014年间对于留守儿童的报道分布于个案、公益宣传活动、权益保障3方面；而2012年着重于个案的报道；2015年伊始关于留守儿童的政策与法规的相关报道趋多；2016年则重点在于通过个案或群体报道，从公益组织问题及相关公益慈善活动来探讨留守儿童的权益保障及政策法规问题。
3）报道类型：根据本研究的目标指向，本文将《南方周末》对留守儿童的新闻报道类型分为消息、通讯、深度报道、评论、图片新闻（数据新闻）五大类。消息在整个阶段的报道数量不多，只有2篇；深度报道和通讯居多，分别是12篇、28篇；其次是评论4篇、数据新闻1篇。
4）新闻来源：本研究将留守儿童的报道分为记者采访、转述其他媒体的采访、政府部门或官员、专家学者、明星、民间机构、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等。《南方周末》对留守儿童的报道新闻来源是多元的，话语的表达也是立体的，就一个问题的阐述，会听见不同的受众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及见解。记者采访共36篇，占总报道来源的77%，明星2篇，占4.2%；其它媒体引载4篇，占8.4%；政府工作人员1篇，占2%；其他3篇，占6.4%；学生及教师1篇，占2%；记者的实地调查采访居多，这样的报道不仅能很好地证实信源的真实性，其中有记者的亲身感受，报道更能贴近受众的需求。关于留守儿童的公益慈善相关的报道也居多，这说明《南方周末》真正做到了以“爱心、正义、良知”为宗旨，不再满足于成为社会的“揭露者”，而是向“建设者”转型，进一步弘扬理性精切的当下现实关照，引导公共舆论，推动社会各方面建设[ 5 ]。总而言之，《南方周末》对于留守儿童的新闻报道是客观中立的。
5）报道篇幅：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主要以通讯和深度报道，3 000～5 000字的篇幅为主。研究发现小于1 000字有8篇、1 000～2 000字有8篇、2 000～3 000字的只有4篇、3 000～4 000字的6篇、4 000～5 000字的10篇、大于5 000字的10篇，还有1篇属于数据新闻。采用偏长的篇幅更能阐述清楚事实，把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而且对于留守儿童的情况分析更加透彻，也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
6）配图情况：只有1张配图的新闻报道有20篇；包含2张配图的新闻报道10篇；包含3张配图的新闻报道只有1篇；包含4张配图的新闻报道共2篇；包含5张配图的新闻报道共1篇；大于5篇配图的2篇；同时还有11张未配图。研究发现，对于留守儿童的配图，更多的倾向于孩子的背影，出现留守儿童的正面形象比较少；对发生事件的场景进行报道时，未出现留守儿童人物图像；对于正在发生时的场景进行报道时，更多的是倾向于留守儿童的侧脸图像；对于行为失范的留守儿童，常用马赛克遮蔽面容。总之，在对留守儿童的新闻报道时进行侧面或背面图像显现，而非正面拍摄的方法，是可取的，也避免对正在成长当中的留守儿童造成影响。
3 留守儿童的媒介形象建构
笔者主要运用双向评等量表来进行，量表分为正负两级，等级的两端表示完全极端的相反意见，所以等级分值有正负分值。得分率为正（1）时，表示的是正向的意见，反之得分率为负（-1）时，则表示负方向意见，得分率为0时，表示中立意见。分值的绝对值越高，表示意见的倾向度越高。
如（表1）得分率为正共有4项，得分率为负的共计14项，得分率为零的共计5项。由此可见，南方周末对留守儿童的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是失衡的。从各项得分率的绝对值来看，绝对值越高说明态度越强烈，反之，绝对值越低态度越弱。从得分率来看，得分率的绝对值≥0.150的项目是《南方周末》所着重呈现的留守儿童形象。通过就文本内容的分析发现，在南方周末中留守儿童新闻报道中，家长离异、很小被父母遗留家乡、与家长的分离时间差距太大等这些问题，虽然是无法根除的社会、家庭问题，但是南方周末所进行新闻报道时也侧面建构出留守儿童一种无助的形象。与此同时，笔者从所报道的文篇中发现，南方周末更多的喜好是从留守儿童的背影、眼神这两个方面建构一种无奈或者无助的留守儿童形象，虽然留守儿童自身本就存在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社会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导致留守儿童面临的困境，这是一种无法能被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就正面形象而言，正面形象：有理想、上进、勤奋，留守儿童的形象被塑造成有以下几种：坚强积极向上、孝顺懂事的形象。像《爱心中国行之夏》（2014/5/7）刻画了留守儿童自由、纯真、调皮、活泼的一面，但是肮脏的外形，通过媒介形象的呈现，对于留守儿童形象的特征很难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留守儿童的负面形象的词汇有单亲、缺爱、肮脏、无助、自卑、内敛、冷漠、敌意、冲动。《每个人都不应该是一座孤岛”写给留守儿童的“家书”》（2016/4/5），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写作方式，利用案例引出话题，以影子为线索的文本中提到了书信志愿者的姐姐自杀，而小燕对于死亡的书信回想起姐姐的影子，过渡到心愿，很多留守儿童不认为自己需要帮助，写信只是为了多一个朋友，再到依赖，这种书信方式的产生了一种心灵的沟通和帮扶的固定模式化，再到理解，当父母陪伴缺位时，利用写信的方式来给留守儿童打开一个情感的出口。报道中采用了两张配图，一张是书信，一张是志愿者与孩子的沟通的侧面图像，不仅突出了留守儿童的心灵上的缺爱表现，而且也突出了留守儿童应该被得到更多温暖和人文关怀。
4 结论
笔者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发现《南方周末》不仅是很好地践行着记录者身份，而且秉承社会责任践行着参与者、建设者的身份，所凸显的公共服务意识体现在对留守儿童媒介形象的建构上，虽然建构更多倾向于负面形象，但是大体上都是从负面的形象来分析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处境和问题，但是刻板印象的存在还是不可避免，因而媒体也影响了公众的认知，总而言之，对于对留守儿童形象的建构是大众议程与媒介议程相互建构的结果。
参考文献
[1]M？麦考姆斯，T？贝尔.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作用[J].郭镇之，译.新闻大学，1999（2）：32-36.
[2]傅蓉.议程设置的起源、理论框架与应用[J].现代传播，2002（6）：131-133.
[3]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姜红，许超众.从“斗士”到“智者”：舆论监督的话语转型——新世纪以来《南方周末》文本分析[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00）：157-164.
[5]杨立志.大众传媒与国家形象建构——以《南方周末》为考察对象[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2）：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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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2:5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