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当前美国对华认知新态势与中国对美传播 |
| 范文 | 卢静 2017年底，美国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定位基本确立。2018年初以来，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不断制造事端，不但挑起经贸摩擦，而且在台湾问题、人文交流领域制造麻烦，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出现重大调整，中美关系正经历着严峻挑战。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与美国战略界的对华认知关系密切，二者相互影响。当前美国战略界在对华认知上基本形成一种共识，即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威胁，遏制中国乃当务之急。 然而，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当前中美关系的新形势使得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加迫切、任務更加艰巨。鉴于美国对华认知的基本态势，做好对美传播是当前中国对美关系中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当前美国对华认知的基本态势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战略界对华认知的结果。当前，美国战略界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已基本形成一种共识，即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因此遏制中国乃当务之急。 在美国政策界，官方话语中充斥着“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自2017年底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初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后，“中国威胁论”频繁出现在美国的官方文件和官员公开讲话中。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警告说：“国防部的技术和工业基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全球化和我们的开放社会使中国和其他国家获得了超越我们未来作战能力的至关重要的技术和信息。中国正在包括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网络安全和无人机技术等方面投入大量有针对性的资金，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来获取外国技术，其目标不仅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而且为了提高军事作战能力。”①美国中情局东亚任务中心副助理主任迈克尔·科林斯公开指责中国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冷战”，即一场利用一切权力手段，在不诉诸冲突的情况下削弱竞争对手的战争。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国间谍利用美国学术界的开放性，瞄准了全美的学术机构，使美国面临着最广泛、最具挑战性和最重大的威胁。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公开指责，中国正在采用一种全政府的方式，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工具，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中国比以往更积极地使用其力量，来影响并干预美国的国内政策和政治。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也公开表示，中国在太空领域和作战能力等方面对美构成“独特”的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也指责，中国在中东地区“军事野心日益增长”。 在美国智库，“中国威胁论”重新被大肆渲染。美国智库作为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交流的旋转门，是影响美国政策决策的重要研究机构。美国智库尽管数量庞大、政治立场和关注议题存在明显差异，但“中国威胁”无疑成为2018年其涉华言论的关键词。欧亚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在其公布的《2018年全球十大风险》报告中，将“中国热衷于去填补真空”排在首位。亚洲学会和胡佛研究所于2018年11月29日联合发布《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推进建设性警惕》的报告，从学校、学术、企业、民间团体、华人社区、媒体等各方面审视中国在美国等国家的影响和渗透，受到了广泛关注。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于2017年12月抛出的“锐实力”概念继续发酵，指责中国利用文化传播等方式在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渗透。总体来看，“中国影响力”和“中国威胁”是美国智库2018年涉华内容的核心议题。 在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和担心逐渐成为主流。开放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一向被美国学术界引以自豪，因此也对全世界的学术精英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不论中美关系实际发展状况如何，美国学术界大多时候在涉华声音方面还是保持多元性的，这也为客观理性看待中美关系和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2018年美国学术界，涉华声音的多元性似乎受到抑制，主流声音都是在探讨中国影响力及其对美产生的威胁。美国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国际组织》在2018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影响力及其对世界秩序影响的论文，分别从内嵌的修正主义和观念分配角度分析了中国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问题。②而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在2012年发明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又重新被热议，显示出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悲观预期。 在此形势下，2018年发生的中美经贸摩擦，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竞争，也是一场科技、制度、军事和地缘战略等方面的长期竞争。美国由于面临着中国在各个领域发起的全面挑战，因此打压中国经济增速，从而遏制中国的超越是美国的战略目标，这也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必将是一场关系到世界领导权的斗争。 二、认知困境与美国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 当前在美国流行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其影响范围之大和涉及内容之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且，“中国威胁论”与中美经贸摩擦相互交织，为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威胁论”的再次盛行，既有变化了的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有美国对华认知的主观因素作用，总的来说，它是新形势下美国对华认知困境的结果。当前美国对华认知困境主要包括理解赤字、信任赤字和信心赤字等。 1. 理解赤字 中美作为历史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两个大国，在长期交往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相互理解的赤字问题。尤其在中国崛起的当下，当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时，美国对华认知中的理解赤字在许多场合下被放大。比如，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理解，使得美国人普遍视中国为“新威权主义”国家，由此断言中国在通过发挥锐实力，“利用结合了颠覆、欺凌和压迫的手段”来对别的国家施加影响。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认识不足，导致某些人仍停留在“中国人只会模仿”的认知阶段，认为中国企业不过是在模仿西方的成功产品、品牌和商业模式。而对中国的和平主义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的不理解，使得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任何举动都被视为一种武力挑衅。美国对华认知中的理解赤字，可以说，既有无知带来的主观臆想，也有傲慢产生的偏见，总体而言，它是美国人按照自身的逻辑和长期处于的优越地位而做出的判断。但无论原因如何，美国对华的理解赤字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2. 信任赤字 中國崛起所带来的中美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的变化，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疑惧，加剧了本已存在的不信任感。有美国专家公开表示，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领导力衰退，中国正试图填补真空，甚至要建立对抗性的体系。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在欧亚大陆上发起的投射战略影响力的雄心勃勃的地缘经济努力。“一带一路”倡议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威胁到美国“二战”后霸权的基础。首先，其海军维度与横跨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地区的陆上项目协同工作，将确立中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中心位置，迫使美国退到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其次，中国会挑战美国尤其是在东海和南海领域的军事优势。最后，中国会利用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在中东、南亚、印太等地区面临挑战的机遇，而扩张自身影响力。③而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近年来一直寻求的向高科技和消费导向型的制造强国转变，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也被美国视为战略威胁。有分析人士据此断言，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权力政治必然是一场零和博弈。无论意图如何，中国实力的崛起都被视为与美国利益背道而驰。 3. 信心赤字 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大幅缩小，加上不少国际知名机构的预测都表明中国即将赶超美国的发展势头，使得美国对自身能否继续保持世界老大的地位产生了怀疑，由此引起自信心的不足。而与此同时，中国的自信心却在明显增长，中国在利用各种场合不断宣扬自身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尤其是在西方发展模式受挫的当下，中国显示出的自信无疑对美国造成了一种无形压力。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也曾公开表达说，美国在主导世界一个世纪后，失去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将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如果美国在未来10年丧失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领域的领先地位，创伤将会加重。美国能否想象，在2050年的全球体系中，其经济规模只相当于全世界头号大国的一半？即使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一位政治领导人会允许围绕这样一个世界的形态展开谈判，从而承认这一现实吗？虽然对美国来说，在经济上被超越是不可接受的，但它有办法加以阻止吗？美国能在不引发冲突的情况下压制中国吗？④ 三、当前中国对美传播的关键点 美国对华认知形成的影响因素虽然多种多样，但在当今的信息化社会，国际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际舆论作为一种信念和态度的综合体，塑造着一国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形象，从而进一步深刻地影响着该国的外交战略导向和政策环境。因此，努力做好对美舆论传播，积极营造有利于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的国际舆论环境，对新形势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意义重大。鉴于当前美国对华认知的新形势，中国的对美传播尤其要抓住以下关键点。 第一，在传播内容上，要突出中美两国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中美两国虽然在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同点和共通点，尤其是在全球化日益扩大和加深的今天，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共同责任不断增大。中国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虽然增加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性，但双方进行战略协作的需求也在增大，美国将更加需要中国的配合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风险和挑战。在此形势下，我们要通过深入挖掘中美双方的目标共识、思想共识、价值共识，找准利益交汇点、理论对接点和话语共同点，在对美传播中强调中美两国的共同性和共通性，在中美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中讲好中美关系故事。 第二，在传播理念上，要坚持包容性和客观性。当前国际权势结构的深刻变化引发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尤其是崛起中国的一言一行都引起美国高度关注。而随着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国际形象和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高度重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行动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无疑刺激着美国脆弱的神经，加剧了美国对华的战略焦虑。同时，我们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为了宣传自身理念和行为有时也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境地：为了弘扬自身行为的正义性和受欢迎性，有时我们采取了贬抑和讥讽对方的方式；为了表达自己对所取得的成绩的自豪感，我们有时会否定当前成绩获得的累积效应；为了突出自己的重要地位，我们有时忽视了集体的作用和努力；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和信心，我们有时把目标愿景当作了现实存在……此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对外传播，尤其在面对一向具有优越感但当前又具有受挫感的美国受众时，难免会产生偏离预期的效果。 第三，在传播方式上，要做到多元参与和适度渐进。在当前中国的对外传播格局中，政府既是主导者也是主要参与者，这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阶段所决定，它在凝聚共识和统一对外声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因多元化声音不被听到而使其真实性受到质疑的消极影响。尤其在对美传播方面，我们应该以大国的成熟心态真实展现自我，积极鼓励社会各界多元行为体的多种方式参与。此外，由于中美实力对比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美国对中国的一言一行都很敏感，在此形势下，我们更应避免在对美传播中显示出自我陶醉和自我满足，传播力度过大、步伐过快。任何冒进和自大的行为，都将会带来不良后果。 中美建交40年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今天中美关系遇到的波折虽然起因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调整，但却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构建良好的中美关系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鉴于当前美国社会各界对华认知的新态势，努力改善对美传播、营造良好的中美关系的舆论氛围，是社会信息化时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David P. Goldman， "A tragedy in the making as the US confronts China，" Asia Times， June 25， 2018. ②Stacie E. Goddard，"Embedded Revisionism：Networks， Institutions， and Challenges to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all 2018， Vol.72， No.4， pp.763-797；Bentley B. Allan， Srdjan Vucetic， and Ted Hopf，"Distribution of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s Hegemonic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all 2018， Vol.72， No.4， pp.839-869. ③Thomas P. Cavanna，"What dose Chinas Belt and Road Mean for US Grand Strategy？" The Diplomat， June 5， 2018. ④Lawrence Summers，"Washington may bluster but cannot stifle the Chinese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4，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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