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华莱坞电影的学术盛宴 |
| 范文 | 【摘要】2017年5月19日，“为大时代留影：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华莱坞电影”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宁波市隆重召开。会议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国际华莱坞学会、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联合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因“华莱坞电影研究”结缘、对话、共进，也用笔墨书写着风云际会的中国电影史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华语电影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华莱坞电影；华莱坞电影研究 “为大时代留影：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华莱坞电影”国际学术研讨会，是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合办的第四次大型会议，邀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不少人具有海外研究背景，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以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和《新闻爱好者》《中国出版》《东南传播》《浙江传媒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共话华莱坞电影的史实、当下、未来。 会议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黄光杰，国际华莱坞学会会长、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邵培仁，国际华莱坞学会董事长、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特聘教授彭增军的致辞中拉开帷幕。除了精彩纷呈的论文宣读环节，会议还为过去一年涉及“华莱坞电影”的优秀论文、支持“华莱坞电影研究”的出版社及学术刊物颁发了证书。 通过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和所有学界同人的努力经营，“华莱坞电影研究”已形成论文、期刊（专题）、文集、教材、专著、项目的立体研究格局，预计今后还会推出研修班、工作坊、电影节等丰富有趣的活动形式。最重要的是，从本次收集的论文来看，“华莱坞电影研究”正在从宏观、抽象的探讨迈向理论阐述、实证资料、创作启示的细作深耕。 一、海内外学者谈“华莱坞” 邵培仁教授说，华莱坞电影从改革开放至今已由3.0时代进入4.0时代，迈向“民族性莱坞”与“国际性莱坞”的交融。同时，华莱坞电影也成果丰硕、日益精进。彭增军教授指出，华莱坞电影理论越来越成熟完善，影响力不断增强。电影作为最重要的人类经验之一，属于中华民族，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研究华莱坞电影其实是在参与、创造历史。 著名传媒学者欧阳宏生教授从自己多年来媒体创作、管理、研究的深厚经验出发，把握了华莱坞电影的总体走向，凝炼出华莱坞理论研究的内部要求和外在环境，并呼吁学术共同体成员人人发力、共同努力，开展华莱坞电影的书写。欧阳教授代表的是对华莱坞电影及华莱坞电影研究整体而精准的把握，而另外两位主讲人关注的是中国独有的电影类型武侠片。 南京大学罗婷博士以《卧虎藏龙》《英雄》《刺客聂隐娘》为例，说明风景在武侠电影中承担的角色，由叙事背景滑向了可与中西方重要哲学议题进行对话的视像美学及现代性意识形态。 香港中文大学倪子荃博士将《风尘女侠吕四娘》与《神龙剑侠吕四娘》置于“阉割者母亲”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脉络中，读取了其中跟大时代文化焦虑遥相呼应的、男性角色在“女侠-母亲”操控下的欲望及主体性衍化。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付永春副教授对早期华莱坞电影史的研究再度迎来花期。他梳理回顾了雍松传奇性的人生，指出冒险投机精神引他由参军、开办旅店跨界到在华电影发行放映活动，支持了“礼查饭店说”，由此强调跨国电影研究是重现中国早期电影历史的必经之路。 二、华莱坞电影的叙事传统 不少学者都在思考华莱坞电影是如何讲故事的。浙江大学何扬鸣与李如冰将吴宇森的暴力美学上溯至张彻对男子气概的阳刚血腥呈现，并通过经典的形象和段落说明其背后人类攻击本能的替代性满足。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张侃侃博士也涉及古典题材的处理，他通过对比电影《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及吴承恩版“三打”，认为在经典文本的跨媒介改编中当代化是可行的，但不能忽略原著的哲学精髓，同时建议将中国古代叙事语言“电影化”。除了古典，现代性也是联结电影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邱子桐认为，《留守孩子》用各种电影技巧承袭了“煽情电影”的“苦情”传统，将观众统合在“恰当的感受”即“举国伤感”之下，却未能真的引发对城乡问题之结构性解决的思考。而福建师范大学陈荣依托既关注叙事程式又不忘意识形态的当代叙事学研究路径，发现中国公路电影对于当下社会的反映消解在搞笑之中。这种审查制度和商业需求夹缝中的無奈之举脱离了美国公路电影的现代性反思。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方玲玲教授是从比较抽象的维度思考具体电影案例的，她将华莱坞电影叙事的基本时间结构方式分为“线性铺陈”“交错重组”“多线程重现”，阐明了电影时间对于角色内蕴、历史表征、观众体验的巨大形塑作用。 三、华莱坞电影的比较研究 对于华莱坞比较研究来说，好莱坞是最为重要的参照之一。南佛罗里达大学卢林琪、黎静在“寓教于乐”和“生命历程”的框架下对比《费城故事》和《最爱》，指出在通过艾滋病题材电影进行健康传播时，不能偏重易生误导的煽情，并需要重视主观能动、社会支持、科学信息等层面。浙江大学在读博士倪月的研究也将好莱坞纳入考量，但其问题更为微观。她借助DIMT模式分析了十年间内地票房前三名的电影海报，发现中国与美国的电影海报在“言”“象”元素的表达配置上大致相似，但在“意”“道”的渲染上，中国海报因鲜明的本土性而更胜一筹。 校园爱情电影或勾起淡淡的忧伤，或激发浪漫的想象。上海交通大学江凌与徐铭钦指出，日本校园爱情电影一般会悠长低回地“哀物”，以小见大反映情感的多元和主体的重塑，而中国校园爱情电影总是同质化地“怀旧”，用大跨度的戏剧冲突讲述青春被社会摧拉得不堪。跟中国的日本迷影文化相比，印度电影是近年来得宠的新秀。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李志博士借镜宝莱坞歌舞传神、现实主义、宗教关怀的电影文化优势，提醒我们在华莱坞电影塑造自我、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能浅表地呈现中国文化元素，而要挖掘文化资源的本土智慧与现代精神。话语分析越来越受到电影学者的青睐，而从影评很能看出电影的社会信息。浙江工业大学朱钰嘉利用实证方法对中美观众在线影评进行词频-情感分析，发现他们在面对《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时讨论的焦点、持有的倾向均存在差异，从中可以看出电影创作的问题和电影接受的复杂性。比较研究除了跨文化研究外，还包括文本间、媒体间研究。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何镇飚与浙江大学汪程可认为，《战狼2》《红海行动》都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类型化的成功典型，但分别强调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超级英雄和写实主义、单向度英雄群像。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邵静副教授细致探讨了从Web1.0到Web3.0的媒介属性（内容—关系—服务）在华莱坞电影界面类型与融资营销方面的综合表现，并认为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是华莱坞电影技术、监管、产业、文化融合的关键基础。 四、华莱坞电影的媒介影响 華莱坞并非西方化、好莱坞化。浙江传媒学院王冰雪博士针对中国媒介理论与电影创作“西方化”的问题，提出只有在生活的艺术化表达中融入中国传统哲理与现实议题关怀，才能摆脱自我东方化和新自由主义，把华莱坞电影创作引回“各美其美”的正道。“西方化”是我们必须规避的，但商业化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贺岁片续集就是一种典型的商业化操作。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何镇飚与浙江大学钱程考察了《前任3》《捉妖记2》《唐人街探案2》在概念、内容上的得失以及口碑、票房之间的失衡，说明贺岁片续集创作应从专业主义、内容创新、整合营销、借镜别国出发。这两篇文章主要说的是创作，也谈到了发行。浙江传媒学院袁靖华与周航以问卷形式调查了外国观众对华莱坞电影的接受情况以及对“中国梦”的理解程度，指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要结合经贸活动，在多元放映平台推出以讲故事播撒“中国梦”的译制或合拍作品。我们不能把华莱坞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大汉族电影，它富有包容性、延展性、化生性，其中包括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在艺术领域的互动共荣。新疆艺术学院教授杨晓茹、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副教授范玉明认为新疆电影的品牌建设应当继承天山制片厂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传统，树立品牌核心价值，辅以类型融合和多元营销，发挥新疆电影促进民族和谐与国家认同的作用。少数民族是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关注、扶持、激励的对象，农民工也是。华中师范大学林吉安表明，不同时期的农民工题材电影反映出农民工媒体形象的变迁：从追求“生存理性”、乐观拼搏的“娜拉”，到贫乏—资本夹缝中无以自处的“游魂”，再到渴望“发展理性”的新生代农民工。我们都知道广义的好莱坞也包括剧集、音乐、公园、玩具等文化产业部门，其中好的剧集品质堪比电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刘义军博士在《换了人间》的人物形象塑造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之间进行对读，认为强调以民为本、人物立体化/家庭化、多党关系亦私亦公、民族文化自信、大国外交智慧是该剧令人印象深刻的根本原因。江西师范大学姜滨博士的视野与上面几位不同，却同样重要。她呼吁在华莱坞电影理论的框架下从两个方面完善高校电影通识教育，即重述电影史与多指标遴选片目，为培养作为电影观众的大学生以及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大学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华莱坞电影的空间景观 思辨华莱坞是一切华莱坞电影研究或隐或现的出发点。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文娟博士着眼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华”与“莱坞”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电影”“华语电影”之争，表明“华莱坞”理论在阐释业界实存、身份认同、产业期许、理论想象方面的合法、有效。华莱坞电影研究的媒介地理学、媒介生态学、媒介人类学范式与“电影与城市”研究有所重合。国防大学周岩博士看到，城市电影的历史不仅记录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变迁，还折射着对城市的想象、体验、反思，简言之即改革开放初期“新旧交替下的憧憬”、始于第五代“生活与欲望的异化”与越来越明显的“传统回望”。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王军伟副教授把《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和电影放在河南多灾多难的历史背景中，暗示角色正是河南人在生存意志的支撑下不断成长、出走、归来的艺术化写照，这种刘震云式的轮回无奈而悲壮。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徐家玲的观点非常有趣，她把景观设计理论引入电影研究，将华莱坞电影中的景观分为实体景观、流体景观、心理景观，并强调景观不只是人物行动的背景环境，风、水、光、影也是值得注意的景观形式，两者运用得当可以升华意境。美国电影并不等于好莱坞，商业片和艺术片、实验片、纪录片的边界有时是模糊的。中国电影也可做此比照。浙江大学丁晋通过考察“后第六代”艺术电影的叙事聚焦，发现作者导演在创作初期倾向于强化、维持、凸显特殊的聚焦类型及配比，然而当需要在个人表达和商业资源之间寻求平衡时，又会出现聚焦类型的重组、简化或添加。枣庄学院王炎从视角、叙述、追求、生存探讨独立电影何以独立，一方面独立电影剑走偏锋地开拓了社会批判和电影语言，另一方面它对边缘世界的呈现也带有猎奇和展览的倾向，国际影展是体制外的另一种体制。 六、华莱坞电影的银幕形象 浙江传媒大学戴哲博士的研究暗含着邵培仁教授提出的整体传播学理念。她表示，华莱坞电影中某个时间、空间、符号、意象、文化、思想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在研究或创作中，我们必须把它们置于更大的中国文化脉络中，才能使电影发挥好文化表征和文化传承的作用。还有一篇文章也明显强调了电影作为社会传播的整体、流变、互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郭晶与余杰认为，电影语言编织的人物、空间、细节是对改革开放后社会变迁与社会问题的记录、评判、预测，同时也会成为观众在工作、生活中进行选择的参照。 武侠电影或功夫电影作为唯一的本土电影类型，相比其他类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暨南大学姚锦云博士结合明星个人史与电影分析，在比较中发现，唯有演员扮演的角色刚柔相济——既能打败强敌，又能适切地处理与敌手的关系，才有望成为功夫巨星，如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甄子丹。其他演员仅偏重一面。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李义杰博士从武术文化符号本身的特征和电影的艺术需要出发，以量化数据呈现了武术文化符号各个细类在电影中的选择、搭配、分布，并对其多元的肇因及效果进行了分析。如果说武侠电影是男性的，那么非男性气质的电影是什么状况呢？浙江大学李善渶[韩]把娄烨电影中的女性比作卡夫卡版本的塞壬女妖。她们并不去取悦或服从男性/集体主义的控制欲，而是通过自我的冷漠、抗拒、逃离同后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让他们既着迷，又无力。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郑双博士批判了成人视角和资本驱动的所谓儿童电影，提倡以正确的儿童概念和儿童感知世界方式创作的、充满游戏精神与快乐初心的儿童电影，展开儿童之间，儿童与自然、成人之间的对话。 七、华莱坞电影研究新力量 本届会议的最大亮点是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在读本科生或本科毕业生的成就，他们在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完成的一系列研究，其素材、方法、结论均见功力、新意。 其中最多的议题是电影发行放映研究。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施晓娟将上海早期影院分为五类（花园、茶园、新式改良剧场、专业影戏院、其他社会组织），并指出它们的地理分布、票价设定（优、中、普）都反映出观影的阶级区隔和大众化是并行发展的。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董聃馨借助晚清资料考察了张园安垲第的外观、构造、活动尤其是电影放映，得出两个与既有研究相异的重要观点：张园的电影放映为封闭式，不受其他娱乐活动干扰；消费者是精英、中上层，而非小市民。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曹雪玮追溯西班牙人雷马斯在华放映事业，认为他基于“轮次—时间间隔—地区”的院线制为我国影院经营开了先河，并发现其麾下影院电影放映与国外上映时距越来越小、美国片越来越多。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侯亦寧考证了虹口大戏院的地址、最初放映电影之国别类型、制片发行周期及其历史变迁，指出它对现代观影环境（室内观影、电影地位提升、电影内容的生活化）的重要意义。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周慧敏梳理了中美合资的孔雀电影公司的成立背景、人事变更、发行放映销售业务，指出此买办企业在移植电影产业、激励本土实践方面功不可没，但未能有效地对抗殖民主义。上海戏剧学院罗灏以沙逊洋行为例，阐述了电影院与房地产、城市商圈、公共交通在地理空间和资本积累上的联合经营或多赢互动（国泰大戏院；国泰公寓；霞飞路；“英商”），及其对城市市民文化的构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徐化雏告诉我们1934年上海影院的放映场次及根据观看位置、放映时间、观众年龄设定票价会因炎热、节假、影片时长、影片受欢迎度、整顿调整、临时演出发生变更，此外还有换片情况。 有的研究涉及电影技术。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付永春副教授与香港城市大学查京菁赋予旧海关资料极大的重要性，从软片及设备跌宕起伏的贸易数据可以看出，早期中国电影产业在国内外经济、政治的嬗变中一面受制，一面摸索着前进。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朱娴梳理了民国外片字幕“字影分离—幻灯字幕—片上字幕（罗乐洋行热铜块印刷法）”的形态演进，并指出加印字幕经历了从影院行为到市场共识的扩散，也反映了当时对于语言、图像问题的讨论。 有的研究涉及意识形态。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周盼佳通过POPSTAT方法测定了左翼电影的流行程度，证明左翼电影在当时的确广受欢迎——尽管也有乏人问津之作，但胜过其他类型电影。她还发现左翼电影多为“明星”“联华”出品、由明星主演、讲述社会性故事的有声片。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潘昱重述的“艺华事件”并非是国民政府派蓝衣社打击左翼电影，而是国民党CC系勾结青帮针对发展快、无靠山、地处偏的艺华的行动，目的在于求同除异、争夺媒体教育话语权。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郑有谦等认为，美国大片引进的实行、改制虽经年有余，但国内审查制度受地方保护、意识形态、法律规定、文化习俗、审查人员自身制约，对性、暴力、华人与国人形象的审查仍趋保守。 上述研究者的成果既聚焦电影研究的经典议题，又博取其他学科的范式方法；既进行了实证的深挖，又保持了批判的视野；既细读文本，又心怀天下；既有意义，又有趣味。有不少研究是专著的章节或社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不足。若干论述失于主观、单向、饱和。许多文章彼此之间，文章同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方法论之间并未有足够对话。有些重要的问题欲言又止，让人意犹未尽。 也可以说，“为大时代留影：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华莱坞电影”国际学术研讨会未完待续。它是一次令人念念不忘的头脑风暴、社群建设以及再次启程的集结号角。我们用持续的观看、持续的思索、持续的写作，来期待回响，期待下次华莱坞大会的如期而至。 [作者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助理研究员、浙江大学传播学博士后（在站）、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 编校：郑 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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