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谣言的两种传播形式 |
| 范文 | 李佳佳 “谣言”，在词典里的定义极其简单：“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没有事实根据，这是谣言之所以为“谣”。然而有趣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却被人们“口耳相传”甚至“合理化”直至“普遍接受”。原因何在呢？这些被广泛传播的谣言背后是否拥有什么深层的示意和象征呢？勒莫先生以生动而富有震撼力的语言和令人难忘的事例加以阐释。 在勒莫先生的书里，更多分析的是在人际传播（口耳相传）中，某些东西是怎样由最初的真实情况如何一点点演化为最后夸张而恐怖的谣言的。现今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大众传媒的巨大力量，大众传播正和人们的口耳相传相交融，谣言的传播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被有力地推进着。 关于谣言的特征，勒莫先生的书里提到“谣言在本质上是双重性的。既要考虑实在性，也要玩弄手腕。为了叙述故事，谣言需要塑造能进入人们头脑中的形象。既要能提供消息又要起到暗示作用，因此它在一开始就显得是自相矛盾的”。既提供给你信息，又怀有自身目的而进行歪曲，“谣言”狡黠而老谋深算的面孔在我们头脑中清晰起来。现实生活中的谣言传播到底如何呢？２００３年１月末２月初，广东关于非典的各种说法甚嚣尘上。由于当时大众传媒未作报道，人们看不到任何官方说法。一时间，人际传播以惊人的力量席卷着人们。最初老百姓街谈巷议：“听说有流感了？”“听说是肺炎！死人的！”“医院治这个病的都排长队了，烈性传染，以后医院绝对不能去，门也要少出。”“快去抢板蓝根和食醋啊，能救命的！”对话在当时的广州街头比比皆是，惶惶不安的情绪和氛围影响着人们。这段时间广东的“非典恐慌”与勒莫书中的１７８９年“不断增多的盗匪”惊人的相似。那个故事是两位老太太看见了两个“可疑的相貌似盗匪的男人”，她们告诉了一位年轻人，继而感到害怕的年轻人又一路飞奔不断传播这个坏消息。于是，两个“盗匪”变成了１０个，３００个，６００个；在远一些的城镇，人们听到的已经是有３０００个人四处抢劫、焚烧房子、杀人越货了。这里，勒莫提出：“如何解释谣言传播很快，没有东西能阻挡它，也就是说谣言一旦出笼，我们就不再能控制它？答案就是因为形象的集体意识被迷惑了。” 那么谣言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勒莫这样描述：“谣言是这样，一开始它所含的或者是形状，或者是雏形，就在这样的形状中它逐渐具体化。”也就是说谣言的形成是渐变的，是由模糊到清晰一点点地浮现出来的。比如２００１年媒体对于南京一家商场所出售的冠生园月饼有质量问题进行了曝光，“南京冠生园的月饼有问题”的说法被迅速播撒开去。这是典型的大众传播的内容为由头而后主要由人际传播完成的谣言传播。“有质量问题的南京冠生园月饼”，这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事物，它引发了集体意识的模糊，进而产生了谣言。谣言在最初是相当模糊的，传播过程中它越来越具体化。这一传播过程在不断扩大谣言的主体范围（由某盒南京冠生园月饼最终扩大为全国冠生园月饼）的同时，对于细节的描述则在不断具体化。最终，谣言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全国的冠生园月饼都大量滞销，南京冠生园损失惨重。这是一起新闻伤害的例子，大众媒体并没有刻意创造和传播谣言，但是由于它的巨大影响力，促使人际传播最终完成了这一过程。 此外，大众媒体在充当谣言制造者这方面的事例也绝对不容忽视。新闻媒体的内容一旦失实，它便可能成为社会谣言传播的罪魁祸首。 ２００２年，《家庭》杂志刊发自由撰稿人季风的《斗智斗勇：女记者与“狼”共穴６１天》，并且配发了一张女记者被劫持到陕西吴堡囚禁的土屋的照片。该文很快被《文摘报》、《法制文萃报》等报刊予以转载。后来经过多方证实，这是一篇没有事实依据的假新闻。由大众传播起始的谣言由于它披着大众传播貌似公正真实的外衣，更难令人怀疑。因而这篇文章所引起的谣言立刻广泛传布（此时人际传播介入了），而由于一些媒体的转载，最终将谣言一点点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最后，人际传播由于是口耳相传，人们往往逞一时口舌之快，并不会太多考虑后果。而大众媒体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除了避免和纠正谣言传播之外，它还必须考虑到报道后可能出现的相关后果以及可能引起的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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