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南斯拉夫的桥到新闻记者的笔 |
| 范文 | 李彬 1984年，广州。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珠江之滨、黄埔之畔的暨南大学。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南国得风气之先，透着一片勃勃生机，就像风行的电影插曲《迎宾曲》抒发的：“花城百花开，花开朋友来……”对南来北往的淘金者而言，羊城自是风水宝地，而对读书人来说，这里同样风光旖旎，外版书、港台书更是迷人。 广州一年，读了一些书，也淘了一些书，特别难忘“一批”与“一部”。前者是给郑州大学新闻系购买的一批港台版专业书，这批当年的“宝贝”对笔者撰写《传播学引论》颇有参考，其中《大众传播理论》印象尤深，只是对作者李金铨一无所知。多年后，终于相识这位海外学者时，自然先把这段故事告诉他。至于“一部”，则是此次着重谈论的《德里纳河上的桥》。 这是一部驰名文坛的长篇小说，作者安德里奇曾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196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战期间，他拒绝同德国法西斯合作，隐居贝尔格莱德，潜心写作，1945年完成《德里纳河上的桥》。1956年，他曾来中国参加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写下《鲁迅故居访问记》一文。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南斯拉夫存在时间不足百年（1929-2003）。二战后重建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由6个共和国组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马其顿、黑山，而这些地区无不源远流长，历史悠久。1963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南联邦”。苏东解体，南联邦也经历变故，并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即“南联盟”。南联盟战乱频仍，包括1998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对其狂轰滥炸78天，其间美国军机悍然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枚导弹直接命中使馆大楼，犯下世界现代史上前所未闻的暴行，三位中国记者不幸蒙难——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与朱颖夫妇。2003年，南联盟改名塞尔维亚与黑山（简称“塞黑”），最终取消了“南斯拉夫”国号。 南斯拉夫所处的巴尔干半岛，素有“欧洲的火药桶”之称。这里是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合部，控扼地中海、黑海及印度洋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突出，民族关系异常复杂，历史恩怨盘根错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即由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而引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在铁托领导下，英勇顽强，神出鬼没，给德寇以沉重打击与战略牵制，赢得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青睐。正因为此，南斯拉夫产生了一批经典的二战题材影片，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一度热播的电视剧《借枪》，片尾曲用的就是其主题曲，而电影《桥》的插曲《啊，朋友再见》更是风靡世界。看似巧合的是，这些影片多与一座大桥有关，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南斯拉夫中南部多为山地，高山峡谷，峭壁险峰，构成地形地貌的特征，也形成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天然屏障。由于这一地理风貌，桥也自然成为南斯拉夫的一大景观。在崇山峻岭间，在激流峡谷上，一座座凌空飞架的大桥既便利商旅交通，又构成叹为观止的人文景观，而有关桥的故事、传说、奇闻等也同东正教传统一样，融入南斯拉夫的历史文化血脉。安德里奇在古城维舍格勒度过童年，他的家乡位于德里纳河畔，城郊的十一孔大石桥，曾给他以丰富的人生滋养，述说桥的瑰丽传奇与民间故事，在他幼年的记忆里留下缤纷绚丽的精神烙印，半个世纪后终于汇成了一部“巴尔干人民的史诗”——《德里纳河上的桥》。 这部世界名著以一座大桥的兴废为线索，用20余万字篇幅，跌宕起伏、生动流畅地展现了一个民族四五百年的风雨沧桑，追述了从16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波斯尼亚在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相继占领下的世事变幻、人事代谢，具有评论家称道的托尔斯泰“纪念碑式的风格”，古朴深沉，壮阔雄浑。小说的主角是大桥，主线是大桥，故事情节也无不围绕着大桥。这里，大桥好似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淡淡地、娓娓地讲述着一串串饱含眼泪、热血、辛酸、忧伤的往事： 大桥的存在及其伟大意义是永恒的……如同亘古不变的高山大河，始终如一。月亮圆了又弯，弯了又圆，人类也世代相传，繁衍不息，它却永葆青春，如同桥下流水年年如此。[1]70 当我第一次读到《德里纳河上的桥》时，只觉潮起潮落，汹涌澎湃，千回百转，一泻汪洋。如此大开大合的历史，如此悲欢离合的人生，如此长歌当哭的情怀，都被作者编织为一幅徐徐展开、错落有致、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迷人画卷，让读者跟着他，时而沉浸于田园牧歌，时而屏息于狂风骤雨，时而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时而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铿铿锵锵而张弛有度，嘈嘈切切而丝丝入扣，仿佛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不妨说说小说中的几个细节吧。 穆哈默德巴夏·苏格利，是奥斯曼帝国有名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他指挥了在三大洲进行的多次战争，这些战争大多取得了胜利。他拓展了土耳其帝国的疆界，对外保证了国家的安全，对内治理有方”[1]17-18。他原是波斯尼亚人，生于德里纳河附近深山的一个村庄，1516年同一群塞尔维亚小孩作为“血贡”进奉帝国首都。所谓“血贡”，是奥斯曼土耳其实行的一种野蛮制度，在东南欧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等地强征基督教男童，送往遥远的煊赫一时、威震天下的伊斯坦布尔，然后实施割礼，改宗伊斯兰教，长大后编入土耳其军队，回头镇压自己的父老乡亲。十来岁的穆哈默德巴夏同其他血贡一样，也改了名字、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俗，长大后还被擢升为海军大将和丞相，成为苏丹的驸马。正是这位驸马爷建了德里纳河上的桥，因为幼年由此过河落下的一种怪病困扰他几十年： 他想到了根除这个痼疾的唯一办法：消灭那遥远的德里纳河上的渡口……在这条险恶的河流上架一座桥，沟通险峻的两岸，使被切断的大道成为通衢，从而把波斯尼亚和东方，他的出生地和他后来生活的地方，永远牢固地连接在一起。[1]18 为了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压制当地人的反抗，他派出心腹阿比达做监工。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凶悍残暴，远近闻名。阿比达一到任，就召集当地官员与绅士训话，赤裸裸地、不加掩饰地、让人心惊肉跳地讲了一番“大实话”： 毫无疑问，在我来到之前，你们已经听到关于我的种种流言蜚语。不用打听我也知道，那不可能是恭维话……总之，说我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恶棍。我现在要告诉诸位，这些话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言过其实。我身上确实没有什么好处可言。我干了多少年，唯丞相之命是从，才获得这样一个美名。我是奉命为修建这项工程而来的，我信仰真主，我也希望这项工程能够完成。一俟工程竣工，我就离开此地。我希望在我走之前，会有比你们已经听到的更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从这里传播出去。[1]20 果然，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不久就发生了。为了杀一儆百，他将“抵抗运动”领袖拉底斯拉夫绑在桥头，当着全城百姓施以“桩刑”。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2001年的长篇之作《檀香刑》里写到的檀香刑，同安德里奇笔下的桩刑颇为相似，读来无不令人腿根发紧，毛发耸立，瞠目结舌，魂飞魄散： 一根约有四土耳其尺长的橡木木桩， 削得很细， 涂上了煤烟， 尖尖的顶端包着铁头……一把木槌，是把木桩揳入犯人体用的…… 三个茨冈人把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在他的每条小腿下方捆了一根绳子。两个茨冈人各执一根绳头，使劲向两边拉，把他的大腿分开。这时，麦尔强把那个木桩放在两根短圆木上，木桩的尖头对准他的胯下。随后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宽刃的短刀，跪在他身旁，俯下身去割破他的裤裆，把裂口撕得很大，好让木桩由此插入体内。 这一切都办完之后，麦尔强跳起来，在地上操起一把木槌，开始慢慢地、轻轻地捶打木桩的下端。每打一下，他就停一会儿，先看看木桩插入人体的情况，随后又看看那两个茨冈人，叫他们慢悠悠地拉着绳子，劲儿不要使得太猛。拉底斯拉夫的身体本能地抽动起来；每打一槌， 他的脊梁就往上弓起，但那两条绳子马上又把他的身子拉直。 这一切情景，河两岸的人只能听到一点声响，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人们个个两腿发抖，面色煞白，手脚冰冷。 捶打后来停了一会儿，因为麦尔强发现犯人右肩胛骨上方的皮肤隆起，肌肉绷得很紧，他迅速走过去在隆起的地方用刀切开一个十字。一缕鲜红的血液从刀口流出，越流越多。他又轻轻地小心捶了两三下，只见切口处露出了木桩的包铁尖头。他又捶了几下，木桩尖头便与右耳并齐了。 拉底斯拉夫受桩刑如同用烤叉串小羊，不同的是，这根叉的尖头不是从嘴里出来，而是从背上出来，所以对肠子、心脏和肺部都没有什么严重损伤。 他的心脏仍在微弱地跳动，肺部呼吸急促。[1]42-47 如今，新媒体沸沸扬扬，新时尚扰扰攘攘，新闻领域的大融合、大数据、大变革也貌似此起彼伏，化用诗人昌耀的名句，这个世界“充满了神仙的说教，而我们已经很难听到自然淳朴的歌谣”（原文“英特纳雄耐尔的歌谣”）。然而，无论世事如何白云苍狗，新闻学与新闻业终究离不开人间烟火，如马克思所谓“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如毛泽东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或宋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获得中国新闻奖2012年一等奖作品《皮里村蹲点日记》的记者何盈，用一句富有诗意的话表达了类似心愿——“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换言之，新闻学与新闻业的根基是千年万年的“人文”，而非花里胡哨的“新潮”，认真的新闻、严肃的记者毕竟植根亿万人民的生活土壤，而不可能让“云计算”什么的弄得云里雾里，无根无蒂。所以，迄今为止的一切中外新闻大家，无不重视新闻的人生意味与人文蕴含，由此也无不注重文史哲的滋润与修养。 历史之于新闻在拙文《新闻与历史：且谈明朝那些事儿》里已有所涉及，而文学同样是滋养新闻人的精神源泉。可以说，新闻与文学也如一对孪生兄弟，无论历史起源，还是现实功能，都剪不断，理还乱。大略说来，一方面新闻与文学均属社会生活与人民心声的鲜活反映，一方面新闻与文学又无不通过叙事方式而呈现出来。美国的“新新闻”实践、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人民文学》近年开设的纪实专栏等，更是突出显示了新闻与文学的血脉相通、水乳交融。美国当代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以非虚构著称，无一处无来历，报道了一起血淋淋的凶杀案，而人物形象之鲜明、故事情节之曲折、心理活动之真切，不亚于优秀的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发表文学博士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同早年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夏衍的《包身工》、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名作如出一辙，又都不输于地地道道的新闻作品。既然新闻与文学的内容与叙事无不相通，那么深切关注人世沧桑的记者，自然也就需要涉猎一些文学之作，从而既深刻体味丰富的社会蕴含，深入理解怅望千秋、萧条异代的人生况味，又可从中获得诸多借鉴，以改进完善新闻报道，包括简练、准确、生动等笔法。几年前，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推行了毕业生（本科生与研究生）以新闻作品代学术论文的改革，2013年两会期间俞正声向湖北代表团推荐的《农民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即为这一改革实践的成果之一。在指导本科生、研究生采写新闻作品时，我们也常提醒学生，除实地采访、研读新闻范本、向各路新闻记者学习之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对知人论世与谋篇布局也同样不可或缺，甚至更有意义与启迪。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在讲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左夫兄弟》时提到的一点，也无异于同样揭示了新闻记者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几百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当人类社会的黑暗和光明持续斗争的时候，文学站在黑暗一边的情况是很少很少的，不是说没有，但很少，在大多数时候，文学都是站在受欺负的弱势者一面的，站在追求正义和公正的社会未来这一边。譬如对于中世纪的宗教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抗议，文学都是最早的参与者。[2]4-5 还以《德里纳河上的桥》为例，看看文学的知人论世与谋篇布局。安德里奇是位颇具哲思的作家，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切洞明不仅闪现于字里行间的佳言懿语，而且更融汇于“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的深沉叙事。前者如“治好人们精神上的创伤，最好的办法是忘记过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歌声最有效，因为歌声一起，便会把人们带到美好的境界中去”；“没有公开暴乱和试图推翻它的地下活动，一个政权也就不成其为政权了，正如一个人在生意上如果不受挫折，总是一帆风顺，那他也成不了富翁”；“他竭力说明一个人主要不是在乎走得快，问题在于到哪里去，去做什么，因此快并不一定就是好。‘如果你是上地狱去，那还不如慢一点好”；“土耳其人说得好，有三件事是无法隐瞒的，这就是谈情说爱、咳嗽和生活劳苦”……[1]82-83、248、294至于后者，如下一段几近白描的文字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审视与反思，相较学界一些云山雾罩的高谈阔论不是更有启发吗： 这些外国人一刻都不闲着，也不让别人闲着。好像他们决心要用一套法律、规章和命令无形之中但又越来越明显地把整个生活，包括人、畜和物全部束缚住，而且要把他们周围的一切——市容、风俗、习惯等，从摇篮到坟墓，来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他们对这一切不慌不忙地在进行，不说空话，不用暴力，也不强迫，因此谁也没有理由反对他们。如果他们偶然遇到有人不理解，或者遇到一些阻力，他们就立刻停下来，暗中进行磋商，只是把他们的工作方针和方法加以修改，但总的决定还是不变，照样进行到底。他们所做的一切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甚至是荒诞的，例如丈量一些荒芜的土地，把森林里一些树木标上记号，检查粪坑和阴沟，检查牛马的牙齿，审核度量衡，调查人民所患的疾病、果树的数量和名称、母羊和家禽的种类等。他们简直是在闹着玩，在当地居民的眼里，这些事情简直不可理解，毫无意义，徒劳无用。他们那样热情专注地进行的这一切事情，忽然不了了之，也没有留下一点踪迹，似乎已经彻底消灭了。但是几个月以后，往往是整整过了一年以后，人们已经把这些事情完全忘了，这时候，人们早已遗忘，表面上毫无意义的那些措施突然又有了下文。各区区长被召集到市政府，聆听各种新颁发的命令，这些命令牵涉到砍伐树木，消灭伤寒，经营水果、糕点或有关牲畜通行证等等规定。每天都有一种新的规定，而且每颁发一种规章，大家不是感到个人的自由受得了部分的限制，就是感到个人应承担的义务增加了；另一方面整个城市、所有乡村和全体居民的生活领域开阔了，范围越来越扩大了。[1]149-150 作为典型的叙事文本，文学作品的谋篇布局及遣词用语，则因人而异，举不胜举。这里仅谈一点，即可略见一斑。《德里纳河上的桥》开篇就围绕建桥展开，写到丞相造桥缘由、亲信暴戾恣睢、民众顽强反抗等情节。当美轮美奂的大桥终于赫然展现，人们奔走相告时，这一场景也落下帷幕。下一章一开始，作者仅用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句子——“一百年过去了”，便一下移到下个百年，举重若轻，不着痕迹： 这一百年不能算短，这期间，人类几经沧桑，许多建筑物已不复存在，但设计考究、基础牢固的大型建筑物却没有什么变化，大桥、加比亚台和附近的旅舍仍旧屹立在那里，雄姿不减当年。看来，随着四季循环不已，人类繁衍不息，这两座建筑物还会安然无恙地度过第二个一百年。但意想不到的是，遥远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却起到了漫长岁月所起不到的作用。[1]70-71 于是，由此展开新一轮的叙事，开始讲述“遥远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就这样，大桥的故事移步换形，淡出淡入，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一声轰然巨响，德里纳河上的桥也化为瓦砾，象征着文明就此陨落。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整整一百年了，而这一百年人类世界更是跌宕起伏，惊涛裂岸…… 我们知道，南斯拉夫与新中国颇多相似与相关。冷战时期，铁托与毛泽东都不怕鬼，不信邪，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奉行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依附于、屈从于任何强权势力。同时，又着眼世界，胸怀天下，具有一种共产主义情怀下的国际主义视野，铁托倡导的“不结盟运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广泛声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斗争，均对世界格局产生战略性、全局性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新闻新秩序”浪潮，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并依托于不结盟运动而风起云涌、风云激荡，最终产生世界新闻传播史上的里程碑文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对西方一手遮天的新闻格局第一次形成全面冲击。当此时，为了破除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围堵与遏制以及后来苏联的霸权主义，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毅卓绝，众志成城，折冲樽俎，远交近攻，最终迎来70年代地缘政治的崭新局面。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日本以及一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为改革开放剪彩的“四三方案”等，无不标志着新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与此相应，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深入了解世界，特别是让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知己知彼，国家还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所谓“皮书”，包括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其中200余种人文社科图书，囊括今天流行的《1984》《古拉格群岛》《通往奴役之路》等“名作”，涉及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斯基、萨特、哈耶克，以及铁托的战友而后来分道扬镳的吉拉斯及其《新阶级》。韩少功在2013年出版的小说《日夜书》里，还以“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对“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知青互不服气的斗嘴提及《新阶级》，活灵活现，忍俊不禁： “你们读过《斯巴达克思》？” “哎呀呀，通俗文学在这里就不必谈了吧？” “那你们读过吉拉斯的《新阶级》？” “也就看两三遍吧，不是太熟。” “说说《资本论》吧。” “不好意思。请问是哪个版本？是人民版，还是三联版？还是中译局的内部译本？我们最好先约定一下范围，不要说乱了。” “你们知道谁是索尔仁尼琴？” “你是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是《马特辽娜的家》？你要是想听，我都可以给你讲一讲。” “那……请问你们如何评价奥威尔的《1984》？”……[3] 1984年，我在暨南大学跟随名作《光荣与梦想》的译者梁洪浩先生研修世界新闻史。有一天，去北京路书店，无意间发现《德里纳河上的桥》。那时孤陋寡闻，既不解这部名著，更不知安德里奇，八成为了“特价”将其淘入书囊。后来，又无意间翻开《德里纳河上的桥》，才一下被其有声有色的故事与叙事所吸引，一气读完，心潮翻涌。除了内心的感触与精神的淘洗，书中最后那段天问般的人物独白，还被引入2005年付梓的拙著《全球新闻传播史》： 这些邪恶的异教徒对任何东西都进行整顿，清扫，维修，改善，然后又都毁于一旦，他们也许会扩展到全世界；他们疯狂建设，又疯狂破坏，也许会把真主所创造的整个世界弄成杳无人烟的荒野，或者变成一个放牧场，以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和无法理解的食欲吧？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过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那些英明伟大、灵魂高尚的人物，为了真主的荣耀，创建了一些千古长存的建筑物，使大地变得更加壮丽，使人类生活得更加舒适美好，这样的人物将与天地日月共长存。如果这样的人物也完全消逝，那就等于世界上对真主的爱已经完全消失殆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1]380-381 [南斯拉夫]安德里奇.德里纳河上的桥[M].周文燕，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捷克]哈谢克.好兵帅克历险记[M].星灿，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塞尔维亚]帕维奇.哈扎尔辞典[M].南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伊沃·安德里奇.德里纳河上的桥[M].周文燕，等，译.王少恩，等，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毛尖，编.巨大的灵魂战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4-5. [3]韩少功.日夜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98.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张红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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