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礼文化与认同建构研究 |
| 范文 | 张兵娟 【摘要】中国礼文化是中国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文化，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情感。从传播理论方面看，礼文化传播不仅是一套行为准则、一种文化模式、一套价值体系，更是一种传播理念，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传播思想和传播价值，是中国传播思想及理论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深入研究礼文化，对确立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意识、建设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起着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克服目前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视野狭窄、方法单一、思维片面等现象。 【关键词】中国礼文化；传播；认同建构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礼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对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文化认同、维护社会安定和谐、提升民众文明素质、塑造国家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国以礼”，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礼文化”是中国文化最有代表性、最具特色，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独特概念，直到今天还深深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对这样一种传播现象和传播文化，我们有必要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深入挖掘，以此推进中国本土传播学的研究，为建设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做出自己的努力。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和提高，如何提高精神文明、礼仪文明，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发挥礼文化传播在建构文化认同及民族身份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如何建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也成为我们目前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命题。 一、“礼”的起源、概念界定与发展 礼是什么？一般认为，礼是一整套的制度、典章、仪节与价值规范。现代学者更倾向认为，“礼”是“依靠国家的权力机器、借助国家推行的教化，以及社会的制裁力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共同来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架构，一个文明的制度体系”。[1]因此，礼有以下方面含义。 （一）礼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邹昌林早在《中国礼文化》中明确提出“中国为礼仪之邦，‘礼为中国文化之标志。中国礼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整体模式。‘礼在中国，乃是一個独特的概念。其他民族之‘礼，一般不出礼俗、礼仪、礼貌的范围。而中国之‘礼，则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于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2] （二）礼是中国文明的表征 考古学者卜工在《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一书中认为“礼制的发生与发展、完善与成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经历，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色，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脉络，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全部内容”。[3]“在中国，判别文明的标志，不是文字，而是成熟的礼仪。由于这种成熟的礼仪，使古礼成了一个完整的表意系统。中国的文明，就是建设在这样一个表意系统之上的。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因为中国有着这种举世无双的礼文化系统”。[4] 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不同于其他国家，“也就是说有城市、有国家、有文字、有伟大艺术的新社会的产生，不是生产技术革命的结果，也不是贸易商业起飞的结果，而是逐渐通过政治程序所造成的财富极度集中的结果。具体地说，这种政治程序的成分包括：宗法制度所造成的政治等级，宗族与武力的结合，以战争为掠夺征服的工具，独占巫师用以沟通天地之法器的艺术品，等等”。[5] （三）礼是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法 《礼记·礼运》认为：“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婚）、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以礼治国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指出：“礼治是治理社会的一种很特别的方法。除了中国以外，从来没有其他的国家使用过类似礼治的办法来调整社会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秩序。并非说礼仪这种现象是中国独有的——此现象是很普遍的，任何文化都具有——可是只有在中国传统中各种各样的礼仪被组织得异常严密完整，而成为社会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规范系统。”[6]的确，“一个社会共同体，仅靠法规、制度等外在方式是难以黏合的，必须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为之主脑，一切法规、制度才能奏效。中国价值观（世界观）的外在形式体系是‘礼‘乐，礼乐是中华民族伟大而独特的创造，中华文明得以维系之道德秩序”。[7] （四）礼是一套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追求 陈来认为，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具有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就是“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任意识、社群本位等与西方个人主义相反的价值立场”。“礼”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是贵人敬让，突出对于对方的尊重；“礼”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有序和谐，特别是秩序；“礼”的本质在于实现一种非法律维持的社会组织方式；“礼”的体现是行为和精神的高度文明。[8] 二、中国礼文化与传播研究现状 礼学在中国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前人的研究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国内有关礼文化的研究见诸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主要包括： （一）从制度史角度研究 杨志刚的《中国礼仪制度研究》、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六卷本、梁满仓的《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任爽的《唐代礼制研究》对中国礼制沿革和历代礼典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这对我们整体认识了解中国礼制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从中国文明史角度研究 彭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卜工的《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郑岩的《从部落制度到礼乐文明》，这些著作不约而同地指出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也是区分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色，是构筑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 （三）从文化角度研究 邹昌林的《中国礼文化》、张自慧的《礼文化的价值与反思》、顾希佳的《礼仪与中国文化》、谢谦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杨华的《先秦礼乐文化》等从礼文化形态、礼文化价值进行了论述。 （四）从思想史角度研究 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王启发的《礼学思想体系探源》等分别从思想的高度论述礼文化的重要性。 （五）从传播学角度研究 著作方面，余志鸿的《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对《三礼》及其传播思想进行了简要论述；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专门从非语言角度论述“礼仪与传播”。再如：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等都涉及一些中国礼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 论文方面，王怡红在《论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的价值选择》中对儒家之“礼”渗透在传统社会人际交往之中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廖声武的《论先秦时期儒家的传播思想》、高翔的《儒家传播思想的传者本位回归与超越》等论文也一致认为儒家传播思想的核心是“礼”，与政治联姻是儒家思想的传播实践，并指出儒家传播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社会统治。崔炼农的《孔子思想的传播学诠释》一书以“仁”“礼”作为孔子思想核心来讨论各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雷大川的《权力即是情感：儒家政治社会化理念探析———兼论政治传播研究的新理路》运用认同理论，阐明了儒家礼乐文化中“乐”的价值。 （六）中国港台地区及国外相关研究 中国港台地区对中国礼文化传播思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儒家经典的导读及东亚家礼文化的阐释方面。代表著作有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此外，日本井上徹的《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等。 从上面学术史梳理来看，关于礼文化的研究弥漫在各个学科领域，并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从传播学角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仅有的几篇也只是囿于新闻或人际传播、政治传播、教化传播层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关键是学科划分过专过细，许多做传播研究的只知道“礼仪”，不知道礼文化是“以礼治为核心，由礼仪、礼制、礼器、礼乐、礼教、礼学诸方面的内容融会而成的一个文化丛体”。而从传播理论方面看，应该明确提出“礼文化传播”概念，因为礼文化传播不仅是一套行为准则、一種文化模式、一套价值体系，更是一种传播理念。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传播思想和传播价值，是中国传播思想及理论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它对确立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意识，建设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克服目前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视野狭窄、方法单一、思维片面等现象。 三、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礼文化特点与研究内容 长期以来，中国礼的观念已渗透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中“日用而不知”，这种看似不是传播的传播其实正是中国礼文化的特色。观念决定行动，中国崇尚“以礼治国”，故有许多“繁文缛节”；西方讲究法律契约，故要求逻辑理性；中国注重整体、关系，西方注重个性、具体；中国表达方式含蓄内敛，西方则张扬外露；在中国“身教重于言教”，西方则注重修辞言说；中国注重潜移默化的传播过程，喜欢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而西方则喜欢“魔弹论”“创新与扩散”。这中间固然有社会环境、地理条件、政治制度、价值观的差异。不过，在这里我们要追问探讨的是，中国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感情、传递意义、交流思想，它背后有着怎样的传播理念，传播思维，传播心理？它外显的传播模式、传播手段、传播符号、传播效果有哪些特点？它的独特传播价值有哪些？在今天我们如何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因此，从传播学角度梳理总结礼文化的传播特点是实现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关键，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媒介变迁角度探讨中国礼文化传播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在中国，礼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媒介，尤其作为媒介的礼器，是中国最具特色的传播器物。《礼记》中的《礼器》篇专门有阐述；而《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服饰更是礼传播中不可缺少的媒介，自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后，每个朝代更替都要“改服色”，服饰文化洋洋大观、华采纷呈，并直接影响了日本、韩国。其他如饮食、歌、舞、乐等也是传播礼的重要媒介。因此，我们可以从史前媒介如玉器、青铜器等礼器的角度，探究礼文化传播的内涵及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特色；从口语媒介神话传说、图腾崇拜角度探讨礼文化的传播及在建构共同体中的作用；从文字媒介先秦诸子及“六经”中考察礼文化传播的思想及在建构历史认同中的作用；从电子媒介主要是以电视与互联网为例考察礼文化传播与认同的变迁和发展。其他如建筑媒介祠堂、宗祠对家礼、祭祖礼的传承，以及故事媒介《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对礼文化传播的作用、特点进行考察。 （二）从传播功能、形态探讨中国礼文化的传播内容 中国古礼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称，但最重要的是“五礼”。如《周礼·春官·大宗伯》所概括的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每种礼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如“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嘉礼亲万民”“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凶礼哀邦国之忧”等，每类礼又分为若干种。虽然有许多礼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被淘汰（如祭天礼、籍田礼、射礼等），但现在仍有许多礼仪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人生礼仪：婚丧嫁娶（其中古代冠礼应该恢复）；社会礼俗：各种节日庆典、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国家仪式：阅兵仪式、祭孔大典、拜祖大典等。这些古礼经过“创造性转换”，它们对建构文化认同，提供精神的慰藉与心灵的支撑仍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从礼制、礼俗、礼器、礼乐等角度探讨礼文化传播的集体记忆功能、情感凝聚功能、政治秩序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等也应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三）从经史子集探寻中国礼文化的传播思想 中国礼文化的传播体系包罗万象，展现出的思想博大精深。从传播学角度看，礼就是一种“媒介”、一种传播制度、一种价值理念，通过各种礼的展示传播，通过2000多年的不断传承积累，很好地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审美情趣、道德风貌、大同理想、秩序追求等，它们的思想、精神保留在各种文献及经典中，如“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及历代典籍中。对它们进行深入挖掘、研究转化，可以成为我们建构认同的内在精神和价值资源，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其中主要包括： 礼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关系：如天人合一、阴阳五行、道法自然等； 礼与艺术的关系：如礼与情（情深而文明）、礼与美（美善合一）、礼与乐（乐以象德）、礼与文（文质彬彬）等； 礼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礼与孝、礼与仁、礼与德、礼与忠、礼与廉等； 礼与社会的关系：礼与和、礼与敬、礼与诚、礼与信等； 礼与政治的关系：“为政以德”“内圣外王”“协和万邦”； 礼与教的关系：“礼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播方式，“三礼”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传播思想，值得人们去借鉴和研究。 （四）从制度层面探讨中国礼制——礼典的制定，展示其独特的“以礼治国”特色 中国礼文化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奠定的，大致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等过程。而礼典的制定和形成也经历了从零散到统一、从实践到文本化的发展。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依礼归仁”确立“六经”；从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文本化到魏晋南北朝官修礼典的形成；从唐代礼典《贞观礼》《开元礼》到宋代礼典《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以及明代礼典《明集礼》，清代礼典《清通礼》等探讨礼的制度化传播特点及对当今的启示意义。 四、中国礼文化传播的当代认同困境及其建构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礼文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也塑造出“文质彬彬”“雍容大度”“温文尔雅”的文明大国形象。另外，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行为准则，其他如忠、孝、美、德、敬、诚、和、序、廉、耻、情等，这些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的心理影响力和道德渗透力，以及强大的褒贬功能、评价功能，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形成以及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今天却面临着困境。其原因主要有：一是自身学说的困境，如等级制、保守、僵化等；二是现代社会的困境，遭遇韦伯所说的“世界祛魅”及工具理性的兴起；三是今人不同程度的误识、误判所造成的困境。其表现形式有：一方面是对各种礼的狂热，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斥着诸多“无礼”“非礼”现象如各种不文明行为；一方面社会上充斥着各种礼学热，如国学热、儒学热、汉服热等，另一方面许多人又充满着礼的无知和排斥。面对这种认同困境如何解决，如何对礼文化批判性继承及创造性转换？我想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 一是应该重视电视媒体仪式中的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在当代中国，电视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仍然举足轻重，它是共同体想象与建构的重要来源。各种电视庆典节目、纪录片、电视剧等将我们带入一个“认同的空间”，为我们提供“认同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从“乐以观政”探讨电视春晚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从“祭孔大典”探讨“崇圣符号”在民族文化认同中的建构特点；从《最美孝心少年》看中国孝道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从电视剧《琅琊榜》看“家国情怀”、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的建构；从百集纪录片《记住乡愁》看“家族之礼”“人生礼仪”在“乡土中国”的传承，从而增进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二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建构“认同空间”，促进礼文化的传播。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风险社会的来临，认同呈现出多元、不定和分裂，在一个“众声喧哗”、价值多元的社会，如何建构认同，如何既充分发挥“礼文化”的内涵，如诚信、自律、理性精神，又保证自由、民主与平等？如何在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一个不确定的社会找到自己的“共同体”？在新媒体环境下，认同会出现哪些新的类型和特点？这是我们今后应该积极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三是强化东南亚文化圈中的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随着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各种电视剧、纪录片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尤其在东南亚地区引起了广泛欢迎，如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舌尖上的中国》《甄嬛传》《琅琊榜》等，它们所表达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使不同文明领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礼乐文明，对建构国家形象、树立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韩剧、日剧、新加坡电视剧等在我国也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虽然它们剧中所包含的浓厚的儒家文化引起我们的自豪，但更激起我们自身的反思与借鉴。尤其在保留传统文化方面，他们有哪些好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笔者认为，一方面希望通过历史的梳理正本清源，如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明朝文化对韩国的影响，消除年轻人对历史的错误认知；另一方面从中探讨该如何加强文化输出及建构认同。 五、结语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预言，21世纪是一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的时代。的确，礼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礼乐文明”作为我们曾经灿烂美好的记忆，如何再度绽放，展示其应有的光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价值诉求？礼文化传播在其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真正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是否应该恢复我们的民族服饰——汉服？是否应该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礼仪规范？当然绝不仅这些），怎样在一个“西化”的世界，坚守自己的价值主体性，构筑真正的“文化软实力”，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因此，中国礼文化传播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首先在国家层面，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深刻认知中国不仅有“四大发明”，有“功夫”、戏剧、美食、民俗，更有诗、书、琴、画，有温文尔雅、雍容博大的风貌气度，有宽容仁厚、良善自谦的文明礼仪（义）。有“和而不同”的“忠恕之道”，有仁爱、关怀、责任的普世伦理，为重建“礼仪之邦”，增加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提供帮助。其次在传媒实践层面，有助于克服目前传媒生产中对“礼”的无知和“刻板印象”，尤其是大量影视剧充斥着对礼历史的歪曲和错误想象，实在是贻害无穷。再次，可以增加传媒竞争力，生产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加文化软实力和国内国际竞争力。最后，在教育层面，可以通过学习礼文化、践行礼文化、传播礼文化，推动中国礼文化传播在当代的研究与运用，充分发挥中国礼文化传播模式在当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重塑中华文明。 著名的传播学家詹姆斯·W·凯瑞指出：传播“是一种行为方式——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仅是再现或描述，事实上它是对世界的形塑与建构”。“通过这一建构，人类用互动的方式赋予这个灵动而抗拒的世界以充分的一致和秩序，并以此来支撑他们的意图”[9]，这样一种传播的仪式观，在国外不占主流，在我国也长期被漠视。其实“礼”文化传播模式，才是人类社会最本质、最根本的交流、交际模式，对其深入研究将“为重塑我们共同的文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是重构中国传播学，建立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体系、历史的必经之路。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BXW044） 参考文献： [1]彭林.中国经学：第十八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1. [2]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4. [3]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3. [4]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1. [5]张光直，徐苹芳.中国文明的形成[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339. [6]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2. [7]毛峰.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02. [8]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 [9]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62.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碩士生导师） 编校：张红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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