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中国越剧大考》看编辑的基本功 |
| 范文 | 摘要：《中国越剧大考》多媒体出版物历时六年编纂而成。其中收集资料，采访老艺人，整理图文资料都花了不少精力。在经过多方论证以后，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又进行资源整合，将该产品中的文字部分单独提取出来，出版了《中国越剧大典》图书。然后该社又多次进行资源重组，开发了系列产品，充分凸显了编辑各项能力在出版工作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中国越剧大考；编辑；基本功 1997年，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的编辑在讨论将戏曲节目作为该社主打产品时，有编辑提出浙江还没有一本完整的越剧史，没有最权威的工具书，应该考虑出版这个选题。该社社长高金榜立即拍板，决定先邀请部分戏剧界专家进行选题论证。1998年，该社编辑陈国良和何贤芬来到上海，找到著名戏曲艺术理论家高义龙和卢时俊，和他们探讨出版该项目的可行性。当时两位专家觉得上海刚出版了类似的越剧史，再出版意义不大。但该社将他们邀请到了出版社，把他们的具体设想陈述之后，专家眼睛一亮，觉得用多媒体的方式出版越剧史，在保存和传承越剧艺术上，还是颇有新意。他们认为此举可能对越剧甚至戏剧，都会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遂决定参与编撰工作。于是该社成立了《大考》编委会。 2004年，《中国越剧大考》多媒体出版物问世。2006年，该社又将该出版物中的文字资源进行整合，与浙江文艺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国越剧大典》图书。随后，根据市场反应，该社将原来《中国越剧大考·戏曲篇》里的近700首经典唱段，经再次筛选，进行重新组合利用，分别出版了“三花一娟”系列CD专辑、“中国越剧流派”系列CD专辑、“中国越剧小百花”系列CD专辑。该社还计划将《中国越剧大考》进行重新修订，出版《中国越剧发展史》DVD-ROM。 一、策划能力 《中国越剧大考》（以下简称《大考》）的执行副总编是陈国良。他是一位具有深厚的戏剧乐理知识和乐器演奏技能，谙熟越剧发展历史的老编辑。1996年他负责筹建编委会工作后，出面邀请了多位专家，组成《大考》编委会。《大考》选题申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后，即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 陈国良展示了他非凡的交际能力和深厚的人脉基础，他请来江浙沪的几位老专家配合他工作。由何贤芬负责历史沿革、人物小传和组织机构部分内容，陈国良负责选曲和收集查找历史资料。高义龙和卢时俊，则对整体的历史发展情况进行把关，主要负责进上海方面的资料搜集和查核工作；陈坚主要负责图片拍摄和整理；李梅云和余乐负责音乐编辑。 经过六年的艰苦工作，编委会整理出170万字文字，收集珍贵图片2000多幅，整理唱段近700首，以图书、CD-ROM、CD和DVD多种介质相组合的形式，出版了鸿篇巨制《中国越剧大考》。《大考》出版后，先后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音像制品提名奖、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音像）奖、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嘉奖、第十四届浙江树人出版奖特等奖等奖项。 编辑部收到了大量观众的来信来电，要求根据他们的需求，出版单行本。鉴于《大考》的良好效益，出版社在经过选题论证以后，决定在《大考》文字稿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修订补充，出版面向广大读者的《中国越剧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图书。《大典》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计划。 2008年，编辑部门在年度选题论证会上进行论证，觉得出版《大考》名曲篇中的选段是个不错的思路。他们根据读者需要，把原来的70张CD光盘进行拆解，筛选大家比较熟悉和喜爱的选段，进行新的组合，每年出版一个系列，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五六个系列，2016年还将计划出版“中国越剧名角”系列。 2013年，编辑部又策划将《大考》进行重新修订，摒弃原来笨重的图书和CD等载体形态，改成以电子书和MP3格式，出版《中国越剧发展史》DVD-ROM，以方便读者携带和阅读欣赏。预计2017年年底出版。 这样，一部耗费众多专家多年心血的《大考》，被该社编辑进行了多次开发，既拓宽了选题思路，丰富了产品结构，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此举受到了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的肯定和表扬。 二、编辑的责任 在审看《大考》文字稿时，一张照片引起了该社主编钱宏的注意。那是一张台湾越剧演员在台湾大学门口的合影。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他要求撤下这张照片，因为照片的背景是“国立台湾大学”，这牵涉到政治立场问题，比较敏感，要是处理不善，就会引起不良后果。 社里立即召集编辑开会，强调注意政治把关，不可掉以轻心。大家认真回顾了先前的工作，对涉及到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图片还是文字，都进行了检查和核实，力争做到万无一失。 越剧男班时期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灌制的唱片，由于年代久远，保管不善，很多唱段都是声音模糊，唱词不明，很少有文字资料保存下来。陈国良无数次奔赴上海，寻找可以使用的音视频资料，并戴上耳机在试听室反复倾听，一字一句进行揣摩推敲，根据嵊州人的方言习惯，记录唱词。 在审校工作上，该社编辑也是分工合作，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有时候为了核对一个字，需要找出音频资料，戴上耳机反复倾听，有疑问之处反馈给陈国良，请他定夺。譬如有一句唱词“云吉边野花恣意开”，参与审校的编辑王砚觉得句意不明，非常可疑，就向陈国良指出来。经向原词作者核实，原来是“云髻边野花恣意开”，这样就解释得通了。在嵊州话里，“吉”和“髻”的发音是一样的，很容易听错。 在《红楼梦·哭灵》一折中，有贾宝玉的这么一句唱词“素烛白帷伴灵前”，稿子中的唱词为“素桌白帷伴灵前”。王砚觉得这个“素桌”有问题，就去查看越剧电影《红楼梦》中的唱词，发现果然是稿子中写错了。慎重起见，陈国良还向该剧编剧徐进求证，证实确实是“素烛白帷”，这才将稿子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改。在嵊州方言中，“烛”和“桌”的读音也是一样的。这样的问题不少，编辑部大胆质疑，小心求证，谨慎修改。 关于老艺人的出生年月和演艺经历，除了登门拜访，电话请教，编辑们还经常向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如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张茵等进行求证，力求资料准确可靠。光是书稿的审校就花了整整两年时间，编辑们以严谨、科学、审慎的态度，对涉及到的人名、机构名、唱段和各类照片进行大浪淘沙式的筛选、检查和校对。 在后期进行资源重组的时候，编辑部也对即将出版的内容反复进行审校，没有因为曾经出版过而放松警惕。 三、充当编读之间的桥梁 《大考》编委会成员多为老艺术家、老编剧等，他们走乡串户，登门拜访，从老艺人、艺术家们口中发掘出第一手资料，认真做好笔记，然后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经过六七年时间的资料收集，编辑部中堆满了一箱箱的手写资料。由于他们工作勤勤恳恳，专注踏实，因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远在全国各地的老艺术家们，不断打来电话和写来材料，为他们提供帮助。有的甚至不顾年迈体弱，专程来到编辑部，提供有用的资料和线索。 《大考》涉及560多位演员、艺术家和词曲作者，所有内容，都必须取得他们的授权才可以出版。如何同他们取得联系，又如何获得他们的授权，是一项繁琐而艰巨的工作。这些艺术家和演员们，有的早已去世，有的侨居国外，有的迁至异地，还有不少人去向不明——编辑部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基本上和他们本人或他们的后人取得了联系。有的老演员文化程度不高，记忆力也下降了，领了稿酬授权之后，就把这个忘记了，反复打电话来询问，为什么稿酬没有收到。编辑们就得耐着性子，一遍遍向他们解释。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老师因为《大考》和陈国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经常打来电话向他提供线索。后来傅全香老师生病住院期间，陈国良还代表出版社去探望了她。在《大考》的编撰过程中，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徐玉兰、刘厚生等等，都倾情给予了热情无私的指导。在《大考》首发式上，他们又不顾自己的高龄，赶到杭州赶到嵊州，出席首发式，发表讲话，感谢出版社为越剧百年诞辰献上的这份厚礼。 有一个词作者对该社误将他的作品署名为他人非常不满不满，他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表示不排除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可能。出版社接到信件以后非常重视，马上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确实署错了，就专门指定一个编辑和该作者取得联系，征求他的处理意见。该编辑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致歉信，把出版社的赔偿和处理结果反馈给他，请他原谅他们工作中的失误，并承诺在再版时进行更正。为了表示诚意，该编辑专门手写了回信，而没用冷冰冰的打印件。因为她认为对方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手写信更能体现出版社对此事的重视和对作者的尊重。 本来怒气冲冲的老人，因为出版社对他的尊重和做出的妥善处理，不满的情绪烟消云散，愉快地接受了出版社的道歉和赔偿。 综上所述，要出版一部优秀的作品，编辑工作任重道远。除了需要很强的策划、编校能力外，还需要良好的交际沟通技巧，尽可能减少出版环节的失误，这样才能保证出版物的顺利出版，并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信息。同时，编辑人员还需要灵敏的嗅觉，时刻捕捉读者的反应，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选题线索，策划出版新的选题，将有限的资源尽可能最大化利用，以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中国越剧大考编委会.中国越剧大考[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2.中国越剧大考编委会.中国越剧大考[CD].杭州：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2004. 3.高义龙.文化建设的可喜成果：参加《中国越剧大考》编纂工作的一些感受[J].戏文，2004（4）：22-23. 4.高而颐.在《中国越剧大考》首发仪式上的讲话[J].戏文，2004（5）：版权页. 5.高义龙.剧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中国越剧大典》出版感言[J].戏文，2006（5）：56. （作者单位：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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