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农民工报道的人文视角 |
| 范文 | 李金球 张兴旺 吴文娟 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世代依存的土地。涌入城市打工。当城市规模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农民工的婚恋情感生活却在走着“下坡路”。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找个心仪的恋人不容易；谈了恋爱也难以走入婚姻殿堂；结了婚的难以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婚恋对于农民工而言，俨然成了一种“奢侈品”。农民工的婚恋困局，归根到底是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作用的结果；长期存在的二元体制，使得城乡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农民工的“婚恋困局”正是这种障碍的产物。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社会关注农民工，更多的是侧重于就业、维权等，而对于他们的婚恋问题却有所忽略。作为一家负责任的涉农媒体，农村新报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关心农民工权益的同时。关注他们对婚姻质量的渴求。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加快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道坎。这道坎越不过去。农民工将无法打破“坛坛罐罐”、无法摆脱他们千年依附的土地融入城市社会。基于此，农村新报将视角选择在农民工婚恋上，期望通过报道引起社会对这种危机的共同关注。积社会之力帮助他们走出婚恋和情感的困局。 经过精心策划和深入采访，从3月28日至4月14日，农村新报推出《农民工婚恋现状调查》共8篇系列报道。这组报道通过形象生动的个案，深刻揭示了农民工面临的婚恋问题。 针对性强选取农民工报道新视角 农村新报的首篇报道安排在头版头条，并且加了“编报人的话”，指出这组报道的普遍指导意义：同时在每篇报道后面加上简短的“记者感言”，升华主题，指出每种困境应对智慧的可借鉴性，可说是画龙点睛，给人启迪。 张俊芳是汉川市农村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十几岁就开始在外漂泊。因为这些年她一直做化妆师，每天从早忙到晚，接触的全是女性，交际圈非常小，一直没交到男朋友。今年春节回家，张俊芳的母亲说什么也不让她再出去打工了，要她解决婚姻问题后再走。其实，张俊芳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村里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很多都已结婚生子，而自己却连谈婚论嫁的对象都没有。迫于无奈，她只得顺从了母亲的安排。第一天见面相亲，第二天订婚，一周后结婚，短短7天，终身大事就这么办了。 虽然文中只是写了张俊芳这个个体的婚恋问题，但却抓住了农村一个普遍的现实问题——“闪电式婚姻”的无奈。大量在外打工的男女青年，因受时空的限制，他们只能利用春节回乡的机会，迅速与相亲对象确定婚姻关系，这种方式竟然已经演变成农村新的“乡俗”，让人震惊。 文末“记者感言”中直陈了这种“闪婚”潜伏的危机：不仅容易出现道德情感问题，导致目前农村离婚率迅速上升。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下一代的幸福，引起诸多的社会问题。并负责地开出“药方”：除了引导农民工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以外，政府和用工企业应从工资待遇、休假制度、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为农民工营造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让他们能够从容地去追寻爱情。 典型丰富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主题 不同的农民工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困惑与危机。如何从众多农民工中选择有代表性的人和事，显得十分重要。某种程度上，典型选择关系到这组报道的成败。在策划之初，编辑部开了多次选题会，就如何选择典型反复斟酌。权衡再三后，我们选定了八个类烈作为典型，这其中，有六个题材是反映现实问题的。另外两个则是特地选取正面的，使得在悲观气氛中让农民工也能多一分自信，告诉人们在现实不可能迅速改变的情况下，只要多做一些努力，也会得到比别人多一些的幸福。这样一来，典型更加丰满，客观，更能真实地反映主题。 这些不同层面的典型包括：《“闪婚”潜伏的危机》，反映受时空限制、交际面窄导致的婚恋难；《这里没有我们的爱情》，反映因职业低微找不到合适的对象；《“钱途”止于初恋》，反映情感、婚恋被“物化”，爱情不再纯粹：《“留守男人”的无奈》，反映在打工大潮中许多分飞的鸳鸯感情渐渐枯萎。婚姻名存实亡；《布帘内的尴尬》，反映同城打工夫妻因住房困难，“性福”生活受到干扰；《单身汉的夜生活》，揭露农民工因夫妻长期分居、“性压抑”太久，只得找小姐的无奈。这些生动而具体的例子。真实地存在于农民工生活中，不仅农民工从中或多或少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也让读者从中体会到他们的艰辛与痛苦。 在城乡二元结构一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婚恋还需用心经营和精心呵护，于是，又有了《“嫁得好还要自己干得好”》，指出城乡结合的婚姻，除了双方相处中互相体贴、关心外。事业上一定要有所作为，经济上一定要相对独立；《“牛郎织女”也浪漫》，则引导农民工朋友学会用通讯、网络等现代手段，为自己的婚姻注入“现代元素”，以缩短夫妻之间的距离。这使人们看到一些希望。 理性思辨透過现象看本质，引人深思，给人启迪 “农民工婚恋”系列通讯，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用事实说话。透过现象看本质，引人深思，给人启迪。一个个案的背后。是有着类似相同困惑和问题的一大群农民工；如果只是仅仅浮在现象上，本质的东西就无法呈现出来；寻找不到隐藏在农民工婚恋困局中最本质的东西，就难以寻找到解决之道。 农民工肖斌因为“钱途”堪忧，谈了三年的女朋友终于还是嫁作他人妇。初恋在金钱面前黯然落幕，这让肖斌大受打击；此后他只顾埋头赚钱，再不敢谈恋爱。看到别的情侣牵手亲昵。肖斌很羡慕，可他不得不控制自己的想法，压抑着自己的激情，因为找个女朋友成家，必须先赚到13万元。他父母为了儿子的幸福，也在外面饱受打工的辛酸。肖斌今年28岁，等挣到13万元时，他就30多了。 通过肖斌的婚恋悲剧，记者经过深处挖掘，找到了这种情感危机产生的根源：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使来自农村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在“大开眼界”的同时，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他们的情感，包括婚恋，难免被“物化”。“有了钱，才有资格言爱”，成了很多打工仔心中难以诉说的痛。 农民工杨斌因为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性压抑太久，隔段时间去找小姐，后来夫妻之间感情冷漠，最终导致离婚。于是，便有了《单身汉的夜生活》，直击农民工的“性”问题。在揭露问题的同时，记者也有自己的思考：农民工的“性”问题，会引发离婚、强奸、嗜酒、斗殴等一系社会问题。有社会学者建议。政府在帮助农民工解决工资拖欠问题、保障他们权益的同时，应多在农民工中开展一些文体活动，以分散他们对性需求的注意力；此外，用工单位如果建立农民工带薪休假制度，让他们定期回家与妻子团聚，这也是解决“性”问题的渠道之一。 引起反响为解决农民工的婚恋困局尽绵薄之力 《农民工婚恋现状调查》历时一个多月，编辑部精心策划，记者深入采访，真真实实地呈现了农民工婚恋的现实困惑，是农村新报“实实在在为农民办事，事事处处为农民说话”办报理念的又一有益尝试：旨在通过对农民工婚恋问题的深切关注，引起社会的重视，为解决农民工的婚恋困局尽一份绵薄之力。 报道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徐增阳认为，农民工的婚恋困局是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作用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政府还是应当加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为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就业、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子女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使农民工能平等地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逐渐融入城市社会。惟其如此，农民工的婚恋困局才能最终消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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