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闻敲诈 |
| 范文 | 梁锋 新闻敲诈是指借用媒体能够向社会公开报道的职业特点威胁一些有负面消息的单位或个人而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新闻敲诈是一种与新闻传播行为相伴生的行为，是新闻传播行为的一种异化。“新闻敲诈”现象源自于报刊的逐利动机，马克思把这它称为“非常卑鄙可耻以致不敢公开说出的隐秘动机”。马克思在1861年12月31日所写的《法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一文中，使用“新闻敲诈”这个概念，揭露巴黎和伦敦的某些报纸凭空臆造事实、散布威胁言论、煽动战争，用以政治投机和商业投机者助力的行为。他批评英国的《晨邮报》和《泰晤士报》“像法国的《祖国报》和《国家报》一样，它们愚弄读者不仅是为了要在政治方面把他们引入迷途，而且也是为了要在交易所中把他们的钱搜刮上去交给自己的主子”。 新闻敲诈的主体主要有三类：没有从业资质的假记者，部分丧失职业道德的真记者、部分肩负经营创收任务的媒体中层干部。 没有从业资质的假记者，深谙一些官员或者企业领导为了自己的仕途，不愿涉及自己的各种不利的消息公开的心理，因而，利用手中获得的一些相关负面信息，甚至捏造的负面信息对相关当事人进行敲诈，要求给予封口费，从而获得利益。 部分丧失职业道德的真记者，在获知一些官员或者单位的负面信息后，利用自己真记者的职业身份，要挟对方直接给予好处，或者对方在自己所供职的媒体进行相关的广告宣传或者专题报道，从而获得相应的广告提成或专版提成的利益。 部分肩负经营创收任务的媒体中层干部，为了完成自己以及自己所在媒体的局部利益，指使手下记者在新闻采访中寻找各种负面线索，然后要挟相关单位，要想负面消息不被报道，必须在自己所在的媒体进行广告宣传或者进行正面的专题报道，收取广告费或专题报道费从而获得利益。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行业报以敲诈手段进行经营创收比较突出。 新闻敲诈的客体主要有两类：官员与企业。 不久前，新华社有一篇报道提到，一些地方官员患上“010恐惧症”。他们所害怕的“北京来电”中，有一类就是自称中央新闻单位，要做正面有偿新闻或收负面“封口费”，即新闻敲诈。但面对可能的敲诈，一些地方官员的心态复杂，一位干部直言：“现在想挑出地方政府的毛病很容易，面对这样直接要封口费的，我们也很矛盾，给吧不甘心，不给吧又担心真的闹大了。” 在地方官员之外，企业也是新闻敲诈的重要对象，一些企业为防止有关自身的负面信息在网上流传，花钱灭火的豪气一点不输于地方政府。 敲诈者所利用的手段，往往是信息不对称以及相关对象“害怕把事闹大”的鸵鸟心态，或利诱或威逼，但只要明晰底线——真正的媒体报道，不会夹杂金钱交易的因素，“受害者”只要自身坦然，就没有理由被要挟。 从已公布的一些新闻敲诈案例来看，要揭穿敲诈者的身份并不难。比如，山西省忻州市寇某某假冒“西部廉政监督网”记者实施敲诈勒索；高某等五人开设“中国廉政网”、“中国县域网”两个非法网站，冒充记者诈骗上访民众；2013年8月江苏徐州仲某等四人私设“今日焦点网”，在全国各地进行敲诈勒索等。 新闻敲诈是一柄双刃剑，对多方带来危害： （1）损害企业的形象，可能会影响其市值和正常经营活动。 （2）有示范效应和连锁效应，影响其它企业接受这一“潜规则”。 （3）增加公司额外支出，影响企业收益和持续发展能力，尤其是对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影响更大。 （4）干扰了大众视听，严重影响大众对企业乃至资本市场的判断，如导致上市公司股价的异动，带来股市巨额财富的蒸发，广大投资者蒙受巨额损失。 新闻敲诈行为在今天这个阶段正在呈现一些新的特征： （1）从过去个别从业人员的“零敲碎打”，现在正在变成一种成团伙、有模式、成套路的系列敲诈。 （2）从过去主要依靠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的媒体平台，开始转向了更有效率，成本更加低的网络平台。 （3）从过去散见在各个领域的一些新闻敲诈行为，现在开始集中在比较有专业性的财经新闻领域。 （4）从过去很多直接涉案人，自我受到某些利益的那种诱惑，又增加了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某些新闻机构他自上而下、唯利是图的创收考核的机制，也在实际上对这种犯罪行为推波助澜。 当前，中宣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9部门正在全国范围内联手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一方面各部门对重大新闻敲诈和编造传播假新闻案件成立联合调查组，多部门协同开展调查。另一方面，主管主办单位及各新闻单位加大自查自纠力度，及时处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等行为。同时，完善举报投诉制度、信息公开查询制度、媒体评议制度，定期组织社会人士和业界代表对新闻媒体、互联网站和从业人员遵守职业规范、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评议，以提高行业自律水平。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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