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5G时代海外华文媒体的全球传播路径：对话性·协同化·视频化 |
| 范文 | 高金萍 【摘要】5G时代，海外华文媒体连接受众与世界的重要路径，在于拥抱新传播技术、构建新传播理念、使用新表达方式。为此，海外华文媒体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传播的价值导向;在对话性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与国内媒体协同化发展以强化“中国因素”;以视频化表达顺应信息革命重塑新闻传播形态。 【关键词】5G;海外华文媒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故事 随着5G时代的来临，人类传播正在向智能化传播迈进。2019年6月6日，中国工信部领全球先风，向4家企业发放5G牌照，正式开启5G商用大门。5G技术的低延时、高可靠、高密度特点，能够满足物联网所需要的广覆盖、深覆盖、低功耗、大连接、低成本等要求，“万物互联”的时代即将到来。中国作为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领跑者，已经启动引领新型全球化的步伐，运用“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重新划分和连接世界版图，使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用5G技术加快网络社会的变革，推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通过经济、文化、技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打造新型全球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海外华文媒体来说，拥抱新传播技术、构建新传播理念、使用新表达方式是5G时代连接受众与世界的重要路径。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传播的价值导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是以美国价值观为核心的“美式全球化”;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传播，实质上是为其打造的全球秩序摇旗呐喊、推波助澜。[1]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强力推行以“美国国家第一”为宗旨的逆全球化举措，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日渐显露出回应现实问题的无力感，至此，美国自由主义倾向的、倚仗软实力以同化他者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走向名存实亡。2019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及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2019年年会上指出，“如果说以往的全球融合是因为贸易壁垒的消失而发展，那么如今的全球化发展则有赖于国家间数字和虚拟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相关理念和服务的流通。这是全球化4.0的核心”[2]。 新型全球化需要新型的全球传播，新型的全球传播需要切实回应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形象表达世界各国平等对话和交流合作的进展，并提出合作共赢的解决方案。当前从多个角度来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引领全球的能力，而且中国也已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的统一体，它以合作共赢为总基调，重置了人类社会的终极追求，提出了解决逆全球化问题的方案。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大合作格局，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实践夯实了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向全世界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中国面对逆全球化浪潮为世界提供的“中国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新的文明观和价值观，构建未来的世界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着力促进的不仅仅是资本的流动、物质的交易，还包括文明的对话、心灵的交流，这是超越地缘对抗、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实现合作共赢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当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的国际形势下，要跳出西方中心论、构建新型的世界秩序，就需要传播革命予以助力。正如托马斯·R.马尔萨斯曾指出的，“传播应当通过为所有人谋取新的发展手段来制造社会的‘进化”[3]。 自1815年世界上第一份华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海外华文媒体已走过两百多年发展道路，“已成长为全球传播界的一道亮丽风景，成为国际舆论界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4]。截至2015年，全球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华文媒体有1019家，其中包括报纸390家、杂志221家、电视台77家、广播电台81家、网站250家，分布在61个国家和地区。[5]海外华文媒体站立于中外文化、东西方文明之间，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动吸纳“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从“五通”角度开展新闻信息服务，有助于海外华文媒体从追求人类文明创新发展的高度，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传播影响力。 二、在对话性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 任何一个时代，传播都是度量一个民族实力、社会文明和政治民主的尺子。正是在这个刻度上，传播能够成为人类社会变迁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动力。21世纪以来，人类传播模式和传播渠道的变革日益深化，作为一项革命性技术，5G技术商用将成为人类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认为，未来人类传播将出现两大趋势： 其一，传播的去中心化与中心化并存。从内容生产角度来看，当前人类传播去中心化态势是由互联网生产模式决定的，互联网由多个节点联结而成，其内容生产是由权级平等的全体网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结果。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发布原创内容，共同生产信息。而全球化带来的资本集中化、网络垄断化，在未来仍然有强化之势，这种垄断和集中将体现在数据垄断和智能技术垄断之中，基于这种垄断的加深，媒介的内容生产将注定被资本拥有者和数据垄断者所框定，数字鸿沟（信息鸿沟）日益加深。 其二，人类共同体与族群分化并存。5G技术商用意味着万物互联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连接度提升，命运关联度也大大提升，这种利益的共生性和命运的联动性将日益增强，基于技术催动，人类共同体的客观存在需要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迅速加强。与此同时，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人机互动将为个体成长、群体分化提供更为广阔的时空，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别更加凸显化，社会结构日益族群化，虚拟世界日益圈层化。因此，重视互联互通的个体，强调深度交互的圈层，平衡相互影响的族群，是人类传播的重要趋势。[6] 面对这两个并存的趋势，人类迫切需要通过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打破隔阂，相互借鉴，共生共赢。当代著名思想家西奥多·泽尔丁在《对话》一书中指出，“21世纪需要一种新的抱负：发展对话（conversation）而不是谈话（talk）。对话会改变人，真正的对话点燃激情，而不只是信息的发送和接收”[7]。站立于多元文化之间的海外华文媒体，应通过对话性传播实现促进理解、相互借鉴、进而发展自身的目的。 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海外华文媒体居于“形成创造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8]的核心位置，是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开展对话性传播的不二之选。 对话性传播具有平等性、生长性和共赢性的特点，真正的对话不仅仅是宣传说服、同化对方，而是让对话参与者在平等的交流中，通过对话拓宽彼此的视域，通过对对话者行为背后态度和目的的共享，达成相互理解，进而实现意义层面的共造与联合，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和创新发展。对话性传播存在于多主体之间，以尊重个性和差异为前提，对话性传播是沉淀于表层的信息交换之下的、思想和意义层面的交流。恰如英国思想家戴维·伯姆所言：“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9]实质上，从讲“好中国故事”到“讲好”中国故事，其中的差别正是从信息的简单交换到意义层面的共享和共造。 互联网在技术上为用户提供了机会均等、平等参与对话的可能，微信、微博以及H5新闻等，采用游戏、对话、@用户等形式展示新闻内容，充分发挥了传者与受者对话的价值。互动、交流、沟通已成为公众参与新闻话语建构的最基本方式。5G技术将以百倍速率提升这种功能的便利化应用，创造场景性的对话平台，创新新闻话语表达方式，重塑未来的传播形态。海外华文媒体站立于中外文化和文明对话的优势位置，具有开展对话性传播的先天优势，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以精准定位、加强互动、场景性传播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三、与国内媒体协同化发展以强化“中国因素” 随着中国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日增。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海外华文媒体的角色也将发生重大改变。 过去200年来，海外华文媒体承担着中国与所在国人民之间情感沟通者的重要角色，以“满足华侨华人的信息需求，传播中华文明”为己任，服务所在国受众。21世纪以来，海外华文媒体的受众数量呈增长势头，海外华人总人数已超过6000万，此外，还有4000多万各国主流社会的汉语学习和使用者，这1亿人口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受众群。面对这1亿人口，海外华文媒体将在传播中华文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方面，海外华文媒体以海外华侨华人和世界各国汉语学习者为目标受众，与国内媒体比较而言，其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和角度更贴近目标受众，服务本地受众的特点更突出。海外華文媒体要紧密围绕信息服务，在涉及本土受众利益的新闻事件上，与国内媒体协同报道，在重大事件和日常报道中形成内外联动，从不同角度说理，客观展示“中国故事”，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放大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另一方面，海外华文媒体在海外华人身份意识构建中具有独特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中提出，移民报刊通过帮助移民读者通过母语同化于美国文化，并顺利融入美国社会，从而构建了自身的角色。[10]而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外语报纸的数量和读者规模急剧下降。[11]由此看来，海外华文媒体保持其发展势能的关键，还在于“中国因素”的强弱以及世界公民身份的建构。所谓“中国因素”，既包括中国社会发展的硬实力，也包括中国文化传播的软实力;所谓世界公民身份的建构，是帮助海外华人树立将公民责任与道义放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普世伦理。 “每当中国进入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内地媒体与海外华文媒体总是产生强烈共振和互动”。[12]海外华文媒体与内地主流媒体、通讯社的合作，应从信息互换、技术合作转向更为深入的业务联动，包括产品营销、品牌推广、跨界合作。 海外华文媒体强化“中国因素”，就是在其已经形成的贯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中，加强其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的国际舆论环境。海外华文媒体对于所在国受众来说，具有内在的亲和力，借力这种具有亲和力的话语体系，推进中国的对外合作交流，将中国态度、中国观点、中国发展有机融入新闻报道和信息服务之中，促进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的联系，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在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的进程中，海外华文媒体将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身边的“中国故事讲述者”，它的非官方色彩和本土化风格将实现“中国故事”传播的倍增效应，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传播景观中一个令人炫目的部分。 四、以视频化表达顺应信息革命重塑新闻传播形态 21世纪以来，海外华文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积极吸纳新传播技术，不断提升传播力。根据刘康杰、夏春平的调查，截至2014年，全球五大洲31国59家海外华文报纸中，已有49家报纸拥有网络、手机报或微博、微信。[13]《世界日报》《欧洲侨报》等纸质媒体通过网站、e-paper等形式，拓展其覆盖范围;欧洲华文电视台等借助移动互联网，通过手机、PAD移动终端等，提供“中国内容全球传播”。 4G技术催生了人类的新传播形态——短视频。基于4G能够快速传输数据、高质量音频、视频和图像等特点，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网络的提速，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带动短视频的兴起，4G技术为大众赋能赋权，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视频这种最简洁、最直观的形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短平快的大流量传播内容迅速获得粉丝、平台媒体和资本的青睐，微博、秒拍、快手、今日头条纷纷入局短视频，由此，短视频制作转向UGC与PGC（专业人员生产内容）的共存。视频化表达的“UGC+PGC”生产模式，互动性更强，能够促进用户的关注欲望和记忆加深，极大地提升传播效果和增强传播力。 5G技术将以一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改变带给人类新的传播形态，高质量、高科技的场景能够再现新闻事实发生的现场，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将催生现象级内容生产产品，甚至形成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融合。这意味着人类过去五千年来由文图传播主导的时代，将转变为由视频传播主导，社会话语的表达权从精英阶层让渡于越来越多熟练应用技术的普通人。 海外华文媒体能否借助5G技术，完成由“内容生产商”向“视频平台”的过渡，从而构建自主可控平台，是能否继续保持其独特地位及重要影响的关键所在。面对5G技术带来的传播格局的颠覆性改变，海外华文媒体应主动作为，尽快布局视频内容生产，探索新闻传播的场景化应用，顺应信息革命与社会变革。在UGC领域，海外华文媒体要建立常态化激励机制，吸引用户参与视频生产;在PGC层面，海外华文媒体应利用其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内容优势，积极与第三方合作，定制生产精品视频。5G时代视频化表达的本质，是以新的话语表达形式整合传播内容，提供更具深度的内容报道，重塑新闻传播形态。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话语策略研究”（19YJA860003）、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18ZDA32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贾文山.全球传播的道·术·效[J].前线，2019（5）：26-28. [2]谢莲.2019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今日开幕聚焦全球化[EB/OL].ht tp：//www.sohu.com/a/290625764_119725，2019-01-22. [3]T.R.Malthus，Essai〓sur〓le〓principe〓de〓population，Paris，Guillaumin，1845，p506. [4]郭招金.世界华文媒体二百年[M].香港：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第八届世界华文媒体论坛论文集，2015：1-15. [5]吕振亚.国际舆论环境越复杂越要发挥华文媒体作用：中新社建设世界华文资讯中心的实践与探索[J].对外传播，2015（10）：10-11. [6]胡正荣.技术、传播、价值：从5G等技术到来看社会重构与价值重塑[J].人民论坛，2019（8）：30-31. [7]赵彦红.对话传播的理论探索与现实聚焦[J].东南传播，2018（7）：79-82. [8]周宁.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J].东南学术，2003（3）：81-90. [9]伯姆.论对话[M].王松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5. [10]张军芳.经验社会学路径下的传播研究：论罗伯特·E.帕克的传播研究[J].现代传播，2006（2）：165-167. [11]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96. [12]郭招金.世界华文媒体二百年[M].香港：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第八届世界华文媒体论坛论文集，2015：1-15. [13]刘康杰，夏春平.新媒体淘汰报纸？——五大洲31国59家海外华文报纸调查[J].新闻大学，2015（1）：22-31. （作者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 编校：董方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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