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传媒的技术赋权与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运动 |
| 范文 | 骆正林 【摘要】传媒赋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它有时是“被赋权者”对权力的自我认知、主动发掘;有时是公共权力对“被赋权者”的权力授予，是外部力量控制的权力“在轨使用”。新中国成立后30年内，国家利用传媒实现自我赋权，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传媒赋权，一方面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参与热情，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在近现代传媒赋权过程中，国家力量占据着重要地位，当传媒赋权影响到权力结构的平衡时，国家权力总会采取措施引导传媒赋权“再入轨”。 【关键词】传媒技术赋权;中国式的进步运动;技术霸权;国家治理;国家—社会关系 传媒技术赋权有时是“被赋权者”对权力的自我认知、主动发掘，如清末知识精英对报刊的使用，实现了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有时是公共权力对“被赋权者”的权力授予，是外部力量控制的权力“在轨使用”，如现代网民是在国家给定的空间内实现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等。传媒赋权的对象有基层社会、边缘群体，但国家也是传媒赋权的受益者，甚至是最大的受益者。传媒赋权让公众的权益得到保护，公众可以寻求外部的救济;公权力可以利用传媒赋权，维护意识形态，巩固现有政权。传媒赋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虽然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传媒赋权总是国家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新中国成立后30年内的传媒国家赋权，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传媒赋权，一方面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参与热情，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应该说，传媒对中国社会的技术赋权，改善了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并不断推动着中国社会走向进步。 一、传媒赋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技术赋权不是一种权力的简单给予，它是特定人群使用技术后获得的权力增量。“技术使用”有多种情形：有的是国家权力对技术的垄断性使用，有的是边缘群体对技术的抗争性使用，有的是特定群体基于“对技术的敏感”而对技术的超前使用等。近代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发、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它“團结带领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利用传媒赋权，宣传意识形态，组织社会运动，推动国家建设，有效提升了党和国家的传播力和软实力。 （一）中共的传媒赋权与党报宣传体系的建立 1949年之前，国民党处于国家的“正统位置”，它们利用占有的社会资源，排挤、打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为了改变中国人的命运，自觉利用媒体整合中国社会中下阶层的力量，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与革命，改变基层群众的社会命运。翻开中共党史可以发现，舆论宣传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毛泽东“虽然承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硬道理，但是始终坚持要用革命两手——枪杆子和笔杆子——对付反革命的两手”[2]。中共对报刊宣传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实际上是通过传媒赋权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抗争和挑战。1941—1942年间，中共对报刊的使用已炉火纯青，党的领导人更加自觉地利用报刊实现党内的思想统一。1941年之前，延安解放区在中央党报委员会的领导下创办了不少报刊，但报刊数量的增多一方面增加了解放区的物质负担，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舆论不一律”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意欲集中宣传工具和统一宣传口径，扩大中央直接领导的宣传媒介的影响”[3]。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文件鉴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的原因，决定将《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艺》等刊物暂时或永久停刊，合并《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党中央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解放日报》创刊撰写发刊词。 复旦大学黄旦教授认为，“毛泽东的新闻实践也不算多，更没有掌握过一份大型日报”，但他非常重视报刊在实际工作中的指导和组织作用，“他强调报纸内容首先是内向的、当地化的，由近及远，与当地群众生活发生密切联系，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达到宣传鼓动和组织的效果”[4]。创刊后的《解放日报》并没有如毛泽东所愿“联系群众生活”，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洋八股”，报纸版面“贫乏无味”“面目可憎”。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旨在从思想上清算党内的左右倾路线的错误和流毒，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和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召集各方人士开座谈会，征求大家对《解放日报》的改版意见。毛泽东在座谈会最后的讲话中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利用报纸。”[5]《解放日报》改版是中共第一次认真思考党报的舆论宣传功能，并第一次形成了系统的党报理论。自此，利用党报推动中心工作成为党的优良传统，报刊因此更加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武器。近代中国媒体是西化、苏化的产物，中共的报刊不同程度受到西化的影响，并深受苏化的影响或干预。《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去除西化、淡化苏化的过程，使党报从此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央党报。正是在党报的工作实践中，中共增强了传媒赋权的意识，更加主动地利用媒体推动革命工作。 （二）新中国的成立与传媒对国家力量的赋权 1949年中共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它代表广大人民掌握着中国的政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传媒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传媒不再简单地被看成社会赋权的工具，而是成为国家巩固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在设计社会主义中国的框架中，媒体是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因素，中国共产党利用掌握的领导权力，重新配置和优化社会主义新闻网络。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加快建设公营新闻网，逐渐对私营新闻事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1年8月，原有的55家私营报纸只剩下25家。党和政府为此对私营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从1950年下半年起，《大公报》《文汇报》等相继实行公私合营，到1953年初全部实行公私合营。通过公私合营，对原有私营报纸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改进报纸工作内容，在经济上除保留私股外，由政府给予适当投资或贷款作为公股，以扶持报纸发展。后来，又逐渐退还私股，全部转为公营报纸”[6]。对媒体经济体制的改造是发挥媒体舆论功能的保障，当报刊和广播成为国有独资后，媒体组织生产和社会动员功能被有效地发挥出来。在国家工业化、城市改造运动和朝鲜战争动员等方面，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网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有独资的传媒所有权结构，高度集中的行政化组织管理，使媒体的宣传工作被抬高到不恰当的位置。“文化大革命”中媒体被少数政治投机分子所利用，这给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惨痛的教训，也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新中国成立后，传媒赋权的完全国家化因此也产生出“赋权困境”，即基层社会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他们难以利用媒体主动赋权，从而使基层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受到了较大的忽视或压制。 （三）传媒赋权思想与新时期的社会变革传播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利用传媒赋权掀起了激发传播浪潮。“激发传播是社会变革孕育、发生与运行的动力”[7]。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利用传媒在短时间内进行了集中而有力的宣传，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改革热情和创新活力。中共领导人既是革命家、政治家，也是宣传家，每一代领导人都将新闻媒体看作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当然也不例外。同设计中国社会的改革方案一样，邓小平同样对新闻宣传工作做了新的界定。“邓小平对一些新闻论题的分析着墨不多，但含义深刻，论证入木三分，解决问题实在可行”[8]。早在1950年，邓小平在《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9]。1978年后，当时中央高层认为“旧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便中国能够在国内追求经济发展，在国外获得国际影响力”[10]。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新闻界开始拨乱反正，摈弃媒体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肯定了新闻事业以刊载时事新闻为主，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媒介。1978年首先从报纸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仅猛烈冲击了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想，而且直接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1]。此外，媒体还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为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第二次革命”，準备了良好的思想路线基础和组织路线基础。邓小平自己评价：“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12]邓小平关于媒体使用的思想解决的是传媒如何对国家赋权，如何利用媒体赋权调整国家与人民、国家与媒体的关系，如何利用媒体更好地促进国家的发展与进步等问题。邓小平不仅积极推动了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且还推动了90年代初的另一场思想解放运动。1991年春天，邓小平在上海发表系列讲话，《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4篇评论，阐释市场与计划、姓社与姓资的问题。正是《解放日报》的评论打开了中国人民的新视野，明确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社会的新思路、新方向。 （四）传媒技术变革与国家传播力软实力建设 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加快了传媒技术的改造步伐。1974年8月，四机部、一机部、科学院、新华社及国家出版局等五单位联合申报立项了国家级科研攻关项目“748”工程，该项目的研究目标是实现计算机在我国排版印刷行业的运用。此后诞生的华光Ⅰ型机赶上了国外先进水平，实现了我国出版印刷业从“铅与火”的时代转向“光与电”的时代。1993年国家在技改专项中设立印刷专项，给印刷企业和部分中央媒体的技术改造给予了大力支持。从1988年到1993年间，“中央各报及80%以上的省报普及了激光照排。到1993年，全国已有700多家报社采用激光照排技术，绝大多数报社告别了‘铅与火的传统排印技术”[13]。1995年，《光明日报》建起了新闻综合业务网，报业开始进入第二次革命阶段，即进入“告别纸与笔”的新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前十年，中国报业进入了辉煌的“黄金时代”，《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华商报》等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达到了巅峰，报业大战的硝烟在全国各地点燃。进入80年代后，广播电视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80年代中期，各地积极发展当地的广播电视事业，中央、各省等相继扩建电台、电视台，同时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广电大楼”[14]。中央电视台成立新闻评论部，1993年推出《东方时空》、1994年开办《焦点访谈》、1996年播出《新闻调查》，中央电视台的舆论监督和公共权力的有效配合，成为当时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监督力量。传媒技术的更新完成了对国家的再次赋权，传媒产业逐渐成为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媒体规模的放大、内容的更新、效益的提升，媒体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传播力和文化软实力。 媒体在发展过程中，新闻传播群体成为重要的社会群体，新闻传播职业成为社会羡慕的职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最初十年，成为媒体人记忆的“黄金时代”。媒体市场化步伐加快，传媒技术的不断更新，舆论传播力的增强，使媒体人从单纯的宣传者、喉舌向更加多元的社会角色转型。新闻传播者借助传媒技术的赋权，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并在职业活动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专业主义路线。“9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举足轻重，启迪和激励了中国新闻从业者，他们运用这一话语资源，借助市场力量展开创新实践，创造了新闻改革的新局面，也成为今天一些从业者忆述中国新闻业‘黄金时代的重要资源”[15]。在很多有影响的社会事件中，媒体记者和律师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帮助中国社会修补体制漏洞，推动社会体制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调适和完善。 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传播得到长足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宣传体系逐渐建立，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和文化软实力得到明显的提升。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非常强调软实力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国家能使其力量在其他人眼中合法化，它们所遭遇的有违其愿的阻力就要少得多。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别的国家就更愿意追随。如果一个国家能塑造国际规则并使之与本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其行为在别国的眼中就更具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借助机构和规则来鼓励别的国家按照它喜欢的方式来行事或者自制，那么它就用不着太多昂贵的胡萝卜和大棒”[16]。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媒体对外传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8年奥运会报道、2010年的世博会报道，使更多的国际受众看到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媒体长期不懈的对外传播，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弱势地位，并逐渐获得了在国际话语平台设置中国国家议程的能力。 二、网络赋权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调适和演化 美国学者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一书中将人类的交流观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古希腊柏拉图《斐多篇》和《会饮篇》中的双向爱欲交流观，二是《圣经》中耶稣和使徒保罗的单向撒播观，三是中世纪神学中的天使交流观，四是近代哲学的精神交流观和19世纪招魂术交流观，五是现代传播理论中的交流观。彼得斯认为，“交流”是20世纪产生的观念，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20世纪人类生活在更加无法交流的世界，“时时处处遭遇交流的深渊”[17]。彼得斯引用威廉姆斯的观点来论证“交流的鸿沟”，现代人的交流经常随心所欲、心不在焉、相互插话，人们总在他人面前自言自语，没有人能够说完他开始说的话。沿着威廉姆斯的思路，我们也可以说，现代人很少能够听完别人说的话。因此，彼得斯得出结论，“用对话的碎片思考和说话，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命运”[18]。彼得斯基于“哲学、社会、文化和技术”的背景研究传播思想史，他从传媒技术的角度思考“交流的不可能性”，认为传媒技术的发展引发的是交流鸿沟的拉大。彼得斯虽然从批判的、悲观的视角研究传播思想史，但他还是在著作中反复指出，交流的力量是“它能够拓宽人的互动，使人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19];交流“对我们反思民主、博爱和变迁的时代至关重要。我们时代的一些主要困境，包括公共的和个人的困境，必须求助于交流，否则就找不到解决办法”[20]等。 网络技术的发展造就了更多的交流平台。随着网络向更多的社会群体赋权，社交媒体给公众创造了更多的在场感。但是，网络空间的争议却越来越多，人际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网络不仅是一种传播工具，而且是社会系统的组织方式，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从传播意义上看，互联网放大了彼得斯的“交流困境”，从社会意义上看，互联网创造了新的社会网络，而在社会治理方面，国家面临着新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彼得斯用批判的视角认识交流的无奈;如果我们选择经验的视角，则“交流的困境”恰恰是“交流的课题”，它寄托著公众对交流有序的期待，也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作为的空间。因此，网络赋权使传播问题超越了“交流的困境”，它要求我们用更多的智慧来协调新的“国家-社会”关系。 （一）后消费时代出现的传媒赋权浪潮 法国学者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消费是一种符号消费，消费与社会地位、名望、荣誉相联系，“一件商品越是能够体现其拥有者或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其符号价值就越高”[21]。美国学者迈尔斯在《社会心理学》中提出了“后物质主义”的概念，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认为，追求财富可能导致“更不快乐的生活”，追求亲密的社会关系、充满希望的信仰、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等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源泉。沿着消费社会、后物质主义时代的路径，我们看到了后消费时代的特征：人们不仅追求先进的物质生活，而且追求消费符号带来的尊严，同时更加注重通过“消费”建立“自己可以控制的社会关系”。传媒赋权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对边缘群体（marginalized people）的赋权。我国改革开放后，传媒赋权出现了“社会化扩张”的现象，即传媒向国家权力之外的群体赋权，首先是对传媒机构内职业化群体的赋权，其次是对数量庞大的社会大众的赋权。传媒对社会大众的赋权是通过“消费”的力量推动的，这种市场化、社会化的消费运动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传媒赋权浪潮。 网络对公众赋权的首要表现是公众表达权的实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话、手机、电脑等信息产品帮助我们进入“媒介社会化”时代，普通公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便利。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1995年互联网向公众开放，2003年手机被认定为“第五媒体”。1999年聊天软件QQ出现，2002年博客网成立，2011年微博迅猛发展，2012年微信朋友圈上线……各种表达工具让公众体验到自我存在感，感受到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尊严。社交媒体激活了个体操纵传播资源的能力，“个人湮没的信息需求与偏好被激活，个人闲置的微资源被激活”[22]。网络赋权的第二个表现是实现了对底层力量、闲散资源的聚集和整合。底层的社会力量过去曾是零散的、卑微的、不被重视的，网络实现了对知识、时间、精力和关系的低成本、零成本的聚集，能够使卑微的声音以“暴风雨”的形式聚集表现出来。“互联网把个人激活了，个人成为社会传播的基本主体。就算是不知名的小人物，只要上传到网络上的内容能够得到较多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迎合，就能在层层转发中形成核裂变的传播效应”[23]。网络赋权的第三个表现是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再造。信息时代提供的各种交流产品和网络服务，使“社会关系”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人们以“消费者”的身份不断使用社交媒体，并在消费的过程中建构各种“社交圈”。人类社会关系的网络化缔造了一个“虚拟的”网络帝国，网络帝国的臣民有了“关系”主人的错觉，人们经常幻想自己构建了一个“朋友圈”，自己实现了对自我社会关系的控制。世界各国都将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当成国家战略，网络技术最初总是以“国家赋权”的面目出现，但网络发展的结果却超出了权力的想象，社会大众因网络而得到无限、持续的赋权。后消费时代公众对“社会关系”的消费，恰恰形成了一波对普通人进行赋权的浪潮。 （二）网络赋权与我国市民社会的成熟 市民社会是以“权利”为基础的私人所构成的非强制的社会集合。市民社会是国家和社会分离的产物，是“公”“私”之间形成的公共空间，是国家之外公民自我管理的社会领域。我国社会曾长期处于高度政治化、国家化的环境，公众在政治生活中的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改革开放后，国家向社会不断放权，市场孕育的契约意识，传媒向基层群众的赋权，使公众的世俗生活空间不断放大，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开始快速成长。市民社会是在普通公民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丰富强化了私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并在虚拟空间内创造出更多的新型社会关系。权力是在社会关系中被建构的并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网络空间不仅是人们的精神交流空间，而且越来越成为物质交换、市场交换的空间，公众在网络空间内交换物质、信息、资金等资源的时候，能够体验到参与公共事务、政治决策的成就和快乐，并清晰地感受到“私人权利”在公共生活中的增加。网络空间给公众提供的社会参与体验，丰富了市民社会的内涵，并推动中国的市民社会不断走向成熟。 市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重视对私人利益的尊重和维护。表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也是维护其他公民权利的保障。网络赋权首先让公众获得了表达权，公众在互联网表达中积累了表达自信（self-confidence）、提高了表达能力。“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任何一个有着良好的互联网知识的中国公民，事实上现在都能够参与任意事件的相互讨论。互联网允许思想在联入互联网的人们之间快速地传递”[24]。在征地拆迁、环境抗争中，公众卑微的声音形成了巨大的舆论洪流。网络舆论一方面维护了公众的切身利益，培养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另一方面，网络舆论很好地监督了公共权力和腐败现象，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公平公正的实现。市民社会还注重社会契约，注重共同价值的维护，注重公民的自我管理。网络对基层社会的赋权，不断使公众在网络生活中达成社会契约，促进公众在集体行动中形成共同目标。网络赋权促进市民社会发展，提高了中国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同时也带来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当然，市民社会不是国家的对立面，它是国家管理能力的重要补充，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依靠力量。 （三）网络赋权与国家治理的创新 基层社会的网络赋权既有网民的自我赋权，也有国家对社会的放权、赋权。网络赋权提升了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让更多的民众有了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公共生活的讨论和实践中。传媒对基层社会的赋权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熟，电子公共领域密集的公共讨论，对中国的公共决策和制度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网络化，“国家-社会”关系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变化，国家需要向市民社会释放更多的自我管理空间，同时国家也需要在全新的网络空间内实现有效治理。 网络公共空间类似于自由市场，充满着光怪陆离的奇观和只言片语的观点;置身于网络空间的人们仿佛进入了自选商场，每个人只是根据自我偏好选择信息、观点和立场。网络公共空间内“人人皆记者，人人皆读者，人人皆评论者，人人皆参与者”[25]，但是很多人只是如盲人摸象一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网络平权思想促进了草根民主的发展，但客观上也拉低了网络空间的道德水准，很多网民面对公共生活时丧失了否定性、批判性思考。在网络公共事件中，很多人倾向于从情感出发下结论，忽视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导致情感超越现实的“后真相”的出现，网络空间内频繁出现舆论审判和道德绑架。网络空间内形成的社群关系表面上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实际上却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信息茧房;茧房与茧房之间基本是独立的、封闭的，各种网络社群飘逸的均是心灵鸡汤，浸淫其中的网民信息鸿沟却在不断拉大。在世俗生活和商业交易中，网络空间还存在很多诚信、欺诈、胁迫等问题，当人类现实的社会关系不断向网络空间位移时，网络空间并没有做好法制和伦理方面的准备，网络空间的很多领域还处于“原始状态”。 国家是网络空间的规划者，也是网络空间的治理者。网络空间出现的种种问题，给我国政府治理提出了更多的挑战。近年来中共中央反复强调网络治理的重要性，将网络舆论治理上升到定国安邦、治国理政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党和政府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26]。互联网不仅给中国社会赋权，而且也对国家进行了赋权，甚至出现了国家和社会在网络空间内相互赋权。国家是网络技术的倡导者、开发者，它与市场结成强同盟关系，成为网络技术的掌控者、实践者。我国政府倡导“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网络技术推动了微博、微信、支付宝、共享单车等业务的发展，中国在信息产业方面的进步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这是网络赋权给国家建设带来的直接效益。网络对基层社会赋权使得政府治理受到挑战，但政府是网络技术的原始规划者，它能够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强化自身的治理能力。通过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 project）的实施和防火墙（firewall）的建立，政府在物理层面获得了网络空间最原始的话语权;党和政府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正在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网络主权，网络治理逐渐被纳入国家化、法制化的轨道。制度屏障、法律屏障成为政府治理网络空间的基础性工程，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还在积极评估社会情绪，利用大数據、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对社会资源、社会权力进行再分配，在大数据环境下创新政府治理的新模式。 （四）大数据时代技术与资本的霸权 网络对基层群众的赋权，提高了基层群众的权利感，扩大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因此，乐观主义者认为，网络赋权促进了“数字民主、电子民主、网络民主”。然而，政府、资本是网络赋权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信息产业逐渐成为全球的支柱产业，各国政府实际上也向市场让渡网络赋权。因此，国际上一些悲观主义学者认为，网络赋权可以被权力使用强化威权政体。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网络赋权能够帮助国家实行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然而，政府在规划和治理网络空间时，必须对技术与资本的霸权保持警惕。互联网产业是一个依赖资本运作的产业，在巨大的现实利益面前，资本和技术极容易合谋形成网络霸权。任何网络服务都是技术人员编写的系列程序，上网则是资本和技术对人类身心的设计和分配。当机器算法能够控制公众的注意力，普通人就可能越来越成为机器的奴隶。在魏则西等事件中，公众看到了网络企业的资本强权、技术霸权，也看到了大数据技术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负效应。因此，政府的管理创新还应该包括对技术和资本的合理节制。 三、结语 网络空间是一个高维度空间，而人类才刚从低维度空间向高维度空间转移;只有突破了低维度空间的关系认知，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到高维度空间的规则。传播是一种现象，传媒赋权也是一种现象，它们都是面向未来、发现未来的现象。传媒技术的革新主要由两种力量推动，即市场力量和国家力量。在国家力量主导的技术变革中，传媒始终处于“在轨”的状态，技术赋权最终体现的是国家权力的强化或延伸。在市场或社会主导的技术变革中，传媒呈现的是“脱轨”状态，传媒赋权体现的是边缘群体的增权;国家权力是社会资源的主要调配者，当传媒赋权影响到权力结构的平衡时，国家权力必然会采取措施引导传媒赋权“再入轨”，最终实现国家权力对传媒赋权的监控或收编。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和社会治理研究（16BXW04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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