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媒体语境下西北藏族地区政治传播研究 |
| 范文 | 【内容提要】新媒体环境下，政治传播随着新的传播因素的介入，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本文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梳理了当前西北藏族地区政治传播的现状，一方面关注新媒体在西北藏区政治传播中的传播优势，另一方面发现在当前传播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措施。 【关键词】新媒体 西北藏族地区 政治传播 对策 一、新媒体与政治传播 新传媒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斌对于新媒体的界定是：“新媒体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①”继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介形态，我们称之为新媒体，主要包括网络、手机、数字电视等，它具有互动性强、传播渠道广泛、传播信息碎片化等特征。政治传播主要是指有关政治内容的信息的传播，有学者认为“政治传播就是由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包括政治系统内部的信息沟通传递、交流和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信息沟通传递与交流。②” 西北藏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及经济原因，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要想缩短差距，更要发挥新媒体传播先进文化的作用。西北藏族地区早期政治传播渠道主要集中在电视媒介上，电视在藏族地区的高覆盖率为官方政治传播提供了平台，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急速发展，尤其是智能手机和网络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基层政治生态，拓宽了基层群众政治参与的空间。 二、新媒体对西北藏族地区政治传播的影响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甘肃省网民数110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4%；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到2.39亿，占总体网民的32.7%，全国共有.gov.cn域名53546个，政务微博164522个，政务头条号34083个③。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互通互联，大幅提升了政府服务水平，推动互联网政务信息向着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 天祝藏族自治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县级地区，地处甘肃省中部，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截至2011年底，天祝县户籍人口为21.52万人，共有28个民族，截至2012年，藏族人口为67370人④。 本文选取天祝藏族自治县作为研究样本，一方面，作为民族自治区域，有其地域特殊性；另一方面，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相较于其他民族地区，更具有代表意义。 （一）新媒体带来新的传播模式，赋予受众更多的主动性 新媒体传播渠道的广泛性使得受众不必拘泥于单一的传播方式，传播渠道的改变，使得受众对信息的自主选择性更高，改变了以往“你传播什么我接受什么”的局面，尤其是智能手机的使用，使得受众主动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在走访天祝县大柴沟镇及松山镇部分乡镇后，我们发现，相比以往，受众接受信息的渠道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仅是电视、广播这种单一的传播渠道，还包括手机新闻客户端、微信、荔枝广播等。受众很容易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二次传播，扩大信息的传播广度，尤其是微信的使用，使得更多的信息通过朋友圈进行了散布、传播。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部分受众还订阅了手机报、天气信息等，了解新闻、财经、生活、体育、娱乐、天气等相关内容。 （二）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断融合，拓展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极大融合，改变了基层政治生态，拓宽了民族地区受众政治参与的空间。早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传播渠道主要为电视和广播媒介，随着近几年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络的普及和发展，加深了民族地区受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在走访天祝县乡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电视仍是媒体主流介入渠道，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利用手机、互联网络等新媒体，极大的方便了日常生活。在访谈中，村民王某说“以往，在‘转场时节，到大山里，几乎就与世隔绝了，外面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有了手机，真是好，到了大山里，一个电话，外面的事情就知道了。我自己也不会用手机上网，儿子女儿用手机上网，什么新闻都知道，真的是方便太多了。” （三）新媒体改变了传统政务信息公开化困难的局面 传统媒体时代，政治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为报刊、广播、电视，受传播媒介的限制，政务信息公开化程度不高，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不强。新媒体时代，政治信息传播的渠道更为广泛，随着微博、微信及新闻客户端的发展，实现了政务信息发展的新模式，信息的公开化程度及时效性得到有效提高。 我们可以看到，在天祝县政府网站上，有大量反映政府开展公共服务的工作内容，同时也可以看到政策文本与政策实践过程，了解实践中方方面面的细节，增强受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在新浪微博客户端上，也有县委宣传部发布的官方微博“天祝之窗”，用来发布政务信息、旅游文化景点、生活资讯等信息；在微信上，也有魅力天祝、天祝在线、天祝微生活传媒等多个公众号，发布生活资讯传播、文化民俗展示、旅游景点分享、热点互动等信息。 （四）新媒体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电子商务作为新媒体发展下催生的一种新型商业运营模式，给人们的生活及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改变，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给受众带来了新的机遇。 例如2014年发生在天祝县松山镇的40万只“羊滞销”事件，一经媒体报道，受到社会多方关注，一时间朋友圈、微博都在转发这条消息，《兰州晚报》举办了“农超对接”座谈会，不仅有来自省、市的商务、税务、供销社等部门，还联合苏宁云商、三维商城等电商平台，寻找产品销路，帮助农民解决燃眉之急。这就是新媒体对民族地区看得见的影响。 （五）新媒体为政治交互实现互动提供了可能 传统媒体时代，传者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加之传统媒介反馈不及时的弊病，导致传受双方之间互动零散，受众更多的是被动接受信息。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渠道多样化，人人都是信息发布中心，受众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参与性得到了有效提高，改变了以往被动接受的局面，对于關乎切身利益的信息，受众能够主动参与其中。政务平台的开放，让受众在了解和获取信息的同时，也能参与其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甘肃政务服务网上，开通了天祝藏族自治县门户网http：//www.gstianzhu.gov.cn/，内容板块包括行政审批、便民服务、阳光政务、个人办事、法人办事等，同时也可以上传个人建议等内容。 诚然，当前藏族地区新媒体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受众观念、地理环境、软硬件技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使用情况还有待提高。 三、困惑 （一）新媒体建设滞后 笔者通过走访天祝县打柴沟镇、抓喜秀龙乡、华藏寺镇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乡镇，发现打柴沟镇和华藏寺镇这两地的受众占有使用新媒体的程度都高于抓喜秀龙乡，主要原因在于打柴沟镇和华藏寺镇这两地的居民经济条件殷实，家庭成员除了孩子基本上都配备了智能手机，家里购置了电脑并安装了网络宽带的比例也較高；而抓喜秀龙乡作为牧区，主要以牧民为主，藏族所占比例较高，虽然大部分家庭也都配备了智能手机，但购置电脑的家庭较少，安装了网络宽带的家庭更少。这三个乡镇相对情况乐观一些，对于偏远乡镇，情况更差，有些地方未安装信号接收塔，根本无法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新媒体硬件建设的滞后仍是西北藏族地区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 （二）新媒体信息传播缺乏针对性 新媒体传播信息的渠道虽然多样，但是，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数据中，如何精准地获取所需信息就变得困难，信息的多样化致使信息的传播缺乏针对性。在天祝县政府网上，我们发现报道的多是一些大而空的新闻，对受众身边的新闻报道力度不够。此外，新闻的更新时间不够及时，没有能够实时地报道当地新闻。 （三）当政者新媒体政治观念不足 本文所研究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地区，基层政府是政治信息传播的核心力量。目前，基层政治信息的传播，一方面是以开会、发文等形式进行，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包村干部深入各个自然村，走村串户来传达信息。新媒体传递政治信息的介入程度还不高，未能有效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 四、对策 （一）加大新媒体建设力度 新媒体在民族地区的发展，还需要党和国家加大重视程度，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金，保证新媒体所需的硬件环境，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应积极配合，引导受众使用新媒体。 （二）提高意识 西北藏族地区各级政府干部要提高受众使用新媒体的政治思想意识。各级基层政府机关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深入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内容，整合新媒体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 （三）坚决推行数字化办公 从州到县、乡镇各级基层政府机关，推行数字化办公，将村民医疗保险、贫困补助、精准扶贫等信息全部上网，使民族地区新媒体的应用逐渐由带动到普及。 （四）开发新媒体资源，提高利用程度 西北藏族地区游牧民族较多，人口居住高度分散，此外，由于游牧民族经常随季节变化转场，报纸很难送达牧民手中，收看电视更是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当地报纸等传统纸媒开发手机报，及时发布当地天气状况、农产品价格、播种知识等信息。 （五）构建稳定的文化宣传阵地 西北藏族地区地广人稀，农牧民居住相对分散，这就为宣传工作的开展造成了困顿的局面，各级基层政府可以建设“村级文化活动场所”，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文化宣传活动，做好基层政治信息及文化信息的传播。 五、结语 新的媒体形态层出不穷，如何利用新媒体使之最大程度地趋利避害，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反复实践。 注释： ①陈莹.新媒体的政治功能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5（8）. ②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34. ③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④《天祝藏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M]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1]金珠.媒介融合时代广播媒体发展策略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陈植、欧阳照.我国藏族地区新媒体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青年记者，2014（1）. [3]卢毅刚.民族地区新媒体的政治传播及其功能分析与对策研究[J].编辑之友，2014（6）：59. [4]孙钰钦.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渠道探索[J].编辑之友，2013（8）. [5]李达.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困境与策略[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6]钟克勋.论加速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的现实性——以四川藏区文化交流与新闻传播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2）. [7]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 [8]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pmWMYzIoti32 PzDSMs5_axiZWrpNVWz_tubAJyLeVQn8nZPkrKvSf23QZQgN7a6dNoL0YPsM5x34X19DDWuatYS3fUoHqZgK_bH7aGK83oRqC4xb1awGiNane-CpRET2tRl0mvxwAm1KTXTOa-0Ra [9]周武军.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功能研究[D].吉林大学，2008. [10]朱海松.微博的碎片化传播——网络传播的蝴蝶效应与路径依赖[M].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李士艳，实验师，硕士学位，现任职于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编辑：孟凌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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