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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公共外交的文化认同塑造
范文

    【内容提要】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塑造本国与他国之间的文化认同,能够引起民众的共鸣,从而对外交关系起到推动作用。合拍电影作为文化领域内的跨国合作分工产品,也是公共外交中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本文认为,中韩合拍片通过强调共同的历史经历、树立共同的“他者”、尊重差异同时达成理解等方式,为中韩两国民众塑造了文化上的身份共识,促进了中韩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中韩合拍电影 公共外交 文化认同

    公共外交是一種以吸引、劝说、影响为主要特色的“软性外交”。在当今国际社会,和平和发展是主旋律。因此,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手段,公共外交在国际交往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公共外交”最初指的是“政府向外国公众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的行为”。由此可见,“政府”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行为主体作用。随着50多年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公共外交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除了政府之外,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政府行为主体也参与到了公共外交活动之中。这种新内涵使得公共外交的应用空间更为广阔。从“政府—外国民众的垂直化模式”转变为多行为主体的“网络化模式”,可以促进不同行为主体互相取长补短,从而以最佳途径实现共同目标。①

    因此,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电影还可成为有力的公共外交工具。电影通过影像的方式来传递本国价值观、塑造国家形象、输出本国文化,影响和吸引外国民众。美国国务院就曾认为好莱坞就像一位亲善大使,其政治、商业、文化价值无法估量。②不过,出口本国电影的影响模式是单向的,相对简单直接。相比之下,塑造文化上的身份认同、从而引起共鸣,则更为隐蔽,能对他国民众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由于中韩两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因此中韩合拍电影可以更为深入地塑造文化认同,达到公共外交的目的。

    一、中韩合拍电影的背景与发展历史

    同所有的合拍片一样,中韩合拍电影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发展起来的,其源起是一种商业合作,是一种文化生产领域的分工互补、合作共赢。不过,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就有友好交往的历史传统,共享很多文化基因。另外,韩国的当代流行文化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力。因此,中国与韩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两国电影产业的合作程度也较为深入。

    中韩两国开始合拍电影的尝试始于2000年。不过,在六七年的时间中,这种“浅尝辄止”的合作几乎仅局限于演员的交换。一方面,韩国流行文化在中国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一些韩流明星成为许多中国民众的偶像;因此,有韩流明星出演的电影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获得较高的票房——这是一种商业上的考虑。而另一方面,在合作拍摄电影的初期,两国电影人都还没有形成很好的合作理念与模式。在这一阶段,合拍电影的方式较为粗浅;在内容制作中,中韩两国的元素只是被简单并置在一起,并未很好地融合。《飞天舞》《七剑》《神话》《无极》《雏菊》等一系列电影都属于这一阶段。

    从2007年开始,中韩电影业的合作开始加深,在制作环节出现了资源的交换。由于韩国的电影工业较为发达、技术能力较好,许多韩国导演、编剧、后期制作团队参与到中国的电影制作中来。比如,2007年冯小刚的《集结号》、2013年的《大明星》启用的都是韩国的特效团队。另外,由于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巨大,还有一批韩国电影人瞄准中国观众,投资中国电影工业,韩国资本流入中国电影产业。比如,《非常完美》《分手合约》两部电影均有来自韩国娱乐界巨头CJ公司的投资。

    2014年后,中韩两国进一步深化了电影领域的合作,合拍电影的数量有所增加、题材更为宽泛,电影产业的合作也更为紧密、深入。2014年7月,中韩正式签署《中韩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协议规定,中韩合拍电影在中国国内享受国产片待遇,不再受到进口片配额的限制。《协议》签署之前,在每年引进的20余部外国电影中,韩国电影仅占一二个席位。此后,许多有中资投入的中韩合拍片,可以以“国产片”的名义在国内市场上线,并享受与国产片一样的高达43%的票房分成。《协议》签署之后,《重返20岁》《坏蛋必须死》等电影都是中韩电影产业深化合作的成果。

    如前所述,中韩电影产业的合作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在文化生产领域的体现:韩国电影工业发达、体系完备,对类型片的制作掌控良好;中国电影市场潜力大,观影人次、银幕数、票房收入正在迅速增加。不过,合拍电影虽然始于商业考虑的合作,但却促进了中韩民间的友好交往。合拍片增进了两国人民互相之间的了解,为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添油加力。在合拍电影中塑造文化认同感、引起两国民众的共鸣,既是电影取得商业成功的保障,更是电影作为文化产品、公共外交活动载体的应有之义。

    二、中韩合拍电影中的文化认同塑造

    “认同”是人对自己身份的界定,是人在社会中的一种需要。人们弄清楚了自己的“认同”问题,也就弄清楚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属于哪个群体社会。霍尔认为,“身份认同建立在共同的起源或共享的特点的认知基础之上”。③因此,文化认同就是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群体,与其他一些人共享思想、传统、价值观等的精神财富。

    从人类诞生之初,民族的概念就与文化紧密相关。民族即是“一个由浅层的文化和深层的民族意识组合的共同体”。④随着几百年来民族国家的发展,文化认同其实构成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⑤

    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合作互联,更有文化、思想的交流。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碰撞,可能使得原有文化认同的丧失,导致身份危机。但是,这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交流与连通,提供了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提供了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既与时共进、又保有自身特色的方案。塑造这样的文化认同,才是构建自身文化软实力的一步,才能成为公共外交的有利工具。

    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和公共外交的工具,中韩合拍电影对于文化认同的塑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强调共同的历史经历

    一个族群的历史就是一种集体记忆,是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本尼迪克特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⑥“想象”并非无凭无据的空想,而是基于一种共同的认知。这种认知来源于一个族群在历史中形成的思想观念。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象征符号”,是“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所共享的东西”。⑦一个族群的共同经历会使得族群内的个体生发出相同的思想观念,塑造出以族群为单位的独特性格。

    由于地理上相邻,中韩两国的主体民族自古以来就一直有往来。这種历史上的交流是两个国家共同享有的记忆,承载了两个民族共同的情感。因此,强调这段共同的历史经历,是塑造文化认同最直接的方式。观众对于历史题材电影的喜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于本国历史的认同感,希望增进对自己文化身份的了解。如果一部历史题材电影中,既讲述了中国历史、又讲述了韩国历史,很可能会受到两国民众的共同欢迎。中韩电影工业合作的早期阶段,就是运用这种直接的方式,引起两国民众共鸣的。

    最早的中韩合拍电影、2000年上映的《飞天舞》,讲述的就是一段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记忆。元朝年间,高丽族后代刘珍河流落在中国。他偶然搭救了将军的女儿雪莉。在相处过程中,两人逐渐产生了好感,但随后又被迫分开,因而导致一场身世悲剧。这个故事的背景正是两国人民的一段共同历史。元朝在建国之初与朝鲜关系良好,多位皇帝有来自朝鲜的嫔妃,也有像刘珍河一样的高丽人在中国谋生。电影中的刘珍河虽然有传奇的经历,但是其身世背景是带有普遍性的,他的经历代表了元朝时期因各种原因来到中国的朝鲜人生活的一种可能。

    2005年的电影《神话》也将背景锁定为中韩两国一段共同的历史。大将军蒙毅负责护送朝鲜公主玉漱入朝成亲。在经历了一路艰险后,两人互生情愫,但蒙毅最终战死沙场。玉漱公主吃了秦始皇的长生不老药,留在了秦始皇陵之中。虽然没有直接资料显示秦始皇有一位妃子是朝鲜公主,但是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许多皇帝都有朝鲜裔的嫔妃。这个具有穿越元素的电影是一种演绎,但也是基于历史的合情合理的想象。在秦时中国出现的朝鲜元素,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异域元素,更让观众感受到两国历史的水乳交融。

    2.对立“他者”,扩大文化的边界

    “认同”的概念与“差异”相伴相生。本尼迪克特之所以说民族“本质上是有限的”,⑧正是因为身份的认同感是在对比中产生的。只有在拥有界限的情况下,才能凸显自身的特质。而构建这种边界的,正是与他者的差异。巴赫金曾指出,只有通过与“他者”的对话,才能建立意义。⑨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对立,“差异”才能被凸显出来,从而塑造自我认同感。

    在强调中韩文化共同点的基础上,将两国文化与东北亚文化圈之外的文化对比,可以为“中韩”这一共同体建立一个对立的“他者”,进一步增强中韩两国的文化认同。

    电影《重返20岁》巧妙地处理了中韩两国文化的共同之处。《重返20岁》由中韩两国公司共同出资,采用“一本两拍”的新合拍模式——即开发一套剧本,在两个国家同时投拍。电影讲述了一位脾气不好、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在得知家人要把她送到养老院之后,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但竟在一座神奇的照相馆变回了20岁,而后引发了一系列搞笑又温情的故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韩社会中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类似,爷爷奶奶一辈的人较多地参与到儿孙辈的小家庭中。“张扬、强势的婆婆”这一人物设置也符合中韩许多家庭的现实,但在其他文化圈的家庭中不太常见。另外目前东亚各国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由此引发的老无所依的社会问题正与这些国家的传统道德相违背——影片中的突出矛盾恰恰体现了这一问题。影片还有一些细节,如奶奶偷偷塞零花钱给孙子等,都是中韩两国家庭生活中的常态。

    不仅家庭喜剧,浪漫爱情片也强调了中韩文化的同质之处。《好雨时节》中男女主角对于初恋的执着眷恋、《分手合约》中爱情与现实的矛盾、《第三种爱情》中的豪门爱情纠葛,都体现了东方人的恋爱观和婚姻观。

    3.求同存异,在理解中达成共识

    “文化认同”不仅关乎过去与现有的共同之处,更关乎“未来”。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永远正在“生产”之中,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⑩也就是说,文化身份是“同一”和“差异”的双重碰撞。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与“他者”对立的过程中,更是“同一性”内部的差异。内部差异意味着“不稳定”“无定性”,也就意味着变化的可能、未来的生产。

    中韩文化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无疑仍存在差异。如果过分地强调相似性、强调两个文化的同质成分,偏离了事实,则会给观众弄虚作假的感觉,并不利于文化认同感的产生。相反,如果以宽容的态度适度地展示两国之间的差异,反而可以求同存异,帮助民众在互相理解中产生认同之感。这既是塑造文化认同的一种有效方法,更是当今全球化社会中多元文化共存的必然要求。

    2015年上映的《坏蛋必须死》巧妙地运用了两国文化的差异,构建了主要的戏剧冲突。在影片的开始,男主角强子和他的三个朋友卷入了一场犯罪事件。作为中国人,他们与韩国人长相相似,但语言不通,因而引发了一系列意外。不过,与其他公路喜剧片一样,主人公在一段旅程的最后都会解决生活的矛盾,得到内心的升华——在《坏蛋必须死》中,影片的最后,正是男主角和来自韩国的女主角一起打败了黑帮势力。从一开始女主角仇视、绑架男主角,到最后携手作战,这不仅意味着男女主角两人增进了对彼此的理解,更象征着原本的文化差异并不重要,是可以并存乃至融合的——真正的差异在于男主角等“好人”同黑帮之间价值观的不同,在于善恶之间。

    《晚秋》这部电影也给予“文化差异”一定的空间,并恰当地运用这种距离构建了认同。其实,“与陌生人相爱”的主题是好莱坞的一种类型片——著名的《廊桥遗梦》就运用了这样的桥段——表现了一段一见钟情、一生难以忘怀的爱情故事。不过,2010年版《晚秋》的动人之处,就在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文化差异。美国华侨安娜在异国他乡拥有不幸的家庭生活,后来还因此入狱,只有在母亲逝世的时候才被获许回家探望。韩国人勋是一个利用感情谋生计的情场骗子,甚至与安娜结识都是为了向她借车票钱。两人的语言交流并不顺畅,对白的节奏非常缓慢。但正因如此,安娜和勋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情才突出了两人在情感上的共鸣——这种共鸣如此强烈,甚至都不需要语言作为媒介来表达。他们语言不通,但却有相近的价值观,对生活经历有相似的感悟。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之下,因此语言都显得有些累赘。

    三、中韩合拍电影在文化认同塑造方面的不足

    虽然中韩合拍电影在塑造文化认同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方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中韩合拍电影在塑造文化认同这一点上不够大胆,题材较为局限。现有的大多数合拍电影都局限在两类题材:其一是如《飞天舞》《神话》《七剑》这样的古装武侠电影,其二是《好雨时节》《分手合约》这类爱情小品片。诚然,在这两类题材中,中韩两国存在的文化共鸣更多,在创作和制作上更有把握。不过,只有更深入地挖掘两国在其他题材中的文化共鸣,才能更好地以合拍电影为媒介,在两国民众中塑造文化认同。

    另外,有些中韩电影人对两国文化差异的认识仍显不足。比如,电影《危险关系》的背景是民国时期的上海,这一时期的海派文化并不是中国与韩国共享的文化基因。因此,在韩国导演许秦豪镜头之下,大上海和中国观众印象中的模样有所差异。

    尽管如此,中韩合拍电影在塑造文化认同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在合拍电影中塑造的文化认同,迎合了受众的心理,通常能够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因此,这样的合拍电影不仅能够收获高票房、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而且能够增进中韩两国民众对彼此的了解,增强彼此的认同感,从而促进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推动友好关系的发展。

    注释:

    ①郑華. 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 04: 143-153+160.

    ②马修·弗雷泽著、刘满贵等译.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6: 50.

    ③斯图亚特·霍尔著、庞璃译.是谁需要“身份”[C].文化身份问题研究 [A].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1.

    ④张立军. 文化核心与民族认同的思辩——兼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06: 49-52.

    ⑤韩震. 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106-113.

    ⑥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5.

    ⑦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和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9.

    ⑨张江彩.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困境及其启示——以中国题材合拍电影为例[J]. 社会科学家, 2012, 05: 112-115.

    ⑩斯图亚特·霍尔著、罗钢和刘象愚译.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A].文化研究督办[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11.

    作者简介:褚萌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新闻传播

    编辑:长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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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6:4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