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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闻报道中的共识制造：转基因议题的框架与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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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如涵　罗晨

摘要：科技新闻报道对普及科学知识、维护公众知情权、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有所助益。近年来，转基因议题成为科技新闻报道的热点，在诸多社会领域中引起广泛争议。通过对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新京报》、《中国科学报》的相关报道进行框架解读与话语分析，发现虽然各媒体基于自身属性的话语建构有异，但体现出公众话语结构性缺失、媒体闻话语同质化的共性，以及不同属性媒体间的话语争辩姿态。

关键词：科技新闻报道；话语分析；框架；转基因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赵如涵，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北京100024；罗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24

近些年，发轫于生物科技领域的“转基因”术语，逐渐延伸至公众安全范畴，相关内容的新闻报道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和探讨。凭借日常经验可以看出：这些争议主要源于媒体对科技发展中诸多“不确定性”和科技可能衍生风险的呈现与建构。基于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风险社会“以对工业社会现代化的批判为着眼点，通过扬弃线性的、简单的‘第一现代性，发展出自我批判、解决难题的‘第二现代性。”工业社会在科技理性和工业主义的双重改造下形成风险文化，转基因技术所代表的新兴科技是人类创造力的典型代表。科技的发展存在失控的机率，转基因技术容易成为使公众产生不安全感的风险源，换言之，“科技全球性的世界已然形成全球风险世界”。

国内学者多将目光汇聚于转基因报道的框架，意图发掘出报道结构，间或基于技术性或规范性提供一些报道建议，结构只是骨架，作为血肉的意义容易被抽离开来。国外则有大量研究探索报道中公众话语与主导话语的抗衡势态，讨论在一个争夺的场域内对“转基因”议题的共识如何被予以界定。

朱安达通过对比《人民日报》与《中国科学报》，认为主流媒体与权威专业媒体都以事实框架为主，但专业媒体更关注调查事实，信源设置更为多样化。类似研究不一而足，但也有一些新颖的研究方法不断注入，譬如孙由之则采用语料库语言学对《光明日报》的转基因报道进行自然语言处理，揭示了专家/科学家、政府官员/监管部门职员、媒体记者作为话语生产主体，他们相互引用、呼应彼此，普通民众被塑造为一个“无知、无主见、易受影响”的信息消费者形象。这些研究中选取的对象难以代表多重背景媒体，分析往往是静态的切片式考察。以陈刚、刘珂为代表的一系列学者溯源与“转基因”议题有关的知识生产，探寻话语秩序与关系网络，反思作为象征性权力与秩序符号的媒介话语如何栖身于社会层级、关系网络之中。

国外研究中，斯蒂芬·希尔加德纳（Stephen Hilgartner）等人提出的“公共竞技场模型”（Public Arena Model）颇具代表性，讨论媒介对议题定义的竞争、报道形式与蕴藏于议题之后的政治文化背景。

基于以上成果，本研究试图在分析报道框架之外，借助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厘清权力关系与话语价值落脚点。科学报道的实质是在科学知识占有不均衡的条件下进行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笔者着重关注科技新闻报道传播中公众话语的形态，以及报道主体如何通过操纵符号、提供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完成对社会议题的话语建构。

一、主角与隐身者：话语主体的分布

在转基因议题中，信源既是议题的论述方，又是知识生产的主体。“谁在说话？”折射出媒体框架的独特“选择”。媒体在信源选择之上进行架构从而烘托出框架的完形。根据统计，三家报纸的总体信源引用（图1）所占比例依次为，专家：38.14%；官方：30.70%；其他媒体：8.84%；未交代或无法辨识：8.37%；其他专业人士、公众、NGO三者：13.95%。

其中，专家主要以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华中农业大学技术员等为代表。鉴于转基因议题的特殊属性，专家信源的现身助力弥合科技术语与公众间的鸿沟，对技术进行怯魅；这些专家大都数支持转基因技术，认为在“实质等同”的原则下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这也与民间流行的、缺乏科学论证的某些论调展开隐形对抗。

官方信源的代表主要是农业部、海南省农业厅等。由于议题内容中监管议题占比较大，因此官方信源频繁出现不足为奇。但官方的出现往往还需履行澄清、辟谣的功能。如海南省农业厅公布“海南发现滥种转基因作物”的调查信息等。一般而言，转基因技术一旦被发现问题，或者引发社会恐慌，官方信源的出现就必不可少。

公众和NGO信源比例极低，处于严重的失语地位。公众的出现往往是充当某一起“作物滥种”事件的目击者，他们对于转基因事件的真实意见、情感判断在报道中鲜见，这体现出新闻报道的缺陷。作为公共讨论平台的媒体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公众的视角，从而在社会真实与媒体建构间维系真正的主体性。

通过进一步分析，三家媒体对于信源的引用也不尽相同，具体情况（图2）显示：《人民日报》最主要信源为官方（60.00%）；《新京报》中首位信源为官方（34.25%），但专家信源也占比较高（30.14%）；《中国科学报》则为专家（48.21%）。卡方检验的结果（表1）显示卡方在5%的检验水平下是显著的，三家媒体在官方（=20.044，df=2）、专家（=9.818，dr=2）、其他专业人士（=11.173，dr=2）三项信源选择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人民日报》频引官方话语，是为了传达官方政策与意图。比如直接摘录农业部网站的讯息说明我国如何管理转基因作物，其还对“农业部批准三类转基因大豆进口安全证书”、“中储粮转基因菜籽油”等事件做出连续报道，这其中主要话语言说者就是官方机构与相关官员，但相关报道篇幅都简短扼要。

《新京报》的官方信源与专家信源比例相差甚微。在借助官方信源传达政策、发布消息之余，往往清楚记叙背景事件，交代当事主体的基本信息，较《人民日报》的笔调而言更为详细。例如在报道农业部严防转基因材料恶意扩散时，详叙当事人在盗窃现场的反应和涉事组织的事后争辩；在报道农业部“进口转基因大豆安全有保障”的言论时，也添注转基因技术释疑，并嵌入其他国家对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态度。在专家信源引用层面，《新京报》偏向于与专家进行对话，在一问一答中沉淀专家对于转基因议题的态度，如就监管转基因食品话题对话中国农业院专家宋敏等。

《中国科学报》中专家信源比例最高，作为一家由中国科学院主管的报纸，它立足于在科技基础上采用审慎理性的视角来看待转基因，专家身份既是科普主体，也是转基因倡导者。专家作为转基因技术界的权威，提倡在科学实验和客观数据的支撑基础上向民众普及知识、以正视听。其中，专家话语折射出双重景观：一是对我国民众误解转基因、转基因作物无法商业化大规模种植表示无奈；二是希望在权威与民众中建筑沟通桥梁，期待聆听民意而非鼓吹民粹。

在引用其他专业人士充当信源方面，《新京报》所占比例较高，作为都市类大报，其中现身的其他专业人士包括“反转派”代表人物崔永元、“打假斗士”方舟子等。他们是其他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又是游离于转基因论争圈子的舆论领袖，《新京报》对于崔、方二人论争进行密切关注与解读。其他专业人士还包含消费者协会专家等。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新京报》的信源分布在三家报纸中是最均衡的，但遗憾的是，三家报纸对于公众信源的关注皆欠缺。

以往研究中有此结论：“在转基因语境下，精英群体自我赋予支配群体的角色，他们完全向被支配群体（公众）开放转基因知识。但在知识饱和状态下，被支配群体易产生自己无法理解浩瀚知识的幻象，从而以一种自觉依赖方式完成向精英群体意见的皈依。”本研究发现，公众话语相对而言难觅踪迹，在信息出场不平等的条件下，辩论和争锋难以开展。不同媒体有各自的属性，可以认为媒体引用信源皆是为自身属性服务的，在此立场后话语的形式究竟如何值得进一步推敲。

二、话语的共性与个性：一种批判的视角

根据福柯、布迪厄的媒介话语作为象征性权力的命题推定，分属不同阵营的媒体拥有不同的组织规则，在其新闻作品中必然呈现不同的框架与话语特征，影射着多种力量的交织与博弈。布迪厄把社会的不同部分看作是一个个相对自治和独立的场域，各场域中有其各自规则，约束着行动者的日常实践。而除却相对独立的一面，多数场域也会受权力场的影响，尤其在新闻生产层面。新闻话语是掺杂着多重利益色彩并经过整合的有机文本，不同背景的新闻媒体巧妙或者不自觉地将意图与价值观灌输于文本之中，对受众产生影响。

本文主要从意指概念的修辞视角来对新闻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在转基因议题的讨论中，意指方面的修辞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形形色色的意指概念被发明构造；二是在相应话语框架内某些意指概念被二次建构。本研究主要关注前者，新构造的意指概念作为一种积极的、生产性的符号资源，主要目的是维护自身的话语合法性。罗兰·巴尔特认为“意指”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意指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意指后来在巴尔特的“神话”言说中再次现身，神话是一个第二秩序的符号学系统，第一系统中的一个符号在第二系统中变成一个能指。我们的文本语言无论初始差异多大，只要它们一受制于神话，就被简化为一种纯粹的意指功能。意指促成神话的诞生，神话则是一个社会构造出来的用以维持与证明自身正当化存在的各种意象与信仰。

《人民日报》中，频现的新意指概念有“生物安全监管”、“伦理审查”等。以上概念无一例外地与行政体制进行挂钩，如“农业部下发通知，全面部署进一步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这一新闻话语中，明确指定概念的责任主体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行政主管部门。“监管”也同时与一些情感强烈的词汇联合使用，如“切实加强”、“切实履行”、“杜绝扩散”、“严厉打击”。在我国退运百万吨转基因玉米及其制品事件中，监管概念与“一律作退运或销毁处理”关联，而这一处理的主体则是国家质检总局。在农业部为三类进口加工原料用转基因作物发放安全证书一事中，该概念同时置于委员会副主任答记者问、严格按法律进行审批、环境安全监测、抗营养成分监测、使用安全监测等多重词句烘托的氛围之下。

“伦理审查”概念经常与科研规范相互联系，在“黄金大米”试验致歉事件中，“伦理审查”促使美方试验负责人向以中国儿童构成的试验对象进行道歉，因为该试验在中国相关部门的评估和批准方面证据不足，未达到人体试验所要求的安全标准。在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倡议报道中，伦理审查是科研良性发展的必要前提。而“科研”与“真相”作为并蒂而生的一对概念，《人民日报》通过与专家一问一答的模式来驳斥甚嚣尘上的传言，揭示真相的面目，在一些评论中，“传言”是偏离科学轨道的，在争论立场与逻辑标准上是无法与“真相”进行理性辩论的。《人民日报》通过以上枚举的意指修辞根基来创建一种社会意义：我国转基因监管制度严明，主要的规制主体是国家行政机构，科研需要在国家倡导下有规有矩，民众需要在相信政府的前提中运用科学思维理性讨论。

相比之下，《新京报》中“安全监管”与“密室科学”是两个新的意指概念，但这两个概念往往与公众渴望知情权的话语进行挂钩。“安全监管”的呼吁主体是专家人士、民众，而问责主体则是农业部等行政单位。如报道崔永元将提出反滥种转基因提案事件中，崔永元对记者称“自己的调查材料翔实可靠，需要农业部直面回应”，并且直言存在“有些部门想让消费者知道什么观点，就传达什么观点。如果不想让你知道，他就不说。”等诸多信息壁垒。在2014年4月1日刊登的两期非法转基因作物处置事件中，“期望海南省农业厅拿出更切实际的行动，而不是许下空头支票，继续迫使公众用微博倒逼真相，那样，只会砸掉自身的公信力。”和“在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公众要的不仅是结果正义，还有程序的透明、民意的博弈，‘密室科学到头来不仅减损科学家的公信力，还会妨碍科学的正常进步。”等话语中，《新京报》就事论事，点出转基因处理问题上民众与政府、部分专家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此外，语气程度更强烈的还有湖北地区转基因稻种监管“失控”等话语。

近年来，经过一轮又一轮反转基因声浪，中国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甚至举步维艰。因此，《中国科学报》在这场争议洪流中祭起了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神坛，“挺转派”与“科学真相”两个概念是萦绕在神坛周围的光辉。无论是报道标题还是报道内容，都可以展现其鲜明的立场：从科研角度和利益角度来看，转基因不仅是安全的，也是国力提升、资本增值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要科学认识转基因技术并大力促进之。譬如袁越等人认为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被各种谣言和诽谤扭曲得面目全非，如今的一切不安全思量可被归结为“人造恐慌”。报纸还多次采访中国转基因技术的教父级人物黄大昉，虽然报道题目都类似于“让转基因技术回归理性”，但之后附着的一些采访手记却明显在情感上偏向于以黄大唠为代表的“挺转派”专家团体。在报道国际语境时，常见的话语亦是“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欧洲国家可能会给未来农业造成危害”。除此以外，《科》的报道主旨倾向于转基因技术的进步成果、转基因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福音、转基因作物可以为我国粮食供应量的窘迫局势带来转机。虽然在一些报道中，转基因议题被界定为利益之争，记者也倡导对其进行的讨论不应停留于表面而是要深入内里，探究其后的深层结构。但总体上，报道的话语是典型的科技话语，旨在敦促公众信任转基因，并支持转基因产业化尽快迈入正轨。

在对新建的意指概念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新京报》中的两个意指概念内在连同，具有自洽性，其话语较《人民日报》而言更加偏倚民众知情权，对主导话语的正当性提出挑战。《人民日报》与《中国科学报》有极大交集，行政话语与专家话语形成互补，它们在对传言的驳斥与申辩中，主要突出专家群体的话语地位。《新京报》则通过质询、怀疑与主导话语进行对峙，甚至展开对抗性解读。

三、结论与讨论

从信息引入着手，继而进行深度解读、评论反思是三家媒体新闻报道的共性。除此之外，研究对象的报道框架各有侧重：《人民日报》积极报道监管举措传递国家政策，与自身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行政属性严密契合；《新京报》在关注监管之余不忘覆盖技术的负面效应与人文主义、伦理精神，符合民生报纸的基本导向；《中国科学报》则将“进步议题”置于重要地位，关注层面呈多元散布之势。

对议题的讨论中，专家、官方占据着主导地位，公众的话语权式微。享有言说资格的媒体构建出话语秩序并划定隐形的话语边界。信源分布的过分集中化与分布结构性失衡也反映出一种典型的社会现实：在社会分工与知识等级间，在象征符号与客观现实间，存在一种依附于话语秩序上的信仰与等级。

宏观结构是框架研究与话语研究不可忽视的结合点，对其分析可以有效辨析信息生产者之间的分野。《人民日报》集中于用主要事件、语境来展开报道，并努力从语境中为国家的转基因政策找寻合法性证据；《新京报》在主要事件外，关注口头反应与评价，从民生视角来展开评述与科普；《中国科学报》综合运用多种图式结构来展现专业主义。但由于现实的不稳定性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使用预测结构的报道少之又少。结构使用的分异体现信息组织者话语目的的不同。

福柯认为：“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三家报纸利用一系列修辞手法将特定意图浸润于话语之间，对知识展开支配与占有。《人民日报》与《中国科学报》实现话语互补，而《新京报》通过生产新的意指概念与主导话语“分庭抗礼”，也通过二次建构意指概念客观剖析主流进步话语姿态下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话语作为信息表述形式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新闻报道的建构作用在于对社会现实做出解释，力图使公众相信自身话语的内在合法性。与转基因议题有关的话语是各个媒体集群的逻辑诉求，它们借助建构与修辞扩张自己的势力，维系新闻报道在维持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的协调性。另外，在新兴媒体环境中，《人民日报》等传统媒体的创新发展得到了关注，而其他不同媒体的新闻建构也值得进行更深层次的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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