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技术实践中的“身体”：理解主持传播的智能主体 |
| 范文 | 薛翔 杨航 【摘要】从身体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切入，以行动模式为基点，探讨当新技术介入主持传播活动过程中，其智能主体如何进行“身体”实践的。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主持传播活动中，“人-机互动”是其智能主体进行新技术实践的显著特征，物理空间的“在场”和赛博空间的“缺席”是主持传播中“身体”存在的两种基本状态。作为主持传播活动的内核所在，人格化和人际化始终是“身体”实践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在主持传播活动中，智能主体的“身体”实践主要体现在内容生产、信息播报和情感交流三个维度。此外，还要警惕智能主体被新技术驯化，避免成为“身体”实践的数字劳工。 【关键词】身体;主持传播;智能主体;人工智能;AI主播 一直以来，“身体”不仅被大众媒介所遮蔽，更是被主流传播理论的研究所忽视。为何“身体”如此不受重视？甚至“身体”被当作是大众媒介的边缘物。原因之一在于，探讨“身体”实质是在思考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不言而喻，“以身为媒”不过是时时见、处处见的现象，不足以纳入研究之中。然而，当大众媒介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时，随着迭代升级的新技术介入，“身体”又该走向何处？考虑到中国的社会语境，有社会学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生活中的“身体”研究，试图从主体理解和日常实践两个角度探讨“身体”[1]，新闻传播学者则从自身学科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与对话。作为与“身体”紧密勾连的主持传播领域却鲜有理论化、学术化的探讨，因此，探讨主持传播中的“身体”便具有了学理价值。一般而言，主持传播是以主持人作为传播主体而实施的传播活动。[2]由此可见，“身体”在主持传播活动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当前，“智能媒体”成为新闻传播业的转型与发展方向。[3]2018年底，新华社与搜狗公司联手开发的“AI合成主播”诞生;2019年，“小小撒”（撒贝宁的AI虚拟孪生主播）登上央视网络春晚的舞台;2019年2月，站立式AI合成男主播“新小浩”以及全国“两会”期间亮相的AI合成女主播“新小萌”逐渐走进观众视野……这些智能机器主持人的出现，让我们该如何理解新技术实践之下的“身体”？以及智能主体又是怎样进行主持传播活动实践的。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既具有学理上的意义，又具有实践层面的价值。而身体社会学通常包括两种理论模式：一是结构模式，二是行动模式。[4]本文将以行动模式作为考察基点，关注主持传播活动中的身体实践，尤其是智能主体如何通过“身体”建构、表现自我并进行社会互动的。 一、“人-机互动”：主持传播中智能主体的新技术实践 20世纪80年代初，“人-机互动”（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这一概念开始被提及，其形成于1983年美国计算机协会举办的人-机交互特别兴趣小组会议和《人-机互动心理学》杂志的出版。通常而言，“人-机互动”主要是指一种以交互方式来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5]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智能化的“人-机互动”、虚拟化的“人-机互动”逐渐流行起来。目前，新华社与搜狗公司联合发布的“AI合成主播”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案例。据官方介绍，“AI主播”通过提取真人主播新闻播报视频中的声音、唇形、表情动作等特征，运用语音、唇形、表情合成以及深度学习等技术联合建模训练而成。[6]这表明，“AI主播”的本质依然是以人为原型进行模仿后的新技术实践载体，为观众带来的则是一种介于人物原型和新技术之间的“感知界面”。有研究者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指出了“感知界面”这一现象。他们认为，感知常常是因为网络媒介中的内容而产生，而感知又与媒介所呈现的文本、声音、图像等元素有着直接关联。换言之，人们所拥有的“在场感”与“沉浸感”是由多媒介建构而成的，而多种元素的呈现是其重要保证。[7] 英国社会学学者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认为，身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过程，即身体规划、身体选择和身体规制。作为具有“人-机互动”实践特征的智能主体，AI主播也是“身体”建构、表现自我并进行社会互动的产物之一。在身体规划过程中，AI主播的原型至关重要，包括真人主播的面部表情、声音、肢体动作、穿衣风格等外在因素都要纳入身体规划的考量之中，真人主播与AI主播的区别就在于人格化的呈现。在主持传播活动中，真人主播与观众之间往往保持着较为持久的联系，这种联系依靠的是真人主播的性格、魅力、谈吐等人格化要素，而AI主播需要参考并借鉴合适的真人主播原型进行数字化的人格呈现，进一步打造属于自己的观众粉丝圈。新华社的AI男主播“新小浩”和AI女主播“新小萌”就是以真人主播邱浩和屈萌为原型培育而成的，他们自身的基本素质和人格魅力使得AI主播也带有真人主播的特质，在短时间内被一批观众“圈粉”。在身体选择过程中，AI主播的“身体”实现了从平坐式到站立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智能主体的现实情况决定的。AI主播的产生基础是真人主播的表情、声音、肢体动作等一系列海量数据形成的模型，尽管在起步阶段，AI主播依然面临着表情僵化、发音机械等弊端，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实践和探索，将自然语言和理解能力等高级语音合成融合进生产过程中，AI主播也能够实现基本的主持传播活动。当然，AI主播在进行主持传播活动过程中，还要受到“身体”的规制，体现在技术的规范和情感的制约。新技术的迭代升级总要不断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人工智能为AI主播助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其中之一就是难以将真人主播的全部数据置于AI主播的智能主体中，而是尽可能还原真人主播的基本状态。另外，由于新技术的规范，AI主播也不会像真人主播一样拥有人类的情感，其传达的人格化符号也受到情感功能发挥的制约。总之，在主持传播活动的过程中，作为智能主体的AI主播始终参与到“身体”的建构、表现自我和社会互动中，进而借助新技術实现“人-机互动”的主持传播实践。 二、“在场”与“缺席”：主持传播中“身体”的呈现状态 毋庸置疑，主持传播活动的主体始终围绕着人进行，因此，“身体”在主持传播活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技术的升级过程中，主持传播活动的“身体”也呈现出了两种状态：物理空间的“在场”与赛博空间的“缺席”。 （一）“在场”：物理空间中肉身实体的形象呈现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和沟通均是以人际传播为基础，口口相传、面对面式的信息传递是有效的传播方式。在传统的主持传播活动中，主持人是在物理空间的电视屏幕面前向观众播报新闻资讯，这种形象呈现是以肉身实体的存在为基础的。主持人能够自主地调整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在电视屏幕前通过微笑、声音等多种表达符号展现个人的魅力与风格，而观众也能够直观地看到主持人的外在实体，形成一种物理空间的在场交流。与此同时，主持人可以随时随地与观众进行互动，彼此分享拥有的在场体验和情感共鸣。应该说，肉身实体的在场是情感得以形成的前提，没有“身体”，情感的卷入就会呈现对空言说的状态。传统媒体的主持人也开始进入新媒体领域，将原有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与拓展，出现了一批网络主持人，可见“转型”成为主持传播的未来发展态势。[8]由此，在主持传播活动中，无论是传统媒体上的主持人，还是网络平台的主持人，“在场”都是以肉身实体为基础，通过表情、声音、肢体动作等呈现物理空间的主持形象，实现良好的主持传播效果。 （二）“缺席”：赛博空间中虚拟载体的技术赋权 在赛博空间中，“缺席”并非意味着“身体”的不在场，而是代表一种基于影像视觉的虚拟在场。类似“AI主播”的智能主体，凸显的正是图像的呈现意义，换句话说，图像是一种最具在场效果的符码信息。从本质上看，赛博空间中的“身体”主要以技术为支撑，通过符号形式的模拟、复写和再现，用技术赋权的虚拟载体代替肉身实体的隐退，以此营造身体在场的虚幻假象。[9]新技术实践过程中建构而成的“身体”使得人—机交互得以进展，并促使智能主体参与到现实社会互动中。在主持传播活动中，这种通过技术赋权而成的智能主体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虚拟主持人，例如“微软小冰”“新小萌”“新小浩”等，這些虚拟主持人均以真人的肉身实体为原型，采用多种新技术和算法形成的虚拟载体，尽管他们没有人类的情感，但仍然获得部分观众的青睐和喜爱。 三、人格化与人际化：主持传播中“身体”的实践内核 英国身体社会学学者希林将身体视为一种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未完成现象[10]。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前者侧重于自然主义身体观，后者则更加偏向于建构主义的身体观。在主持传播活动过程中，智能主体既是一种具有自然生物特性的“身体”，又是一种具有社会互动要求的“身体”，这突出表现为“人格化”与“人际化”两种重要内核。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则会促使主持传播向着人际化和人格化不断进化。[11] 一方面，作为具有生物性的“身体”，主持传播活动中的智能主体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原型进行信息采集和模拟而成的，因此，智能主体拥有人的某些特征，如面部表情、说话声音、手势姿态等。从自然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是一种高级生物，通过劳动的形式不断发展进化，其中，“人格化”的情感表达尤其重要，换言之，是人类进行的一种具有人格化的“情感劳动”。在传统的主持传播过程中，主持人需要通过外在仪表和内在魅力吸引观众收看节目，诸如“面部表情”“表达语气”“仪表妆容”等不同元素构成了“情感劳动”的基础。这种“情感劳动”往往是基于自身主动发生的行为，目的在于赢得观众对主持人及其节目的认可。随着新技术的升级，诸如“AI主播”等智能机器主持人的出现则超越了先前的“情感劳动”，转而走向“技术劳动”。所谓“技术劳动”是指主体因技术的推动和支撑而开展的劳动行为，而智能机器主持人就是一种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信息传递的智能主体。然而，就目前实践情况来看，类似“AI主播”等智能机器主持人尚不具备“情感劳动”的条件，传统主持人所拥有的情感只能寄托于智能机器主持人的载体之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主持传播活动中的智能主体可以实现“人际化”的呈现效果，也就是说，智能主体能够通过与观众进行现实的社会互动来维持自身形象和功能的良好发挥。实质上，这种“人际化”的特征体现在“身体”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勾连，可见“身体”在人际化互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希林将“身体”视为一种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中介，不同的身体形式与展演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意义，甚至影响个体对于自我和内在价值的感受[12]。智能主体虽然并非人类的肉身实体，只是一种数字化媒介技术支撑下的再现身体形式，但其仍以人的表现身体为原型，参与现实生活中的信息播报、交流对话等活动，发挥着进行人际化的社会交往作用。“身体”对于智能主体而言，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其和社会接触中所起到的连接作用，这种作用使得智能主体的“身体”有了空间的转向，即不再依附于固定的场所，而是通过多种新技术打造一种能够进行信息播报和对话交流的虚拟空间，在此空间中，智能主体能够借助真人原型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实现主持传播活动中人际化的互动目标。 四、结语与探讨：主持传播中智能主体的“身体”实践反思 随着新技术的介入，作为主持传播活动中的智能主体，“身体”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那么，如何理解新技术实践之下的“身体”？主要在于理解主持传播活动中“身体”呈现的两种状态：物理空间的“在场”与赛博空间的“缺席”。前者意味着主体以肉身实体为基础，通过表情、声音、肢体动作等元素呈现物理空间的主持形象，例如真人主播、网络主持人等;后者则是指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赛博空间虚拟载体，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在场效果的影像视觉，例如虚拟主持人、AI主播等。就目前来看，“在场”和“缺席”的状态并不是说“身体”的出现或隐藏，而是指“身体”所蕴含的人的特质是否能够呈现。“在场”的主体是具有人格化的情感，“缺席”的主体显然不具备情感的表达，因而，情感可以被视为主体“在场”或“缺席”的判断标准之一。 进一步说，本文基于身体社会学的行动模式，重在考察主持传播活动中智能主体的“身体”实践，亦即如何参与到社会互动之中。研究认为，智能主体的“身体”实践表现在内容生产、信息播报和情感交流三个维度上。在主持传播活动中，首先，智能主体的内容生产体现为信息的采集，这一过程主要是以收集海量数据为主，通过采集技术将真人主播的声音、表情、唇形等基本特征置入虚拟主播的“身体”，为信息播报环节打下基础;其次，智能主体的信息播报则依赖于算法技术，以算法技术为核心进行信息的编辑和聚合，生成播报信息的自然语言文本;最后，智能主体完成基本的“身体”实践后，还要参与到社会互动之中，即实现人格化和人际化的实践目标，然而，这种实践并非是虚拟载体与真人主体之间直接的互动，而是将赛博空间中的虚拟载体作为中介，还原真人主播与观众之间既有的情感交流。在未来的研究中，还要重新思考新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警惕智能主体被新媒介技术驯化，避免其成为“身体”实践的数字劳工。 参考文献： [1]黄盈盈.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 [2]高贵武.主持传播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 [3]罗欢.智媒时代媒体的智能化发展与转型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9（1）. [4]赵方杜.身体社会学：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5]阴雅婷.西方传播学对人机互动的研究及其启示[J].新闻界，2017（2）. [6]新华网.全球首个“AI合成主播”在新华社上岗[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18-11/07/c_1123678126.htm. [7]Reeves B，Nass C.Perceptual user interfaces：Perceptual bandwidth[M].ACM，2000. [8]高贵武，刘娟.新媒体环境下的主持传播格局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6（3）. [9]刘婷.在线社交中的身体悖论[J].新闻界，2018（10）. [10]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 [11]高贵武.生还是死：技术变革视野下的主持传播[J].中国主持传播研究，2018（1）. [12]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9. （薛翔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杨航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编校：王志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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