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旧识解读新知 创新构建体系 |
| 范文 | 刘博睿 季为民 【摘要】近几年，中国重大历史纪念日频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围绕关键年份的通史梳理，党的早期宣传活动回溯，媒介对近代社会的启蒙、变革等议题进行了重点探讨。新史料、新方法的发掘与运用进一步拓展了学科外延，学术史的梳理也为学科的转型和发展描绘出清晰脉络。结合时代话语，新闻史研究将作为“旧识”的史料，解读成“新知”。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要坚持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借鉴不同学科优势，进一步强化学科深度和广度，借助新知识、新技术、新工具，深入研究史料，提出新观点、新成果，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新闻传播史;研究;多元;创新;学科建设 新闻史作为一种“旧识”在不同时代、不同角度的考察和阐释中以“新知”的形象出现。过去两年，新闻传播史研究围绕节点年份的通史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实践、媒介对近代社会的反映和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新成果。一些传统议题在新史料、新工具、新方法等驱动下呈现出新的特点，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也促使研究者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就学科发展而言，呼应时代话语的新闻史研究，扎实锚定了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基础，为构建新闻传播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未来，新闻传播史研究依旧任重而道远。 一、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概况 1980—2020年40年来，新闻传播史研究热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通过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以“新闻史”或“传播史”或“新闻传播史”为词条进行检索，可以看到，论文数量逐年攀升，在2016年达到顶峰，研究热度基本得到保持。在此基础上，新闻传播史研究在研究路径和深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趋势通过近两年所选文章的关键词对比可以更清晰地体现。 为了对近几年的研究热点有具体的呈现，本文对近几年的新闻传播史文献进行了检索分析①，得到了一些具象的认识。对比2016年和2017年基本围绕传统报刊报人等宏观议题的分散研究，2018年和2019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关键词词频分布更具层次，主题相对集中，研究重点和关注的议题比较清晰。研究取向上呈现从新闻史向传播学转向的趋势，词云圈层结构更为清晰，中国新闻史、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党报等议题成为主要关注点，阅读、媒介记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现代化、意识形态、公共领域、传播技术、文化机制等多元领域和不同取向的议题的反复出现也说明研究领域更加丰富。在学术关键词的分布格局和具体内容的变化体现出新闻传播史学在不断深化对史料的深入解读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多元方向发展，新闻史研究和相关学科交叉更加深入，研究内容也与时俱进，更多趋向于反映时代热点议题和服务与影响新闻实践。 二、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一）节点年份梳理，明晰学科发展脉络 近几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历史节点为研究者们充分梳理和反思中国新闻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机遇。通过对学科发展历程全方位的总结回顾，讓人们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脉络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对百年的中国新闻学来说，过去的70年波澜壮阔，成果丰硕。针对这一发展历程的总结，学科发展的视角关注于新闻学从“无学”到“显学”学科合法性确认历程，明晰了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谱系和发展源流[1]。梳理过去70年，新闻传播学各领域的发展分析和范式转型历程则彰显出新闻传播学科与时代紧密联系的特色。无论以“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为分界，探索从“革命范式”转向“新闻本体范式”的两分法，还是集合学科特点思考“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社会史范式”的三分法或者与时代主题紧密呼应，描述历经探索、恢复、反思和繁荣的不同阶段，凸显着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反映时代变化、与时俱进的重要属性。改革开放40年的梳理，更关注新闻事业和新闻传播学科的话语变迁以及与周边学科的互动。新技术、新思想为新闻实践和新闻学研究带来挑战，传播学作为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的学科，也在不断呼应时代诉求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相较于论文关注于范式变化，围绕这些关键节点梳理的著作侧重于全景展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图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写的《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全面梳理了70年来新闻传播学科各领域的发展进程、现状和问题，陆绍阳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四十年》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各领域的发展。在新闻出版、外国新闻史研究等领域同样涌现出了描绘本领域发展特征的重要论著。放眼未来，随着与各类相关学科相互交叉借鉴更加深入，中国新闻传播学也将在学科建设中逐渐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学术话语权。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源流回溯确认学科底色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承担着新闻实践和新闻传播研究的实践指针、政治导向和研究基础的重要功能。但也正由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时具有政治、学术和业务功能，对它的认识也容易在实践逻辑上形成“真理制度”[2]，导致相关研究自缚手脚。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相关新闻宣传实践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们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深刻内涵，更能进一步明确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底色。 马克思的报刊实践和“五四”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报刊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原点。从这里出发，针对人民报纸、党性和人民性、群众路线等重要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功能、价值和意义等方面的解读，为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源流、基本内容，坚持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在新闻业务实践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和实践中，进一步为之赋予新闻职业观等话语，则为日后的新闻实践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路径。 对党的早期宣传活动的历程和经验总结，为明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作为与党的革命实践紧密联系的宣传活动，其组织结构、工作原则和宣传平台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党的宣传机构从最初的分散活动，到应对革命状况逐渐形成体系，凸显出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在宣传斗争中的重要性。通过对党的机关报沿革的梳理，能够更加明晰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实践中体现的深刻政治内涵。在报刊和宣传体系之外，以人为核心，探讨中央苏区“新闻干部”的列宁主义报刊实践，也为探索党报理论和实践的源流提供了新的线索。在论文之外，《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史研究》《红色中华研究》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史史料汇编》等著作也都从更全面的角度描绘了党的早期新闻宣传活动的发展历程。 （三）现代、启蒙与变革话语贯穿近代新闻史研究 近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在通史研究基础上，超越传统的报刊研究，围绕近代以来媒介所反映和推动的社会变革，将现代化、启蒙与变革的线索贯穿于近代新闻史研究中。 百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3]新闻传播事业具有最迅速和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变化的属性。不论为了“言事”还是“载道”，现代新闻事业从传入中国开始就以“新知”的身份为人们带来新的事物、思想和文化。伴随着报刊的引进，新闻、舆论、公共等概念历经翻译、引介、本土化转换和吸收等过程，逐渐融入近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平等、自由等文化概念也逐步為人们所知并得到一定程度认同，最终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并推动了社会的重大变革。 近代媒介与政治制度的对话，折射出旧中国最深刻的变革。在报刊史料基础上，通过对官员书信、奏折、日记、档案等史料的进一步考察，可以看到，从打探情报到服务于国家发展实践，报刊在悄然走进清代行政体制的同时，也改变着统治阶层对社会的认识。与此同时，近代媒介，特别是邮传电讯事业的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生的“读者投书”的出现，甚至改变了清代隐秘封闭的行政体系，一定程度上拆解了地方与中央、皇帝与臣下之间的权力舞台结构，将神秘的政治舞台推到了公众面前，也推动了封建统治的瓦解。这些现代媒介和通信手段既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也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推动了时代的变革。 近代以来，现代媒介始终在反映和重塑着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认识。新的文化观念在社会中的不断传播、深入和普及，国家经济和话语中心的迁移，以及报刊将作为新知识、新事物出现的医疗手段、教育体制、健康观念、科学话语等内容进行的报道所引发的讨论、思考和忧虑……近代报刊记录着整个社会对现代化的认知进程，也描绘着不同阶层对新事物、新观念的矛盾心理。而上海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开放的前沿，更是最深刻地体验着近现代媒介带来的改变和冲击。近代媒介带来的是对城市的声音、形象、认知、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围绕近代媒介对城市发展的考察，不仅能看到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更能看到整个社会近代以来的风貌变化。 阅读史作为与现代媒介相伴生的景观自成一条线索。从激发口岸文人和开明绅士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到变成大众了解社会变迁的重要手段，再到民国时期将“读报”引入社会教育，通过报刊将民众纳入政治生活。阅读史也成了报刊与读者共同在场，构建社会图景的重要部分。 （四）新史料、新工具发掘运用推动学科拓展深度与广度 除了考察以近代化、变革和启蒙为线索，由媒介反映和推动的社会变化，一些新史料的发掘和新视角、新工具、新研究方法的应用，在为学科研究带来创新的同时，助推学术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发展。 过去两年的古代新闻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媒介史倾向。研究对象从古代报刊延伸出来，通过对器物和文字发展的解读，从媒介革命的视角解析商周之变到书同文等历史事件对中国文化的政治格局的重塑。也有通过诗歌、教育、文化、印刷技术等多重视角的分析，对宋代的言论环境、查禁制度和邸报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 民国报刊、报人这一经典研究内容因为一些日记、档案、回忆录以及个人言论的重新梳理和发掘找到了新的研究路径，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理解民国报刊和报人，特别是报界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了新的依据，也将原本因为史料限制而被边缘化的人物和事件，重新拉回历史研究的舞台中央。结合台湾方面的档案材料，从蒋介石的角度考察其与《申报》和史量才的关系[4]，借助中日谈判的历史分析作为报人的张季鸾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特作用[5]等都为准确描绘历史人物形象提供了参考，从周太玄的视角分析新记《大公报》的发展转型[6]，借助多元视角分析范长江的言论特征[7]等，都为把握报刊、报人在近代中国的特殊作用提供了新的考察视角。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不同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通史考察，相关研究结合报刊、出版物、动员口号以及当事人的所见所感，从各个侧面描绘了新闻传播在推动“五四”运动、激发爱国热情中的作用。 在专题研究中，民国报刊管理制度的研究基本围绕政府管制与新闻界的抗争两条线索展开。在政治、法律、利益以及地方势力等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各时期政府都面临着报刊“屡禁不绝”的局面，而从维护言论自由、保障出版利益的角度，报界也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和对抗，最终报界和政府在“斗争—共识—妥协—调和—再斗争”的循环中，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艰难地获取着自由和管制之间的平衡。 过去两年，小报、小报文人以及连环画和图画新闻的研究颇具新意。介于知识分子和市民群体之间的小报文人，如何让自己适应新社会，党的文化干部又怎样通过官方和私人渠道引导和改造小报文人，体现出的是新旧政权、新旧文化之间的对话和转变。图画新闻和连环画则体现出超越文字新闻所独有的政治和文化意蕴，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历史的样貌，不同时期图画新闻和连环画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其服务对象、政治意涵甚至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迁。 当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更注重一定历史时期某一题材或媒介话语的变化，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更加丰富和独特。针对不同的问题，借助题材分析、修辞分析、大数据、语料分析以及网络日志等量化和质化研究手段，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构建起不同的研究体系，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创新路径，使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借助新的思路和手段，传统史料研究也在坚守阵地之外，得以深入总结。由方汉奇、王润泽、郭传芹主编整理的《民国时期新闻史料四编》的出版，在汇总史料的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宏观的观察视野，为在传统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提供了可能。 （五）学术史关注学术话语的转型、充实和发展 学术史研究更加关注新闻传播科研、教育和学科发展方面的变化过程和特定历史时期的话语转型。近代学术史方面，对刚刚在中国萌发的新闻学尝试本土化改造，为当时的新闻学赋予不同阶级所认可的“中国话语”的尝试值得关注。其间虽然有20世纪30年代由于缺少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实践不足导致“新的新闻学”观念的失败，但也有从彼时新闻学论文中看到的西方新闻教育模式和中国国情之间的对话。有抗战时期国民党“重庆新闻学院”和中国共产党“青记”针对不同需求和价值取向，在各自实践领域培养优秀新闻人才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教训也为当代培养新闻人才提供了借鉴。 当代学术史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这一经典话题出发，可以看到尽管二者都作用于媒介，但各自研究取向的差异决定着两个学科面临“拢而不和”的现状[8]。2019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成立90周年，通过对复旦新闻教育和研究发展历程、主要成果的考察，回望历史，为新闻教育和发展路径提供了参考。具体考察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的引介、发展和转型，既同媒体生态的变迁紧密相连，更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传播学的引入、发展体现了从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转型过程中，人们对媒体改革的科学需求，从讲学引进到开展实践，随着传播学的观念、术语和实践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在当代也应该重新梳理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和发展脉络，审视“传播学主流叙事”和“批判叙事”之间的关系，从历史的视野出发，让传播学真正为我所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傳播学学术体系创造可能。传播思想史方面，在针对传播学的经典论述之外，更多关注了传播学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及其经典学者的生活轨迹、政治立场、学术活动，这些都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把握传播学的理论特征。 长期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史学界一直呼吁要在研究范式上有所创新，并借鉴其他可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9]。回顾学术史的同时，一些新问题、新观念、新方法的提出以及学科研究、教学和发展中提出的问题也为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思考。跨学科发展，对媒介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不断交叉，图画史、口述史、日记、档案等材料运用的不断丰富以及大数据、数据库、网络技术、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吸收与采用，都使新闻传播史教学和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而教材建设、人物评价标准研究视角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也亟待厘清。而包括《西班牙新闻传播史》《美国文学新闻史：一种现代叙事形式的兴起》《考察日本新闻纪略》等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的出版，也都为探索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自身定位、构建学科话语体系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三、总结与反思 全面考察过去两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在论文和论著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研究趋势上，基本延续着2007年开展“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后所探索的创新路径。具体来说，围绕媒介史叙事，结合多元研究方法的丰富，进一步拓展了新闻传播史的学科外延，在拓展了研究者视野的同时，也更好地帮助人们全景掌握新闻传播史的发展脉络。围绕变革、启蒙和现代性的线索，媒介和社会各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反映和推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更加明晰了不同媒介在各自历史时期的定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和具有节点意义的通史研究则为确认学科底色和明确学科脉络做出了贡献。研究创新性进一步增强，学科内卷化问题得到较好的纠正，一些问题的提出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探索和突破方向。 但在近几年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中，一些问题也留待进一步的分析和检验。首先，面对文章发表量下行的趋势，今后如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保持研究热度，值得进一步思考。特别是过去两年作为特殊节点，以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为背景对新闻传播学历史进行全面梳理的成果集中涌现，离开了这一特殊的背景，新闻传播史的研究热度能否持续需进一步观察。其次，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中主轴意识不足导致对核心问题的思考有限。结合关键词共现数据，近两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丰富的的同时，也面临着主题相对分散，在部分宏观问题之外缺少明确核心问题，主题之间难以形成有效联系。这些问题显示出当前新闻史学界对一些关键问题共识不足，对一些基础性问题难以形成共同观点，也导致对未来的发展方向难以有效地分析和预测。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应在以下方面不断开拓，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审视学科定位，寻求新突破。这要求我们在未来进一步加强史料分析，实事求是地展开新闻传播史通史的研究，不断创新思路，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宏大背景下，更加细致地观察历史语境和时代风貌，对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定位、意义有更加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在近年来对党的早期新闻宣传活动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历程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学科基础建构，扩展对史料的发掘，用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延伸具体史实的分析。呼应时代话语，也要避免陷入“辉格史观”的泥淖，避免片面化、碎片化的认识干扰，在一些关键领域、关键问题上进行突破，形成共识，为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推出更多新发现、新观点、新成果。在2020年和2021年，随着列宁诞辰15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要节点的到来，期待新闻传播史学界能够把握时机，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出现新的成果。 第二，与不同学科、不同范式、不同方法深入交叉，相互借鉴，通过多元观点的碰撞，拓展学科外延，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坚定马克思主义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指导，是为了扎实学科基础。而学科、范式、方法的拓展则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延伸学科范畴，提升研究水平。过去一年中的不少研究也通过与不同学科范式的紧密联系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有一些研究由于研究方法的掌握不够科学或浅尝辄止，导致研究成果不尽如人意或存在瑕疵。在未来应当进一步深入、准确地学习和掌握社会学、心理学、知识考古学、媒介考古学的知识观念，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量化分析方法等新技术和研究工具，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为新闻传播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要注意对新技术新方法的“祛魅”，消解其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第三，重视更多研究方向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完善新闻传播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过往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对很多史料的深入挖掘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新闻传播事业的认识，但在外国新闻史、殖民地新闻史、传播思想史、中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仍相对较少。在未来应加强对更多相关领域和相关行业以及不同视角下的史料研究，探索行业和学科发展脉络，总结得失，以守正创新的精神和更加开阔的视野明确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定位、功能，创造更多优秀成果，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和新闻事业做出更多贡献，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发展。 注 释： ①本文重点考察了2018年、2019年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四本刊物中的新闻传播史相关文章，以及2018—2019年，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关键词检索“新闻史”或“传播史”下载排名前50位的文章，检索重点论文文献共213篇，依相同规则检索2016年、2017年的论文数据167篇。为准确把握新闻传播史整体研究状况，在筛选文章基础上，还选取了与一些重要议题相关的文章及部分论著，力求全面反映近期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基本状况。 参考文献： [1]费雯俪，童兵.新中国新闻学建设70年：从“新闻无学”到“显学”初现[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9）：5. [2]周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70年（1949—2019）[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8）：5. [3]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J].国际新闻界，2000（6）：5. [4]韩戍.蒋介石与《申报》、史量才关系再研究：基于台北“国史馆”藏档案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9）：110. [5]俞凡，陈芬.试析报人在抗战“和谈”中的角色与作用：以“张季鸾——神尾路线”为中心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110. [6]王咏梅.论周太玄在新记《大公报》转向过程中的推动作用[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42. [7]樊亚平，李向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特殊话语表达：抗战时期范长江在国统区的公开言说与话语策略[J].国际新闻界，2018（10）：157. [8]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10）：60. [9]方汉奇.1949年以来的大陆新闻史研究：二[J].新闻与写作，2007（2）：32. （刘博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系2019级博士生;季为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编校：赵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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