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农村“剩男”的社会性别分析 |
| 范文 | 柏玉胜 [摘要]“剩男”这一现象与社会对男性的社会性别建构紧密相关。“男孩偏好”导致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择偶的梯度模式等因素，是社会性别分析中“剩男”的成因。这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农村“剩男”问题越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分析了该问题的负面影响，阐明了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了构建性别平等观念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农村；“剩男”；社会性别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乡村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城镇化更是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与城市的融合，加快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农村青年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影响着农村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贫困农村或偏远山区，普遍存在大龄未婚男青年这样一个群体，因为各种社会或个人的原因未能组建婚姻家庭，他们有着共同的代号——“剩男”或“光棍”。这不只在表面上反映了农村青年的生活状况，更是揭露了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探讨。 1 农村“剩男”的定义和基本情况 21世纪以来“剩男剩女”现象受到强烈关注，且被问题化（尹小娇，2014），不同的学者对“剩男”的定义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概念。尹小娇突出年龄的因素，把“剩男”定义为超过30岁未婚，且没有固定恋爱对象的男性，而“剩女”的年龄界限是27岁（尹小娇，2014）。朱磊将“剩男剩女”定义为己超过晚婚的年龄，由于主客观因素而未婚的大龄男女青年个人或群体，并发现“剩男剩女”的年龄区间下限降低同时上限拔高（朱磊，2014）。郑风田对“剩男”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总结，“男性、大龄、单身、未婚”是他们的特点，俗称“老男孩儿”或者“光棍儿”（郑风田，2015）。汪媛认为“剩男”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剩男”由于经济条件或相貌而剩下；广义的“剩男”是相对于狭义而言，指拥有优越的客观条件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婚的大龄男青年（汪媛，2016）。由此可看出，“剩男”定义的边界是模糊的，总的来说与年龄、婚恋状况、经济条件或个人主观情况有关。 与“剩女”多集中在城镇地区不同，目前我国“剩男”多数集中在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的人口中男多女少，2010年全国的数据是“大龄未婚”男性约1100多万人，女性则不到400万人，比率大体是3：1；农村则是相差悬殊，男性远多于女性，其人数对比近5：1，农村待婚女性的稀缺使得“剩男”择偶极其困难（刘爽，2015）。刘燕舞（2011）将农村光棍划分为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和缘分宿命型四种类型，发现经济贫困型光棍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类型。在性别比严重失衡的背景下，农村“剩男”现象不仅是一个“结不结婚”的事情，其中夹杂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转型等方面的复杂因素，其带来的社会问题越发受到广泛的关注。 2 农村多“剩男”的原因 2.1 “男孩偏好”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 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乡村社会里可谓根深蒂固，盛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观念，人们想方设法要生男孩，这也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的产物。在农村，往往需要依靠男丁来增加经济收入来源和赡养老人。“养儿防老”的观念里，“儿”主要指能够继承“香火”、赡养长辈的儿子，当这种观念遭遇“计划生育”后，更是刺激了明显的“男孩偏好”（葛宇宁，2016），养育孩子的数量被限制了，那么就会想尽办法抓住机会生男孩，担忧没有儿子进而引发的养老保障问题。 唐美玲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分析，这种性别偏好反映的是资源和权力在家庭及社会各领域的分配不平等，及由此造成的男女不平等的现状，她认为落后的社会性别意识使得出生性别比偏高（唐美玲，2010）。同时，这一偏好在某种程度上剥削了女性的生存权。当人们能够通过科技判定胎儿的性别时，部分女孩未出世就被扼杀，导致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尹小娇，2014）。性别比例失衡的后果就是有一部分人注定要被剩下，無法走进婚姻的殿堂。 近年来，我国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日渐突出，数据令人担忧。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总人口的性别比是105：20，男性在绝对数上大约比女性多3400万（陈越，2014）。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这个比例在过去的20多年里曾超过120。西安交通大学李树茁教授等人基于几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做出判断，“男性婚姻挤压”将贯穿2010年往后的几十年，10%～15%的80后男性不能如期找到或找不到配偶（刘世昕，2016）。而边远地区作为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农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多。 2.2 择偶梯度效应影响婚配选择 中国人找对象时呈现的“男高女低”婚姻梯度模式，体现了社会的性别意识和观念。择偶梯度效应（陈越，2014）是指女性择偶时向上找的提高效应，就是说女性选伴侣考虑年龄比自己大、学历和收入比自己高的男性；男性选择婚配对象时向下找，表现为降低效应，他们选择年龄比自己小、学历低、收入低的女性，通过资本差距来确保自己处于家庭的领导位置。 李明书认为择偶梯度实现了婚姻的稳定，但刻意依据择偶梯度，择偶范围将被限制，从而影响到择偶机会（李明书，2010）。择偶梯度效应给现代社会婚姻带来的性别分化明显，高层次的女性和低层次的男性都面临择偶的困境（朱磊，2014）。伴随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获得受教育、职业发展等机会，或是在迁徙的过程中实现了择偶梯度，这就使得庞大的农村剩余男性的处境更为困难。 2.3 “贱农主义”和高昂的婚姻支付 城镇化加速背景下的农村贫困、贫富差异和对农村的固有偏见，也是催生农村“剩男”的影响因素。在当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成为不争的事实，城乡差异更甚。在农村，适龄女青年奇缺，即使是遇到了合适的，“高额彩礼”也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葛宇宁，2016），让男性青年望而却步。经济因素越发成为光棍形成的最重要直接原因，扩大的婚姻圈与长时段严重失调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形成双重挤压效应，将婚姻变成一种高消费，而在婚姻市场上处于相对优势位置的女性，具备这种高消费的谈判权力（刘燕舞，2011）。而对于农村“剩男”群体，家庭经济条件越差，其婚姻资源的配置也更加不公平。刘燕舞（2015）认为，造成农村“剩男”的最深层原因是主观层面的“贱农主义”，以嫁农民为贱、以农村为贱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影响到农村社会包括婚姻的各个领域。所有这些都将农村“剩男”推向更为不利的处境，挤压在婚姻家庭生活之外。 3 农村“剩男”现象引发的社会问题 农村“剩男”现象不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它更关系到民生和社会稳定。农村是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地区，而长期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造成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农村，随着城市化和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影响的范围必将扩展到城市和全社会（潘金洪，2007）。郑风田认为中国的人口性别结构治理任务严峻而复杂，人口结构性矛盾将越发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过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与过长的失衡持续时间，将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郑风田，2015）。“剩男”现象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相关联，不只是“剩男”自身的事。 男女在自然性别上的差异本无优劣之分，但由于性别通过社会分工与人们的社会地位相关联，从而开始隐含了优劣的内容（陈秀娟，2009）。长期存在着的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等社会事实，使得已经承受着生育风险和痛苦的女性，还面临性别不平等带来的心理压力。而男性和女性作为组成社会大家庭的成员，任何一方面临的处境终将会影响到另一方的生活方式和生命体验。“男孩偏好”，择偶梯度效应及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谈判资本与权力，体现着现今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及矛盾。农村“剩男”的社会性别分析诠释了一种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需要更加普及的性别平等观念促进农村男性青年从“剩男”中解放出来。 4 结语 不管是对于城镇还是农村的人来说，结婚生子是大部分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农村，无论是出生性别比持续失衡造成的女性缺失，男性在择偶梯度效应遭遇到的困境，还是婚姻市场谈判中女性的高消费权力和男性的被动地位，都涉及到性别平等这一话题。因此，解决农村“剩男”引发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社会性别平等的构建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4.1 构建性别平等观念，提高女性社会地位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状况，首先需要在法律上保护女性的生存权。用法律的形式保护女性的生存权，让女孩们不再被扼杀在摇篮里。需要培养公众的性别平等意识，做好性别平等的宣传教育工作，保障女性接受教育、追求职业发展的权利，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进而转变“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形成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互补的养老模式，使“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更加落到实处，不再只是“养儿”才能“防老”，在全社会倡导男女平等的观念。 4.2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给农村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也将带给农村大龄青年希望。迫于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现状，不少农村女性为了寻求发展机会，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选择了婚姻迁移，所在地的经济社会条件及自身的条件影响着农村男性的择偶状况。因此，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公共服务，繁荣文化教育，实现乡村振兴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农村“剩男”问题的治本之策。通过惠农政策和产业扶持，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带动更多就业的机会，进而提升农村青年的经济收入水平。而通过教育和培训又能提高农村男性青年的综合素质与从业能力，从而拓宽就业与发展渠道，促进他们创业增收。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乡土社会，将使得他们有机会、并且真正能够在建设富裕、文明的美丽乡村中追求美满幸福的婚姻家庭生活。 [参考文献] [1] 尹小娇.剩男剩女现象的文化解读[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112-114. [2] 朱磊.当代社会“剩男剩女”现象形成的原因探析[J].青年探索，2014（4）：74-78. [3] 郑风田.透视中国农村“剩男”现象[J].社会，2015（8）：31-33. [4] 汪媛.大龄未婚青年自我分化、安全感与择偶的关系[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 [5] 刘爽.谁被“剩”下了？——对我国“大龄未婚”问题的再思考[J].青年研究，2015（4）：76-84. [6] 刘燕舞.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J].中國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60-169. [7] 葛宇宁.当前农村“剩男”问题探析[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6（5）：98-101. [8] 唐美玲.“剩男”与“剩女”：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婚姻挤压[J].青年探索，2010（6）：5-10. [9] 陈越.我国高性别比下的剩女现象—基于CGSS2006婚姻观念的实证分析[D].厦门：厦门大学，2014. [10] 刘世昕.剩下3000万——中国农村剩男现象调查之一[N].中国青年报，2016-02-23. [11] 李明书.农村未婚青年择偶观研究——以固始县调查为例[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0. [12] 刘燕舞.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从农村光棍的社会风险谈起[J].社会建设，2015（6）：53-69. [13] 潘金洪.出生性别比失调对中国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7（2）：20-25. [14] 陈秀娟.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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