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生命历程学视角下农村青年初婚年龄层次性分析 |
| 范文 | 秦佳敏 [摘要]农村的初婚年龄对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制度的完善有很大的影响。基于对皖地G村的实地调查，归纳和总结出农村80后和90后初婚年龄的特点以及层次性特征。即使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和历史时期，初婚年龄的总体概述呈现历史相似性。进而通过社会、历史和个体三方面对初婚年龄的层次性进行原因分析。 [关键词]农村初婚年龄；生命历程；层次性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国家政策的普及和深入，农村的初婚年龄不再只是习俗和生理的结果，农村初婚年龄更多地受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影响。虽然中国早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单位制，严格地限制了农村婚姻的流动，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对女性地位的解放是国际首屈一指的，这是唯一对农村结婚年龄推迟的重要的国家层面因素。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巨大而快速的。由于结构机会和政策制度的变化，农村的结婚的年龄也呈现层次化。 1 研究背景 早期对农村初婚年龄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法定婚姻年龄的合理性和农村早婚两个方面。顾海兵、杨诶（2008）认为目前实行的相对较高的法定结婚年龄本质上是为了降低生育率，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制度变革与发展，它们已经不适应了，法定结婚年龄应当降低且必须降低。王仲（2010）认为平均初婚年龄降低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唐贵忠（1990）在其著作里面列举了农村早婚的九大因素。当代农村人口流动频繁，农村日益开放和多元化，农村男女比例失衡，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城市户籍政策放宽等等都使农村婚姻变得复杂，产生的问题也颇多。对农村的婚姻研究而范围也大幅度扩大，例如农村婚姻的稳定性，结婚难，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在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农村婚姻年龄是推迟还是提前和影响农村婚姻年龄的因素，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没有定论。许琪（2015）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推迟了农村男女初婚的年龄。梁雪萍（2013）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早婚早育现象，并指出主要原因是婚恋教育的缺乏、社会环境的影响、法律知识的缺乏以及政府管理薄弱。王德福（2010）认为农村早婚的比例升高了，代际之间的理性博弈也助推了早婚的出现。 总结学者的研究和探讨可以发现关于农村初婚年龄研究的焦点是早婚原因及其人口学后果，并大多是在宏观上来探索原因或者措施。本研究决定以农村的初婚年龄为研究对象，以G村为例，初步描绘农村初婚年龄的结构及其原因。 2 理论基础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Elder教授定义生命历程学是“个体在一生中不断扮演的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或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序”。生命历程不仅仅是个人生命过程的客观展现，更是一种具有能动作用的塑造过程。这种塑造过程不仅体现在社会制度、政策、法律等外在的、强制的、正式的制约上，同时内化为个人心理、群体心理、群体期望、社会规范。在社会学研究中，个体的生命历程主要是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对生命事件的综合影响下的结果，生命历程研究注重在一个共同的概念和经验性的框架下对个体的生命事件和生命轨迹的社会形式作出解释，并且也聚焦于考察影响生命事件和轨迹的社会进程（李强，1996）。对生命历程学四个基本原理来展开思考和研究。第一个是“一定时空中生活”原理，年龄概念对其尤为重要。年龄充分体现了个体、历史和社会三种从微观到宏观，再到纵向的空间里对事件和角色等生命历程轨迹的构建，是个体生命、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重要联结点。第二个是“相互联系的生命”原理。它强调个体的行为不是脱离社会背景之外的，而是嵌套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受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社会。第三个是“生命的时间性”原理。时间性原理强调了人与环境的匹配，认为某一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甚至比事件本身更具意义。它代表了一种社会需要与个体发展生命历程、发展轨迹结合的视角。第四个是个人能动性原理。Elder认为对个体差异的研究更能发现个人生命的积极方面，因为人总是能在一定社会建制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推进自己的生命历程， 他们在社会中所做出的选择除了受到社会情景的影响外， 还受到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的深刻影响（包蕾萍、桑标2006）。 本文在生命历程学视角下运用“q3方法”（Q-cubed approach）对G村的初婚年龄进行研究和分析。这一方法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追踪受访个体一生的生活轨迹（qualitative 1）。二是理清个体一生的社会关系变化，以及家庭内外关系变化（qualitative 2）。三是结合当地和宏观事件及其趋势（qualitative 3）（陈全功，程蹊2015）。初婚年龄不仅与个人的观念、社会期望、社会规范、经济水平息息相关，也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程度、社会制度、特定的历史事件、代际关系等等有关。 3 农村初婚年龄的层次性 女性初婚年龄低于男性初婚年龄。在G村，未继续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初中期间或在外务工期间都曾谈过恋爱，但结婚的对象有80%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并且对方的年龄比自己略大几岁。继续高等教育的男性读研的比例也是高于女性，所以依旧低于男性初婚年龄。 继续高中教育的初婚年龄普遍高于未继续高中教育。在G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较高，换言之，是否继续高等教育取决于个体是否想要继续学习。在2013年以前，低于中考录取线的个体有两种途径接受高中教育，一是职高，二是花钱买进高中，目前第二种途径被禁止。但是家长依然愿意送孩子去环境糟糕的职高继续学习。 初婚年龄与工作起始年龄邻近，尤其是女性。未继续教育的人基本在亲戚或者熟人的带领下在外务工，约在工作3～5年之内与同县的人结婚。继续高等教育的人一般在大学毕业就被家里催婚，他们一般也在工作稳定下来就登记结婚了。 初婚年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相较上一辈的初婚年龄，这一代的正值婚育期的人初婚年龄普遍高于父辈的初婚年龄，但相比较于城市的初婚年龄还是比较低。 初婚年龄与法定婚龄相差不多。教育和劳动力迁移一定程度提高了初婚年龄。G村的初婚年龄看起来参差不齐实际上有迹可循。市场和频繁迁移虽然对G村的熟人社会格局有一定冲击，但G村的所有人的生命轨迹基本相似，只有教育和个人能力两个分水岭。生命历程学最大的特点就是突破了生物意义，从社会时间、生命时间和历史事件对年龄重新定义，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初婚年龄具有层次性，历史大致在重演。 4 对农村初婚年龄的层次性分析 4.1 个体轨迹 4.1.1 受教育水平。有研究表明个人受教育水平对初婚年龄有很大的影响。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离校工作的年龄也就延迟了，客观上结婚的年龄也就延缓了。九年义务教育与结婚存在不相容性，辍学去结婚要付出很昂贵的机会成本，教育的积累是农村人提高劳动力市场预期收益的唯一便捷途径。在社会成功学普遍渲染下，更容易将人生价值定位在事业上，不着急成家。 案例1：A初中毕业后外地打工（G村的职业模式依赖于亲友关系网络），因朋友介绍认识丈夫，两个人确定关系后，A随丈夫一起在云南打工，婆家长年在那里工作，正好有个照应，3～4年后两人结婚，去年生下小宝宝。 4.1.2婚姻观念。个体对于适当初婚年龄一般都高于法定初婚年龄，但公共生命历程和角色序列都促使着个体不得不按习俗承担自己的婚姻和家庭责任。半熟人社会的约束了个人能动性还是个体自动放弃个人能动性的主次关系有待以后研究。 4.1.3 结婚成本的角色定位。半熟人社会对男女因性别的不同而赋予不同的社会角色，对经济水平和社会资源的要求也迥然而异。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内部的生产和再生产。农村的高额彩礼已经成为普遍现象。G村虽然不夸张，但是也有基本的要求，男性应该有新建的一栋二层楼房、足够的彩礼和一定的积蓄，这表明男性可以养家糊口，可以提供给女方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男性需要几年的努力工作再加上父母的积蓄，才能够凑齐老婆本。女性也比较倾向年龄大的男性，婚姻不仅有爱情，也是生活。这也导致男性的初婚年龄一般高于女性初婚年龄。 案例2：B，独生子女，初中毕业后，买的普通高中，B不想读书，天天沉迷网吧和打架，家里人扭不过来，就让他出去打工。不是跟着姑姑工作就是跟着舅舅，工资直接打到他爸爸卡里，留着当老婆本，省的B自己乱花。2～3年后，家里重新做了一栋房子，B的卧室等着妻子要嫁过来再装修。 4.1.4 个体迁移的时机。转变因素对初婚年龄具有举重若轻的影响，初婚以前的教育是否继续代表着一定角色的建立和丧失。前文已经简单介绍，决定是否继续接受教育是个体的选择。对调查对象的统计，大部分因为各种原因而拒绝继续接受教育，而G村的就业基本依照父辈的关系网络——成群结队外出务工。曾迪祥的研究表明勞动力迁移推迟了结婚年龄，迁移时机和迁移过程都会对其产生影响。调查结果与曾迪祥的中期移民数据相符合，即越早迁移，初婚年龄越早。 4.2 家庭与集体的压力与张力 4.2.1 初婚年龄的社会时间。社会时间指的是扮演特定角色的恰当时间，代表个体在角色序列中应有位置。G村普遍认为工作稳定后就应该结婚生子，也不同程度地包括个体自己。市场分工和频繁迁移虽然对G村的熟人社会结构造成一定冲击，不出现早婚逼婚一类的事情，但对集体都是个体的生命轨迹默许，年龄和就业决定了初婚年龄。如果当个体不按照默许的生命轨迹，社会会给予个体及其家族污名化，家庭长辈为了避免这种污名化和促使个体完成这个阶段的生命事件，也会明里暗里逼迫个体相亲等等。 4.2.2 父母的盘算。在家庭层面，父母就是个体“公共生命历程”的调控者，对个体的初婚年龄有约束性和专断性。父母为了早日完成长辈的责任和筹备养老资源，一般希望子女在稳定就业后尽量早日结婚，对女性的收入就没有太多的要求。农村被迫转入市场的浪潮，家庭养老功能被削弱，社会和政府完全没有承担在现代社会应该外移的家庭养老功能。代际关系的失衡也不能很好地保证晚年生活。就目前来看。结婚成本只会升不会降。这些因素的理性化博弈，父母都希望可以早日低成本完成人生任务后尽早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准备。 案例2：B的爸爸比较会算计，妈妈最近几年身体恍惚不管事。三个人的工资都是他一人收着，没有人知道他自己的储存，他一方面希望儿子早点低成本结婚，但是又担心彩礼和结婚事宜费用，经过亲戚的劝说，衡量过后，找媒人给自己儿子介绍对象。 4.3 社会制度及其变迁 4.3.1 教育制度。生活在不同生命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下，生命历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教育制度对初婚年龄的影响需缓缓推进的。教育制度在G村有三大重要的变动。一是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二是90年代兴起的职高，三是2013年以前可以买进普高。第一个消灭了女性在接受教育的不平等。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提高了受教育水平，职高设置的少数高考班更是帮助一些有想法的人进入大学。初中的留级制度也延长学业年龄，高考失败后可以复读，中考却只有一次机会，父母为了避免落榜，部分会选择初一或者初二留级。安徽2121年开始文理不分科也会对个体的教育程度产生一定影响。 案例3；C初中毕业读的是职高，通过高考班考到一所大专学校。现在在合肥工作，思想比较独立，不着急结婚，对事业比较有进取心。 案例4；D现在是硕士毕业，未婚，也不是很着急结婚，对人生和事业的规划比较清晰。 4.3.2 婚姻法与习俗的博弈。法定婚龄是综合个人的生理需求和社会考虑的结构，但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全体的社会需求和个人的选择。熟人社会对婚姻的认可来自于是否举办了符合当地习俗的婚礼仪式，至于办理结婚证书到了法定年龄才去办也不迟。个体到了一定的角色序列，法律的强制力并不能阻止其建立应该建立的角色。具有共同文化习俗的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也默许了这种行为。 案例4：D的父母为了摆脱污名化，说不读博是怕没有一个好男孩子陪着。读书读出来的人及其家庭整个社会地位可以瞬间变的有脸面。其实之所以D没有被催促相亲，一是周围没有相当学历的男生，二来家庭约束力对D比较小（娘家的和谐对于妇女在婆家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妇女被欺负，娘家人可以撑腰）。 4.3.3 独生子女政策。政策容易向习俗妥协，虽然独生子女政策规定每户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但在农村第一胎是女孩第二胎还可以生一个。G村的行政对这方面管理严格再加上观念的更新，几乎不存在超生现象。孩子数量的减少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对孩子尽早变成家庭劳动力的期望也降低。研究对象的前提条件是已婚，所以2013的单独二孩政策和2015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对结论没有任何影响。 [参考文献] [1] 埃尔德.G.H大萧条的孩子们[M].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包蕾萍，桑标.习俗还是发生？—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的毕生发展[J].华东大学大学学报，2006（3）：49-62. [4] 包蕾萍.生命历程的时间观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5（4）. [5] 曾迪洋.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J].社会，2014（5）：105-126. [6] 王仲.结婚年龄之制约性条件研究——平均初婚年龄为什么推迟了[J].西北人口，2010（1）：37-41. [7] 谭琳.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1992（5）：49-53. [8] 王德福.养老倒逼婚姻：理解当前农村早婚现象的一个视角.南方人口2012（2）：37-43. [9] 王鹏，吴愈晓.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J].社会，2013（3）：89-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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