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对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变迁研究的文献梳理 |
| 范文 | 李建凤 [摘 要]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加速推进，城市化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正在发生根本性巨变，本文旨在对传统村落的社会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洞悉传统村落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城市化；传统村落；变迁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村落作为“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最稳定的时空坐标，作为紧密联系的小群体，它也是在内部互动中构成的一个个有活力的传承文化和发挥功能的社会有机体”，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这个历史上最稳定的时空坐标正从根本上发生巨大变化，本文按照村落的发展形态，对传统村落、非农化村落、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四个部分的研究进行梳理，看传统村落的历史变迁。 1 传统村落 国内学者以村落为研究对象始于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对“社区研究”的倡导，此时中国大多数农村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较有影响的有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云南三村》，前者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旨在说明经济体系与地理环境、社区社会结构的关系。后者侧重于对土地制度、农户家什、农业社区“基本精神”、乡村工业的发展道路和社区变迁的分析。 学者除了探索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的出路问题，还对传统村落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乡土中国》剖析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结构特质和伦理道德观念，将中华的发展方向与乡土社会中的生活习惯、礼仪制度、风俗习性等，从整体上构建了理念中的乡土社会。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侧重家族体系的研究，它包含着作者的亲身经验，他的家乡、家族历史都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许烺光的《祖荫下》，将对家族的水平研究换做了垂直关系研究，通过对喜洲生计生活、婚丧习俗、育儿方式和祭祖等的描述，提供了当地人祖荫下的生活图景，将整个中国的朝代兴衰与中国家庭、亲属、宗教和个性形成的规律联系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农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村落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高潮。学者从村落自治制度和自治组织改革角度、村落社会流动和分层角度、村落文化变迁的角度等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此时中国的大部分村落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但依然保持着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形态。 2 非农化村落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1992年陆学艺在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人民公社时期的著名村庄进行了研究，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逐渐离开土地，转化为非农业劳动者，即使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其社会身份、生产手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逐渐消失。从此以后，这种从“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冲击出发的现代化研究视角，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的主流。1997年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认为中国基层的社会变迁出现了新的动力、规则、关系和问题等，如外来力量和村庄内在的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她认为：“超级村庄既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方式存在，又保留有典型的村庄社区特点，既是自治性的民间社会，又执行着准政府的各种职能，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和原则。”2000年至今，在这时期的分析框架探讨的主要是传统村庄逐渐向现代村庄变迁的过程，涉及村落的社会结构、土地结构、内部组织、宗教信仰等村落社会交往中的基本要素。 3 城中村 李培林在對“羊城村”的研究中指出村落将走向终结，掀起了学者对“城中村”的研究热潮。城中村是与城市形象格格不入的建筑群，“处在繁华热闹的市中心区域，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每个‘城中村”就像在方圆几公里人为制造的一个整体的高达20多米的‘水泥巨物。在土地和房租收益的刺激下，此巨物是原来的宅基地基础上垒高的，建筑已完全失去了个体差异的美学意义，经济的铁律也碾碎了中国传统村落和谐人居空间的“文化意义”。 其学生蓝宇蕴将研究推进一步，将城中村称为“新村社共同体”，通过对广州珠江村个案研究，生动地展现出都市村社共同体是已经走进城市生活的特殊“村民”群体之利益与权益高度依附于其中的独特场域，是“村民”群体及其所在社区谋求生存发展、实现城市融合的重要依赖，而其中尤其关注与强调的又是在大政府与弱势“农民”群体之悬殊博弈力量的对照下，凝聚着这一特定社会群体行动逻辑的独特共同组织是“末代农民”逐渐“脱胎”为市民、“农村社区”逐渐转变为城市社区最便捷的中介与桥梁。城中村迥异于城市又是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成新市民的摇篮。 如果两者所言的城中村是因外力导致村落形态的变化，那么曾引起很大关注的“浙江村”就是自发聚居的“城中村”，该“村”村民进入城市的过程是不断寻找市场和开拓市场的过程，并形成了一个以聚居为基础的产业加工基地。“浙江村”的聚居情况使外来人口在所居住的范围内数倍于本地居民，反客为主，从而使当地组织社会不但不能有效地将他们纳入既有的管理轨道，反而使自身存在被融化的可能。这意味着原有的城市社会嵌入了一个游离于控制之下的异质性社区。 从城中村的研究来看，村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村落的形态已经发生了面目全非的变化，但是村落的核心——村落共同体依然存在。共同体的存在，让村民依然存有着归属感和对其广泛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4 城乡结合部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出现了“被动城市化地区”，学者称之为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的城市化不是自身工业化、商业化的结果，而是城市扩张的直接结果。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城市化相比有两个突出的不同：一是被征地地区农业人员的非农化是结构性的非农化，他们职业、身份的转变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强制性，他们是在被规定的情境中经历这种转变的；二是他们的非农化所带来的城市化是区域性的，那里的区域形态及其共同体、社区、生产组织、行政系统等都将发生变化，此外还包括生活方式的演变、郊区社区的杂居化倾向、社会结构的变化、郊区居民意识的变化等。 陈映芳在《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研究了“农民市民化”，主要侧重征地对农民的影响。作者认为，尽管失地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补偿，还得到了普通外来民工可望而不可即的上海城镇户口、养老保障、工作安置等，可与外来民工相比，失地农民有着更加的不满，并且这种不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严重。周大鸣也提出来在被动城市化过程中，对个体心理的关照。他认为，城乡结合部社区是一种动态的、过渡性的社区，终将慢慢地消融在城市中，成为城区的一部分。作者在对广州市城郊南景村50年的变迁研究得出，社区居民的适应调适，不仅从物质上，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完成都市化。 学者对城市化背景下失地农村农民的研究除了上述还有如关于村治的变迁研究，这一研究包括正式的法律规制、村落公共权力关系的变迁、非正式的惩戒机制等，如胡振光的《从村落到社区：“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以广东南海为例》；从空间规划的角度研究村落的社会空间变化，如马珂的《社会学视域下呈贡大学城周边聚居变迁研究——以郎家营为例》、刘杰的《城市郊区村落空间形态分析——以郑州市为例》；对城市近郊村落发展的展望和预测，如樊慧静的《终结抑或融合：城市化过程中都市村庄的未来发展——以郑州市西郊X村为例》、夏兰兰的《都市近郊村落的终结与延续——以上海Q村为例》。 综观学术界对城乡结合部的城市化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已經注重用整体性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化问题，而且对当下流行的城市化理论也有一定的思考。周大鸣提出了在被动城市化社区关注失地农民的心理，可谓是一种合适的选择，因为当前大多数的研究还是把视线集中在村落宏观上的整体变迁，而忽视了在城市化实践中村民们生活方式、生活意识以及心态的变化过程。 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是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和村落都在慢慢走向终结。 [参考文献] [1] 李善峰.20世纪的中国村落研究――一个以著作为线索的讨论[J].民俗研究，2004（03）. [2] 张群.村落向城市社区的转型——京郊白村调查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9. [3] 张迪.抽象中的中国社会——《乡土中国》之我所想[J].学理论，20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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