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农民脱贫的幸福感从何来？ |
| 范文 | 史娜 [摘 要]基于解决“三农”问题去提高扶贫质量是实现精准扶贫和脱贫的根本。科学适宜的质量标准和价值判断对各级各类扶贫工作都具有导向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影响与作用。精准扶贫质量评价不能简单照搬贫困户和贫困村退出标准。标准解决的是客观规定性的问题，评价解决的是主观感受性和价值判断的问题。本文在对“质量标准”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结合西部深度贫困村精准扶贫案例，运用主体间性理论从扶贫人的理念与实践、被扶贫主体能动性培育、扶贫资源、社会需求等视角，回应受到普遍关注的一些扶贫质量的现实问题。得出主要结论，有扶贫脱贫质量标准的三个决定要素是：劳动力和成果产出能更有效地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满足扶贫主体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背景不利人群的发展性条件，促进个人潜力发展的效果。 [关键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价值理性;质量标准 [中图分类号]K828.1 [文献标识码]A 引子：我的包户叫扎依提·萨迪克，他家六口人，夫妻俩40出头，育有3个子女。因妻子和大儿子相继生病致贫，2014年被确立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夫妻齐心，辛勤种地、养家禽、摘棉花，2016年全家已脱贫享受政策。2018年1月30日我参加驻村工作成为他家的包户干部。今年，他家列入了安居房建设计划，因为以前享受过8000元建房补助，今年申请建新的安居房的补贴没有通过，贷款5万元在集中连片区自行建设;在宣讲土地清理收益金补助政策时，我不得不告诉他，除了自家的15亩地外，今年由于他承包土地不足30亩，不能算做就业，无法按一产就业政策享受就业补助金了;村里新成立了粉刷队解决妇女就业问题，即将兴建的卫星工厂也开始培训招工事宜，他的丈夫很赞成妻子加入……是继续承包土地？外出管地？土地流转，当产业工人？他们都是很自强的贫困户，政策投入后的产出效益比“等靠要”的贫困户要高许多。夫妻俩在迷茫中要继续平衡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生产效益和既得政策红利的种种关系时，我看得出，他们奔走在脱贫和追求幸福的路上却不快乐。 中国的扶贫开发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40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新时期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集中体现为深度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生产质量低、农业人口价值实现乏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矛盾问题。深度贫困的表象是经济的落后，而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整个社会对“三农”价值观念的生成和制度适应性的弊端。 当前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在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治贫方式。精准脱贫是指习总书记强调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这四个问题。如何做到“精准”二字？从回归价值理性和质量标准问题来反观扶贫脱贫战略措施对做好当前真脱贫、脱真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工作有重要意义。 1 扶贫脱贫质量标准的内涵 “标准”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比较的准则和尺度;另一种是指要求达到一个具体目的的优秀程度。关于“质量”，国际上学者基本达成共识，参照国家标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的定义在不同的前提下有两种表述：第一种是“质量是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的满意程度”，第二种是“质量是反映实体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的总和”。其中，“实体”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而“需要”通常被转化为有规定准则的特性，包含合用性、安全性、可靠性、维修性、经济性等多个方面。我们对“质量”的理解通常是“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也就是说，“质量”的优劣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即客体本身的性质和特定主体的需要。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企业界和管理界对“质量”问题基本达成共识，即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所作的一种二分法定义：质量取决于客体本身特性和主体需要的满足。但那个质量是从商业环境中发展出来的，主要是对产品和服务而言，其标准由市场决定，金钱是价值所在，对健康安全、机会均等、环境社区等并无要求，而扶贫的主体是人，“扶贫”的根本是“治贫”“治贫”的目的是形成“自我发展的社会化的人”。现在扶贫有两个倾向，一是政策化操作，会导致行政绩效为目的而非手段;二是简单把脱贫基本收入测算当作扶贫质量，“被扶贫人”真实的需求被忽视，社会根本利益很难得到满足。看到这些问题，扶智扶志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有些学者从劳动者素质、主体性培育、贫困户脱贫的社会功能等视角提出了合理解读扶贫质量标准。 我们认为，“质量”是在特定条件下、特定时间段中，根据某种需要，对客体的内在和外在性质的一种追求;“扶贫脱贫质量”主要是指在社会资源系统的支持下，贫困个体通过立志增智，所获得的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人应具备的各种素质的自我发展生活生产的合格程度;“扶贫质量标准”则是相对于贫困群体内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创新和持续发展的一种自立自强、协同建设的轨迹。尤其是“社会人”作为一个重要的体系设计的逻辑起点的提出，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贫困人口本身的各个方面都与社会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扶贫质量最终指向的是指贫困人口获取知识、技能及价值观与人类和环境的条件及生活生产发展需要相关的程度。因此，有时从扶贫的外部着眼可能比仅仅关注扶贫的内部更为重要。扶贫脱贫的质量标准应当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扶贫不是帮扶人把被扶人当作原料、预成控制、去除次品的客体性标准，也不是单纯强调绩效的主客体性标准，甚至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尊重不同主体需求的主体性标准，而应当采用更为开放的态度和更为创新的意识，不需要选择被动接受和索取的方式，扶贫主体间持开放性态度，进行心理建構、责任传递、方向明确、个性表达、互通有无、自主开发付诸实践等一系列过程，形成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的、多维的扶贫质量文化，一种和谐的扶贫环境。 2 从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民幸福感”的多元价值理性评价扶贫脱贫体系 “三农问题”和深度贫困村的贫困问题，不是农业的问题、农村的问题，也不是农民本身的问题，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然产物，必须依靠国家政策，举全社会之力方能解决。长久以来，我国受工业化进程的客观影响，城市发展一直优于农村发展，工业发展优于农业发展，城镇居民发展优于农村居民发展。社会优势资源往往集中在城市中，农村成长背景下的体力劳动者家庭普遍对城市发展的进程了解度很低，如果不背井离乡也很难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优质社会资源。许多农村的孩子最向往的就是当医生、教师或者公务员，因为这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除农民外最普遍的职业。随着农村社会发展和城乡边际模糊化，近现代科技逐步向农村渗透，农业、农民、农村缺乏内生性发展，继续在充当城市工业化的翻版抑或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农民生存状态、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和农村的文化延续不应该成为手段，他们本身即是目的。深度贫困村的情况尤为如此，许多第一次听说工厂的村民被动员后离开家门、进入厂门，参加培训、挣到工资，脱贫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的背后有多少心酸、在他乡有多少忧思，无从得知。农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农村需要有自己的家风村貌和文化教育内容，农民与市民一样可以拥有自己的幸福。精准扶贫工作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高度统一，在“扶”的过程中也需要是非、善恶、信念、理想的理性思考和判断。在深度贫困村发展建设中所需要的人不止是贫困户，还有很多已脱贫和已致富的人们，政策的红利应当扶该扶之人，但教育培训、扶智扶志、产业项目带动的受众应该是村一级全体村民。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的各项指标更多地应指向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文化建设、农村全面小康和农民生活的幸福感。如果脫贫和发展的指向是“离农”或“非农”化，那扶贫脱贫不可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工业化程度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但在走向精准脱贫的路上，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民小康生活包括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科学化、现代化、农产品的高度商品化、农村生活管理的现代化、生活理念和方式的文明化，而不能简单认为是工业化和城镇化。 农民发展的基础在农村、在农业，如果长期在这片土地增产不增收、产业发展来得快去得快、自身发展能力得不到增强和肯定，势必会失去自强的动力和信心，也会影响到幸福感的获得。从“三农”的角度思考扶贫问题，我们不难看到农民自信、农业发展、农村小康仅仅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最艰难的一步，也是为消除城乡二元制结构打下深厚基础的一步。中国社会农业、农村、农民反哺工业、城市、市民许久了，精准扶贫和脱贫应当成为工业、城市、市民服务农村的重要一步了。 3 帮扶人和被帮扶人主体间性的构建 精准扶贫的成效和贫困户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帮扶干部。扶贫关系中的主体间性是指帮扶人和被帮扶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人与人的本质联系的体现，虽然是缘起于扶贫关系，但应当理顺这一关系，这种主体间性的形成和发展需要追求价值者的整体性和价值追求对象的主体性的共同发挥，而这些是在识别程序、扶贫措施、脱贫程序以及对本村基础建设项目等之外的关键性因素。“扶”即帮扶扶持，中国有句俗话“救急不救穷”，但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于弱势群体给予适当的照顾是应该的。第一，帮扶人的帮扶出发点、价值观和认知很重要。精准帮扶意味着帮扶人必须将自己和帮扶对象视为扶贫脱贫全过程的主体，形成、发挥、提高各自的主体性，帮扶人不能了解全部的农村生产生活，农民也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此时并非要求同存异，而是要借助认知差有意为之。客观来说，脱贫是被帮扶主体自己解决的脱贫，再去帮扶都不能替代其完成，帮扶人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证被帮扶人的主体性，作为被帮扶人首先要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习、需要脱贫致富，而不是帮扶人的需求导致扶贫过程的发生。第二，双方主体都要意识到帮扶应当遵循客观规律和原则，脱贫的理念和实践方式必须建立在平等交流、真实对话、生活卷入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有很大的自然发展性，扶贫的工作不是天天算账、天天询问，而是要以人为本，创造条件发挥其潜能。被帮扶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否强烈往往是能否长效脱贫的关键之所在。如果一个人感受到自尊自爱、自主自强、信任理解、支持鼓励，他的潜能就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第三，在帮扶过程中，不能脱离农村实际，画大饼、讲大话、乱指点人生，既要满足个人需要，也要重视社会目标的实现，使被帮扶主体能够正确认识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扶贫的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是现阶段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光辉写实，在让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得到和谐发展的同时，才能让农民在拥有获得感，也拥有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庄天慧，杨帆，曾维忠.精准扶贫内涵及其与精准脱贫的辩证关系探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03）. [2] 鲁春艳.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难点及对策建议[J].农业经济，2016（07）. [3] 刘解龙.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期阶段的理论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18（01）. [4] 郝文武.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视角关照下的农村教育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04）. [5] 刘广第.质量管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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