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甘南农牧杂居区价值认同变迁研究 |
| 范文 | 王素英 柳青 [摘要]坐落于甘肃西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下辖一市七县，主要居住人口为藏族，也包含汉、回、土等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混合而居。多民族混居的基本形态决定其生产、生活方式呈现以农耕、游牧为主，兼营小商品经济的模式。作为安多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发展进程的态势也逐渐汇入现代化城镇建设的范畴内。以甘南藏区固有经济模式为蓝本，勾勒出甘南藏区农牧杂居区社会群体价值认同在乡村振兴、西部民族地區建设、全面推进城镇化进程等多项改革举措推动下的变迁流程，进而探讨其变迁缘由和影响因素等问题。 [关键词]农牧杂居区;价值认同;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 1 “祖产”难守——“强汉”难做 甘南农牧杂居区居民的传统收入主要分为农业收入和牧业收入。前者解决基本生存所需的粮食、蔬菜、瓜果等生活资料，一家老小的其它开销则基本由后者提供。农业耕作主要借助牛耕马驮和拖拉机运输完成，这几乎成为每个村落、每家每户赖以生存的刚需生产模式。而家有牧场从事牧业生产的只占整个村庄的极少数，藏人为主，西北地区俗称“本地户”（ 本文中的“本地户”主要指世代长期居住于甘南农牧杂居区的藏族人口）。这一群体在本村农耕面积个体分配中占比较多，往往是本村的大姓和大族，兄弟众多，族亲姻亲关系盘根错节，极为复杂。由此，当地人称其为“强汉”（ 据笔者田野访谈了解，在甘南农牧杂居区，祖上至今家境宽裕，生活条件相对好的人家，被同村人共称之为“强汉”）。由于在本村或本庄范围内拥有较多的生活资源和经济优势，因此在处理本村或本庄内部事务时有极高的威望和话语权。 传统经济模式主导下农牧杂居区经济来源的单一性是导致多个相对封闭村落独立存在的主要原因。固定的经济收入，固定的住户村名，形成固定的社会关系。故“强汉”在当地生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不仅农牧诸事，基本以其操作流程为范式，且村内大小事务包括敬神祭祖、婚丧嫁娶、婆媳矛盾、土地宅院纠纷都由本地“强汉”们商量解决。因此，与在传统宗法制统御下的乡村社会一样，在传统的甘南农牧杂居区，“强汉”成为当地人的领头羊，引领着本村人的精神和物质世界。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甘南农牧杂居区的经济来源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土地劳动收入和“靠山吃山”的勉强度日。家中子嗣较多，耕地偏少，又无牧场的贫困人家在远亲或朋友的引荐下走上远走他乡，出外谋生的路子。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起初人们总是怀着警惕、狐疑的心态看待外出务工这个问题，自然人数少，宣传力度薄弱，饭后茶余的议论中还是有关种田、放牧的行情。偶尔遇着外出被骗的祸事，当事者怕羞不参与任何讨论，只是经由亲房、本家的议论传播到这些“强汉”耳中，却被大肆宣传，意在阻止更多的村民出村谋事，由此进一步确立其对传统村落的话语权和身份感，从而得到所谓的大众认同，即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的理解到的自我。 近年来，随着当地政府的宣传和支持，人们不再恐惧外面的世界，反而更多的人加入到“农民工”的队伍中。成员中基本没有“强汉”家族人员出现。相较于传统经济生计方式，外出务工不仅殷实了人们的钱袋，也增长了人们的见闻。先是男性，随后，大批女性也加入了这个队伍。村道街心都是关于外出务工致富的话题。“靠天吃饭”和“靠山吃饭”的生计方式不再有人关注，更多被关注的则是明年去哪里干什么能挣更多钱的话题。而以往“强汉”们引以为傲的精耕细作、牲畜繁殖蓄养的话题却很少有人问津。村里也难得的不时有小贩穿街走巷，倒卖蔬菜水果，烟酒百货。买主不再局限于“强汉”成员，更多的来源于外出务工家庭。耕地固定的收入和牧场收入的高成本、不稳定性相较于外出务工以天、月记工发钱的收入显得微薄，没有说服力。传统村落中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传统生计方式彻底被信息时代中大批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模式颠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求得发展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有预见的选择谋生手段。春耕秋收依然是村落的大事，但不再计较收成的好坏，只是将此作为最基本收入之一。人们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外出谋生挣钱。而以此为“祖业”的“强汉”，在播种机、翻地机、收割机等现代化工具引进的前提下，已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贫困使更多的穷人走上自主创业谋生的道路，也使更多的穷人逐渐闯出一番前途。低门矮户逐渐被琉璃大瓦房代替，整洁的院落、明亮的厅堂已经证明穷人不再贫困。逐渐，村落里新旧相错的房舍，已分不清主人的身份是否是“强汉”。若要细分，发现大多“强汉”所居为旧居。高门大户不再是确定家庭地位的唯一标准，反而更多是根据自家车辆的宽窄高低决定。失去绝对经济优势的“强汉”逐渐不再左右村落的其他事宜，也渐渐无法获得村人们的认同。反而外出谋生闯出一片天地的“出门人”，逐渐因自身的阅历和财力成为村庄有见识的人，获得了本村的认同，逐渐取代了“强汉”的决策地位。比如，全村的祭祀敬神活动，由“出门人”及其父辈与“强汉”共同承担;婚丧嫁娶，所请主事者已由“出门人”独立承担;婆媳矛盾也不再诉诸于外，逐渐内部化处理;邻里宅院纠纷也借助相互协商或诉诸于法律。总之，经济收入方式的改变使得传统村落出现了“祖业”难守，“强汉”难做的变革潮流。 2 “强汉”不强——入城务工 随着“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藏区成为共识，保护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地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也发出号召“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此背景下，不论是传统农牧兼营生产方式，还是传统依靠柴火取暖、做饭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成为最优解。故此，自给自足、靠山吃山的生养模式已彻底失去优势。随着村人们逐渐适应外出务工，承包工程，就地寻求营生等生产、生活方式，传统话语权的定位也已悄然发生了变迁。这种“随着现代生活对传统的解构以及农民自身的社会化，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在农民群体中破茧而出，趋同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使昔日 “强汉”们津津乐道的“走山”打猎不再是村人们所关心的话题。微信、网购、IT的世界则次第向村人们开放。茶余饭后的话题不再是围绕村落家长里短的闲话，而是村落之外精彩世界的好奇与探讨。由此，“强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生存危机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有序进行，村人们不再执着于毁林开荒，伐木求生的原始生存模式。而决定“强汉”村落话语权的伐木放牧的生活模式已被藏人们逐渐摈弃。每年的春节，对于这些传统杂居区的藏区村落来说，不仅是走亲访友的传统礼节，更是对外面世界信息的互通有无。昔日只有“强汉”家才能吃得起的手抓牛羊肉、美食佳酿如今也渐渐悉数出现在“尕穷人”的家里。总之，“祖业”背负的重压使得“强汉”不敢轻易的踏出熟悉的环境，挑战不可知的外面世界。与此同时，村里的敢于外出闯荡的“尕穷人”们却在不断的起新房，买小车，得到村人阵阵赞羡，也将“强汉”们再次推到了村人舆论的风口浪尖。“强汉”们在背负先人一遍遍“守成”的诫言中，默默承受着村人不再高看的落差感。为了买车，翻修旧房，若变卖牛羊，用于修房买车，则坐实了村人口中“败家”的口实;若靠祖上积攒勉强度日，则证实了村人“强汉的娃，惯大的，没啥本事”;若子女婚姻上有所求或无求，都被轻易的扣上家道中落，自降身份的帽子，被村人轻慢。故此，正如马克思所言：“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走出村落，跟随父辈们不放在眼里的“尕穷人”的娃进城务工，是“强汉”们的务实选择。由此赚的钵满盆满，衣锦还乡是每个新时代藏区村落“强汉”们的共同心声。 2.2 信任危机 在传统的藏汉杂居的村落中，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很多新问题也会不断植入，由此给维护传统村落秩序的“强汉”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昔日主持“公道”的“强汉”们面对共同利益的取舍，很难做出能够说服村人的抉择，往往导致村人的不信任，甚至敌视。传统村落中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乃是祖辈“强汉”们处理的大事了。扎根于村人们信奉“水里面的石头清，人里面的阿舅亲”的传统理念，由此衍生的“强汉”庞大姻亲家族是处理本村事务的主要民间力量。大事小情总是由这些许多个“阿舅”身份堆叠而成的“夏尼”们出面调停解决。然而，时过境迁，时代的变迁使得每个具有此身份的“强汉”分身无术，无能为力去主持公道。可以说，“强汉”的“强”有其浓厚的历史局限性和时空地域性。当某种事或人超出其生活的实体范围，不论事物大小，“强汉”们都鞭长莫及。 3 “强汉”变成“出门人” 起初，“出门人”（ 本文中“出门人”主要指非本地户的藏族和汉族，意为非原著居民，由祖上或本人迁徙而来生活于此的人）在传统藏族村落中，带有很大的非本族非本家的成分。“出门人”意味着在这个村落中，没有大家族群，没有姻亲“夏尼”，大概可以做单身立户的解释。传统藏族村落中，不论家庭经济如何，本家和姻亲的微妙关系确为体现自家身份地位的最好证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也由此而定。传统“出门人”也经常被称为“尕穷人”。因此，“出门人”的境遇在传统藏族村落中并不算好。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根基的“出门人”只能凭借自己的力气和智慧来给自己和家人谋取一定的生活资料。他们对于传统藏族村落的感情是复杂的。因此。当村落外面的环境有所改變时，最先捕捉信息的也是这些“出门人”。比如女性衣着的改变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强汉”家女子的藏服是她们相互炫耀美丽的最好表现。手工制作的云头织锦和做工复杂的绣花帽等是各个“强汉”家女孩的最爱。而“出门人”因其并非本村大姓望族，甚至并非藏族。所以其女子的服饰，按照传统的习俗难以和“强汉”的女子相媲美，这在实际社交活动中也往往让她们显得矮人一截。然而，基于此的局限性却给这些“出门人”女子的衣着改变带来了新的变化，对于牛仔裤、裙装的接受程度也较强。以此类推，由于对于传统习俗的承载力度不同，“强汉”和“出门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观念鸿沟，这往往反映在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事物，新经济模式的覆盖下，二者反馈信息强弱度的不同。固步自封的“强汉”在注重村落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虽也感受到经济发展大趋势下许多传统习俗观念的不合时宜，但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又迫使其不得不对有可能改变村落结构的新局面做出最后的挣扎。“强汉”们的窘迫也使后辈们开始“屈尊降贵”得放弃所谓“强汉”的脸面，和“尕穷人”一起结伴走出村落，成为新时代的“出门人”，从而也有了新的称谓“农民工”。“农民工”的身份包容，甚至消融了古老习俗下“强汉”和“尕穷人”的鸿沟，真正的回归到“出门人”的主题中，慢慢成为和社会大经济模式接轨的有见识、有胆略、有望改变藏区落后面目的有生力量。“出门人”的身份使传统身份认知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人们不再局限于“夏尼”宗族姻亲的狭小社会关系网，开始将自身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面对进城务工时出现的困难，人们不再计较你是否是“强汉”，而是认同于你是否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从传统的血亲、姻亲关系到如今的地域关系的进步，则说明面对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传统农牧杂居区的藏族村落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观念转变。新时代意义上的“出门人”则逐渐取代了昔日“强汉”们的狭小宗亲观。来自相同地域村落的人们。不再计较自身的出生原始身份，而是专注于如何改变自身生活状况，迎来家乡和自身的双赢发展。 “强汉”时代的结束和“出门人”的新生，是新时代城镇化建设中藏区农牧杂居区价值认同转变的最直接体现。针对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若不能形成必要的价值共识，多元化价值观有利的一面不仅难以发掘，还会因此造成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紊乱，进而可能导致社会秩序和道德失据”。面临新时代的发展，藏区农牧杂居区人们新的挑战将是在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不断接受新事物、新概念、享受经济文明的同时，如何保护好内心的淳朴和真善美的传统美德;如何在经济利益和生态保护建设中取得双赢效益，舍弃“重小家，轻大家”的陋习;如何将自身的民族特色发展融入到地方经济发展的大熔炉中等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将在价值认同这一主题的发酵运作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和践行中，逐一得到妥善处理，故此关于这一背景下的价值认同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社会实效作用，能够促进甘南农牧杂居区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稳步前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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