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习近平乡村治理思想的历史渊源与基本内涵 |
| 范文 | 徐娟 [摘要]在对传统“农本”思想扬弃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立足我国乡村治理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乡村治理的思想精華，提出了农业优先发展的论断，擘画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蓝图，将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为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 [关键词]习近平;乡村治理;历史渊源;基本内涵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根据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并深入阐释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这一战略既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十几亿国人的吃饭问题都是头等大事。现阶段，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包括城市的现代化，而且也涵盖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1 习近平乡村治理思想的历史渊源 “食者生民之源，天下之乱，国家废兴存亡之本也。”面对我国“三农”发展的新矛盾，有效破解乡村治理新难题，习近平同志在对传统农业思想扬弃的基础上，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和我国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乡村治理思想的精髓，结合自身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凝练成系统完备的乡村治理理论。 1.1 中国传统社会“农本”思想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我国是农业大国，以农为本思想贯穿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的始终。《诗经》中就体现了“重农劝农”“顺天守时”“量地尽利”的农业伦理思想和观念。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多数认为应以农业为本。《富国》中，荀子强调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管子认为，富国的前提是大力发展农业，并把农民利益和农业发展结合起来。民以食为天，重农思想和“民本”思想联系紧密，传统社会多数当政为官者深谙民苦、民利的重要性。 我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注重从传统“农本”“民本”思想中汲取营养，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从1982—2018年的21个中央一号文件来看，有10个都聚焦“三农”问题，充分体现了“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也彰显了党中央破解“三农”问题的决心和底气。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坚持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建设主体、治理主体、受益主体地位，才能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形成推进乡村振兴的磅礴之力。 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乡村治理思想 马克思认为，农业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首先，一切劳动首先并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从人类生存角度出发，马恩阐释了食物的生产是人类从事一切其他活动的前提条件。体力和脑力劳动都以食物的供给为前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并取得成效的第一人是列宁，他认为“真正的经济基础是粮食储备”“一切问题的基础就是粮食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进步更迭，以及农业经济模式的改革发展，马克思主义“三农”思想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其次，从土地制度入手，深入分析农业经济模式。马克思深刻领悟到小农经济的弊端，预测农业大生产最终将取代小农经济。农业大生产的实现途径是规模化、集约化，而实现农业集约、规模生产的途径则是合作化。马恩就不同时期国家应适时调整相关农业政策以促进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型达成共识。恩格斯强调不宜采取暴力方式强行剥夺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小农经济模式，列宁也指出不能依靠行政强制手段剥夺小农权益，否则农业经济模式转型可能会出现梗阻。 再次，深刻揭示了城乡从一体到分离、对立到联系，最终走向融合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指出：“城乡关系的面貌一经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会跟着改变。”马恩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城乡融合的基本途径：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以巩固其基础性地位;发挥城市带动农村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大城市，就没有他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决不会像现在进步这么快”;引导工农协同发展，通过工业带动，改变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依靠科技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而高速发展。 1.3 我国历代中央领导的乡村治理思想 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他们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科学探索、创新发展，形成了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三农”理论体系。 1.3.1 毛泽东的乡村治理思想。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十分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首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他一再强调“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许多轻工业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依靠农业”。 其次，农业的现代化要通过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来实现。毛泽东指出，“根本上要靠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建设，整合分散的农户形成有机的合作社，逐步推进农村合作化。事实证明，农业合作化奠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基层各类人才。但是，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和经验不足，也走了不少弯路。 再次，在重视农业根本性地位的前提下，坚持城乡统筹兼顾。我国革命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农民与土地，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在即的情况下，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党的工作重心将要逐步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他反复强调城市要支援农村，工业要支援农业，并多次提及协调好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1.3.2 邓小平的乡村治理思想。首先，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是“三农”问题。邓小平强调，“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紧”“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他说：“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资，必须抓得很紧很紧，任何时候都松懈不得。” 其次，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立并巩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惠及亿万农民。1990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飞跃”理论，“第一个飞跃”是停止人民公社模式，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创新和发展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乡村治理理论。 再次，农业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科技兴农”。邓小平提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总体而言，可概括为：以“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我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成效;协调好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必须尊重农民自主权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相结合，坚持农民群众实践性和首创性相结合，坚持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原则，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共同富裕相結合的原则。 第四，城乡关系理论的核心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邓小平认为，“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乡村和城市、工业和农业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两者可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要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此后，我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既促进了农民就业，也带动了小城镇的繁荣。 1.3.3 江泽民的乡村治理思想。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江泽民提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随后，他又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关系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局，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 加强科教兴农和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强科技培训力度，提高生产效率。通过产学研合作构建农业科技创新系统，实现农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江泽民指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 统筹城乡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旨在通过深化改革，化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问题，推动城乡互动，实现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均衡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之首，“统筹城乡”上升至国家战略，备受重视。 1.3.4 胡锦涛的乡村治理思想。首先，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解决好“三农”问题。胡锦涛指出：“从当前局势及未来的趋势分析，必须继续坚持农业作为基础的方针，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石。”并进一步指出：“要牢固树立和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加快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増强发展农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始终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始终坚持加强、支持、保护农业不动摇。” 其次，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发展中国特色农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要贯穿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全过程。胡锦涛指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是农业标准化，没有农业标准化，就谈不上农业现代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国家农业发展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这一新要求。 再次，加快发展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他致力于农业产业化工作的推进，形成了以农业合作社为主导的农业一体化战略思维。强调“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 2 习近平乡村治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着特殊且重要的地位，作为我国的基础单位，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2.1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习近平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这“三个不能”充分蕴含着习总书记对“三农”问题的深谋远虑和深厚情怀，也为各级政府正确认识和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工作明确了要求、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同志针对农业发展新矛盾、农村运行新特点、农民面临新问题，理性分析我国“三农”建设现状，创造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高屋建瓴的国家战略，是解决“三农”新问题的科学决策，指明了我国乡村治理的努力方向。 2.2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推动“三治”有机统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法治与德治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习近平强调，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他又强调：“选好配强农村党组织书记，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村级权力有效监督。”这一要求，为各级政府从制度上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提供了遵循，理清了乡村治理科学化合理化的思路。 2.3 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农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首次将农村现代化提升到国家战略。习近平指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论述，继承、创新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要求，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针对性原则。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他进一步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所以，农村现代化的提出既是对城镇化政策实施的补白，也是对我国现代化空间的延伸和拓展。 2.4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形成城乡建设双轮驱动 习近平强调，要跳出“三农”抓“三农”，并明确跳出“三农”抓“三农”的关键就是需要用城乡统筹的发展思路和理念，从更高的格局和战略层面来看待和解决我们的“三农”问题。同时，习近平明确提出应该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政策体系。这较之以往“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的思路有了较大的创新，充分肯定了乡村在物质、文化、生态等方面的价值，更加突出农业和工业的平等地位，农村与城市的并肩發展，农民与市民的同等待遇。 [参考文献] [1] 张履祥.补农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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