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评价标准研究综述 |
| 范文 | 陈豫梅 覃国森 莫霜 黎梦荻 杨秀丽 摘要?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是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家高度重视该项工作，经过多年发展，各方面虽已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当前仍普遍存在培训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用于评价基层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实效性的指标还比较少，导致很难通过评价反馈问题、有针对性地改进。为了构建基层农民教育培训的评价体系，在概述我国农民培训需求的基础上，梳理了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评价标准的研究及运用，分析认为应从培训条件、实施过程、培训成效3个层次设置16个评价指标建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评价标准。 关键词?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评价标准;实效性;农民需求 中图分类号?S-01;G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7-6611（2020）14-0254-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14.070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farmer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achieve the overall goa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stat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is work.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has made obvious progress in all aspec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that the training is not targeted， the effectiveness is not strong， and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is not high. The indicator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rassroots farmerseducation and training work are still relatively small， making it difficult to improve through evaluation feedback.In order to build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farmerseducation and train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needs of farmers training in China，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farmers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e organized.The analysis believes that 16 evaluation indicators should be set up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training condition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training effectiveness to establish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far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Key words?Far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valuation criteria;Effectiveness;Farmers demands 推進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总目标，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和人才。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是实现总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以农民为突破口，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国家高度重视该项工作，自2012年以来，多次下文部署，积极落实[1]。 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经过多年的发展，各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具体体现在政府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财政投入力度加大，信息化管理、规范程度明显增强，已构建起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资源平台，对分层培训、培训内容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标准，以农民为中心，送教下乡的理念深入人心，对省级培训体系制度建设、工作环节及学员满意度进行全面的考核[2]。但实践中仍普遍反映，农民接受培训的积极性不高是主要的限制因素。调查结果表明，影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是教学内容、培训方式不完全符合他们的需求，针对性、时效性不强[3-6]。成人参加培训的目的就是实用有效[7]。农业农村部在《关于做好2019年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中（农办科〔2019〕26号）要求，农民教育培训启动3年提质增效活动，但用来评估基层教育培训满足需求的情况及实效性的指标还比较少，导致很难通过评价反馈问题、有针对性地改进。王守聪[8]认为教学效果的考核评价和认定改革是农民职业教育制度成败的核心和关键，是今后农民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的重点探索方向。笔者旨在梳理多年来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质量评价标准方面的实践探索，尤其是教育培训效果指标，结合其他职业教育的标准，分析相关的指标，为进一步补充完善现有的评价体系做参考。 1?农民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 该研究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是指针对正从业的农民及从事农业相关者所开展的与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相关的知识、技能、职业道德的学习[8-9]。目前主要包括职业培训、非全日制成人中职教育。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模式总体上是以政府为主体，由政府制定规划，提供政策、资金、落实任务，组织农广校、农业院校、推广等部门来实施，如“百万中专生计划”“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程”等项目。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面临着“谁来种地”的严峻局势，同时又处于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目标是培养一批能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具体讲，是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能力，让农民增收，获取稳定足够的职业收入，进而激发出发展的内生动力，逐步改变乡村面貌，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1]。但我国从业农民普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2018年21个省份41岁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占比在65%以上，初中学历约占55%[10]。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11-13]，要提高农民收入，首先是通过教育培训来提高从业农民的综合素质。江苏新型职业农民中90%以上受访者表示愿意也需要参加培训，70% 基层教育培训管理者却反映培训最大的困难是农民缺乏培训意愿[3]。影响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的主要因素除了培训内容、方式不适合以外，还有时间、地点、个人学习困难等限制因素[3-14]。他们参加培训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当前生产问题、提高技能，其次是学到新知识，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增加收入。培训内容一般首选贴近实际的特色种养实用技术、病害安全防控技术;其次是经营管理知识、市场信息、国家土地流转、惠农政策等[1，3，14-15]，不同层次的农民对培训内容需求重点有差异[1]，农民较欢迎农业专家、农民骨干浅显易懂地授课;80% 农民希望采用现场教学、田间指导、生产观摩或讨论学习等方式;77.9% 农民愿意接受7 d以内的短期培训，70%以上农民希望在就近田间地头、农业企业或合作社接受培训[3]。 2?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质量评价标准的研究及应用 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评价主体首先来自教育行政部门，通常采用全日制中职教育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学校办学水平或一个区域的农民职业教育水平，指标包含发展规模、职业教育资源水平（专职教师数量、校舍、图书、设备等）、管理办学机制、教育成效、服务地方经济的水平等。非全日制农民成人职业教育在教育资源水平方面远远低于全日制的要求，今后相当长时间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同一标准来进行投入，但要持续提高农民教育培训的质量，也必须保证相应教育资源的投入，如专职教师数量、农业技术人员、教学场所及设备、实训基地等。部分教育成效的指标仍可沿用，如获取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的比例、毕业率、就业对口率、毕业生满意度等指标。发展规模最好不用绝对人数，采用参加职业教育人数占本地在岗农民的比例，这样可避免地方差异的影响。 对农民培训评价的研究应用也在不断发展中。以往从培训人数、经费规范使用等来检查任务完成情况。随后的研究者陆续尝试构建多层次的指标来衡量各省的农民职业教育水平，2003年的研究中[16]，研究者从供给方、需求方、国家投入及政策4个方面选取了23个指标，如供方指标体系中增设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指标，它们对保证农民教育培训质量必不可少的。培训效果指标中仅采用了农民人均收入。在2008年评价各省农民职业教育水平的研究中[17]，从教育条件、教育对象、教育效果3个方面设置了13个指标，教育效果方面除了培训人数，还采用了劳动生产率、农机产出率、土地产出率、化肥产出率等农业生产水平指标，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更适合中长期宏观区域的农民职业教育水平评价，在基层农民培训中应用较困难，虽然农民教育培训的最终目标确实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但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转化为生产力同样带有滞后性，会受到多种条件的影响。2014年以来，农业部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开展了省级绩效考核[2]，考核体系包含工作组织、实施过程、工作效果、加分扣分项4个方面22个指标，该体系注重过程评价，有利于督促引导农民培育体系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化培训、信息化管理等。工作效果方面包含了学员满意度、信息宣传、信息化程度等指标，农民对培训的组织、授课教师、教学内容按5分制打分，让农民参与评价，重视农民的满意度评价是一个进步，但所打分数一般较高，如需确切获取农民对培训实效的意见仍有待改进。 在一些省份的总结报告中，尝试使用经济效益指标来评价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实效性。如河北省认为规模扩大、产量提高、品质提升、收入增加[18]、合作社增加数、涌现的致富带头人数[19]等指标更适合衡量农民中职教育的实效。在农民培训效果的调研中[20]，还尝试采用了技术提升、经营能力、素质及就业竞争力增强等指标，有些访谈学员还谈到自己学到了专业知识，掌握了相关技能，开始参与种养合作项目、开发旅游活动等[14]，前面已论述，经济指标不适合短期基层农民教育培训的评价。根据农民的需求及感受，是否可讨论设置农民对培训所学知识、技能的应用程度这一指标，让农民、用人单位进行评价。 德国采用证书来衡量农民职业教育的成效。由行业协会组织考试，证书起到职业准入、衡量职业水平的作用[21]。我国农民参加培训工作后往往也会获得各种培训证书，还可以考取职业技能鉴定证书，江苏省还尝试发放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农民职称证书[22]等。调查中，农民认为证书便于就业或获得优惠政策[20]，实际工作中，一些用人单位在聘用、确定薪酬时也希望借助技能鉴定证书。用证书来衡量农民职业教育的成效应是未来的趋势，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1+X）融合作为我国今后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目前我国农业培训证书虽然承担的功能还比较弱，但随着证书制度的完善，有待作为今后农民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之一。 3?讨论 综上所述，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评价标准的研究应用已构建了多层次的指标体系，并开始重视教育条件、培训过程、教育效果等方面的指标，但主要目的是完成行政管理部门考核或评估宏观职业教育培训水平，适合农民、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深度参与，用来评价基层教育培训实效性的指标还不多，仍还处于讨论探索阶段。 根据以对农民需求的总结及对农民职业教育评价标准的梳理分析，认为在制定基层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标准前首先应明确评价目的、层次及主体。该标准的目的是用于反饋基层农民教育培训的实效性，督促引导县级教育培训朝不断满足农民需求的方向改进。评价对象是针对微观层面的即县级农民教育培训提供方（包括组织管理者及培训机构），评价主体除了组织培训方自评以外，应包括省级管理方、农民、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行业专家（第三方）等参与。 初步认为基层农民教育培训评价指标应包含教育培训条件、实施过程、教育培训效果3个层次。教育培训条件方面设置培训时间、生/师比、提供的教学内容、实践教学比例、使用的实训基地数量等5个指标，设置使用实训基地数量，目的是促进基层尽量整合利用各种示范基地、试验站、农民田间学校，并加强其建设。实施过程方面设置需求调研分析、培训规划、自我改进等3个指标。农民需求分析不应只是培训前问问农民，还应征求当地农业企业、行业专家、政府部门的综合意见，既满足当前农民增收需求，又要考虑当地中长期农业产业发展的需求。增设培训规划性的指标主要有两个原因：年度间培训内容可能存在重复或不连续的情况，另外农业生产技术的运用、生产方式的转变单靠一年最多7～15 d培训仍难以达到目的，需要持续性地跟进指导;该指标能引导县级培训部门根据当地产业发展现状及目标，对3～5年目标乡镇（学员）、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进行整体规划。例如广西大力发展水果生产，对新建果园的乡镇（学员）培训果树树形修剪、配方施肥等内容，而对已成熟挂果乡镇（学员）要解决增产、绿色防控问题、提高耐贮性、拓宽销路等问题。第一年采用手把手教的方式，第二年进行田间检查、指导，第三年使用总结示范、宣传推广的方式。教学成效方面设置4～7个指标，包含学员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运用知识（技能）的程度、企业（合作社）的满意度等指标;中职教育保留毕业率、就业对口率（农业经营性收入占70%以上的比例）、获取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证书比例等指标。以上指标以学员、企业参与为主，其中就业对口率本来用来衡量全日制学生的就业质量，但对非全日制农民教育培训仍有意义，其不但能反映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对农业的人力资源贡献，而且能看出一定时间内职业教育在增强发展农业的信心及能力方面的作用，并有利于发现遴选学员的精准性。 确定评价指标仅仅是第一步，还需进一步明确各指标的评价目的，并对其客观性、独立性、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制定明确评价标准及方法，并便于量化比较[23-25]。评价标准要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配套的评价制度及多方的配合。首先需要制定相应的评价制度做保障，如自评、省级管理部门评价、行业专家第三方评价各占的比例、奖惩制度等。基层教育培训机构持续自我改进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做保障，如不断改善农民教育培训的基础条件，缓解基层教育培训机构人力紧张状况;单靠教育培训部门进行需求分析、加强实践教学、开展技术跟踪服务、解决农民的生产问题显然力量不足，需要对农业系统内推广部门、院校、科研部门的资源进行整合分工，并结合推广课题、试验站、示范基地建设等项目，加强师资、教材、基地（实验站）、农民田间学校等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杭大鹏.2016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 [2]张桃林，廖西元，杭大鹏，等.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 [3]马建富，吕莉敏，陈春霞.留守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现状的调查及发展建议：基于江苏的调查[J].职教论坛，2016（6）：50-59. [4]李璐.安徽农民职业教育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2. [5]李红兵，许亚东.农民职业教育的供需矛盾及改革路径[J].职教论坛，2014（25）：60-64. [6]杨义菊.湖北省农民职业教育研究[J].当代职业教育，2016（3）：4-8. [7]吴泽强.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理论述评[J].科教文汇，2011（1）：34-35. [8]王守聪.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民职业教育制度[J].农民科技培训，2013（1）：6-10. [9]翟洪江，刘蕊，郭翔宇.农村职业教育概念辨析[J].教育与职业，2015（8）：5-9. [10]杭大鹏，胡永万.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 [11]李传志，魏安民.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关系的分析[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學院学报，2005（3）：42-44，54. [12]宋英杰.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10（10）：50-57. [13]刘燕梅.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庭收入的影响：以甘肃省为例[D].兰州：甘肃农业大学，2013. [14]范亚红.县域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河北阜平县为例[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8. [15]纪文婷.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萌发与完善[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5. [16]张社梅，王征兵，陈遇春.农民职业教育绩效评价研究[J].中国农业教育，2003（5）：10-11，17. [17]陈华宁.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31省（市、区）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2）：170-177. [18]王晓飞，孙志河，史帆. 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实施送教下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27）： 63-68. [19]张志增.培育新型农民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新模式[J].职教论坛，2013（19）：37-41. [20]薛静.辽宁省农民职业教育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12. [21]储诚炜， 张波，许迪楼.双元制和资格证书制度：德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制度驱动[J].世界农业，2013（3）：132-133，141. [22]韩喜秋，郭婷婷.江苏省农民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分析[J].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7（3）：100-101. [23]陈嵩，马树超.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设计与区域分析[J].职教论坛，2005（19）：10-12. [24]王林琳，李红艳.职业教育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综述[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3（4）：23-28. [25]李建忠.欧盟职业教育和培训质量保障参照框架评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0（4）：31-36.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