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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当算法与想象力共同发力设计会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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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前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敏，曾任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讲座教授、国际平面设计师协会（AGI）中国区主席、北京奥组委形象与景观艺术总监，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并担任世界最大出版设计软件公司Adobe高级艺术指导与公司设计部门总管。本次访谈中王敏教授与本刊分享了新中国成立的70年中令他印象深刻的中国设计成长的三个时间节点。王敏教授分析称，中国现代设计理念与设计机制在前面40年的形成过程中清晰地经历了接纳、反思、传承和自立的过程，今后的10年将是多样、繁衍、渗透和深化的阶段。

本刊选登了王敏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一些作品来对应采访中所涉及的新技术与设计发展的内容。从1986年起王敏教授在硅谷参与与见证了从新技术引发的设计、印刷、出版的颠覆性变化到互联网时代设计与传播的革命性改变。

《设计》：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的第41年，在这70年中，中国设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请您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谈一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个时间节点和事件。

王敏：1982年我去广州美术学院参加尹定邦老师举办的全国青年教师三大构成培训班，周末常跑到五星级酒店的酒吧，不喝酒，只为去拿酒吧丢掉的进口酒瓶和酒包装盒，然后寄回我当时任教的中国美院工艺系的资料室，作为学生了解包装设计、印刷工艺和材料的样品。那时中国设计师难以接触到国外的设计作品，自信心也不足，了解国外行业情况成了第一要务。1983年我去欧洲留学，也是什么都想介绍到国内，大到种种新的设计思潮、设计方法，小到做黑白稿用的字体贴纸、放大黑白稿用的相机。乃至种种设计思潮、设计方法。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渴望学习，渴望知道世界设计界在发生着什么，对现代设计理念与方法如饥似渴，迫切希望赶上外部世界发展的步伐。

九十年代初，我在Adobe做设计师与艺术指导时曾到亚洲宣讲技术带来的设计与出版的革命性变化，在与深圳平面设计师协会开座谈会时留下很深印象，似乎一夜之间，中国设计师群体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壮大，大家仍然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渴求与国际设计界的交流，但他们已经很清楚国际设计界的状况，言谈中流露出自信、自觉和对自身未来的美好期待，这要特别谢谢王序的《设计交流》杂志以及其他设计媒体的努力。回到美国后我在美国设计杂志Print上写了篇文章，“《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平面设计》，为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设计师的崛起感到兴奋。

2003年我回国到中央美术学院刚成立的设计学院担任院长，那正是中国设计教育飞跃发展的时期，我们开始热烈讨论设计的中国模式、中国身份，随之而来的奥运设计正是极好的机会去践行那时的追求。而平面设计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也表现在众多中国设计师开始进入AGI，在我担任AGI中国区主席以及在AGI做理事及担任新会员评审时，明显感受到今天中国的优秀设计师已经与国际设计师同步，在同样高的水准上显现出自己不同的风采，特别是近些年涌现出的一批年轻设计师，充满个性与活力，与改革开放初期设计界的状态有天壤之别。

这三个时间点反映出的中国设计的成长，可以说经历了从对内自我否定、对外全盘接受，到开始对自身进行挖掘，对传统文化基因重新认识，到自信自在的过程。如果说中国设计教育在前面两个“10年”中，我们是在努力跟随追赶，“摸着石头”发展，后面的两个“10年”则开始主动积极地通过工作来响应培养目标的新诉求，学校开始成为设计发展的实验田，成为设计理念的播种机。

在我个人专业发展的专业路径上，80年代末兴起的桌面出版革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段，Adobe的Postscript页面描述语言、用这个语言所做的字体、Adobe lllustrator，苹果的Macintosh计算机与激光打印机，以及后来被Adobe收购的Aldus的PageMaker，这些设计与出版用的技术颠覆性地改变了设计师工作方式，在字体的运用上摆脱了铅字与照排的限制，为设计师带来了文字编排的無限可能性，字从此可以自由的在版面上安排，且可以高精密度输出，不用担心手绘黑白稿。那时我为Adobe做设计，可以第一时间使用这些设计师的新工具，体验着技术为设计师带来的革命性变革，这里展示的1987年为Adobe做的挂历便是这样的产物，那时还没有色彩打印机，色彩是用一种热转印的方式做的。技术带来的变化造成了文字编排上对文字设计规范，审美习惯的颠覆，那既是一段令人兴奋、激动，又是对新技术担忧的时间，特别是面对大量审美素质低下，极为不专业的文字应用时，传统字体设计者的质疑是应该的，但当新技术带来的冲击浪潮之后，那些新技术带来的浮华的泡沫流去之后，是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是文化积淀的审美内涵让技术最终成为进步的推动力量。我80年代，90年代为Adobe所做的设计既要宣传推广新技术的应用，又试图在设计中沿袭必要的文字设计规范、规矩与传统文字设计的理智与情感因素。

《设计》：2018年您曾发表过“致敬中国设计40年：设计不惑”的主题演讲，演讲中您把中国设计40年归纳为四个阶段：志学、求索、而立、不惑，每10年做了一个区分。继往开来，您认为接下来的几个10年，中国设计的发展应该如何规划布局？

王敏：去年九月我与林存真、王昱东以及陶海鹰、易祖强共同策划了北京国际设计周的主题展《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设计》，我也以此为题作过几次演讲。展览在时间与经费的限制下只能运用40个案例，通过项目、人物和事件，对中国设计四十年历程做梳理与回顾，勾勒出一条脉络，通过这条脉络上的每一个节点去反映设计在中国的历史价值与社会意义。一个展览难以囊括中国设计在这个特殊的四十年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志学、求索、而立、不惑四个阶段只是为展览结构所设，但它们也从某种意义上概括了我们所走过的路。

中国现代设计理念与设计机制在前面40年的形成过程中清晰地经历了接纳、反思、传承、自立的过程，今后的10年将是多样、繁衍、渗透、深化的阶段。前面几十年无论是社会、经济、教育都为设计发展的下一步做了很好的铺垫，现在应该是设计多样化发展的阶段，也应该是设计行业繁衍昌盛的时期，我们会看到“设计赋能”成为可能，看到设计价值体现在每个行业，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更会看到“设计深耕细做”成为现实，我所说的深耕细做是由表及里的深化，是设计水准的提升。

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中国设计今后10年发展的原动力，行业已经积聚的巨大能量与资源清晰可见，全国各地出现的设计周、设计博览、设计活动风起云涌，设计教育风声水起，资本进入设计行业，便是一个个显著的例子，但此时我们应该清醒，应该去掉些浮躁，去掉些表面花架子，踏踏实实地做“设计深耕细做”的工作，从基础做起，做实事，提升设计的学术研究水准，提升设计的教育水准，提升原创力的开发，也要建立起合理的设计机制，建立合理的设计供需关系，从而在全社会提升设计价值。

《设计》：国内的视觉传达设计教育现状如何？您认为存在哪些问题？

王敏：从我到中央美术学院开始，我—直关注对文字设计的研究与教学，包括文字设计基础性的研究，我带的博士生中前后有近十份博士论文是关于字体设计的研究，涵盖了中国字体设计史、字体设计规范、东西方文字设计应用、字体设计方法、动态与新媒体字体设计、黑体字研究等等，好几位老师开设了文字设计课程，如美国来的艾米教的西文文字设计，蒋华教的汉字字体课程，我自己也几次开设字体设计课，我们已经形成完整丰满有特色的课程体系。不管教学如何改革，一些基础性的课程对于学生素质的培养仍然是很必要的，像文字设计课，它既有专业技能的属性，也给学生带来很多基础素质的培育方面的内容，包括文化传承、审美品味、逻辑思辨、工作纪律等等，而且这些不仅仅是面向学平面设计学生，对其他门类的设计师也同样如此。去年我曾经给一批研究生上过课，其中大部分是欧洲学生，让我感慨的是欧洲学生在文字设计方面所展现的能力，以及他们设计观念上的纯粹和理念陈述上的清晰，我想与他们在欧洲学校所受的基础教育有关。

前面十几年设计教育的发展我们有了规模，资讯的发达，国际国内交流的频繁，我们的设计教育者也有了新的、不同的教育理念，我们欠缺的是对学生的关注，对每一个学生的关注，一对一的关注，对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未来设计者，他们各自个性、思维能力与创造力的发掘与培育，对他们基础素质个性化的培育。我们缺少的是对每一个学生个人发展的关注，一对一的教育，我们老师们都太忙。

《设计》：今年央美进行了重大教学改革，具体到设计学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敏：中央美院设计学院的教学改革其实是一个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的发展进程我在院长任上时我们的教学团队已经做了很多关于改革的研讨、与布局与推进。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改仍旧是应对时代变化的必需味来所需要的设计师不同于昨天，也不同与今天，设计教育必须要为未来布局，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命题，也是全世界设计教育者所面临的挑战。美院设计教育的改革正在进行中，也在业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希望国内众多的设计教育机构都能去为培养未来新型设计师与人才去做自己的思考，我想在设计教育的改革中，不同学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办学条件，自己所处的教育生态环境，培养目标需求以及地域产业需求，形成自己的设计教育特色。

《设计》：您曾北京奥运的设计顾问，奥组委的形象与景观艺术总监，请您谈谈自己的心路历程。您如何看待奥运对中国视觉传达设计的影响和意义。

王敏：2004年，为了让学生老师参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设计，我在中央美院成立了奥运艺术研究中心，发动很多老师学生参与奥运设计。参与奥运设计成为一个推动我们设计教育的抓手，也是我们对中国文化传承发展责任的回应，说大些是对国家品牌形象塑造工程的担当，也是我们对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进行探索的呈现。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将奥运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创造出了具有强烈中国色彩又充满时代精神的一大批作品，我们运用中国语言阐释了奥运理念，同时也为设计的课堂授课与实战参与留下了经验，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国际奥委会顾问、2004年雅典奥运会设计总监Theodora Mantzaris对中央美院的奥运設计评价说，“2008北京奥运会为奥林匹克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设计遗产。它具有强烈的视觉特色，充满文化因子，这个事实使得这些作品成为奥运世界的杰作！”著名设计史学家菲利普·梅格（Phllip B.Meggs）那本权威的《世界平面设计史》中专门撰写了一篇中央美院承担奥运设计的介绍，这些载入权威世界设计史的内容也为中央美院在国际上赢得了永久声誉。事实证明，奥运设计不仅带动了我们的教学科研，也为中央美院的设计教育地位与相关资源引入带来巨大的良性效应。为此我们获得了国务院嘉奖，这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一次得到这样的政府奖项，也让我们的设计学科第一次在国内外各阶层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09年，美国《商业周刊》将中央美院选为“30家世界最好设计学院”，那时我们设计学院成立只有6年。用北京奥运设计项目带动我们的设计教育发展是我们教育理念在执行层面一次最好的实践，它向世界定义了什么是“中国视觉语汇”，在塑造中国国家品牌形象的同时也切实带动了我们的办学。时任国际设计师联盟副主席的David Berman写下这样的评论，“2008北京奥运会的视觉传达设计由中央美术学院一群设计专业的学生老师来完成。这些作品完全让我以为是由洛杉矶的某家顶级设计事务所完成的，从产品到过程都是如此。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标识掌握在一群卓越人士手上，于是我开始集中思考他们这种教育体系的优点。”

《设计》：在视觉传达设计中，艺术与设计是怎样的关系？

王敏：很多不同设计门类的区别正在消失，如果我们一定要去刻意区别视觉传达设计与其它设计门类的不同，我想，在视觉传达设计中，艺术的外相更为显现。今天视觉文化的很大部分是由设计师来参与完成与形成的，当代艺术的观念、语言、批判性的思考很多通过设计师的作品呈现在大众的生活中，今天的中国社会少有人关注当代艺术，去美术馆的人也不多，那就让设计成为当代艺术与大众接近、影响社会的媒介，这其中视觉传达设计的作用尤为显著。在今天这个急需全民提高审美水准的时代，设计的作用显得极为重要。

作为社会创新的工具与手段，设计在介入社会实践、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将当代艺术的批判性融入设计的过程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显现了艺术的价值。

如果我们观察艺术史与设计史就会看到，新的艺术观念与思潮、新的艺术语言出现后，很多随之成为设计的形式语言与理念，影响着设计文化，反之，一些设计的方法与语言又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中央美术学院，我一直让学生多去798、美术馆，就是这个原因。

《设计》：随着科技和材料的迅速发展变化，视觉传达设计的方法是否有所变化？

王敏：我们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科技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颠覆性的技术与颠覆性的商业模式极大地影响着设计行业。传统视觉传达设计的很多工作以后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设计师的想象力、人文素养就变得极为重要。人工智能辅助下的设计的扩展智能运用，势必影响设计方法与程序，但设计不会消失，当算法与想象力共同发力时，设计只会更强大。

四月底在杭州西栖小镇举办的2050大会上，阿里云王坚与特赞范凌主办了人工智能专场，其中有一场辩论会由我来主持，题目是“想象力有没有摩尔定律”，参与辩论的嘉宾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正反两方的嘉宾中既有工科背景，也有文科背景：西湖大学副校长许田教授是遗传学专家，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教授是艺术学理论专家与策展人，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主任徐迎庆教授是计算机图形学、人机交互专家，浙江大学国际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阿里IDEA Lab负责人孙凌云教授是试图让人工智能读懂人类感情的专家。这样一群人的组合，我们对于想象力、人工智能的理解既包含理性的推理，也包含感性的思考。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可以环绕整个世界。”人工智能是研究和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科学，而人工智能包括想象力。未来几十年人工智能的成功，有赖于机器的运算力与人类的想象力的协同发展与进化。

在设计领域也同样如此，机器不会取代人类的想象力，但人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可以通过算法，通过群体想象力与创造力聚合从而实现无限增长。设计手段可以是将机器的算法与人的想象力结合的介质，设计师是将算法与想象力揉成扩展智能的创意生产者。

《设计》：做一个好的视觉传达设计师，应该具备哪些技能？

王敏：保持好奇心为第一要务;具有不断学习、终生学习的能力是终身大事;别只盯着“视觉”是生存的技能;记住做设计师是一份责任便是永远前行的动力。

《设计》：请提出您认为当下值得业界讨论的话题。

王敏：设计的边界模糊带来了设计价值的拓展，也带来了设计推动创新的巨大可能性，但由此也带来设计师的身份迷失。在人人都可以是设计师的时代，设计师如何保持专业的自觉与自律，如何保持职业的自豪感与责任感是一个大问题。

作为群体，设计行会的必要性是另外一个问题。作为驱动行业发展的动力，作为行业规范的制定者，作为行业水准的裁判，作为设计师权益的维护者，设计行会十分重要，在中国这些功能有些为政府部门所承担，但设计行会与协会还是有存在价值的。我们看到现存的一些协会、学会起到了交流的作用，但还是无法起到行会的作用。用40年时间我们变成了一个设计的大国，拥有大量的设计院校、大量的设计师、四个设计之都、很多设计周，但我们离一个真正的设计强国还有距离。尽管现在政府企业已开始关注设计，但设计的生态还是问题重重，不尊重设计行业规范，不尊重设计师，比稿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公司与机构惯用全民投稿的方式来廉价甚至免费获取设计方案，这类现象体现出了不尊重设计师的创作与设计的价值，伤害了中国设计的原创能力，影响了整个设计产业的发展，这些问题有待设计行会、设计协会来推动改变。

如果说有一件事几十年来一直为设计界所关注，那就是设计师的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不管我们做什么设计，好的或者坏的，都会影响社会，所以设计师的良知、设计师的认知、设计师的责任感很重要。现在设计比赛的评审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也是如此。最近两个月参加法国圣埃里安设计双年展、奥地利格拉茨设计月活动、韩国首尔的AGI亚洲“无题“会议等几个活动，可持续发展都还是显著的关注点。

《设计》：请您和《设计》的读者分享1-2个最近您正在关注或研究的理念/领域/问题。

王敏：这两年我对设计驱动创新、设计驱动品牌建设、设计驱动创业一直很关注，也试图从产业的角度去做推动，包括在产业界对企业管理层做宣讲，去年我曾在北京耶鲁中心为一批红杉资本投资的CEO做设计课程，今年还会做类似的课程。去年我牵线让北京设计周与珠海联姻，成功举办了第一届珠海国际设计周与北京设计周珠海站，今年在探讨如何形成珠海设计周的特色，其中包括探讨在珠海国际设计周设CEO奖的可能性，因为好的设计不是仅靠设计师来完成的，企业的决策者也很重要，CEO的眼界、审美、设计思维能力与决策能力决定了最终的设计成果。最近给长安俱乐部的青年领袖会的企业家们也是讲了这样的内容，作为企业决策人，作为CEO，理解正确的设计管理模式，懂行业规范，尊重设计师的创意，這样才能得到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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