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乡土认同的精神传承 |
| 范文 | 范妮萍 摘 要：中国传统农业模式的瓦解以及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传统的乡土认知正在逐渐淡化，而作为乡土认知中最重要的“生”“死”认同，也正在被淡忘。而丧葬文化作为“生”“死”认同中重要的一环，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转变以及政策的引导，其“仪式”正在逐步减少和弱化。但“丧葬仪式”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其不仅存在着死亡仪式的实际意义，更具有文化传承上的精神意义。这也让传统小农经济影响下的土葬丧葬仪式的研究变得富有价值和迫在眉睫。 关键词：乡土认同;“生”“死”认同;丧葬仪式;精神传承 0 引言：乡土认同中的“生”“死”认同 华夏民族在传统上对“土地”的热爱是其他民族所不能比拟的，这是“光荣”也是“妥协”：光荣的是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妥协的是“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作为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形态的小农经济，它构成了中国的格局——中国乡村的格局。就像费孝通先生认为的那样，“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换句话说，中国很多阶层都是从农村分离出去的，农村社会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根基。 农耕社会的基层，把对乡“土”的认知浓缩在两个方面——“生”和“死”：“生”是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死”则是“入土为安”的土葬文化衍生下的“丧葬仪式”。在中国传统的情感认知里，死和生同样重要，丧葬仪式流程充分体现人们对生命的认知和感悟;同时古老的丧葬仪式也不是简单的对传统的传承，它更是对当下认知的反映，就像爱米尔·涂尔干认为的那样“神话的目的是诠释现存的仪式， 而不是纪念过去的事件， 它们是对当前的解释， 而不是对历史的解释”。但是在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小农经济逐步瓦解，农耕民族对土地认同的淡化，加上火葬普及、土葬消失趋势的盛行，使得乡“土”认同正在逐步衰弱。但“丧葬仪式”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其不仅存在着死亡仪式的实际意义，更具有文化传承上的精神意义。这也让传统小农经济影响下的土葬丧葬仪式的研究变得富有价值和迫在眉睫。 1 湘南汝城宗祠“丧葬仪式”中乡土认同的精神传承 农耕社会的基层，把对乡“土”的认知浓缩在“生”和“死”两个方面，但是随着传统小农经济逐步瓦解，村民对乡“土”的认同主要依托于“落叶归根”的宗祠丧葬文化了，而湘南汝城宗祠“丧葬仪式”中乡土认同的精神传承主要体现在乡土文化的秩序以及乡土文化的格局两个方面。 1.1 乡土文化的秩序——“礼” 他者认为中国社会是“人情”的社会，这是从乡土认同来说的。在农村，土地是受氏族保护的，这也就是熟人社会的“人情”秩序，但只靠个人喜恶不可能规范秩序，“礼治”才是乡土社会秩序的保证。礼的本质是什么呢？“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而仪式象征着社会秩序，表达人们的社会公德意识，也表达着个人的情绪和情感，这点从丧葬仪式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但就像费孝通先生说的那样“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而湘南汝城宗祠的丧葬仪式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承仪式至今还受到认可，一方面體现出了乡土社会中严谨的处事传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村民们对丧葬仪式的集体认同。 城市化进程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乡土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而湘南汝城宗祠的丧葬仪式虽在与时俱进的发生改变（根据当时的生活环境、社会经验等），但是仪式感和绝大部分仪轨一直是被传承下来。尽管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外务工，但老人一旦病重，子女都会即刻赶回家中照顾父母为其送终，并严格按传统仪轨举办隆重的仪式，仪式一方面体现出个人道德观念，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地域的社会公德意识，族人也能通过丧葬重新团结起来加深羁绊。同时也因为丧葬仪式，加深了对传统礼治观念和族群情感的认同。而湘南地区的人们也以丧葬仪式为代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体系。 1.2 乡土文化的格局——“伦” 乡土社会以其父系关系扩展构成其特有的氏族文化——“宗祠”因此成立。汝城也跟全国很多地方传统一样，按姓氏按家族建造祠堂，并在祠堂这个交汇节上，将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家族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使祠堂事实上成为了承上启下的祭祀场所、家族集体活动的文化场地，填补了封建皇权不下县的部分政权空间，维系着“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而伦是什么？“伦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的由来。 在氏族文化盛行的年代，宗祠承载着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婚嫁生子以及开智明理等重要的意义。氏族的丧葬仪式参与人员是绝对血缘的关系（女婿一般是附属），它体现出明显的“血缘和地缘”“差序格局”和“男女有别”，是乡土社会文化格局最直观的体现，体现着乡土团体最本质的集体记忆。而关于集体记忆的定义，人类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这么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其“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换而言之，族群的集体认同与历史记忆具有互文性，集体认同通过共同的文化记忆建构起来。其中仪轨的“重演特征”对于塑造和维持族群的共同记忆和族群认同起着重要重要，而丧葬仪式的私密性更深刻的体现着乡土社会格局中最重要的“伦”的方面。 2 湘南汝城宗祠“丧葬仪式” 中乡土认同的精神传承意义 2.1 文化遗产的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丧葬文化”的重要性“无人问津”，为什么？ 一方面是现实的土地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丧葬”的特殊内涵（私密性）。但丧葬仪式作为人生的四大礼仪之一，不仅历史悠久更是充满力——思想观念的力量！传统的风俗习惯、 民间信仰、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都属于民俗学的范畴，民俗学（folklore）一词是1846年由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W.J.Thomas）在《雅典娜神庙》杂志上首先提出，这个概念的早期含义是指民众的知识或学问，而民俗文化乃是民众活动在意识形态上的真实反映。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与风俗不仅是生活的记录与满足，更是社会生活的提升与发展，也是民族生存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 随着几千年小农经济影响下的土葬文化，因其形式和内容的丰富性，衍生出一系列与丧葬有关的民俗文化和民间艺人（纸扎艺人，制棺、漆棺艺人，民间音乐、表演艺人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转变以及政策的引导，其“仪式”正在逐步减少和弱化，直接影响的是以丧葬活动为职业的民间艺人和民俗文化将会逐渐消失。尽管文化变迁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永恒因素，但是每种文化遗产都具有生命的意义，保护文化遗产才能更好的尊重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2.2 乡村振兴的促发 “三农”问题一直是当下中国社会关注的重点，“乡村文化振兴”更是达到战略高度。当下大量他者涌入乡村，积极的参与乡村振兴，大热的乡村振兴硕果累累、物质丰富，而作为原住民的村民们却很少的去融入、去主导着家园的重建和振兴，归咎根源是原住民缺乏对其乡土的认同，没有对其乡土价值的认知与认同，使其一直游离在对他者的绝对依赖和自我的无感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乡土景观趋于雷同的原因所在。当然，我们理应对他者对帮助感恩答谢，但没有自我身份的构建就不会有其独特的乡村振兴的结果。因为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应该是村民主导的、根植自我的，推动农村内部文化复兴和发展的，从而才能更好的促发本土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振兴。 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精神传承的重要性，只有当自我认同到本土价值的意义所在，才能更好的自我重建和振興。而丧葬仪式中隐含的乡土认同正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与反思的。传统丧葬仪式是基于传统乡村人际关系的对当下乡村社会秩序的一种再生产和重建，而这种再生产和重建所产生的乡土认同，是当下村民们对祖祖辈辈生活着的这片土地的认同，也是激发自我对这片土地的发展振兴而努力热情的重要方面。而植根于传统中国环境的湘南汝城宗祠的丧葬仪式体现的不单单是“权利不下乡”的被动式体系结构，更多的浓缩着“乡土中国”最本质的传承，这种记忆不是独属于某一阶层（农民），而是融入在农耕文明下的“我们”共有的集体记忆的传承，这也让研究湘南汝城宗祠的丧葬仪式具有普世价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2][4][5][6][7]费孝通.乡土中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4. [3] 爱米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 [8]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0. [9]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 [10]彭兆荣，张颖.文化遗产的生命样态——以山西介休后土庙为例[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5）：116-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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