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哲学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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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范文

王悦

〔摘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同时发生的。本文打破既有计量分析的研究局限，将空间权重纳入计量分析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邻近省级区域之间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Morans I指数检验显示已形成了4种不同的空间集聚模式；老年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意涵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当前应立即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政策。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空间计量；空间滞后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3；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73-06

一、文献回顾

2000年，中国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而到了201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高达97%，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进一步加快。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继续发展下去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1〕一些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比如日本和西欧，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经济衰退问题。〔2〕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更有着特殊性。一方面老年人基数大、发展速度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显著；另一方面区域分布不平衡，不同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跨度较大，比如早在1988年，以上海、北京、天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相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至少早了二、三十年。〔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很可能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冲击，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越来越紧迫。〔4〕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空间集聚现象。〔5〕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6〕，而少数学者则认为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效应〔8〕，或者得出了一些其他结论，比如巩勋洲、尹振涛（2009）认为，人口老龄化给一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未必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9〕，但彭希哲、胡湛（2011）的观点是，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税收、投资与消费、社会福利体系、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等形成冲击。〔10〕

从现有成果的研究维度考察，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只考虑了时间单一维度。然而大量的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各经济体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表征各经济变量的数据不能被看作是从独立同分布的同一总体中产生的〔11〕，如果仅仅假定数据具有空间匀质性，忽略其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特征，其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会受到很大影响，也很难有说服力。为此，本文打破既有计量分析的研究局限，将空间权重纳入计量分析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科学合理地制订人口发展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提供科学依据。

二、将空间因素纳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问题分析框架的逻辑

经济增长是一国或区域内一定时期产品和服务总产出的增加，它既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也可以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OP来测算。若采用前者，则应保持GDPt>GDPt-1，否则意味着无增长；若采用后者，则应保持GDPt/POPt>GDPt-1/POPt-1。这一测量方法与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如果GDP的增长率≦POP的增长率，同样意味着无增长，而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是有重要影响的。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将人口经济问题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但最初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没有考虑资本具有再生性的问题。其后，伴随着西方国家纷纷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人口红利理论。1956年，经济学家索洛首次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并且证明了产出（Y）取决于资本（K）、劳动（L）和技术发展水平（A），其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t）=F（K（t），A（t）L（t）），其中，t代表时间。但Clark and Spengler（1980）摒弃索洛模型的外生固定假设，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力资源，处于青壮年的劳动力人口和接近衰老时期的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12〕而Thorndike（1940）从人类心理行为角度研究发现，劳动力人口进入45岁或50岁以后，尽管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技术熟练，但随着年龄上升，体力和记忆力逐渐衰减，从而影响从事生产劳动的速度、敏捷程度和质量。〔13〕1954年，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与布鲁伯格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体是以生命周期内效用最大化为原则的，个体会综合考虑终生的收入，将一生的消费与储蓄进行跨期最优配置。在年轻时考虑未来收入会增加，消费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在中年时，考虑偿还年轻时的债务和未来养老，收入超过消费，形成正储蓄；在老年时收入减少，消费又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14〕，所以，人口老龄化能够影响社会的总消费和总储蓄，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由于该理论存在假设条件缺陷，如储蓄无利率、生命周期与预期寿命的确定性等，因此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1998年，David E. Bloom与Jeffrey G. Williamson提出了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充分供给以获得较高储蓄率形成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泉”。〔15〕2007年，Ronald Lee与 Andrew Maso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年轻人在应对老年时期的危机时会增加新的储蓄动机，在工作期积累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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