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工作干预：理论和实务的再思考 |
| 范文 | 〔摘要〕长期以来，理论与实务的关系一直是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核心问题。如何认识和分析处于变迁背景下的社会工作，需要从新的视角审视。本文试图从现代社会工作在西方发展的历史维度出发，深入探讨社会工作现代性与专业属性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分析视角解释当代社会工作在新时期面临的转向、变化和挑战。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发展始终要处理好理论与实务的关系，要通过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路径来理解专业实务的内在特质，分清一般助人实务和专业助人实务的本质差异，从而在结合中国社会的文化、制度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前提下，促进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整合实务的发展。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社会工作干预；理论；实务 〔中图分类号〕C9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5-0025-11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当代变迁的社会里，社会科学的意义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其中人们颇为关注的是，社会科学究竟可以如何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科学的实用性和实践意义再次受到追问和考验。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社会科学领域学科的地位与影响力逐渐出现分化，基础性与应用性的双重矛盾加剧了学科之间的竞争与分野，而学科发展历史又进一步模糊了既有的学科边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或后现代主义理论叙述对社会工作专业内部的理论和实务讨论都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讨论不仅触及当代社会工作本质和实务的发展，也对未来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趋势提出多元的论争。〔1〕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方面对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务模式提出质疑，要求人们对专业范围内的主要论辩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它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知识和理论建构本身也提出了新的看法。〔2〕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工作实务的知识基础在不断扩展，这一扩展不仅包含了早期实务的探究和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传统，也包括来自其他助人专业的经验研究积累，还包括对受助者情境系统和专业工作者-受助者关系的解释与反思。就社会工作学科而言，专业实务包括微观层面的实务（或临床实务，clinical practice）、中观层面的实务（如小组治疗，group therapy）和宏观层面的实务（如社区干预，community intervention）。因此，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就要反映上述三个层面的实务内容，而作为知识体系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理论显得尤为重要。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在过去10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专业制度、专业教育和专业文化都在逐渐建立，专业化的标准也在日渐形成。在政府发动和教育先行的专业推进模式下，我们不仅要探究社会工作专业规范发展和本土化过程，更要深入理解并从本质上认识源自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与当代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澄清历史脉络中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理论要素的演化及其对实务模式的影响，进而找到促进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良方。本文主要讨论几个问题：第一，阐释社会工作现代性的兴起与社会工作理论的生成及发展；第二，讨论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不同层面的影响；第三，阐述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发展的选择问题，进而结合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反思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发展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务的借鉴意义。 二、社会工作现代性的形成 与理论的生成及发展众所周知，社会工作是西方社会工业文明和社会科学发展的产物，同时它的出现也与19世纪以来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力量推进的专业制度的建立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门学科和专业，社会工作在确立专业地位前就受到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的强烈影响，其最早确定的是对家庭和社区问题的有目的性的干预，而这些问题（贫困、精神疾病和越轨等）是在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工业化初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而其中以城市贫困问题为最明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工作涉及更多的是同“社会领域”中个人与家庭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各国，应对社会问题的社会福利体系尚未建立。从学科和专业性质来看，社会工作一开始是附着于其他学科，尤其是医学、法律、精神病学等学科都对社会工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由于受到医学模式和规范社会学的影响，早期社会工作的实务基本上是以社会调查和精神健康心理学为基础的个人治疗为主，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慈善实践助人方法背后的价值理念，那个时代实务工作者提倡受助者个人的自立和自助一直以来都成为社会工作伦理的主要元素。从本质上而言，社会工作是一门帮助个人如何适应社会的专业与学科，尤其是要侧重于处理那些处于不利境地的人群与社会系统的各种关系，其理论与实务反映了时代的变革与社会诉求。 （一）社会工作的早期发展历史与现代性的形成 1.社会工作的早期发展历史 美国是当今世界社会科学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美国社会工作早期的历史发展，基本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工作的历史脉络。社会工作发端于19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也是被称为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进步时代”（1890-1920年），这一段是美国历史上国家制度与社会改革最为迅速的时期，也是贫富分化和社会问题丛生的时期。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受到来自加尔文教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加尔文教主义极其推崇勤劳致富和个人成功，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责任和行动，社会达尔文主义则相信人类社会是按照生物界的行为法则来运行的，倡导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而实用主义极力倡导人们相信科学和经验，其代表人物杜威就提出知识是一个人类不断探索过程的产物。面对早期工业化背景下城市出现的贫困、犯罪和精神疾病等问题，政府主张通过实施最小国家主义的干预，提倡个人自我依赖和透过民间组织实践来完成社会控制与社会救助的目标。因此，19世纪中期以后慈善组织会社的集中化发展，推进了后来“科学慈善”运动的发展，它以科学调查为前提，改变了过去对贫困原因的看法主要受道德判断的影响，主张通过科学调查和评估，来更准确理解贫困的成因并帮助贫困家庭和个人自立。而19世纪末社会学的兴起推动了科学慈善中调查活动的发展，因此同早期宗教机构中以神职人员和慷慨的淑女自然的助人不同，以科学为导向的“新慈善”出现了。 在美国，社会工作早期主要受到两种传统的影响，即马丽·里士满所强调的理性探究（rational inquiry）基础的个案实务与简·亚当斯倡导的以道德上确定性（moral certainty）为前提和基础的社会改良实务。毫无疑问，里士满和亚当斯是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位人物。按照美国学者D.L. 富兰克林的看法，从亚当斯到里士满，早期社会工作实践发生了库恩所说的“范式转变”。富兰克林认为，两位女性是推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尤其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公共参与还很受限制。〔3〕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爆发前，贫困还未被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贫困被视为个人的问题，社会不应承担责任。然而，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美国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贫困和不安全普遍化了，工业化、工厂制度和城市化加速了人口流动并增加了城市贫困人口。 1915年在全美社会工作年会上，马丽·里士满邀请时任美国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的董事兼医学教育专家亚伯拉罕·费雷克斯纳（A. Flexner）发表题为“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吗”的主题演讲，直到今天这篇演讲依旧是理解美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核心文献。在费雷克斯纳看来，社会工作的专业与医学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因此他重点讨论了以下涉及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几方面问题：医学专业标准及属性；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属性；实践素材与结论的可复制性。〔4〕受到费雷克斯纳诘问的影响，里士满在《社会诊断》中提出科学的方法是科学调查、推理和证明，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观察和收集与问题相关的事实、形成解释上述事实的假设、从假设中预测可能发生的情形、推理出理论和证明预测。〔5〕针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标准，后来的研究者指出，费雷克斯纳提出的问题，即“费雷克斯纳迷思”讨论了费雷克斯纳1915年演讲中针对的社会工作专业标准问题，作者提出应将这些标准放置一旁，更重视那些促成社会工作作为一门独特专业的发展性的要求。〔6〕也有学者指出，人们应重新评价费雷克斯纳1915年演讲对北美早期社会工作的影响，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误解并错误诠释了费雷克斯纳对社会工作所做的评价。因为费雷克斯纳认为早期社会工作缺乏特殊技能和专门知识，而后来社会工作却朝着通才的方向发展。〔7〕到20世纪50年代，格林伍德提出的判定专业属性的五个标准，显然也与费雷克斯纳提出的专业标准十分吻合。〔8〕在早期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从业人员（实务工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专业：一是特质或品质取向（the trait approach），强调专业属性和标准，另一个则是权力取向，强调特定职业如何在实践中建立和维持支配地位，用权力影响来解释他们的地位。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建立与演化经历了从医学传统向开放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转化。医学专业标准对早期社会工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权威主义、实证主义与科学知识体系来实现的，医学中的病理学知识和临床治疗实务理念与方法称为社会工作个案实务的基础。随后，随着心理学、精神病学知识基础与精神分析以及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出现与发展，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基础也不断拓宽，而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和伦理学的知识随后也不断进入社会工作领域，使得其学科边界与其他社会科学日益紧密。可以说，在专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工作主要是通过借鉴和吸收医学等学科的知识基础及实务特性来创建学科与专业。正是如此，社会工作专业一开始就形成了微观实务（个案工作或临床治疗实务）与宏观干预实务（社区工作与社会政策）、通才实务（generalist practice ）与专才实务（specialist practice）、直接实务（direct practice）与间接实务（indirect practice）的双重焦点，这一双重性也成为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内在张力。社会工作实务方法的相继出现与发展，也反映了美国的社会-政治情境对专业制度的深重影响。〔9〕而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专业协会和组织的不断涌现，专业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提倡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里，专业协会或专业组织在社会工作专业化中的作用体现得尤其明显：界定专业（界限和领域）、控制准入标准/门槛、制定专业实践标准、对实践者的授权、奖励和惩罚及专业促进。学者指出，在社会工作专业内部，专业边界与专业体系的形成，既是社会控制的过程，也是专业组织与人员社会化的过程。专业属性和社会分工不仅促进了社会工作专业化，也逐步建立社会工作在专业制度中的权威。〔10〕 2.社会工作现代性的形成 社会工作的出现与发展，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结果，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产物。界定和确定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范畴，是这一学科与专业的首要任务。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社会工作专业的概念包含了三个连续的论述，即功能主义的概念、生态学的概念和网络-构成的概念，它们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工作专业确立自身位置和影响的社会环境与专业团体复杂的互动关系。〔11〕因此，社会工作的现代性一方面同这门专业早期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也与福利国家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催生了社会工作专业，而当时的社会思潮与科学的发展也对社会工作的实务方法和理念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道德带有极端的功利主义色彩，而将贫困视为个人的品德失败或道德缺陷，这种带有偏见的判断成为日后重建社会秩序的前提。而自19世纪末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进步，对社会工作的知识领域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早期社会工作者的呈现与知识的生产受到来自医学传统与民间慈善组织实务发展的双重影响，在逐渐获得合法性后，社会工作这一专业与学科又试图在社会科学内部建立自身的专属性和特殊性，以此作为专业的标志。由于受到科学和应用性专业的影响，早期社会工作者在实务中非常强调科学的理性和管理规范的统一，在知识的建构与真理的认识方面，绝对主义和客观性成为主导实务模式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社会福利被当作是一种矫正个人道德缺陷和家庭贫困的机制，政府的福利发展几乎都与正常化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社会工作的现代性充分突出了控制与治疗的双重目标，而且它自从一开始就具有管理主义和标准化的特征。〔12〕在社会工作临床实务中，治疗师（个案工作者）与病人（受助者）之间的沟通过程充分展现了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内涵，即人们相信这样的真理：专家对病人拥有绝对的权威，二者是一种基于权力依附关系，病人（受助者）通过叙述可以准确地表达自身的经验，而治疗师（个案工作者）也能准确地理解病人（受助者）的经验并制定出治疗或干预方案。同时，在这种治疗或咨询实务过程当中，现代主义的本体论还认为，病人（受助者）的心理特征或人格是稳定的。〔13〕 其次，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工作的现代性同福利国家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福利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公民生活和福利承担的全面介入，社会工作专业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逐渐成为一个处于无所不包的国家与社会期望值日益升高的个体二者之间的调节者。〔14〕进入福利国家阶段后，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受到社会科学本身发展的影响，也更多受到来自国家法律、管理规则和政府科层制度的约束。社会福利的实务在福利国家内部表现为由过去的对受帮助者系统的控制，转向为对社会服务本身的技术管理，尤其是进入后福特主义和全面的市场经济时代以来，管理主义已经逐步取代了专业主义中助人的价值理念基础。个人的重要性丧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成本控制和工作者及其机构的契约关系。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话语系统也在发生变化，如管理主义话语的主导影响也已使传统的个案工作者逐步被个案管理者所取代。 〔15〕豪指出，20世纪70年代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实务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由于志愿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不断扩张以及分散化的预算控制和决策的盛行，在社会服务领域工作者们急切盼望新的思维方式并积极寻求创造性的服务提供方法，打破既有的传统模式就不可避免。〔16〕也有学者提出，由于福利国家的扩张和管理主义在社会服务领域中的推行，社会工作专业在现代社会中逐步演变为一种“科层化的专业”。〔17〕可以说，这是社会工作专业“后现代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说社会工作早期的现代性是反思人类道德缺陷与社会秩序之重要性的话，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当代社会工作就明显具有了向科层化实践转向的特征。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社会工作的假设中隐含了实践模式所具有的普遍主义特征，它认为在不同范畴和情境下整合的实务范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工作本质上应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专业实践，这也是现代社会工作的基础。〔18〕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人口的异质性不断提高，人类的社会需要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显然，统一的、普遍主义的实务假设在社会工作领域内已不相适宜。从这个角度上讲，后现代主义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因此，就社会工作的现代性而言，它可以理解为作为社会科学和专业体系一部分的社会工作崇尚科学知识与实证主义，经历自由意志与决定主义的论辩，强调治疗实务与研究的技术伦理，主张专业行为受到道德标准与伦理章程的约束。尤为突出的是，这种现代性是以专业实务方法的二分与多元并存为标志，充满了不确定性。〔19〕 （二）社会工作理论的生成与发展 从专业形成与发展的早期开始，社会工作领域内的理论建构就一直试图将理论与实务方法集合在一起。同时，从学科与专业形成初期，构成社会工作专业基座的价值观、技巧和知识三角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为增强实务效率和提升专业认同，它不断地将来自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概念、理论、实务方法和研究成果综合在一起，并运用在自身专业范畴，这样社会工作就成为一个在动态中发展的专业。对社会工作而言，其科学性取决于理论与对人的行为解释力的相互关系、干预人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的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各种助人行动背后的伦理价值的正当性。间接而言，社会工作专业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论效度与实务效度的双重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变迁的发展，社会工作的多样性和价值观的包容性也日益得到重视，它反映到理论的发展上即须更注重将概念与实务模式的融合性和地方性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理论的应用价值。 社会工作理论是解释人与社会问题以及寻求干预行动策略的概念体系与学说。由于学科历史与专业发展的渊源，社会工作理论具有显著的习得性与外生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社会工作领域才逐渐出现“专门的”或“自我生成的”知识，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和专家，从这一时期开始，社会工作者开始仔细地对其实务进行概念化的工作。社会工作知识基础的出现和增强，也进一步型塑了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早期社会工作知识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在专业群体内部取得基本共识，即所有社会工作者都应掌握共同的知识基础，从而具备某种解决问题的专业能力。由于社会工作是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群的问题，要求其具有实务技能与智慧，因此，专业的理论就是由特定的说理过程、知识系统和行动程序构成，从而使得干预问题的行动具有有效性和非伤害性。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的理论前提是通过有效经验和特定知识的生产与积累，从而建立可靠的和有价值的实务技巧，不同的实务模式为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提供了不同情境下的行动框架。在早期的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病理学是作为诊断与评估社会问题的理论基础。而实证主义的影响促进了社会工作的进一步科学化，专业理论与实务显然受到下列观点的影响：第一，知识的基础在于可观察的证据；第二，强调从经验或观察中寻找证据；第三，价值本身不是知识，不能被证明；第四，科学方法的统一性。实证主义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决定论色彩，强调价值中立，主张因果性思维，认为研究结论适用于所有个体或个案，这是典型的归纳主义的观点。实证主义提出，针对问题的干预的行动路线是界定问题、需要评估、实务方法与干预方案的确定和实施与结果评价。实证主义认为，只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证主义对行动具有某种天然的乐观主义色彩。“以证据为本的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是近年来被西方社会工作界推崇的主流范式，它是典型的实证主义精神的体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教授艾琳·甘布瑞（Eileen Gambrill）博士提出，证据为本的实践是体现社会工作科学性和专业性的重要策略，它可以代替传统的“以权威为本的实践” （authority-based practice）。这一具有主流色彩的理论思潮对社会工作实务有深远的影响，其结果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实证主义倾向可以积极提升专业地位和学术性，增强社会工作专业的科学性与合法性。而另一方面，实证主义也具有其局限性，因为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难以确定谁是因谁是果。社会工作不能忽视数字之外的意义和个别化的生活体验，专业工作者必须认识到生活世界中人的多样性和需要的复杂性。与早期社会工作相比，技术变迁、环境与生态变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使得当代社会工作者要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和人类行为，也就对这门以助人为核心的社会科学与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挑战。传统的以个人问题干预为核心的个案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需要注意社会环境的影响，并在实务中加强对非心理因素的重视。社会工作专业实务的重要发展进程之一，是逐步摆脱狭隘的以个案为中心的治疗实务，在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日益受到社会制度和宏观环境约束的背景下更加强调社会干预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已经完成从个人干预向社会干预的转向。对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而言，临床治疗或临床实务是社会干预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它绝不能替代社会干预本身。在当今社会里，社会科学家已在社会问题的原因分析上形成共识，即结构性的成因而非个人原因是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缘由，这就使得过去的个人或社会问题的病理归因说和道德判断也发生了转变，专业工作者已经不再强调个人归因和谴责受害者。 今天，在社会工作学界，人们在进一步思考有关理论的核心问题：应如何认识社会工作的理论？尤其是专才/专门知识的理论？实务工作者在行动中如何应用理论？如何掌握和评价实务过程的可靠性和实务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如何总结和提炼实务经验的成功要素？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技巧的活动，工作者需要广泛的知识基础和相当的智力水平，但是在实践中，社会工作的知识基础究竟由什么构成，究竟应如何应用，仍然存在很多困惑。就专才理论（theory of expertise）来说，实务工作者最关注的还是“成功的结果”，而在实务过程中这一点依然很难确定和检验。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并不存在统一的、确定无疑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方案，相反那些以专才为基础的方法或方案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弹性。有学者提出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对理论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对特定概念的使用和按照本能的某种方式来发展实务智慧。〔20〕而也有学者提出，应修正社会工作的知识基础，它包括三部分内容：理论知识、事实性的知识和实务或人际知识。〔21〕正如佩恩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工作通过治疗-社会秩序-转型（therapeutic-social order-transformative）三维论述，形成了其固有的特征，也使得这一专业实践在不同时空与制度中获得其独特的行动路径。〔22〕社会工作实践是情境化的，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同时也是选择性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看，社会工作也是建构的。按照社会建构理论的解释，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描述、解释和陈述是特定社会中文化-历史背景相互交换的产物。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人们观察到的客观事实实际上有不同版本，社会事物是“人造的”，知识是社会建构起来的。因为事物的存在与特定的概念体系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体系的价值与可靠性因人而异，人们必须置身于情境和关系之中才可能理解真理和现实。很显然，社会建构主义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学术思潮和运动，它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社会主义思潮，并结合了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来理解和分析社会工作的专业与实务发展。 随着社会变迁进程的加快、多元主义文化的影响和当代技术的进步，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发展应更具有想象力。近半个世纪前，C·赖特·米尔斯针对美国社会学发展的现状与困境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社会学家要通过反思过去的学科传统并摆脱狭隘的专业视野，从而在创新的基础上重新塑造社会学的想象力。今天看来， 米尔斯的论述不仅对社会学的发展有积极的启迪意义，对社会工作学科的理论与实务发展也同样有深刻的参照意义。在米尔斯眼里，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是一种通过信息认识局部与总体关系的能力。〔23〕在笔者看来，米尔斯对社会学学科特质的判断也可以用于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识与理解。对社会工作来说，这门专业和学科的知识基础传统上受到医学模式和心理学的深远影响，认识和实践模式都已经形成较强的经验主义色彩，而特定价值观的形塑使得其实践上不断遭遇困境。因此，突破传统的知识框架和认识视野，建立社会工作的学科想象力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工作专业在西方经过了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其知识基础和伦理体系在今天都与早期有了非常大的差异。作为一个直接回应社会变迁与社会问题的助人专业，社会工作绝不可以仅仅满足于既已建立的知识基础和实务方法，尤其是受医学模式和心理学影响深远的临床社会工作，必须将治疗和咨询与更为错综复杂以及日益变化的社会总体环境联系起来。〔24〕在认识与分析个体心理和情绪问题时，必须将个人的问题特质与广泛存在的社会结构紧密加以结合。正如米尔斯所言，当私人困境与公共问题在特定社会结构中产生了其特有的意义，社会问题就浮出水面，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也更需要深刻的智慧与实务技巧。 三、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 与后现代社会工作的发展1.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关联 “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是对当前社会思潮和知识状态的一种阐释和描述，要理解它必须首先理解“现代性”的内涵。按照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的说法，“ 现代性 ” 一词是指依靠某种元话语（如哲学）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人类现代文明的启蒙叙事中的重大经验都可以理解为这种元话语，比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以及后来建立的工具理性的价值学说等。而 “ 后现代 ” 是对现代性所确定的合法性进行的挑战和反驳，是对确定性的公理和一切主导话语体系的解构、分化和重组的努力。正因为如此，现代性的飘浮、变化和置换构成了“ 后现代性 ” 的一幅幅鲜活的图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说，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它根本就没有本质。因此，不确定性和内在性构成了后现代的两个基本特征。同过去相比，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面临十分不同的环境。有学者指出，目前所处的“后福特主义”和“后工业经济”时期对社会工作专业与社会福利的发展来说将不断面临更显大的不确定性，传统的实务方法与理论范式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改变政治-经济制度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成为当今社会改革和激进社会工作实务的一个方向。〔25〕同时，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和其他知识话语体系对社会工作这一道德实践的伦理、方法和实践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工作者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工作理念和方法，这些影响着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建立与发展。其主要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伦理的影响；第二，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方法论的影响；第三，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临床实务和社会政策的影响。在临床实践领域，后现代主义对叙述治疗/家庭治疗等实践模式的价值观和治疗方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宏观实务层面，后现代主义对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体制的制订和推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政策制订者和研究者对多元化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公平与正义的认识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正如笔者在前面已指出，社会工作的实务基础是受医学模式影响的个案工作，同时在心理分析流派的影响下也逐步发展出多元化的心理辅导实践模式，上述实践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专业工作者（心理辅导师或治疗师）在帮助受助对象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他或她相信自身不仅能客观理解受助者的语言叙述及其背后反映的问题，而且还相信自身能够帮助受助者减轻情绪的困扰并改善受助者的行为模式。长期以来，基于现代科学理性的知识论将个案工作和心理辅导的实务固定在观察者-被观察者、治疗师-病人之间的不平衡权力关系框架内。由于专业人员和受助者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代表权威的一方总是趋向于控制话语，并对问题和解决方案知识本身进行界定。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有学者明确指出，受助者是诠释其个人事物的终极来源，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依赖受助对象对其经验的描述。〔26〕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工作专业领域有专家更突出强调受助者生活经验与轨迹、语言系统的重要性。因为在社会工作者干预之前，受助者的叙述（语言实践）构成了一道不可忽视的藩篱，专业工作者必须越过它才可能理解受助者生活世界及其背后的意义。后现代主义通过对普遍性知识和统一化的界定进行质疑与批判，向社会工作者的理论与实务活动传达了以下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如何思考同时介入受助者的“日常生活世界”？第二、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诠释和干预过程中运用 “自我的技术”？对于上述问题，福柯有关知识-权力关系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推断出，社会工作者的“自我认同”（或专业自我）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专业实践发展过程中理性化的自然结果，而是受助者生活经验（日常知识）与福利实务中的权力关系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正如福柯指出的那样，在特定话语体系中传输的知识是在控制-服从的互动关系中不断被生成、被强化和被实践着，国家权力机制制造的普遍性知识成为一种可操控的鉴别和分类工具，在这一体系内，不仅确定了处于不利境地的“无名者”的生活世界，同时也形塑了专家-受助者的等级关系。〔27〕由于社会工作专业经常面对的是被忽视的和被边缘化的弱势人群，他们的问题和需要不断被“正常化”机制所控制，在儿童福利、精神障碍、残疾康复等社会服务领域里矫正性的实务不经意使受助对象的内在声音和潜能被抹杀（这对我们反思机构照顾的种种弊端和努力推行社区照顾的模式很有启发意义），按照福柯的说法，这都是现代社会制度与社会服务机构交互作用的结果，受助对象从福利主体演化为既有福利体制中的“消费者”。因此，作为助人的专业工作者，在实务中必须注意到权力关系对专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尤其是要注意到，在社会福利领域，由于国家治理机制的无所不在，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实务之间一分为二的专业分水岭已不复存在，它也不断提醒专业工作者要力图发展出整合性的实务知识与技能。 正如福柯指出的，临床医学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医生对症候的目视与推断，在这一过程中病人的空间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医生-病人的关系被封闭在诊所的范畴，病人的真正生活世界变得毫无意义。而对社会工作的临床实践而言，实践知识更多是决定于专业工作者的聆听与分析，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受助者的生活世界是在叙述、提问和不断被澄清的环境下被赋予意义，专业人员追寻的线索是那些听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指向的记忆碎片，而受助者的真正问题与需要很可能在漫长的叙述-聆听过程中被忽视。同时，作为一门性别化的专业，社会工作与高比例的女性从业人员和女性受助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女性的话语和感受在专业实践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使临床实践变得异常敏感。〔28〕就咨询实践而言，一个对咨询师重要的本体论问题是：在咨询师-受助者（或病人）之间的语言沟通能否促成对“真理”的探究？咨询师是否能够真正了解受助者的语言？在临床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叙述治疗是一种备受关注的实践，然而近年来学者从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这一实践的基本假设进行了挑战，指出传统治疗实践存在的盲点，因为治疗师往往忽视了这样一点：在本质上治疗是一种基于权力关系的政治活动。〔29〕关于这一点，正好也响应了利奥塔所言，“说话就是一种斗争。语言是普遍的竞技”。〔30〕当今在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包括个案工作（或心理辅导实践）、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以及社会政策等方面，后现代主义对上述实践方法的基本假设与实践理念都提出了挑战。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仅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实务，它对社会政策（或社会福利）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有学者提出应就“后现代社会政策”本身进行积极的反思。〔31〕后现代主义对社会政策的启示意义在于，它提醒政策制订者对传统社会福利的二元假设进行必要的质疑，而社会福利服务的正常化和审查的实践也应重新进行反思。在福利国家内部，混合经济的社会福利服务发展模式，促使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领域有新的理解，私营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福利服务的扩张。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体系内部，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方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进入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研究的实践发展。后现代主义对非二元化思考的推崇、强调主观价值与个人化的感受、注重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实践的价值，不断告诫社会工作者在理论研究和分析资料过程中，要特别留意对受助者日常生活的解释，同时要注重对个人经验的理解，反对简单的一般化的理论解释。近年来，叙述分析成为临床社会工作领域探究问题和寻求问题解决策略的一个突出方法，它和社会工作微观实务本身作为一种高度个人化、情绪化和与生命故事相联系的工作经验的特质十分契合。〔32〕在实务过程中，后现代主义还主张社会工作者多倾听和辨别受助者的不同声音。然而，作为专业工作者，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语言在沟通过程中的张力和局限性。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伦理思潮，它不仅影响着社会工作的一般实务，对社会工作专业未来使命和意义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学说及其观点同西方后工业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化是一条渐进和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科学和理性在建立和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不可盲目地祛除或解构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科学方法与助人模式的有效性。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一方面表明了当今不同专业实践边界的打破，另一方面它清楚地展示了专业内部工作者对传统“实务理性”和“实务语言”的反思，现代性强调的是专业知识和技巧的持续性与一致性，而后现代的视野则充分接纳差异性与多元性。在实践中，社会工作专业探求知识的方式与语言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追求变化和多样化得到了丰富的展现，追求多元文化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当今专业领域重点倡导和推进的目标。 2.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对知识、伦理与行动的再思 要认识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发展，我们必须理解后现代的思考方式。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的思维和实务模式将挑战当代社会工作的主流论述，人们很容易反感大一统和普世的理论，而愿意积极倡导和坚持多样性，在实务层面，社会工作者将更加注重社会事实的微观建构与非主流声音。专业工作者从道德推论、伦理与实务理性三方面展开对社会工作的反思：第一，社会工作者是否比受助者更具有道德优势？第二，社会工作者是否可以介入他者的“生活世界”？第三，是社会工作者的知识强化了专业关系中的权力，还是社会工作者的权力强化了知识自身的权威性？正如法国学者唐泽勒所论述的，社会工作尤其是临床治疗实务更多是体现为一种专业人员的“自我的技术”，专业机构和复杂的制度将专业人员高度组织化，从而使实务领域演变成为一种“技术场域”，个体治疗与社会规制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漂浮的人类权力关系。〔33〕在传统的认识论下，社会工作受助者的问题是他者的问题， 而实际上他者的问题最终将演变成为社会问题和公众的问题，即私人困境最终转化为公共议题。在现代主义论述里，社会工作实务受到社会工作者对问题的界定与陈述中的“无体验”与 “过度诠释” 的影响，诠释中的隐喻与权力操控抑制了受助者的自我表达与实践的能动性。后现代主义论述则主张打破不平衡的专家-受助者权力关系，提出建立更为平等的助人关系模式，同时要十分谨慎看待专业关系中的权力与知识生成（知识生产与传输机制）如何影响实务效果。因为在受助者的自我意识和反思性发展的带动下，个人负面经验的修复性或心理创伤的自愈犹如某种“伤口自愈”，作为专家的社会工作者此时则要尽力避免不必要的过度治疗，从而减少受助者的 “受害化”或“再受害化”（二次伤害）。在治疗实务领域，传统的精神分析以“焦虑”和“俄狄浦斯情结”等核心概念为基础，形成了微观治疗实务的正统性。而当代心理学的发展在与哲学的结合之后，提出了新的见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 （Gilles Deleuze）与心理学家伽塔利 （Felix Guattari）于1972年合作出版《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一书（1992年英文版面世），该概念一般被用作与经典精神分析的区别研究以及后结构与后现代主义的个性文化及心理研究，核心内容是强调治疗实践基础的转向要从俄狄浦斯转向“反俄狄浦斯”。〔34〕 在社会工作知识论的层面上，后现代主义给予专业工作者更多的思考空间。Hartman提出“知识”或“知”的多种途径与实践的方法，可以打破单一的社会工作知识结构论的看法。〔35〕Parton则指出，专业工作者应在新的背景下，质疑过去社会工作知识与实践的传统假设。〔36〕比如，过去人们一般将政府看作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新的认识提出政府解决问题的“问题化”过程更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质是它坚持对“差异”和“文化相对性”的认同。同时，后现代主义拒绝用单一的声音来叙述真理或事实，它主张用多元的方法通过多种途径来认识世界的特殊性，主张对科学采取“去统一化” 的态度。这种后现代主义认知毫无疑问影响了社会工作者如何理解和分析实务领域的结构问题，包括福利场域和助人实务情境里存在的性别机制与性别关系、国家与市场二元关系的限制以及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冲突等。总而言之，理论并非是非此即彼，实务本身也存在多种可能性。利奥塔所倡导的“话语的异质性” 对社会工作实务有积极的启示，它告诫实务工作者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里，专家知识与外行的经验不应该被忽视，作为行动者、研究者和教育者角色统一的社会工作者，应充分理解知识如何被建构以及语言、人际沟通与真理的相对性。与此同时，作为专业工作者的治疗家和社区工作者都不能忽视底层弱势人群作为无名者所拥有的生活政治与知识获得途径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今天我们对这些新的社会图景的认识也必须放在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来实现。有学者不断强调指出，在充满改革的后福利时代，社会工作的伦理与价值观要重新加以审视。〔37〕 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福利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而社会服务体系在经济衰退、移民增加和公民日益个体化的环境里要承担更为沉重的包袱。它迫使作为行动主体的社会工作者重新认识实务领域里的专业关系定位，并充分理解弱者的抵抗与社会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对专业角色合法性的冲击。学者提出，新时代里助人的专业人员应将资本主义制度下弱者的 “生活政治”放在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情境里重新加以考察， 将管理和控制个人焦虑的技术转变为社会干预的行动，从而强化社会工作专业者的身份与认同，从而将单纯的专业关系中的实务转变为实务作为道德活动与技术理性活动的统一。〔38〕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感召下，社会工作者倡导一种新的实务伦理的正当性，它强调关爱伦理与正义伦理并重，重视在实务中要努力塑造新型的人类关系模式并改良不合理的社会机制，在干预实务中要注重行动从个人向制度转向，并且尽可能避免伦理决定的 “强制” 与家长制，通过充分的专业人员与受助者之间的互动来突出协商与沟通的作用，从而减少因在复杂的情境下避免做快速和简易的伦理决定导致的负面后果。在助人实务中，后现代主义主张把社会工作者-受助者之间建立起来的专业关系放在一个相互学习的环境下来看待，强调在实务中促进民主、合作和互惠的合作关系的发展，将“改变（受助者的心理与行为）”视为一种相互增能的过程，专家或专业人员在特定环境下的“去权威化”和增进地方知识过程中自我学习将有利于受助者对干预实务的伦理与策略的认同。 总之，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社会工作干预的原则体现了新时期社会工作专业在认识和实务层面的新发展，它在原则上体现为：第一，延续而非中断社会正义；第二，促进受助者的福祉增加，保护受助者的身心健康；第三，尽可能平衡政府干预与民间实务之间的力量；第四，专业主义与非专业主义路线的结合；第五，在专业程序中促进受助者的参与。而在行动选择上，后现代主义告诫社会工作者谨慎做出判断，包括：第一，社会工作者应通过有效的专业实务提升“尊重”与“承认”，而非通过单一的专业化运动促成自我实现；第二，在复杂和充满风险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应强调社会政策与发展性社会工作的作用与角色，注重“证据”为“目的”服务；第三，社会工作者要避免成为自由主义福利改革与家长制福利扩张的代理人，因为福利政治对社会工作干预的实务存在持续的影响；第四，总体上实务的发展应侧重从个人化的治疗迈向制度性的社会干预，从而在变革与发展进程中呈现专业角色与实务策略的多样性。 四、结论与讨论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社会工作论述是对19世纪以来该专业在西方社会里发展历史的一种批评与反思，是从哲学上对社会工作的现代性与人文主义理念及行动的一次自我投射（self-projection）。从现实意义上说，它为社会工作的伦理基础、理论体系与实务方法的发展引入了一个“除雾装置”（defogging apparatus），试图告诫人们传统的伦理判断、理性思维和行动策略可能存在的误区。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倡导是对过去“历史传统”与“实务模式”的一种反动。本质上看，后现代主义本身并未根本动摇现代性奠定的社会工作“真理与方法”的知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因为“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种新的流体状态。从这个意思上说，“解构”和“颠覆”作为一种尝试，过去没有现在也依然没有完成社会工作论述的使命。作为专业工作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种思潮和论述策略，后现代主义既不是误导人们思维的迷幻剂，也不是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和个人处境的万灵药。即使在今天，人们依然相信，作为一门专业和应用社会科学的社会工作，还远未完成其知识大厦建构的任务，也根本不存在普遍有效的指引专业人员的实务策略。但是，过去西方一百多年来形成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行动策略，对今天我们发展本土的社会工作专业而言仍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回避的参照物。在中国当下，后现代主义更多让我们相信，理解社会工作形成之前的“既有状况”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比将后现代性进行简单的时空位移有意义得多。简言之，将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发展成为纯粹的“反基要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或“治疗原教旨主义”（therapy fundamentalism）都是危险的。然而，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的实务意义？对复杂的社会困境，后现代主义意味着一种“延迟的解决方案”吗？如果我们单纯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种伦理决定和理性实践的隐忍，就等于丧失了社会工作干预实务的能动性。在社会工作领域，“实践者的反思”必须和“行动者的归来”紧密联系在一起。〔39〕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与启示，它倡导在改善公民福祉实务中提供一种新的思维，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初期阶段要对“去专业化”的分析保持警惕，对西方既有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实践方法保持纯真而谨慎的态度，在微观治疗和宏观干预实务中始终保持价值观的必要开放，同时在人类发展实务中将专业知识与民间知识混合使用。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社会工作在我国仍然是一个新的专业制度，它的从业人员体系、知识结构和实务策略明显与西方社会不同，将更多从本土的社会情境与体制-机制和文化的脉络出发，寻求解决个人困境和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在预防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和谐发展中努力实现公民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以及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整合。 〔参考文献〕 〔1〕McBeath， G.B. and Webb， S.A.Social Work， Modernity and Post Modernity〔J〕.Sociological Review，1991，39（4）：745-762；Har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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