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自然价值知性模式与人格的生态涵育 |
| 范文 | 张敏 〔摘要〕 作为主体的人类将以何种道德姿态面对自然，是当今生态文明能否得以顺利建设的关键，原因就在于道德观念是人和社会存在的预设前提之一。就道德观念的本质而言，其对人的意图、目的动机和行为有着规范及引导作用，是人类采用何种态度和观念从事社会实践的价值旨归。而道德观念与人性存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人性对道德的形成起着根基性作用，因此人性的生态化是生态文明建设对人性的需求性诉求，即源于人类生存的根源性的内在需要。而近代以来基于理性、人类欲望生成的人性能否重獲生态向度，关键就在于以何种方式来评价自然价值，而自然价值知性模式不仅能为此提供恰当的认知方式，也有利于生态人性的人格具象化，即生态人格的蕴积涵育。 〔关键词〕 生态人性;生态人格;生态范式;自然价值知性模式;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5-0166-05 作为道德产生基础的人性，它的出现是源于人类对生存意义、自我观念的反思和追问，由此何谓自我观念就成了理解人性的关键。所谓人的自我观念，就是“指人对自己是什么人的认识，即对自己人性的理解与把握。”①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的自我观念并非确证于自身，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成、变化和发展。对此，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说：“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②在人类自然观由古代动物隐喻向近代机器隐喻的转变过程中，早期面向自然学习而生成的人性发生了断裂，丧失了原有的生态向度，取而代之的是人性向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生成，工具理性成为人的本质，进而使自然由人性得以生成的内在规定性变为人类肆意征服的对象，这必然就造成了今天的生态危机。为此，人类作为文明进步主体，其人性能否生态化，即生态人性的实现，不仅表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之一。 一、 生态人性：人与自然的本质合一 作为实践性、目的性存在物的人，其人性及自我价值并非纯粹源于自身的自然属性，而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选择和发展的。人性作为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性，不仅是人类善恶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基础和判据，而且也体现着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得更好的需求和目的。而从人性理论的自身发展脉络来看，其并非一成不变，是追随着人类对自我认知的不断变化发展而逐渐内在生成的。也正是源于对自身生存终极意义、终极价值的反思和追问，人类在自我意识中形成了基本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念。在远古时期，人类是通过探究和认识自然来了解自身，进而使人性与当时的宇宙生成论得以本质合一，实质上就是要从宇宙生成论中追溯人性生成的来源及其本源性根据。古希腊的宇宙生成论把自然视为一个自我运动、有着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整体。那一时期的哲学家们关于自然普遍存有这样的理念：“由于自然界不仅是一个运动不息从而充满活力的世界，而且是有秩序和规则的世界，他们理所当然地会说，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智慧的;不仅是一个自身有灵魂或生命的巨大动物，而且是一个自身有心灵的理性动物。”③古希腊的先哲们认为，人与自然是本源相同的、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都遵循着同一规律，无论自然的内在秩序还是人类灵魂都受着“逻各斯”主宰、控制。人的本性与自然的秩序、规律必然是内在同一，“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整个宇宙的本性的一部分”。④正如柏拉图所言，人的心灵原本就包容着自然的内在固有灵魂，而并非只是单纯地保有着人的心灵。在这种自然观或宇宙生成学指引下所生成的人类本性，必然将自然置于自己道德情感、道德关怀的域界，其目的就是要与自然和谐共存。恰如近代以前的科学，研究自然就是要探究自然的秩序，为的就是能同自然和谐生活在一起。 但自近代哥白尼的科学体系确证之后，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发生了巨大转变，古希腊的物活论、宇宙本体论的自然观逐渐被人们所摒弃。尤其是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机械还原论思想成为主导其他科学的圭臬，自然被视为一个由毫无质的差别的力所驱动的、死寂的物质世界，其中运动着的物质要遵循生物学的基本法则，自然本身固有的神秘性就此坍塌，充盈着自我精神的自然丧失了主体性，而被彻底客体化了。总体上，在人类自然观的历史演进中，科学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真理原则。虽然科学作为一种实证性知识为人类认知自然提供了逻辑法则和方法论原则，但是同样也提供了能够规约人类生活目的、行为意图的价值前提预设。对此，马克斯·韦伯曾明确指出：“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有一个不证自明的预设：在科学所能建构的范围内，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⑤正是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推动下，创生万物的大自然从一个备受人类敬畏的、拥有着理性和灵魂的、活生生的生命有机体，转变为一个被人类的目的和欲望所操控的、丧失了自我目的的、沉寂的宇宙机器。这些观点促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如此理念，即宇宙从一个具有神秘灵魂、自我内在生长的生命有机体蜕变成一个由恒常不变的数学法则、力学原则等外因控制的永动的宇宙机器。至此，人类对自然的基本态度从敬畏自然转向了控制自然，以动物隐喻自然走向了以机器隐喻自然，其结果必然是工具理性、理性至上原则成为人类有序生活的象征和建构自身生活的基本法则，自然由人类的精神导师转变为人类的征服对象。人变成了自然的立法者，自然成为只具有工具价值的供人类使用的取之不竭的资源库。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本质性断裂，随之以自然的秩序为依托而生成的人性开始转向以人的理性、欲求为基本原则而生成的人性。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的本性既有自然方面的属性，也有社会方面的属性，它从来都不是理论抽象的结果，而是生成于其所处的现实境遇之中。在本质上，人性的法则构成了人类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依据和力量来源。斯宾诺莎曾明确指出，我们人类的生活目的就是利用人的本性法则来展现自我的力量。在这种人性论的指引之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毫无节制地疯狂掠夺自然以期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目的，其结果是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进而使人类的生存和永续发展受到不可忽视的威胁。对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看似是人类的胜利，但是“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⑥ 为了更好地生存和永续发展，我们就必须重新不断审视和反思自身的本性缘何缺失了生态的向度。如何重拾生态向度，使人与自然真正达到本质上合一，为人性能够重新面向自然而生成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之一。而自海克尔提出生态学概念之后，尤其是现代生态学的日趋完善，人们不仅对有机体、生态系统、生物圈、生态共同体等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理解，更是逐渐认知到大自然纷繁复杂的物种、有机体和环境间是普遍联系、相互依赖、协同共生的，人类不过是自然生命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正是借助于现代生态学内秉的整体性意蕴，使我们重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这就为人性的生态化以及生态道德观念的出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科学理论支撑。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环境和生态的危机实质上就是人类本性的祛魅和异化，而正是在不断解构矛盾的过程中人类的本性才能够得以返魅，因此不难发现，人性的生态化复归为解决这一危机提供了有效途径。就人性的特质而言，能否确立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理念、生态价值观念是人性能够生态化复归的核心问题，只有发自内心体悟自然，才能真正理解人生。 二、 自然价值的知性模式：人性生态化的价值认知基础 正是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性被现代性所遮蔽，而遮蔽于现代性中的人性要重新获得解蔽，就需要重新预设自然的价值前提，即对自然进行重新的价值评价。近代以来，现代性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工具理性为其主导性原则，换句话而言，工具理性成为人们构建生活世界的自然法则，它规约了人类生活的基本信念、根本目的和终极意义。正是在工具理性的倡导下，人类过分强调和宣扬了自己的主体性，导致了自身凌驾于自然之上，自然成了人类的奴仆和征服对象，这就使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具有了合理合法性，其后果是作为社会道德、价值建构基础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危机。 那么，采用何种方式评价自然的价值，重新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念，直接关涉到人性能否从工具理性中解蔽，以便为人性的生态化复归提供价值预设前提。究其原因就在于，人类评价自然的方式是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基本态度、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念，而人类这些观念的嬗变离不开生态科学的理论支撑。自海克尔提出生态学之后，尤其是现代生态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使人们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环境之间、不同的物种间是相互依存和协同共生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有机整体。生态学的诞生及不断发展，为我们了解自然、认知自然价值，特别是自然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类利益为判据的内在价值提供了一种基于科学的认知范式，即生态学范式。以生态学为基本理论范式的自然价值知性模式，借助现代生态学内蕴的整体性原则，通过对自然价值的进化与生成以及对价值评价体系的生态性、整体性的解读和确证，进而为人性重获生态的向度提供了价值认知基础。因为人作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主体，其本性规约着自身对终极关怀的理解，回答着我们应以何种价值观念指引自己的生活，所以生态人性的确证关乎了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关于此，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就如何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生态文化体系应以生态价值观念作为基本准则。 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应该是一种存在与价值合一的生活世界。这种生活世界是以基于生态学范式的自然价值知性模式为指引的绿色发展的世界，它反映了人类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超越性生存需要。所谓生存与价值的合一，本质上体现着人类对终极关怀、终极价值的态度。就科学、伦理与价值的关系而言，人类对自己生活世界的建构离不开科学提供的真理性原则。正如美国环境科学家巴里·康芒纳所言“从任何一种角度上来说，科学都是人类认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性质的工具，是从根本上知道人类在那个世界上的行为的知识，尤其在与生态圈的关系上”。⑦因此以科学的生态学为理论支撑的生活世界，对自然价值的诠释和评判就不仅仅限于纯粹的人类需求或利益的满足，而应该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共生为基本价值原则和判据。正因为人与自然是本质合一的生命共同体，所以基于自然价值知性模式对自然价值的进化生成和自然的内在价值进行认知和评判才能够实现人性的生态化复归。 生态人性所认知的自然价值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价值，即自然作为客体对人类主体的有用性，而是一种基于生态学认知的自然实体的内在价值。基于生态学理论范式的自然价值知性模式，运用大量生态学知识以有机体为例重新诠释了其缘何拥有不依据人类利益或目的为判据的客观价值。究其原因就在于，生态学的理论知识已经证明了有机体自身是一个以信息和能量作为基本特征的自我维持的生命系统。为此，美国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在自然价值的知性模式中指出“决定有机体的行为的，即使不是感觉，也是某种比行为动因更为重要的东西。决定行为动因的是信息;缺乏信息，有机体就会崩溃为一堆散沙。”⑧而任何一个有机体不仅通过与所处的环境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来保有自身的存在，而且同时会做出相关的评价，所以有机体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评价系统。自然价值知性模式正是通过价值评价体系的生态化，进而指出自然实体的内在价值源于其固有的自然属性，而对其的认知却是由置身于生态共同体之中的评价主体完成的。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协同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中，人类作为认知和评价的主体，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孤立、隔绝的，而是一种相容、共存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人类作为具有感知能力的存在物具有两方面的特质：一方面人类自身源于自然，是自然界普通的生命现象;另一方面人类的精神、行为等活动都是自然系统整体性进化的环节和部分。人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都在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中得以确立，是否具有内在价值或者理性不应该成为价值评价的惟一判据，人正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之中，同大自然的互动之中才得以实现对其的评价。正如罗尔斯顿所说：“评价行为不仅属于自然，而且存在于自然之中。”⑨换句话而言，如果以自然价值的知性模式作为评价自然价值的根基性方式，那么我们就是以一种非中立的、更深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对自然价值进行评价，这种评价过程如同人类的产生，都属于自然整体进化的过程。充满创生力的大自然就是一個人格化的系统，其价值评价体系是进化的、生态化的。所以说，在人性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有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也有着不可或缺的自然因素。正如贺麟所言：“持自然与人生对比，更足以了解人生，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全体，人受大自然一切律令的支配”。⑩所以人性的生态化复归是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主体的内在诉求，但是生态人性作为一种潜隐性自我要成为一种现实性自我就需要塑造与之相一致的、新的人格样态，即生态人格的塑造涵育。 三、 生态人格：人性生态化的现实具象 人性作为一种潜隐性的存在，只有通过现实具象化为人格才能得以显现。所谓人格，从词源来讲，古拉丁语的最初涵义是指舞台剧上演员佩戴的面具，随着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其内涵及外延也越来越宽泛。针对人格问题的研究，中西方文化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格一词在比较晚近的时期才出现，但中国传统哲学把其等同于人品、品格等问题，并且是通过追问如何成人或者人应践履什么样的精神生活等问题来进行探究。关于此，张岱年曾这样表述：“人格，古代称之曰人品，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例如“孔子及其弟子有关于‘成人的讨论，所谓成人即是完备的人格”。总体上，中国传统文化所诉求的完备人格是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崇高人格。在西方文化中，针对人格问题展开较为系统研究的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领域，并且形成了众多的观点和理论。在心理学上，人格被理解为潜在的人性的外在显现，它涵盖了人的欲望、需求、动机、信念、心理过程、心理特征和心理状态等多方面的内容。总体上讲，近代以来心理学格外重视研究人格及其相关问题，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人格理论。而西方传统伦理学是基于个体角度，把人格理解为一个作为人的伦理尊严、道德品性、道德价值的总和，即他的道德规定性。人生于自然，存在于社会。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为人是现实的人，因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其人格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所以，社会学家对人格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一定的历史境遇，通过对人类主体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当下居于的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進而深入探究人格的塑造和涵育。要而论之，任何一种样态的人格都内秉着自己时代的环境、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今天面对亟待解决的生态危机，我们提出了走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绿色的生态文明道路。 关于生态与文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如何建设好生态文明，除了制度体系和总体规划设计等因素外，至关重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即人是否具有与之相适应的人性和健全的人格。因为与黑色的工业文明相耦合的、理性至上的、漠视自然的人性或人格模式，目前看已经不能适应生态文明发展对建设主体的人性和人格的诉求。那么，什么是生态人格？罗尔斯顿提出，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人格化的系统，生态的人格就是“一种自在的善，是自然在向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所结出的一个重要果实”。关于生态人格，国内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生态人格理解为生态文明发展所需的新型人格范式，是生态文明发展所诉求的目标人格;二是认为生态人格是一个由人的生态道德情感、生态意识、生态价值观念和生态行为等构成的多层次的、复杂的系统结构;三是从文明建设的主体角度，把生态人格界定为在道德理念、思维模式、生存原则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具备生态意识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四是针对生态人格的内涵，提出它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道德他律和道德自律的统一、生态智慧和生态体验的统一、生态尺度和心态尺度的和谐统一”。概而言之，所谓生态人格是指，“个体人格的生态规定性，是伴随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生态文明的发展，基于对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的把握和认识而形成的作为生态主体的资格、品格和规格的统一，或者说，是生态主体存在过程中的尊严、责任和价值的集合”。所以说，生态人格就是我们面对环境危机为解决矛盾所产生的一种生存需要在道德人格上的诉求，它以个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行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认知以及主体间道德关系等来表征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在功能作用方面，生态人格具有内在逻辑一致的内外两种职能。生态人格对内的职能在于对自身的行为动机、价值取向、情感体验和认知方式进行规约，以便使其符合生态道德的要求。生态人格对外的职能主要是强调实践主体在适应和改造自身居于其中的自然环境时，要用生态道德意识、生态价值观念等规约自己的行为活动，其根本宗旨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调发展。 那么，怎样才能使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具备生态人格？对此，我们应立足于生态人性，从人性与人格的关系出发探究生态人格的形成和涵育。就人性与人格的关系来看，两者在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人性是人格形成和建构不可或缺的基础。人性作为人的潜隐性自我，其现实具象化的结果就是外显为人格。对此，学者江畅有过如下论述：人性是人的潜在自我，“这种潜在自我的现实化，就是一个人的现实自我，现实自我就是一个人的人格”。所以说，人性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它在解决现实矛盾过程中逐渐生成，因而凸显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是源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对人类生存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从而使我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所持有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开始逐渐从征服自然的观念转向尊重、关爱自然的观念。基于此，近代以来面向工具理性而生成的人性借助生态学范式开始重新复归人性的生态维度，即生态人性得以确证，并且通过人类主体以生态人格的方式呈现和表征。但在此需要明确的一点，以生态学为理论范式的生态人性有别于原初向自然神性而生成的人性，生态人性是建于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实质上生态人性的形成，一方面是源于人内在的自我意识对自身如何更好生存发展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是反映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嬗变在人之本性上的表征。就生态人格自身而言，其生成和发展与生态人性密切关联，可以说人与自然本质合一的生态人性为生态人格提供了阈限和基础。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一方面为人性生态化复归提供价值认知基础的自然价值知性模式同时给予了判断生态人格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生态人性内在所蕴含的生态道德自律、生态意识、生态情感及生态体验也为生态人格的蕴积涵育提供了基础。所以说，生态人格作为道德人格的新样态，恰恰反映了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对主体人性生态化的迫切需求。在一定意义上，生态人格就是生态人性的现实具象。 结语 迄今为止，人类的文明大致历经了三种形态，即黄色的农业文明、黑色的工业文明和绿色的生态文明。以历史为尺度，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和发展同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两者之间具有内在逻辑一致的关系。古往今来，关于自然人类一直不断追问和思索，比如何为自然、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等，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了人类自然观的基本理论内容。人类的自然观并非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从原初敬畏自然到近代征服自然的观念转变，造就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漠视自然的工业文明备受质疑，人类与自然将何去何从成为学理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此促使了人类不断反思和审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还是在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发展历程中，最离不开的就是人类及人类的活动，原因就在于我們是居于其中的核心和主体。为此，要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至关重要的是理解和掌握人类的本性及个体人格，因为人性是人类生活意义、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根基。本质上，人性的生态化生成和主体人格的生态完善、塑造就是源于生态文明发展建设的内在诉求。 ① 曹孟勤：《人性与自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②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5页。 ③ 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④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02页。 ⑤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3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384页。 ⑦ 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1页。 ⑧ ⑨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3、277、485页。 ⑩ 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张岱年：《中国国学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5页。 曾建平：《试析生态人格的特征》，《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页。 彭立威：《生态人格塑造的实现路径》，《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66页。 江畅：《人性与人格》，《江汉论坛》2012年第7期，第36页。 （责任编辑：颜 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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