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民族主义的个性表达：巴黎和会期间王正廷的政治处境与身份危机 |
| 范文 | 〔摘要〕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期间，王正廷在未事先征得广州军政府的同意下，擅自接受北京政府委任其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全权代表资格。由此造成一部分广州非常国会议员对王正廷行为的不满，他们攻击王正廷的行为是背叛南方政府的“失节”行为。这一舆论背景使王正廷在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中的身份资格陷入危机之中。北京政府代表认为王正廷“代表南方”，而广州军政府代表陈友仁、郭泰祺等则否认王正廷“代表南方”。此种孤立无援的政治处境，让王正廷的政治身份陷入危机之中。为了摆脱此种危机，王正廷高举“反日旗帜”，先后攻击有亲日嫌疑的梁启超为“卖国贼”，进而散播“顾曹联姻”的谣言，藉以标榜他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关键词〕 巴黎和会;王正廷;梁启超;顾维钧;山东问题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碼〕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5-0171-10 一、引言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举行开幕式，代表中国出席的是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以及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中国代表团实际由五人组成，按照陆征祥的最初排序，这五位代表是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和魏宸组。然而，根据巴黎和会规定，中国实际上只获得两位参会代表资格。故而，中国代表团推出陆征祥与王正廷代表中国出席大会开幕式。此种刻意的安排是为了向外界显示中国“对外一致”，向外人掩饰中国“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 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与王正廷出席由英美法意日代表组成的“五国会议”。在此次会议上，顾维钧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就“山东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顾维钧采用欧美人士容易接受的辩论方法，从山东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等方面入手，阐述山东是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精彩的辩论，赢得了与会大国领袖的赞赏。①对于资历尚浅的顾维钧而言，他的精彩发言无疑提升了其在巴黎和会上的国际知名度。相比较而言，在国内政界拥有深厚影响力的王正廷却表现平平。王正廷的这种心理落差以及他作为五位代表中的唯一“南方代表”的孤立处境，都对他在巴黎和会期间的政治言行以及身份认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的内讧以及随后发生的梁启超“卖国谣言”和顾维钧“娶曹汝霖女儿的谣言”都与王正廷存在某种关联。这些谣言的产生既是代表团内部的人际利益纠纷，也是中国国内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反映。在国际瞩目的巴黎和会上，来自中国南方的王正廷的政治处境是敏感而紧张的，他如何彰显其外交官身份的合法性，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② 二、王正廷代表资格的获取及其身份问题 早在清末民初之际，王正廷就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政界人物。他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民国初年，王正廷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1913年担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7年府院之争发生之后，王正廷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出任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8年10月中旬，王正廷奉广东政府之命，抵达美国，联络美国政界与报界，争取美国承认广东政府。10月22日，王正廷一行抵达北京政府驻美使馆，顾维钧公使以个人名义接见王正廷一行。顾维钧劝告王正廷等人应“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尤其不宜“以国内问题诉诸外邦，自招诽讥，徒损我国际名誉”。③当王正廷等人在美国鼓吹“南北分裂”并为北京政府“添乱”之际，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已经考虑把王氏列入中国代表团名单。1918年11月1日，中国驻丹麦公使颜惠庆记载：“陆（征祥）来电，政府意欲在和会中占一席位，由他本人、顾维钧、王正廷、汪荣宝及我担任全权代表。”④这份名单中之所以出现王正廷的提名，显然与新任大总统徐世昌的“和平统一政策”有关，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缓和南北关系，更是为了方便中国参加即将举行的巴黎和会。11月6日，陆征祥致电驻美公使顾维钧，请其将这封电报转交给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正廷与郭泰祺。在这封电文中，陆征祥向王正廷等人表达了大总统徐世昌提倡“和平统一政策”的苦衷：“今总统就任以来，无日不以力筹统一为念，迭次明令宣布此旨，苦口婆心，中外共睹”，奉劝王正廷等“似宜牺牲己见，同谋国是”，最后陆征祥委婉地邀请王正廷参加巴黎和会，表示“今日筹备和议，他时列席大会，关系甚巨，诸赖群力，共事商榷”。⑤此时，陆征祥“邀请”王正廷“他时列席大会”，由于没有明确的承诺，更像是一种“空头支票”。故而，王正廷在11月13日请顾维钧回电陆征祥，谢绝其邀请，并顺带批评北京政府不能代表南方政府，其电称：“我国武人专制，法纪荡然，残民弄兵，丧权辱国，久为中外所厌弃，将来遣派议和代表，既不能代表全国为西南所否认，又不能代表民意为世界所不取，观近日外交团向北京政府所提出之责言已可知。”⑥王正廷是职业外交家，能够出席巴黎和会，当然符合其个人心愿。他拒绝陆征祥的邀约，不过是在待价而沽。 此时，广州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关于巴黎和会“代表权”的争夺刚刚开始，结局尚未明朗，这也是王正廷暂不接受北京政府提名代表的客观原因。1918年12月14日，著名政客、曾任广东军政府内务部长的孙洪伊致函广东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建议非常国会发布声明，不承认北京政府委任陆征祥出席巴黎和会的资格，并建议由非常国会代表全国国民电请美国总统威尔逊为“欧洲和议之中国代表”，“如威氏承认，则我目的已达，即或不然，则乘势要求西南派人参与和会。此举不惟增中美两国之感情，且可反促外交之进步，而陆氏之非法使命必可根本推翻，南方乘机派遣代表或可达到目的”。⑦既然广州军政府此时计划否定陆征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资格，那么王正廷要接受陆征祥的代表提名，在时机上显然是不妥当的。关于代表权的争夺，广东军政府实际上不具备与北京政府抗争的“合法性”，故其所争，只能起到政治破坏的作用。因为北京政府是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中国政府，所以广东军政府对外无权派遣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广东军政府想通过对代表权的争夺，彰显其独立地位。关于此层意图，广东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在1918年12月12日给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文中，表露无遗。岑电指出：“欧洲和会，有南北会同派遣代表，即为适当。例如北派若干人，南亦派若干人。此双方合派人员，北方一律正式任命发表。同时，南方亦一律正式任命发表。如须国会通过亦可。如此办法，对内则法律、事实既能兼顾，彼此体面亦获两全”。⑧问题是，北京政府与广东军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对等的，前者获得“国际承认”，后者则是“分裂政权”。如果北京政府接受了广东军政府的“派遣代表方案”，就等于“屈尊降格”，虽然顾及了南方的“体面”，却损害了北方的“法律地位”。故而，北京政府不可能接受南方提出的共同任命代表的方式。1918年12月12日，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在给南方军政府的回电中，指出：“以对外而言，历来外交，只承认中央惟一政府，不能自歧为二;以对内而言，则同为民国，本无南北之分，自无会同之必要。”⑨岑春煊还发表公开电，反对北京政府派遣陆征祥为“专使”，并主张“非由南方推出极重要之人物赴欧列席不可”，否则南方“欲破坏则有余”。⑩12月13日，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致电英美法意日等国，请求承认伍廷芳、孙中山、王正廷、伍朝枢和王宠惠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请求“协约各国主张公道，予以承认”。由于欧美列强不承认广东军政府，故而伍廷芳的通电宣言，不过是象征性的举动，没有实质意义。当然，王正廷也明白他要参加巴黎和会，非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不可。 虽然王正廷表面上婉拒了陆征祥的代表资格提名，但是他暗中一直通过美国的人脉关系来争取北京政府对其代表资格的任命。时任驻美公使顾维钧认为，王正廷是通过他的美国朋友、基督教青年会总会长穆德（Charles R. Mott）的帮助，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向徐世昌总统建议，任命王正廷为巴黎和会代表。又据唐启华的最新研究，徐世昌总统接受了美国方面的意见，任命王正廷为巴黎和会代表。1918年12月27日，北京国务院致电正在赴欧途中的陆征祥，告知：“主座以王正廷法律外交夙著才望，特加委为专门全权大使。”稍后，陆征祥抵达纽约，与王正廷接洽，1919年1月1日，王正廷与陆征祥同行赴法。 虽然王正廷最终接受了北京政府的巴黎和会代表任命，但是他的“代表身份”却遭到了广东非常国会议员的非议。当1919年1月18日，王正廷与陆征祥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开幕式时，在1月22日举行的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的投票会上，广东军政府提名的五名中华民国出席巴黎和会全权大使“伍廷芳、孙中山、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中，只有“孙中山和伍廷芳”获得通过，包括王正廷在内的其余三人遭到参议院的“否决”;于是，广东军政府设法疏通，改王正廷等三人为“特使，避去约法之拘束”。此前，某旅沪旧国会议员致函参议院议长林森，谴责王正廷“受军政府委任赴美国，于职务完了后，忽受非法政府之任命，随陆子欣赴欧，不胜骇异。请速咨请军政府，即发电照会，且提议除名。同时，并拟宣布罪状”。更有舆论指责王正廷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是“失节”行为，批评王正廷是“护法罪人，民国叛逆”，要求广东参议院将王正廷“除名，并通电各国，申明王正廷之任务为无效”。面对气势汹汹的舆论指责，王正廷早有心理准备。1919年1月5日，王正廷专门致函广东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表示其苦衷：“顾此初非为义气体面而争也，须知南方有人与会，则得与闻提议之内容，谈判之巅末，与其影响于国利民福者奚若，庶使邦人君子咸晓然于当轴者之所为，以昭示大公，慰我民望，吾党之所为龂龂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话虽如此，王正廷的代表身份问题在南方军政府内部一直是有争议的。1919年2月20日，广州军政府特派郭泰祺与陈友仁为赴欧和平会议专门委员。根据北京政府的任命，王正廷位列“五位全权代表”之一，其地位当然高于作为“专门委员”的郭泰祺和陈友仁。但是，郭泰祺和陈友仁根本不承认王正廷是“中国代表团内南方军政府发言人”，实际上只有他们二人才是“南方军政府所派代表”。 总之，王正廷因其全权代表资格来路不正，使其成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内部南北两方人士都不愿意“接受的人”。在北京代表看来，王正廷应该“代表南方”;但在南方代表陈友仁等看来，王正廷“根本不代表南方政府”。其结果是，王正廷在中国代表团内部陷入“尴尬无援”的孤立处境。王正廷无法从代表团内部获得其身份资格的合法性，他只能别求他途，显示其存在的价值。其办法，就是通过诉诸公众舆论，来证明其是一位坚定的维护中国民族利益的爱国者。 三、梁启超巴黎之行与及其“卖国谣言”的产生 无独有偶，正如王正廷的身份资格在代表团内部造成非议一样，研究系領袖梁启超的到来，有关梁氏此行的“身份”问题也引起中国代表团的怀疑与猜忌。此时，梁启超的研究系与徐世昌总统的“特殊关系”已经不是秘密，故而梁启超此行是“因私”还是“公务”，令外界捉摸不透。早在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总统在中南海集灵囿设立“外交委员会”，研究系汪大燮和林长民分别担任委员长与事务主任，日常工作由他们二人负责。实际上，外交委员会是徐世昌与研究系的合作平台，是听命于徐世昌，并由研究系人士控制的外交决策机构。徐世昌希望通过“外交委员会”针对巴黎和会提出符合中国利益的外交政策，用徐氏的话说，就是“诸君子研究有素，阅历较深，务希各竭心力，为我增益。当千载一时之念，为百年大计之谋”。 或许是为了避嫌，梁启超没有进入“外交委员会”，但他通过好友林长民对外交委员会施加影响，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在林长民的建议下，徐世昌派梁启超以“欧洲考察团”的名义，前往巴黎与欧洲各国联络。这种公私不明的安排，让梁启超的身份变得暧昧不清。所以，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员叶景莘认为，梁启超的身份算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会外顾问”。此外，北京外交部也通知陆征祥，梁启超欧洲之行得到徐世昌总统的允准，并且带有“全套外交案卷”。这种“名实不符”的情况，自然会引起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对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真实意图的怀疑。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人抵达英国伦敦，同行者有蒋方震、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等人。2月18日，梁启超一行抵达巴黎，“稍留观察和会情形，并代表中国为舆论之鼓吹”。然而，令梁启超始料未及的是，就在一个多月之后，他因谣传而徒然背上“卖国贼”的污名。这段谣言风波过去之后，梁启超在给梁仲策的信中，叙述了此事的原委： 三四月间谣言之兴，悬想吾弟及同人不知若何怫怒。尔来见京沪各报，为我讼直者复多，方揣测不得真相，其实此事甚明了，制造谣言只此一处，即巴黎专使团中之一人是也，其人亦非必特有所恶于我，彼当三四月间兴高采烈，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人所攘，故排亭林排象山;排亭林者，妒其辞令优美，骤得令名也;排象山者，因其为领袖，欲取而代之也。……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 梁的这段话意在说明，有关他卖国的谣言是因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内讧”而引起。所谓造谣之人，就是“专使团中之一人”，其实就是南方代表王正廷。所谓“象山”，是指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亭林”则是指顾维钧。在梁启超抵达巴黎之前，中国代表团内部就传说梁的到来与代表团人员变更有关。1919年2月13日，梁的随行好友徐新六和丁文江先行抵达巴黎并会见了中国代表团人员颜惠庆，颜在当日记载：“顾（维钧）说梁启超的到来意味着代表团人员有变动。”2月17日，据颜惠庆日记记载：“顾认为梁是来取代陆（征祥）的，陆时运不济，他是位‘笨伯。”2月19日夜，梁启超带七名随员抵达巴黎，次日中国外交部来电，“否认报纸的报道说梁将接替陆”。中国外交部为梁启超“辟谣”的来电，正好于梁抵达巴黎的次日来到。按理，外交部的辟谣电应该打消中国代表团成员对梁的“疑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颜惠庆对梁此行目的就深表怀疑。他在2月21日写道：“梁随带整套案卷而来：他的到来是反对王（正廷）的任命吗？”2月28日，颜惠庆从刘崇杰那里得知，北京政府派梁启超来此地“是来注意王（正廷）的”。由于刘崇杰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又是梁的随行人员，因此刘的说法值得注意。 梁启超抵达巴黎前后，正值中国代表团内部因代表排名次序问题，发生激烈争吵。1919年1月17日，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致电北京政府，按照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的顺序排列，建议正式任命中国出席和会的全权代表。然而，1月21日，徐世昌总统发布委任令，代表的顺序被调整为陆、顾、王、施、魏，北京政府也没有说明为何变更陆征祥所推荐的代表顺序。代表顺序的变更，使得王正廷、施肇基和顾维钧三位代表的顺序发生变化，顾维钧的位置被安排在王正廷和施肇基之前。自然，王、施二人对陆征祥产生了看法，并由此将顾维钧归在陆征祥一边。梁启超于此时到来，难免不令他们生疑。据梁启超的同伴刘崇杰说，梁来巴黎是受北京政府委托监督南方代表王正廷，那么王正廷对梁启超心存戒备也是理所当然。 梁启超到巴黎后，曾与“英国东方局长密商”，后者对梁说，“日本爱体面，为中国计，与其争直接交还之名，何如争山东实利”，其意在劝梁“要中国让步”。法国政务局长在与梁的晤谈中，也劝梁说“中国宜择定最后让步之说贴而坚持之”。显然，英法外交官与梁的谈话发生了作用。2月23日，梁启超致电北京外交部，电称：“吾辈着眼不在归还之名义，而在主权之实际。”颜惠庆的日记记载也证实梁启超曾有对日“妥协”之打算。2月21日，颜惠庆记载：“梁赞同同日本和解”。亦因为梁的这一“主张”，巴黎中国学生团体威胁梁启超说：“要末走，要末死！”或许，梁启超的这一主张被王正廷抓住了把柄。3月中旬，王正廷由巴黎致电上海报界说：“吾中国有因私利而让步者，此实卖国之徒也”，影射梁启超是卖国之徒。同时，梁启超卖国的谣言还传到美国。3月19日，徐世昌总统收到美国旧金山《中国世界报》主笔来电说： 顷闻谣传，梁启超呈请大总统将欧洲和会委员会召还并派新委员以代之，由梁启超为领袖。又日本利用梁党势力迫令我国政府不得将密约在和会宣布云云。以上谣传是否确实，即电请示。 在此期间，留欧华侨创办的《华工杂志》详细刊登了梁启超的“卖国消息”，其内容称：“乃近从外交方面得可靠消息谓，外电所传亲日派确为广东新会梁启超氏。并谓梁氏在巴黎暗中活动情形甚烈。其对于中日密约及吾国在和会所提出之事件，主张须先由中日两国开一委员会讨论通过，然后提交和会。如此办法是使吾国专使完全失其自由意思，即国家失其独立资格。吾民族所呼号奔走之国际平等、税法平等，宁有望乎。梁氏夙称阴谋家，不料其卖国自肥，竟至于此也。”4月9日，邵飘萍的《京报》转引“中美通信社”消息称，“中国卖国贼在巴黎，破坏中国专使举动”，并说明王正廷自巴黎来电，“可以证明卖国贼实在巴黎，且并非日人造谣中伤”。 与此同时，属于国民党系统的旧国会议员于恩波和阎容德等人请求护法政府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委派“梁启超列席欧洲和议”。他们在致外交后援会会长函中写道： 陆征祥徇段祺瑞之意，委梁启超為欧洲和会中日问题审查委员，一律列席。亲日派异常活动，顾王二使对日之计划将就失败。查梁启超为亲日派，久已昭著。所有丧权误国助乱，总总各事，皆伊辈所为。岂可堕伊诡计，任其列席。中国命脉完全断送。顾王二使对日举动，早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凡有宣言，无不以全国人民作二使之后盾。所有计划既呈失败之现象，民意机关岂可坐视不救。应请护法政府电致北庭，若委梁启超列席欧洲和议，护法区域决不承认。并电顾王二使完全行使职权，无论如何，勿为反对者所摇夺。 这些国民党议员指责“梁启超为亲日派，久已昭著”，实际上是党同伐异，他们所捍卫的是南方代表王正廷的权益。国民党人给梁启超扣上“亲日派”的帽子，称其为卖国贼，是因为双方“积怨甚深”，趁机报复，势在必行。显然，梁启超的卖国谣言已经不是单纯的亲日与否的问题，而是掺杂着派系斗争因素。梁启超是否卖国并不重要，关键是“卖国谣言”能丑化对方的政治形象，使其在公众面前名誉扫地。 随着梁启超亲日卖国的谣传在国内传播起来，一些抗议梁启超的电报或集会活动时有发生。1919年4月8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发表公电，批评梁启超“赴欧时曾声明私人资格，不预和议，言犹在耳。何意一抵法京，忽又干涉和会，侵及我国各专使权限，报纸宣传，绝非无因。”山东民众情绪也很激昂，报纸宣称“道路惊闻，群情愤激”。其中山东外交商榷会还将梁氏“亲日卖国”的谣言函寄国内各重要机关，请求舆论的支持。4月21日，山东各界民众在省会济南召开山东国民请愿大会，“不期而集者，众逾十万”，与会者对于传闻的“奸人卖国消息”，可谓“万众同仇，誓死力争”。会后，以张英麟为首的十万三千七百人致电北京外交部，恳请政府“将外交方针明白宣布，以平众愤而释群疑。” 事实上，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此时已经投向英美的怀抱，谣传说其亲日，显然是无中生有。不过，梁启超“卖国”的传闻，确实“事出有因”。1919年4月8日，《大阪每日新闻》揭露梁启超“被临时任命为中日商议委员，因中日两国委员间有协商之必要”，并分析说梁启超卖国谣传起因于中国代表团内部的派系政治斗争。其内容如下： 因中国之公式非公式委员间有亲美派亲日派，交通系非交通系各种团体。在此各团体中之少壮者，功名心重，每事互相倾轧，甚至置北京政府之对外方针于不顾。北京政府不得已遂以梁启超至巴黎之机会，命其谋中国委员之统一。据最近来日之江翰言，亦言梁之授命原因以此。以梁之行动虽受人攻击，然据外交委员会梁启超所寄之报告，观梁之主张，亦未必与日本委员一致，对于山东及青岛问题，且与顾王二氏主义相同。谓梁氏为日本所用，岂不大谬。 关于梁启超“卖国”谣言的缘由，法国报纸认为是，中国代表团成员“不度大势与责任”，“均是想出头角，露体面”，“有上项原因，于是卖国贼之说起”。梁启超此次巴黎之行，之所以引起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猜疑，还有其客观原因。亦如法国报纸所言：“以伟大人物如梁启超，苟各代表不阻止其任意宣言，彼必表示其反对各代表之意见。若斯人者，文学知识则擅长，财政知识则泛泛，外交则更无经验矣。自民国建设以来，梁启超之名字，已彰彰著著，伟大而显耀。使若大之人物，任此小职责，自无不议论纷纭。” 四、为梁启超辟谣而凸显的国内派系分野 梁启超“卖国”之谣传到国内之后，立即为敌对派系所利用，大肆宣扬，极尽攻击之能事。此时，梁启超“卖国”的谣言已经高度政治化。对于政治化的谣言，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于是，研究系成员以及国内的亲英美派势力纷纷出面为梁启超“辟谣”，为梁启超洗白身份。4月5日，蔡元培、王宠惠和范源濂领衔发出通电，其电称： 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乃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问题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极动各国视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 4月12日，梁启超的欧游同伴蒋方震、张嘉森从巴黎致电在国内的研究系要人汪大燮、林长民、张东荪等人，亦为梁启超“辩诬”。电文首先称“国内来电，有新会袒日卖国之谣，为之喷饭大笑”，继而述说梁等在巴黎的举动，末称，“造谣则奸也，而信谣则愚也。……吾辈一言一动，巴黎数十国之外交家、报馆均可作证。悠悠之口，何劳置辩”。同时，北京政府外发出“警察布告”，澄清梁启超非“亲日派”，布告说：“旋闻上海商学各界电致巴黎陆专使，有疑梁任公为亲日派等情事。此准陆专使及顾专使等复电称，梁任公来欧，言论主张均与本会一致，外间谣传各节，毫无根据。”此外，研究系机关报《晨报》《时事新报》《时报》都刊载为梁启超辟谣的电文，引导公众舆论。上海《时报》编辑包天笑发表时评，呼吁时人“查情揆理”，勿为“讹言”所惑： 如今所哄传某名流之卖国是也。我非敢为某名流辩护，但以我辈尝试观之，则认为一种讹言。此其中之有作用与否，非幕内人无从知之。惟此种讹言，不发生于与某名流反对鲜明之南方，而发生于北京。此则大可深思也。 包氏所谓“名流”，即指梁启超。根据北洋政府档案，我们也可以断定梁启超没有任何亲日意图。相反，梁启超认为巴黎和会为国际“开一新局面”，中国应趁此机会对“前此所谓势力范围，特殊地位，皆当切实打破”。也就是说，梁启超认为巴黎和会是中国打破日本在华特殊地位的机会。明明是反日派，却被诬蔑为“亲日派”，这个“卖国谣言”的确令梁启超很尴尬。梁启超身为研究系领袖而身遭“卖国”污名，个中缘由值得深思。研究系认为，梁启超遭受卖国污名，有如下三个原因： 有因外人待遇问题而妒任公者;有因从前党派成见而排任公者;有因欲固其亲日派地盘，包办卖国而攻任公者。有此三派，故某国人亦从中调拨，以扰乱吾举国对外一致之行动，而谋收渔人之利，于是而任公亲日之谣言，散布京沪矣。日本自欧战以来，藉其武力金力威吓利诱我国权阀，缔结各种不正当条约，此国人所痛心疾首者，而任公赴欧之大目的，即在此，乃人心无良，竟反以助日诬任公乎。 此段引文中，因“外人待遇问题而妒任公者”，盖指中国代表团中人，实指王正廷;所谓“因从前党派成见而排任公者”，盖指国民党系统旧议员;至于“包办卖国”的亲日派则是指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诸人。既然研究系认为梁启超卖国谣言的传播，亲日派曹汝霖等人难辞其咎，那么他们必然要对亲日派进行报复。借鉴政治对手的经验，是政治家惯常采用的手段。当中日两国签署的高徐、顺济铁路条约发表以后，国际舆论哗然，“以为中国政府自愿对于二十一条加一保证，授日本以极好口实”。此时，梁启超开始考虑由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诸人承担“卖国”之责，以为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展开新局”。3月6日，梁启超从巴黎致电国内的汪大燮，电文说：“为今计，惟有使订约之人担负，庶可挽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4月25日，研究系下属机关国民外交协会致电巴黎和会中国各专使，电称：“诸公负议和全责，……勿稍顾忌，勿受国内一部分人指使”，又说，“报载王专使电谓，有人对于条件利已让步，果有之，必系躬负责任之人”。所谓“躬负责任之人”即指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签署相关中日条约的亲日派分子。4月18日，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又刊登《袒日派卖国之大黑幕》一文，指出北京政府内部有亲日派与日本政府相互勾结，出卖国家利益，文章揭露说： 中美通信社消息云，顾维钧王正廷两专使在欧洲和平会议中提出山东问题，而日使小幡要求中国政府禁止专使之发言，此一事也，当犹在吾人之脑中，而不料今竟有极确实之卖国黑幕发现于北京也。本年3月1日，大阪每日新闻即谓，北京政府深不赞成顾王二使之行动，时时给以训电，禁止其反对日本。吾人见之，甚以为奇。以为中国即有亲日派，断不至如彼所言之情形。然心亦不能无疑焉。乃最近所得最切实之消息，则3月以内，外部即致电陆征祥，一电令其转告各专使对于青岛问题，切勿要求日本直接交还，有其他相关之中日交涉不必有所提议，尤不可对于日本专使稍有纷争之态度。此电之内容以中国政府对于此等事万分秘密，吾人不能知其详。但在3月25日前后，外交部确有此电致巴黎，则万分可信。然后知每日新闻之日本人消息甚灵。必有袒日派先向之吐露也。 需要注意的是，这则报道所登载的信息来源是“中美通信社”，该通信社并非一般的商业通信社，它实际上是美国威尔逊政府的“公共情报委员会”在中国的宣传喉舌。1917年下半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向来华考察工作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无线电科主任罗杰斯（Walter S. Rogers）建議，“中国需要来自美国的真实消息”，否则美国在华的新闻工作“只能受制于德国、英国以及日本媒体的自私性传播”;同年8月13日，罗杰斯致信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主席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建议加强美国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同年9月，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上海分会在上海成立，随后成立“东方通讯社”，之后改名为“中美通信社”，其负责人是卡尔·克劳（Carl Crow）。中美通信社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传播技术，免费向中国报纸提供来自美国的和世界的新闻，以服务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在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安排下，通过无线电每天向远东（中国）发送一组消息，从而使美国在华新闻宣传一改往日的被动状态，能够后来居上。如芮恩施所言：“这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我们对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情况有一个近乎相当全面的了解。在中国，大家都特别欣赏巴黎和会的新闻服务。中国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欧洲”。有了充分的信息渠道，研究系的《晨报》与中美通信社在打击亲日派的舆论宣传上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随后，《晨报》还专门报道亲日派、驻日公使章宗祥的回国行踪，竭力营造反对亲日派的舆论氛围。4月22日，《晨报》刊登《东京特约通信：留学生与章宗祥》，将章宗祥的名字与“卖国贼”联系在一起，其中写道： 本月10日，章宗祥回国。……先是章到东京驿时，见有留学生百余人，心中颇形喜色，意谓临行送别，方欲表示歉意，未几白旗飞扬，旗中所书不一。或卖国贼，或祸国，或炭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等字。登车时，齐呼卖国贼。 接着，北京《晨报》又报道：“驻日公使章宗祥近因中日亲善问题欲亲与政府接洽，告假回国。临行有留日学生相送于途，群以卖国贼呼之，且为标帜于白旗上。章氏因此戒备，乃绕道高丽，同行者有日人侦探保护，抵奉时，又得张作霖督军派中国侦探数名随行，以防不虞。今日午前，抵津。闻其离日本之前，已托其亲属在天津日本租界内购有最新式之洋房一大座，约在20余万元左右。章抵埠时，欢迎者有曹汝霖代表，陆宗舆代表，曹锟、曹锐代表等。”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则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签署的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以及1918年9月份的中日协定，宣称“此种条约如不废除，日本即永远据为外交口实”，其意无非是让曹汝霖等亲日派承担“卖国之责”。与此同时，梁启超发给国民外交协会的通电，被国内媒体纷纷转载。上海《时报》刊登的梁启超致国民外交协会电，其中有言：“高徐顺济条约形式上系我自动，不啻甘认日本袭德国利权。”研究系公开批判亲日派签订的中日条约是“卖国条约”，等于向国人宣示以曹汝霖为首的亲日派就是“卖国贼”。 简言之，由王正廷攻击梁启超为“亲日派卖国贼”，到研究系报纸指责曹汝霖为首的亲日派是“卖国贼”。无论“卖国贼”的所指对象为何人，但舆论所认定的“卖国贼”标准都是一致的，也就是所谓的“亲日派”。在当时的情境下，亲日派俨然就是卖国贼。这反映了巴黎和会期间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激化到难以调和的地步。 五、“反日就是爱国”：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定表达 这时国内忽然兴起的“顾维钧与曹汝霖之女订婚”的谣言，进一步说明亲日派已经处于众矢之的的境地。4月27日，上海《时报》刊登《外交变化之西讯》一文，详细报道了顾维钧与曹汝霖之女订婚的“消息”： 大陆报云，昨夜（25日）上海得一可惊之消息，据云亲日派已在巴黎和会战胜。京中亦已接到此项电报，全系曹汝霖之势力。又云顾维钧已趋附曹派，且有与曹之女定婚约之说，王正廷辞职之原因，想即为此也。沪上政客闻之，初犹不信，但知顾曾与曹有旧交。顾之得入政界，系唐绍仪之力。其后，又以女嫁与顾（唐女已于数月前患瘁症死于美）。如此外交失败消息，传至此间，始与上海和会有大关系。盖南北两方面暗中已有人运动不承认和会所解决者，务使皆大失望云。字林报云，此间华人得京讯云，巴黎中国和议代表，已抛弃其反对日本之态度，而与亲日派携手。此亲日派之主脑为曹汝霖在北京。 若昨日所传顾维钧事，各党不问其所以然，辄信以为真，毫不追究之也。吾人默察近数年来，中国之旧道德大都丧亡，尊命之说无人问。中国人之特别爱国心，如排外与不肯更易朝代，亦已不见。今所仅见者，一二青年志士断指在白粉墙上书数字而已。乃指创尚未愈，此志士已忘其所发愤之事为何。更如诚信与信托，亦渐次消灭。若在政局中，信托二字，尤难言之。惟西人却不因之失望。总望中国可以自强。华人或不自知，必今后各大国凡与中国有商务关系者，或将来以经商之法解决此多故之中国。届时一班自私自利之中国政客万无容身之地。 其实，顾维钧与曹汝霖之女订婚本是一则虚假消息。由于此时的国人非常“反日”，对“亲日派”深恶痛绝。故而，顾维钧娶“亲日派”曹汝霖女儿为妻，这则谣言影响极大，甚至引起了上海美国总领事托马斯·萨门斯（Thomas Sammons）的关注。1919年4月26日，托马斯·萨门斯特意向美国驻京公使芮恩施汇报此事，说“今天的《大陆报》（Chinas Press）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中国的亲日派已经控制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特别是顾维钧已经被日本人征服，因为顾已经与曹汝霖的女儿订婚。王正廷也因此辞去代表职务”。 与前述梁启超卖国谣言的产生一样，仍然是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向外界散布了顾维钧娶曹汝霖之女的假消息。王正廷之所以如此，大约与他在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中的处境孤立有关。1919年2月21日，颜惠庆在王正廷家吃晚饭，“听到顾将与曹汝霖的幼女缔姻”。王正廷诬称梁启超为顾曹两家联姻的“冰人”。如戊午编译社所说：“适有梁大文妖运动西渡，曹汝霖氏遂思得良策，厚结梁氏，博其欢心，大排陆征祥并许以梁代陆，而梁遂为曹之鹰犬矣。……梁到欧后，急晤顾氏，自任冰人，谓曹家小妹，貌可倾城，财尤山积，如肯缔姻，愿以五十万备装奁。顾大艳羡，婚约以成。”顾曹联姻的谣言本身不足论，但此事反映出国人仇视“亲日派”的一般心理。研究系、国民党人、新交通系都曾试图利用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指称对方为“亲日派”，进而赋予政敌“卖国贼”的身份，使其失去舆论的同情。如论者所言：“谁有力量把对方与敌人拉在一起，扣上帽子就可以打倒对方，这是中国近代政治斗争的老方法，也是應用排外情绪为政治武器的典型例子。” 当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山东主权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随后，中国各地兴起了长达数月的反日运动。在巴黎的卢特西亚宾馆（Hotel Lutetia），中国代表王正廷接受了美国杂志《展望》（Outlook）记者格里高利·马森（Gregory Mason）的访谈。王正廷借机发表了一番“反日言论”，他说： 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给予日本，会威胁全世界的和平。我们会向国联上诉来推翻和会的这一决定。如果日本真的在山东获得那些特权的话，山东就会变成“东方的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你们美国人可以想想，如果加利福尼亚州给了日本，你们会有什么感觉？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们对山东问题的看法了。或者换一个例子的话，如果因为英国在将德国人驱离比利时的过程中起到的决定作用，而将安特卫普（Antwerp）给予英国，比利时人会怎么想？ 毫无疑问，王正廷在巴黎和会期间自始至终都是以一位“反日派”爱国外交官的面目而呈现在时人面前。无论是他攻击梁启超“亲日卖国”，还是散播“顾曹联姻”的谣言，无非都是为了向外界证明他是坚决的“反日派”。且不论王正廷与梁启超、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期间的私人恩怨，他敏感地把握到中国公众的“反日心理情绪”，并利用此种“反日心理”通过“谣言”的方式来引导公众舆论，确实“棋高一着”。当梁启超在受到“亲日卖国谣言”的攻击之后，进而攻击曹汝霖为首的亲日派为“卖国贼”，梁启超是否从王正廷那里获得了启发，倒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不管怎样，巴黎和会期间王正廷因代表资格问题而引发的身份危机，及其通过发表“反日言论”来证明其爱国立场的系列举动，都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由“民族主义主导一切的”全民政治的新时代。用王正廷的话说：“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正在缓慢地觉醒。中国终将重返先进文明国家行列，恢复昔日的荣光。” ① 关于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与牧野伸显的辩论记录稿，详见金光耀、马建标主编：《顾维钧外交演讲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1-14页。 ② 已有学者对王正廷的代表资格问题有所讨论，但没有将王正廷的代表资格与其在巴黎和会期间引发的身份认同以及王氏散播谣言的意图联系在一起，加以讨论。相关论著，参见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9-42页;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2-157页。 ③ 《收驻美顾公使23日电》，1918年10月2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档号：03-37-005-02-001。 ④ 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1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777页。 ⑤ 《陆总长来电》，1918年11月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档号：03-12-008-02-020。 ⑥ 《电陆总长》，1918年11月14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档号：03-12-008-02-033。 ⑦ 《孙洪伊致吴景濂等函》，1918年1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42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 ⑧ 《李纯致钱能训电》，1918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4页。 ⑨ 《钱总理复伍朝枢电》，《晨报》1918年12月21日，第2版。 ⑩ 《岑西林来电》，《晨报》1918年12月21日，第2版。 李家璘、郭鸿林、郑华编：《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3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2-264、277-281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7、179页。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7页。 《收国务院27日来电》，1918年12月3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档号：03-13-067-02-001。 《谢持告广州国会选举欧洲和会代表经过上总理函》，1919年1月26日，收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8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319-320页;以及《广州旧参院之新闻》，《晨报》1919年1月24日，第2版。 《旧议员请召王正廷》，《晨报》1919年1月8日，第3版。 《崔馨请惩办王正廷之要电》，《民国日报》1919年1月9日，第2版。 蔡鸿源、孫必有、周光培编：《南方政府公报》第1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转引自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第159页。 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144-145、145页。 《总统在外交委员会之演说》，《晨报》1918年12月20日，第3版。 《收北京外交部16日电》，1918年12月29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档号：03-13-067-02-001;以及《发法京陆总长电》，1919年2月1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档号：03-13-071-04-00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5页。 1919年3月下旬，上海英文媒体就有报道宣称，梁启超在巴黎负责直接与日本交涉山东问题。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83-884页;“Chinese People Roused： Oppose Japans Claims，”The Shanghai Times， March 25， 1919， p.7. 上海市档案馆：《颜惠庆日记》第1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823、825、826、827、831、827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秘笈录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8页。 金光耀：《顾维钧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63、52、63-64页。 《收法京梁前总长电》，1919年2月26日，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52页。 《王正廷专使致上海報界电》，载吴天任主编：《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406-1407页;有关梁启超亲日风波的概况，另见应俊豪：《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第120-130页。 《附件三》，1919年3月19日，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70页。 《旅欧华人近况》，载《华工杂志》1919年第33期，第14-15页。 《王正廷电攻卖国贼》，《京报》1919年4月8日，第2版。 《旧议员两告后援会》，《时报》1919年4月4日，第2张。 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与国民党人就发生党派冲突，双方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展开“革命与改良”的激烈辩论。1912年民国建立之后，梁启超的进步党支持袁世凯排挤国民党人，两党水火不容。1917年参战之争中，梁启超支持段祺瑞排挤国民党议员。详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第40-45页。 《沪商团对于辩护梁启超之答辩》，《益世报》1919年4月12日，第2版。 《收山东省长沈铭昌电》（1919年4月21日），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89页。 比如，山东外交商榷会曾致函湖北督军王占元，信中所称：“乃者中外宣传，日人在巴黎阴谋运动，利用吾国奸人从中破坏，并有日人将据鲁权之说”。按这里所谓的“奸人”，其实暗指梁启超也。详见《收湖北督军署快邮的代电》（1919年4月12日），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77页。 《收山东国民大会张英麟等电》（1919年4月22日），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90页。 《梁氏赴欧原因之东讯》，《时报》1919年4月16日，第2张。 《法文报纸对于中国代表及梁任公之论调》，《时报》1919年4月17日，第2张。 《法文报纸对于中国代表及梁任公之论调》，《时报》1919年4月18日，第2张。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7页。 《蒋方震张嘉森由法京来电》，《京报》1919年4月19日，第3版。 《警察布告》，《时报》1919年4月21日。 笑：《某名流之卖国谣》，《时报》1919年4月10日，第1张。 《梁任公与我国媾和问题：国民勿受人愚弄》，《晨报》1919年4月6日，第2版。 《国民外交协会之要电》，《晨报》1919年4月16日，第3版。 由于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主张公布中日密约，顾氏因此被日本人认为故意煽动中国人的反日情绪。详见，“Chinas Treachery： Wellington Koo Accused of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The Shanghai Times， February 18， 1919. “Letter From Walter S. Rogers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Department of State，ed.，Public Diplomacy：World War 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4， pp.4-5. 马建标：《塑造救世主：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Paul S. Reinsch， “Report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the Quarter Ending December 31，1918，”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f United States ed.，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9， Vol.1， p.283.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4. 〔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6页。 《东京特约通信：留学生与章宗祥》，《晨报》1919年4月22日，第2版。 《章宗祥已抵天津》，《晨报》1919年4月26日，第2版。 《山东问题之京讯》，《时事新报》1919年5月3日，第1张第2版。 《梁任公致外交协会电》，《时报》1919年4月25日，第1张。 《外交变化之西讯：顾维钧趋附曹汝霖》，《时报》1919年4月27日，第1张;另见《曹顾联姻之失实》，《京报》1919年4月28日，第3版。 “Allegation that Mr. Wellington Koo Haid Turned ProJapanese，”April 26， 1919， 893.00/3120.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美国国家档案馆缩微资料， Roll 21， 893.00/3041-3140. 上海市档案馆：《颜惠庆日记》第1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827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09页。 廖光生：《排外与中国政治》，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第297页。 “Chinas Case For The World： Interview With C.T. Wang，”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September 6， 1919， p.633. （责任编辑：许丽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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