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中国通商口岸的布局与云南省城开埠研究》-哲学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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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中国通商口岸的布局与云南省城开埠研究

范文

〔摘要〕?清季中国已开各类通商口岸数十个，但地理分布偏向中东部沿海及沿江地区，存在严重的布局缺陷。西南、东北相对孤立，未能与中东部地区有效连接，其中西南地区问题尤为突出。四川与云南之间缺乏顺畅的商贸通道，贵州完全没有开放口岸，而云南已开口岸均在边境市镇，与经济相对发展的滇中及滇东地区相距甚远。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省城主动开埠，不设租界，自主管理，权自我操，成为中国西南第一个省会级通商口岸。省城开埠不仅促进了云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通商口岸的既有格局，优化了西南地区的商贸网络，是中国早期“西部开发”的积极尝试。

〔关键词〕?近代中国;口岸布局;云南省城;开埠通商

〔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6-0157-09

〔作者简介〕杨勉，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0066。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西部开发”战略。该战略实施以来，对中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若作历时性观察，“西部开发”虽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却也不是全无历史前奏。事实上，早在110年前，近代国人就开始了主动对外开放国门、发展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尝试。①

这一尝试与当时中国对外开放口岸业已形成的地域分布格局有关。人所共知，近代中国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00年庚子事变结束签署《辛丑条约》，共开放了40多个通商口岸（treaty port）。在列强强索口岸的刺激下，中国民族主义兴起。1898年“百日维新”至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决定自主开埠通商，改变了中国只有条约口岸的被动局面，中国的口岸数量也因此倍增。②然而在中国口岸开放之初，由于是应不同国家要求而开埠，缺乏对中国自身需求的考量，很少顾及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导致中国口岸分布不均衡，一些地方叠床架屋，密集存在，一些地方却寥若晨星。其中西部地区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这一状况已成中国统治者的急务。

以此为背景，1905年，在地方官绅倡导下，经朝廷批准，云南省城昆明宣布开辟商埠，自筹资金，自定章程，权自我操，对外开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通商口岸的分布格局，使中国西南地区有了第一个中国政府自主开放的省会级通商口岸，有效联络了川、鄂、桂、藏等省区商贸，而且改变了云南只有蒙自、思茅、腾冲、河口等城市级别较低且地理位置偏向滇西南的商贸口岸的状况，将口岸辐射遍及云南全省，带动了全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中国早期“西部开发”的一次艰难尝试。

一、清季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布局及其存在的问题

对清季中国而言，已经开放的数十个口岸能否满足日益增长的内外贸易的需要？1852年，英国驻广州代办密切尔在一份报告中称：“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和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这好象是一个奇怪的结局。”③密切尔所言虽出自1850年代，但之后半个世纪，中国口岸开放数量与外贸需求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真正解决。

抽象地看，清季中国所开通商口岸已不算少，但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并不简单取决于口岸数量。从技术上分析，口岸的数量与对外贸易的需求成正比，而与口岸的大小规模、辐射范围及交通状况成反比。对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维持一个基本的数量固然必要，但区域性的布局，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在交通不甚发达的清末，中国已开通商口岸的辐射范围很难遍及中国全部重要经济区域，而这种辐射作用，直接与口岸城市的大小级别相关。

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曾根据克里斯塔勒（Walte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Central place theory），提出清季中国区域系统研究的方法，并据此将“中国本部”划分为9个经济区。④由于各经济区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施氏又按人口数量与经济水平将中国城镇区分为8个等级。其中“全国性大城市”有6个，其城市核心区人口在66.7万以上;“区域级大城市”18个，其核心区人口在21.7万以上;“区域级城市”38个，核心区人口在7.35万以上。依次从“中等级城市”递减至最低级别的“一般集镇”，其核心区人口为210人。⑤

按照施坚雅所作城镇级别区划，在中国的6个“全国性大城市”中，除北京和西安分别因政治和交通原因未辟为通商口岸外，截至1898年，其他4个“全国性大城市”都已开埠。这4个“全国性大城市”作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匀称分布在华东（上海）、华中（武汉）、华北（天津）、华南（广州），形成4大经济板块。从地理上看，4大城市之间相距甚远：上海至广州直线距离约1100公里，天津至上海约900公里，上海至汉口约650公里，天津至汉口约950公里，汉口至广州约800公里。雖然4大城市之间尚有若干中小城镇辟为商埠，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以这4个城市为中心形成的通商口岸格局显然不足以承担近代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重任。⑥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已经开放的4个全国性大城市及周边中小开埠城镇并没有覆盖施坚雅划分的中国的9大经济区。空白地带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东北暂且不论。西南为云、贵、川三省，最大的城市为重庆和成都。就人口而言，重庆应该可以列入施坚雅所说的“区域性大城市”。清末重庆城区人口达到30余万（1895年为30.2万，1900年为31.6万，1905年为33.1万，1910年为34.7万），已超过成都（26.5万）。⑦重庆是1891年1月依《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开放的。从开埠前入川洋货总值来看，1882年，渝埠商务报告显示的数额已达400万两，重庆因此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的第四位销售中心”，让英国人对重庆寄予极大希望。⑧

然而英国人没有料到，由于传统经商模式的制约，辟为“口岸”后重庆的商贸并不理想。1892年禄福礼（H.E.Fulford）在致索尔兹伯里的报告中写道：“到目前为止，重庆的贸易条件整体上还没有受到开埠的影响。这就是说，分发贸易仍然完全掌握在本地商人手中。……在目前的条件下，外国商人能否战胜早已建立并且组织严密的本地商行还是个问题。但是他们可以更深入地推进子口税制度以尽量扩大贸易。迄今为止，重庆是子口税制度的终点站。为了抵制繁重的厘税，应该把子口税制度推广到川省的每一个角落，并深入到川省邻近地区。但如前所述，以往这种努力遭到了明显的失败。”⑨

可能是受此影响，也可能还有政治的考量，在施坚雅划定的城市序列中与重庆处于同一级别的成都一直没被辟为商埠。1902年，通过《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四川虽增辟万县为通商口岸外，但因重庆上游长江江面狭窄，水流湍急，不便通航，渝、万商埠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长江连接四川与武汉之间的商贸，其辐射作用难以外达云、贵地区，导致西南地区外贸体系一直不健全。

就云南而言，清末该省符合施坚雅“区域级城市”人口标准的（73，500城区人口标准）只有昆明。昆明位于云南中东部，据1909年冬季调查，该城内外9区人口总数为91，800人。⑩虽然截至清末，云南已有蒙自、思茅、腾冲、河口4处通商口岸，但这些口岸城市级别较低，人口较少，且基本分布在滇南和滇西靠近边境的地区，与经济相对发达的滇中及滇东地区未能连成一片。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该4处口岸基本服务于边境贸易，辐射范围很难及于滇中及滇东。

清季中国外贸发展状况不佳，成因固然甚多，但交通条件落后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中国铁路建设刚刚起步且步履维艰的情况下，通商口岸转运货物主要依靠海陆水道。1892年龙州海关税务司曾指出：“大体言之，只要能够的话，贸易均采水路。”B11?陆路交通条件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广大远离江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至于云南，因僻处西部，开发较晚，省内外交通条件更是落后。从1905年之前已开口岸的分布及其与省城的距离上看，即便是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昆明到思茅的距离也有417.3公里，到腾冲700公里，到蒙自279.6公里，到河口430公里。若按当时逶迤弯曲的道路计算，实际距离可能成倍增加。由于与经济发展较好的滇中及滇东地区相距遥远，交通不便，增加口岸已成发展对外商贸的急务。中英《烟台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表示：“滇案及通商各事，将就议结，非多添口岸，无以饵英人。”B12?已意识到中国口岸开放数量与日益增长的外贸需求的矛盾。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1905年清廷新政升级到预备立宪，经济改革也随之加深之后，从戊戌年开始的自开商埠政策实施也上升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政府自主开放的通商口岸大幅增加。截至清末，中国的自开通商口岸达到36个，加上条约口岸，中国各类通商口岸总数接近70个。大量口岸新辟，既应对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商埠布局。云南省城开埠就是当时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

二、云南省城辟为商埠及相关制度建置

云南省城开埠，除了适应中外日益增长的通商贸易需求之外，尚有因应甲午战后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东西列强侵略的现实考虑。

云南僻处西南边陲，商贸素不发达，当地官民也从来未把开埠视为当务之急。然而在英、法商人看来，省城开埠却具有使云南门户洞开的价值，意义非比寻常。B13?1875年“滇案”发生，英国凭借武力，威逼清政府于次年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为落实该条约及之后中法之间相关条约中涉及开埠的规定，1889年至1901年间，英、法两国通过签订“商务专条”，强迫清廷将蒙自、思茅、腾越、河口辟为“口岸”，商贸得以开拓，却未满足英、法等国在中国西部从事大规模通商贸易的需求。《庚子条约》签署当年，滇越铁路开工修建，为滇省商贸带来发展新机，也给列强经济渗透提供了方便。法国委任的越南殖民地总督兴奋地表示：“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物產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且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揽其开办权，以收大效。”B14?英、法向中国西南拓展势力的用心可见一斑。

面对滇越铁路开通可能带来的巨大商机和列强入侵的潜在威胁，云南官民亟思对策。1905年，陈荣昌上书云贵总督丁振铎，祈将昆明辟为“口岸”，对外通商，指出主动开埠对通商及维护国家主权均有助益。B15?丁振铎深以为然，于同年3月将此议上奏朝廷，经军机处与外务部合议认可，5月11日，朝廷正式批准丁督所奏。昆明开埠遂由地方官绅的主张，变为朝廷决策。B16

不过尽管奏准设立商埠，昆明实际开埠工作却颇费周章。主要困难在于开办经费没有着落。云南位于西南一隅，各族杂居，开发甚晚，经济滞后，地方财政主要依靠他省“协济”。清末因推行“新政”，百废待兴，用款倍增，进款却因“协济”难至，府库空虚，而开埠又需款巨大，事事捉襟见肘。无奈之下，乃决定奏请朝廷，援济南开埠之例向海关借款，却未照准。B17?因借款无着，开埠工作被迫延宕。

1909年，经长达8年的建设，从昆明通往越南海防港的滇越铁路全线贯通。借此契机，云贵总督李经羲再次奏请拨付开埠经费。B18?奏折呈上后，奉旨交度支部议复。该部建议由山东胶海关“借拨”库平银15万两，由滇省各海关“借拨”库平银5万两，合计20万两，支持开埠，至于局用、巡警等费，则由滇省自行筹办，获朝廷批准。B19?于是，昆明开埠经费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云南省城开埠面临的另一困难是常年经费筹集。与“开埠经费”不同，“常年经费”主要用于维持商埠营运，可大致分为商埠设施维修费、水电费和员吏薪酬三类。其中员吏薪酬最为大宗，仅警务费一项，每月便需薪饷银1391两，全年应支饷银16，693两。B20?除了警务费，其他支出也为数不菲。

为解决这一问题，云南官绅想尽办法。昆明商埠的常年经费主要来自向商贾收取的捐税。按照《云南商埠规条》规定，商埠应设立各类机构分管具体事务，所需维持经费，概由商埠通过捐税方式自行解决。所谓“捐税”，包括码头费及执照捐、巡捕捐、房捐、铺捐、行捐、车捐等项。通过征收税款与商民捐献，维持商埠运作的“常年经费”得以大致解决。B21

经费落实后，商埠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勘定地界。昆明系在紧贴城市南门和东门的地段建设商埠。开埠之初，按照云南商埠局的规划，商埠分为三段：“以南关外鸡鸣桥起至奏功桥止为西段，以奏功桥起至明通河太平桥止为中段，以太平桥起至金汁河桂林桥聚奎楼止为东段，均为本国与外国商人寄居、通商之地，其四至均竖立界石为凭”。B22?最初建成的商埠后来被称为“商埠第一区”，是为昆明主要商贸地段，清末昆明的商贸大多在这一区域进行。进入民国之后，商贸拓展，原有的商埠区显得过于狭小，于是又在东门外开辟“商埠第二区”。B23

不仅如此，云南官绅还为制定规章制度费尽心机。因事属草创，缺乏经验，丁振铎致电湘、鲁等省巡抚，借取开埠章程参考，获鼎力支持。B24?以湘、鲁等省开埠章程为蓝本，1905年12月，云南粮储道增厚、布政使刘春霖、按察使陈灿、补用道方宏纶会同拟订出昆明《商埠工程局规条》共20款，对工程局的用人及有关公共设施建设做了详细规定。

《规条》第2款规定，埠内工程，无论是筑路还是建设码头，均须由熟谙工程技术之人主持。若延请外国工程师，则不但所费甚巨，而且难以协调关系。因此，“宜访求华人之熟悉工程者，延聘到局，招募本省及邻省上等工匠教授”，“就现在工程督率习练”。考虑到西洋各国“建筑设有专科”，故“宜选派学生出洋学习，为将来经久之计”。第4款对建筑材料采办做出规定。鉴于埠内建设所需物料甚多，临时采办难免价昂物劣，有此无彼，延误工期，故“拟请由工程局提倡招商，设砖瓦木石公司，雇工开窑，先烧砖瓦，次采办木石各料，庶可省费应手。”第7款强调工程局对于租户建筑的审核权。埠内租户有所建造，须于起造前15日将设计图送呈工程局和警察总署，查看有无违碍侵损公益及工料不坚之情，“倘有不妥，由工程局指示改良”。第19款规定，埠内若有“特动之工程”及兴办公益事业，应由工程局、税务司会同各国领事及“公议会”代表召开特别会议，公议办法，“按户劝捐”。B25?其他条款分别涉及疏通河道、开挖沟渠、种植树木、起造坟地、建造教堂等，无需赘述。

按照章程规定，昆明成立了商埠工程局。1922年昆明成立市政公所，下设工程科，取代工程局，专门负责城市的规划与建设。1928年又在新成立的昆明市政府中设置建设局。这些机构设立后，“力谋市政之设施，即着手于市街之改造”，先后进行了旧城墙拆除、旧城楼改造、城区拓展、环城马路修筑、路面平整、路灯安装等多方面市政建设。值得注意的是，昆明市政公所注重城市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成立不久，就制定出打造园林城市的计划，全力推进昆明的园林改造与新建。大观楼公园、古幢公园、圆通公园、近日公园、西山公园等相继建成开放，龙泉观、太和宫、筇筑寺等庙宇寺观也开辟成可供游人和香客游览观光的名胜。这一切，为昆明发展成历史文化名城奠定了基础。B26

由于昆明商埠属中国自开，没有租界和外国巡捕房，治安完全由地方政府负责。为做到有章可循，商埠总局拟订并颁行了《商埠禁令规条》。B27?《规条》共5章凡24节，内容包括保安、交通、卫生、风俗及违禁处罚等5个方面。对埠内居民日常生活应当遵守之规则，大至生死迁徙呈报，细至垃圾废物堆放，都做了明确规定。对于贩卖毒品、贮藏军火这类违法行为，严加禁止。此外，奇装异服、淫亵书刊等，以其有伤风俗教化，亦在禁止之列。B28

此外，为适应对外贸易之需，昆明商埠还榷关征税，开关时间是1910年4月29日。B29?由于开埠之初外贸数额有限，昆明最初建立的只是蒙自海关的分关，由蒙自关署派员监察关务，所需建设与运作经费由总督府划拨。B30?随着开埠后商贸需求急剧上升，进出口贸易数额增大，昆明分关的作用日益彰显。1942年，昆明分關升级为正关，与蒙自关不再具有隶属关系，而以前的腾越、思茅两关则降格为昆明海关的分关。从此昆明关成为云南境内最大的海关。B31

上述各项章程规条的制订及相关机构设施的成立完善，为昆明商埠建立起一整套软硬设施。章程中的许多条款，比如工程局规条中有关招商及设立公司以促进商埠建设、城市建设的规划，以及建立巡捕专司警政等规定，体现了明显的近代精神，堪称中国人以近代方式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在制度上的可贵尝试。

三、开埠后云南省城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云南省城开埠后，商贾云集，内外商贸长足发展。与此同时，近代工业开始起步。适应工商经济发展之需，近代金融业也逐渐兴起。这一切，吸引了大量人口涌入商埠，城市化进程加快，云南省城的经济与社会均发生巨大变化。

（一）内外商贸的发展。1909年，即正式开埠的第一年，便有87名外国人进入昆明商埠从事各种活动，内含从事商业、药业和工业活动者有37人。B32?以后在昆外人逐年增多。外商的到来，为商埠带来了从事商贸等经营活动所急需的资本和货物，拓宽了既有商业活动的经营范围。下表或能部分反映开埠之初外商在昆经营的大致情况：

外商在昆洋行资本额及经营品种B33

洋行名国别设立时间经营品种资本额经理人

安兴洋行帮沙为利公司续沙利耶洋行歌胪士洋行保田洋行若利玛洋行府上洋行普利洋行徐璧雅洋行法国大药房法国法国希腊日本希腊日本法国法国法国1900年左右1906年左右1906年1909年1911年1913年1914年1919年1920年各国洋货铁杂匹头机械铁杂食品匹头各色杂货各色洋货日本杂货洋纱华洋杂货西药2500万法郎1000万法郎50万滇币5万滇币15万滇币3万滇币1000万法郎7万滇币3万滇币唐建勋葛色尔马瑞卿（滇籍）沟延总平李化南府上金三郎郭文昭徐璧雅巴海利

由上表可见，从奏准开埠至1914年，前后不过数年，昆明商埠所引外资便超过2000万法郎，加上70万滇币，其成就殊为可观。《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述说：开埠之后，“欧美（及）全世界之舶来品，无不纷至沓来”，“异域货物，充斥阛阓”。城内从马市口到德胜桥，“两旁的商店塞满的宝货，无非是洋纱、洋布、洋纸、洋匹头、洋酒、纸烟、罐头、洋杂货、洋铜铁器具、玩具等件，应有尽有，无一不备”。B34?这应该是客观真实的历史记录。

在昆明的进口货物中，棉货最为大宗，煤油、烟草、人造靛、糖、钢材、纸张等次之。以棉货为例，云南全省每年进口棉纱布匹价值在1000万元以上，而昆明每年仅棉纱进口即达4、5万件，占全省棉货进口总值的70%。出口贸易除鸦片外（详后）以皮毛贸易数量最大。昆明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皮毛生产和销售地，云、贵、川、康各省区所产皮毛汇聚于此，经过加工，一部分投入国内市场，一部分投入国际市场，主要销往美、日，其次是英、法。1919年，昆明山羊皮出口价值达81.8万美元。猪鬃出口数量也成倍增长。B35

（二）近代工业的起步。滇省近代工业发展滞后。“洋务运动”后期，地方政府在省城创办了两家官办性质的企业，云南的新式工业开始起步，却步履维艰，当时并无民营近代企业。B36?省城开埠后，情况发生变化。开埠头5年，昆明民营近代企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20家。民国建立之后10余年内，又有45家工厂拔地而起，投资总额达70万元。尽管创建之初昆明的工厂因资金匮乏，规模较小，却大多使用了机械设备，有的甚至以电力驱动，在“生产力”方面体现出鲜明的近代工业特质。B37

在开埠后创办的数十家近代工厂企业中，由王鸿图等人通过股份集资方式兴办的“耀龙电灯公司”最具近代企业色彩。公司设备及技术均从西门子公司（Siemens）购买引进，为向昆明提供生活及生产用电，公司投巨资兴建了石龙坝水电站。电站选址昆明西山区境内的螳螂川上游，装机容量480千瓦，是中国第一个水电站，在中国电力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此，德国《西门子杂志》曾载文称赞说：“在这个国家偏僻的内地，在那远离世界潮流和西方文化隔绝的地方，也已有人将西方技术成就移植到自己的土地上，一些卓越的知识分子和有关方面敢于开拓的人士就是这么做的。”B38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民办近代工厂数量增加，昆明近代工业中的“生产关系”也潜移默化，发生质变。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立场观察，开埠前，昆明的近代企业因操纵在“洋务官僚”手中，基本属于“官办”，数量甚少，具有垄断性质。开埠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官商合办”，垄断为之打破，私营经济成分增加。再往后，“商办”逐渐取代“官办”与“官商合办”，成为昆明近代工业的主要运营模式。一些精明商人甚至改变只将经商所得用于购置田产及房产的习惯做法，投资近代工业，将部分商业利润转化为产业资本。最典型的是耀龙电灯公司，商人在公司主要投资人中占比高达84.2%，居于控股地位，通过投资入股，一身二任，在继续做商业生意的同时，成为电灯公司的股东或企业经营者。B39

（三）近代金融业的兴起。工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金融业的兴盛。清末民初是中国自己创办近代银行的时期，开埠之初，昆明商民即致力于与传统票号钱庄不同的近代金融机构的建设。1909年昆明设立了大清银行云南分行，1912年12月，云南第一家省立地方银行滇富银行在昆成立。

滇富银行虽因准备不充分未筹措到原定的500万资本，但到20年代初已有150万元硬通货，加上两次借到滇蜀、腾越铁路公司路款68万元，总资本超过200万元，成为“滇省金融机关之中心”，左右了昆明的金融市场。滇富银行主要贷款对象是各商号，仅1913年就发放各商号贷款3，022，799元。因富行系“以中央名义，纸票流通甚易，商家存放亦多，营业正盛”，对昆明商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B40

值得注意的是，昆明近代金融业一开始就与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内外汇兑十分活跃。1932年改组后成立的滇富新银行，实有资本1600万元。该行能促使昆明金融市场趋于稳定，除了行长缪云台推进管理外汇、统一币制、限制白银外流等改革措施外，显然与所拥有的资本量有关。从业务范围上看，滇富新银行不仅从事以上海为主的国内汇兑，而且在伦敦、纽约、新加坡、仰光等地，通過汇丰、大通及华侨银行代理金融业务。B41

由于银行业务不断拓展，曾经独领风骚的旧式钱庄、票号、当铺生意日趋萧条，其在金融领域的地位风光不再。B42?逮至民国初年，因改用银币，加之银行业和近代邮政业方兴未艾，昆明的钱庄、票号及当铺均因“无甚利益”，日益衰退。B43

（四）人口结构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因地广人稀，清初便有移民陆续迁入云南。当时入滇移民多为生计所迫，离乡背井，其经济力量难以在云南省城驻足，故多徙至滇西及滇北一带垦荒种地谋生。

开埠之后，昆明经济地位上升，开始对外省商人及工匠产生吸引力，而这两类移民或具有一定的资本，或具有一定的手艺，经济力量足以入驻省城。加之滇越铁路开通，交通更加便利，又有大量两广商人前往昆明经商，昆明城内“由金马坊至云津铺之一大段街上，便为两粤商人聚集之地，专营广洋杂货商业，遂自名为广聚街”。B44?此外，尚有不少江西及两湖工匠、商人进入昆明。以致“自省城及各县城以达乡村市镇，轿夫、薙发匠、栈伙、厨役诸工，几无一而非四川人;裁缝及零星贩卖之流，几全操于江西、两湖人之手”。B45

大量移民的到来导致人口数量增加。1909年，昆明内外九区人口总数为94，820人B46?，1934年，九区人口已达143，700人，25年间增长了1.55倍。B47

人口的职业构成随之变化。1909年，在昆明94，820名城市居民中，商业人口占7.85%，工业人口占14.46%，知识界占8.75%，无业者占23.50%，“其他”占29.15%，合计工商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2.31%。到了1932年，昆明市县两级人口总和为148，101人，除去所辖昆明县人口，纯昆明城区人口为65，470人，其中工商业人口为33，439人，占昆明城区人口的51.1%。B48?与传统的昆明城相比，人口的职业构成已发生明显变化，工商业者成为昆明人口的主体。

（五）现代商事组织的成立。随着商业贸易发展，原有的帮会行规及作为买卖中介的牙行制度面临严峻挑战。开埠之前，云南省城“虽微细之行道，莫不规条林立，行次之内未有不遵守行规者”。开埠数年后，人们见到的却是“规矩废弛，前輩迭次所订之规单，已作故文”。在这种情况下，商行纷纷修改行业规矩，有的甚至废除行之已久的行会制度，“他们的信念叫作‘各人头上有块天，即开始相信自由竞争之说了”。B49

以此为背景，云南商务总会应运而生。总会成立后，奉行“联络工商感情，研究工商学术，扩张工商事业，以巩固商权并调处工商争议，维持市面治安”B50?之宗旨，负责维持滇省商事。民国元年，按照全国商联会的主张，云南总商会呈文北京政府，申请设立云南商事公断处，获得批准。为使公断处有章可循，云南总商会制定颁行了商事公断章程。次年5月，“云南省总商会商事公断处”挂牌成立。

商事公断处很快在昆明商埠的商事活动中显示出存在价值。在成立后近20年时间里，公断处调处商事纠纷3312起，其中1953起得到妥善处理，680起通过协商达成“和解”。B51?商事公断处对调解商事纠纷所起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经过清末民初20余年建设，昆明商埠初具规模，面积拓展到整个城区面积的五分之三，街道四通八达，商店鳞次栉比，内外商贾云集，经济贸易兴盛。后来昆明从事城市改造，拆除城墙，传统意义上的“城”与“市”连成一片，商埠也就成为昆明城区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结语

云南省城开放的意义非同寻常。从国家层面观察，它使中国西南地区有了第一个对外开埠通商的省会级口岸城市。如前所述，中国西南地区既有口岸布局存在严重缺陷。昆明开埠前，地处西南的四川虽有重庆、万县等地辟为商埠，但都不是省会，四川省城成都一直没有对外开放，而贵州则一个通商口岸也没有。云南省城的开放，无疑改变了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通商口岸的既有格局。随着滇越铁路开通，昆明作为云南外贸及省际贸易中心市场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形成以自身为起点，对外通往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对内通往川、鄂、桂、藏的4条省际贸易路线和诸多商品集散地。B52?有了这几条通商孔道，中国西南地区商贸网络逐渐完善，滇省以昆明为中心且辐射范围广大的商贸体系逐渐形成，省际贸易由少到多，对外贸易由无到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就云南自身而言，此前虽有蒙自、思茅、腾冲、河口4个口岸对外开放，但这些口岸在施坚雅所划城市序列中只是“地方级城市”或普通“集镇”，由于城镇级别低，加之僻处滇南与滇西边境地区，商贸辐射作用不大，对云南社会经济的作用不明显。昆明开埠改变了这一格局，使省内既有的商贸场域由滇南及滇西边境地区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中部地区延伸了至少200-400公里。开埠之前昆明的内外商贸大多通过条约口岸蒙自间接进行，省内贸易甚至比蒙自、腾冲、河口等中小城镇都逊色。昆明开埠后，云南形成了一个可以真正成为滇省商贸中心的“区域级城市”，取代此前以蒙自为中心的狭小市场，并与既有的4个通商口岸一道，重新组合成一个辐射范围大致可以涵盖云南主要经济区域的商贸网络，适应了云南近代经济的发展。

然而昆明的开埠也存在严重问题。以今天的眼光衡量，云南省城在百年前的对外“开放”及对内建设远远够不上“西部开发”的水平，最多只是中国自主进行的“西部开发”的前奏，其实施的空间范围及开放程度均十分有限。

开埠后，昆明经济虽有发展，但外贸构成却极度畸形。昆明的“进口”以国外及国内发达地区的现代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为主，数量巨大，而“出口”则以传统皮毛山货为大宗，贸易额远低于“进口”，形成较大的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鸦片“出口”成为抵补逆差并增加贸易收入的重要手段。虽然商埠规条明文禁止贩卖毒品B53?，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清末昆明有“庆丰号”等52家经营和贩运鸦片的商号，鸦片贸易规模之大，可见一斑。从1919年起，唐继尧推行“寓禁于征”政策，只要缴纳“罚金”即可“合法”种植、销售鸦片。鸦片销量因此激增，昆明成为云南全省最大的鸦片集散市场。巨大的鸦片贸易使本来居于外贸额首位的个旧大锡贸易也不得不退居其后。但所谓“外销”，大部分系销往国内其他省区。有关史料记载开埠初期昆明鸦片贸易情况时说：“滇省现业土药者，约数万人，多系小贸，由外州县贩运进省（城），转售外省行商。内销之土，百无一二。”B54

这种状况的形成，与昆明的传统城市定位有关。昆明作为云南省城，属于施坚雅划定的“区域级城市”，人口偏少但衙门齐全，城市功能主要表现在政治统治及军事防御上，经济功能相对较弱。B55?尽管开埠前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却未根本改变。这一历史形成的城市功能定位，明显不利于开埠通商。此外，云南作为边疆省份，经济发展滞后，缺乏现代工业产品，传统工业制作与土特产开发也不充分，加之地方政府政策失误，严重制约了开埠之后云南省城商贸的发展。当是之时，国家政治混乱，军阀割据，战争频繁，军阀控制的地方政府为获取经费，不得不饮鸩止渴，从事鸦片贸易，而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必然对正常商贸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云南省城开埠的经验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要从事正常的对外商贸，会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限制。所以昆明的“开放”主要局限在商贸范围，而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商贸，也只能畸形发展，难以取得预期的成功。

① 目前国内外尚无研究这一课题的系统性论著，却有不少论著与这一课题研究相关。在理论上，G.W.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提供了口岸和城镇分布的研究模式。涉及昆明开埠及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论著主要有云南近代史编写组编：《云南近代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昆明市志长编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市志长编》（内部发行，1984年印），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昆明：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李珪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等。此外，杨天宏著《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也有部分章节提到昆明开埠。所有这些著作，尽管对本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都不是专题性的研究，而是在云南甚至全国经济社会史的宏观研究中涉及昆明开埠，因而给本文进一步拓展这一问题预留了空间。本文初稿完成后，杨天宏教授曾提出详细修改意见，并授权作者使用了部分杨教授搜集的资料，谨致感谢。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第54-56页。

③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第124頁。

④ 施坚雅划分的9个经济区分别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区，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先以成都后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区，先以苏州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区，以福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区，以及云贵和‘满洲两大区”。参见G.W.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第158页。

⑤ 施坚雅划分的8个城市等级分别为：全国性大城市6个，区域级大城市18个，区域级城市38个，中等城市108个，地方级城市360个，中心性集镇1163个，中等性集镇3905个，一般性集镇13，242个，合计各类市镇18，840个。G.W.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第158页。

⑥ 参阅杨天宏：《自开商埠与清季外贸网络体系的发育》，《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⑦ 王笛：《清代重庆城市人口与社会组织》，收入隗瀛涛主编：《重庆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1页。

⑧ 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 Navigation ，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1881-1882， Chungking，转引自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82页。

⑨ 《禄福礼给索尔兹伯里的报告》（1892年4月29日），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7-88页。

⑩ 《宣统元年（1909年）冬季分地调查省城内外九区男女口数及附查学童壮丁总数表册》，云南省档案馆编：《近代云南人口史料》，昆明：云南省档案馆，1987年，第5页;〔美〕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92页。

B11沙市的情况类似龙州，因得长江通航之便，20年后其海关税务司仍坚持认为：“沙市没有铁路交通，在若干年内没有也无所谓，但却是天然和人工水道之辐辏系统的中心。”China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Navigation，Industries，etc.，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1882-1891，Shanghai，1893，p.661.

B1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续编）第70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第22-30页。

B13〔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第124-125页。

B14盛襄予：《法国对华侵略之滇越铁路》，《新亚细亚月刊》第3卷第6期，转引自李珪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B15陈荣昌等人的禀文曰：“省城南门外得胜桥地方，为官商往来孔道，货物骈集，市廛栉比，且与车站附近。应请援照山东、湖南等省成案章程，就该处开作商埠，奏派大员，督同地方官绅，勘购地段，修筑埠头马路，起建房屋，设局经理，实于交涉商务利权，均有裨益。”云南省档案馆编：《昆明开埠》之一，《云南档案史料》第11期，1985年12月，第34页。

B16《外务部奏准开埠录旨照知咨》，《云南档案史料》第11期，第35-36页。

B17《户部等提议云南开埠经费就地自筹报部核定折》，《云南档案史料》第11期，第49页。

B18?B19云南省档案馆藏：云南省城开埠档案，全宗号L106＼目录号4＼卷号2789，第77-78，79-80、130页。

B20《商埠总局接办警务拟定警务科章程详》（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昆明：云南省档案馆藏：云南省城开埠档案，全宗号L106＼目录号4＼卷号2788。

B21《会拟云南商埠规条清折》，《云南档案史料》第13期，第40页。

B22《云南劝业道等奉札会拟商埠章程呈请示遵详》，《云南档案史料》第12期，1986年5月，第58页。

B23从1924年绘制的地图上看，新的商埠区系一靠近东门城墙宽约二里、长约十里并已延伸到第一商埠区、其南段已同第一商埠区融为一体的贸易区域。云南地志编辑处绘图生路政学校毕业李明德绘：《昆明市区域图》，民国十三年云南昆明市政公所印（原件藏云南省档案馆）。

B24现存云南省城开埠档案中，有一份山东巡抚杨士骧抄送云贵总督丁振铎的济南开埠章程办法咨文，足以让人窥见这一咨商过程，谨节录于下：“滇正议开商埠，拟请将济南开埠章程办法饬钞全卷，由邮局径寄滇垣。等因。业经本部院饬钞电复在案。查济南、周村、潍县处，自光绪三十年奏请自开商埠，旋由本部院会同北洋大臣议订租建、巡警两项章程，先行奏明立案。随后咨由外务部照会各国驻京公使。惟该埠事属创始，商务不旺，各国洋商来此租地开设行栈者，亦尚无多，故未设关征税，仅以济东道兼充商埠监督，另派专员办理埠务，一切办法尚待扩充。兹特将照钞原奏暨开办章程九条底稿，又奏定商埠租建、巡警章程各十本，一并备文咨送。……右咨云贵总督部堂。”《山东巡抚抄送济南开埠章程办法咨》（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云南档案史料》第11期，1985年，第54页。

B25《会拟云南商埠工程局规条清折》（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三日），《云南档案史料》第11期，1985年，第45-46页。

B26《云南概览》（内部编印），市政，原书未著明編者及编印时间，第7页。

B27《李经羲存核禁令规条批》（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昆明：云南省档案馆藏：省城开埠档案，全宗号106＼目录号4＼卷号2788。

B28?B53《商埠禁令规条》，见《刘庆镗等改拟商埠禁令呈》附录，昆明：云南省档案馆藏：省城开埠档案，全宗号106＼目录号4＼卷号2788。

B29《呈报本关昆明办事处本年4月29日正式成立》，昆明：云南省档案馆藏：海关档（英文），昆明关（蒙自），训令及呈文类，致总税务司署呈文，no.2559，全宗号外01＼目录号1＼卷号00201，第296页。

B30“To Sir Robert”，25，January，1910，云南省档案馆藏：海关档（英文），蒙自关致总署及各口岸函，S.O.no.49，全宗号外01＼目录1＼卷号00334，第347-348页。

B31龙云修、周钟岳等纂：《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册，第45卷，财政3，昆明：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据原稿整理出版，1985年，第683-687页。

B32云南省档案馆史料丛编：《近代云南人口史料》（1909—1982）第2辑上，昆明：云南省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15页，“省城各区外国人职业类别统计表”。案：表内日、英、法三国的“共计”数与各职业人数之和不符，可能有人兼营数业而原始统计未加区别，因缺乏其他资料，无法修正。但全部外国人的数量为87人，此一数据与同书所列“省城各区外国人户口统计别”所列数据相同，故此表仍有参考价值。

B33张维翰修、童振藻纂：《民国昆明市志》（1924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洋行”，第123-126页。案：该志所述录的洋行共计14家，时间迄于1923年。

B34龙云修、周钟岳等纂：《续云南通志长编》第74卷，商业1;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昆明：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第164页。

B35猪鬃出口价值1912年为23，582两，1923年为164，250两，10年之间增长了6倍。参阅谢本书等编：《近代昆明城市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1-143页。

B36《济南等处农工商统计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农工商部档案，案卷号：庶务司490/15。

B37参阅云南经济史编写组编：《云南近代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166页。

B38杨选明：《石龙奇月》，转引自谢本书等编：《近代昆明城市史》，第131页。

B39民国云南省政府监修：《新纂云南通志》，民国三十七年云南印刷局印行，卷130，“交通考”。

B40龙云修、周钟岳等纂：《续云南通志长编》第45卷，财政6，“滇富银行”，第71页。

B41张肖梅：《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年印行，第20章，第11页。

B42民国云南省政府监修：《新纂云南通志》第144卷，商业考2，第2页。

B43?B50张维翰、童振藻纂：《民国昆明市志》（1924年铅印本），第212、115-116页。

B44昆明市志长编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市志长编》（内部发行）第6卷，第382页。

B45谢彬：《云南游记》，北京：中华书局民国十三年初印，民国二十年第6版，第101页。

B46《省城各区人口职业分类统计表》，云南省档案馆史料丛编：《近代云南人口史料》（1909-1982）第2辑上册，昆明：云南省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14页。

B471918年昆明城市人口为113，131人，1922年为118，861人。1918、1922年的人口数系根据张维翰编《昆明市志》，第41-44页;1934年的数据系根据《近代云南人口史料》（1909-1982）第2辑上册，第63页。

B48《1932年云南各县职业分配表》，《近代云南人口史料》（1909-1982）第2辑上册，第56页。

B49昆明市志长编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市志长编》（内部发行）第7卷，第191-194页。

B51参阅龙云修、周钟岳等纂：《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公断和解”，第49-51页。

B52这4条路线分别是：1.由昆明经曲靖、昭通过盐津老街抵达四川叙府的通商路线，这条路线主要是与四川交易，商品集散地是昭通和老街;2.由昆明经曲靖，穿黔、湘两省抵汉口的通商路线，主要与贵州、湖北交易，以昆明、曲靖为集散中心;3.由昆明至广南，经剥隘、百色、南宁至北海的通商路线，主要与两广、上海交易，以蒙自、个旧为集散地;4.由昆明至下关、丽江，经德坎抵打箭炉再进西藏，主要与康藏进行贸易，以下关、丽江为商品集散地。参见李珪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第142-143页。

B54光绪三十二年《商务总会土药卷宗》，昆明市志长编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市志长编》（内部发行）第6卷，第49页。

B55有关历史文献记载说：“（昆明）城内，则为督抚、学政、司道、协参、都守衙门及外镇、外道公馆或贡院祠庙等等，占全城之半。加以衙门公职人员，都住在城内。”昆明市志长编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市志长编》（内部发行）第6卷，第50页。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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