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回归生活世界”理念下的慈善教育 |
| 范文 | 〔摘要〕 作为与道德教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自然延伸，也是现代慈善发展对慈善教育提出的内在要求。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回归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生活世界，回归人们生活其中的赋予生活以价值和意义的生活世界，以及使人们建立精神储备和实践养成的未来生活世界。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回归生活世界的慈善教育首先要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来实现，还可以采用“移情”的启发式教育、互动式的参与等方式。面对孩子的慈善文化反哺，家长应该积极回应。把慈善教育纳入家庭教育，需要家长的慈善自觉，需要慈善组织的积极作为，以及全社会关心支持慈善教育的合力。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同辈群体的影响开始凸显。对慈善捐赠的研究发现，同辈群体不但影响人们是否捐赠，而且影响到捐赠额的大小。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就需要合理利用同辈群体对人的影响，通过同辈群体的相互激励促进慈善教育。这种激励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发挥好同辈群体在慈善教育中的激励作用，学校、家长和社会必须对青少年进行正向引导。 〔关键词〕 回归生活世界；教育理念；道德教育；慈善教育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5-0133-09 教育和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教育学家都曾经论证过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等观点，尽管他们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强调了生活与教育相统一的理念。〔1〕这种教育思想，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教育理论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教育异化导致教育背离其自身目标的现实，教育界提出了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它包含着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意涵，也对慈善教育有着深刻的启示。现代慈善不仅强调慈善人人可为，而且强调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慈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时处处进行慈善，而不是只在特殊的情境下才从事慈善，是现代慈善教育的重要内容。要让慈善融入日常生活，就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嵌入慈善教育，这与现代教育强调“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不谋而合。 （一） “回归生活世界”本来是哲学家使用的概念，它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其晚年著作《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提出的。胡塞尔批判了实证科学忽视对人的生活意义的探讨，认为实证科学扼杀了哲学，导致对哲学的信仰崩溃，也即对理性信仰的崩溃。〔2〕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有两层含义：作为经验实在的客观生活世界和作为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3〕胡塞尔虽然不否认作为经验存在的客观生活世界，但是他重点讨论的是作为先验现象的生活世界。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价值在于对实证主义引发的客观主义进行反思，呼吁回归人本主义的哲学思考。胡塞尔之后的哲人们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日常交往的世界”更多侧重的是客观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先验的生活世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列斐伏尔认为由于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已经数字化，因此，日常生活是被计算的。尽管并没有给出日常生活的明确定义，但是，列斐伏尔采用列举式的方式指出，“日常生活是生计、衣服、家具、家人、邻居、环境……”〔4〕由此可见，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界定是现实的客观世界。综合来看，无论哈贝马斯还是列斐伏尔，都已经将生活世界看作是客观的世界，而不再强调其先验性。〔5〕 科学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胡塞尔所批判的对客观主义的强调和对人的生活意义的忽视，还对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替代，技术教育超越价值教育占据主导地位〔6〕，对学生上课时间的规定、学生成绩的要求、各种规则的制定和流程化的管理使得学校教育成为“温顺性的教育”“麦当劳化的教育”。〔7〕教育日益被技术、理性、功利等占据，逐渐丧失了启迪人的心灵、启发人们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功能。技术的发展、网络的发达更加促成了教育与日常生活的分离，受教育者日益成为科学的臣民，接受不断增加的科学文化知识，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感受从教育中剥离出来。面对教育的异化，教育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 教育回归生活世界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教育回归怎样的生活世界？从学界的争论来看，教育回归生活世界主要有三种理解方式：第一种理解方式认为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教育回归现实的日常生活，这种理解认为，人总是处于客观的现实生活之中，教育要回归到人所在的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让人们（主要是学生）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接受教育，使人们接受的教育能够与自己身处的生活世界密切联系起来。日常生活是教育之根，教育最初的产生就是为了人们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今天虽然教育对生存的意义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但是教育与日常生活的脱节仍然会导致“应试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者素质与能力的低下〔8〕，不利于培养具备综合素质的人才。我国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设定战略主题的，其中明確要求“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事做人，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9〕第二种理解方式是将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理解为教育回归到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活于其间的生活世界，要关注引导人们去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在这里回归生活世界就是要回归对人的本身的探寻，体现了对人的生命及其意义的关照，是将教育拉回到以人为本的道路上来的过程。当前教学过程中对人性化教学的强调和实践，是这种思路的体现。第三种对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解是教育回归生活是要为学生未来的生活做准备。〔10〕生活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向前发展。教育要具有前瞻性，能够为人们融入未来的生活提供知识储备、技能培训、价值引导，使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后能够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批判性教学、启发式教学等教学方式，是进行此类教育的重要方式。 这三种对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解各有其侧重，要真正实现完整的教育，应该是将这三种理解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即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既包括教育要回归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也需要回归到对日常生活的意义世界，更需要回归到对未来的日常生活的前瞻和准备中。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生活教育”的概念，他认为人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一个可能性的存在，因此，“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11〕由此可见，只有将现实的生活世界、意义的生活世界和未来的生活世界三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受教育者既能面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世界，思考其意义和价值，又能够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从而真正实现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目的，让人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 教育回归生活世界不是教育与生活的简单叠加，而是要加强教育与生活的联系，让教育更为贴近生活，在此基础上实现教育对生活的超越，最终通过教育实现人的健康发展。〔12〕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途径有多种，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包括“从知识教育回归文化教育”和“从文化教育回归生活教育”两个步骤，从而突破狭隘的知识论视角，向更为广阔的文化论和生活论回归，将以知识为本的教育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教育。〔13〕从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而言，我们认同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包括两大路径：“作为学科形态的教育论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和“作为活动形态的教育实践向生活世界的回归”。〔14〕 从生活与道德的关系来看，道德来源于生活，是为了生活更为井然有序而存在的，道德对人们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凸显了生活离不开道德。反过来，道德脱离了生活也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因此，道德教育要与生活世界紧密联系起来。〔15〕然而，现代科学技术对教育的征服不仅体现在对知性知识的强调上，也体现在对道德教育的征服上。在科学和技术的指引下，现代道德教育逐渐实现学科化、知识化，作为一门学科的道德教育系统地向受教育者传授甚至是灌输道德知识，“使道德教育走向工具化”。〔16〕这种道德教育不但不能体现道德起源于日常生活的本质，也无法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人和谐相处、促进人的德行的提升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或曰生活德育成为应对这一问题的方式。同时，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道德教育，其回归生活世界也是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内在要求，是提高道德教育有效性、使道德教育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价值追求的一次革命。〔17〕 慈善倡导和追求的核心价值是仁慈、善良、人道、博爱，“这些价值蕴含着道德因子、彰显着道德力量”。〔18〕因此，慈善在本质上属于道德，慈善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包含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而慈善教育本身的特性也要求慈善不能脱离生活世界。慈善教育自身的特性是由现代慈善的特征决定的，传统慈善更多的是强调救济功能，慈善往往发生在出现大型自然灾害需要紧急救援时或者是扶助贫困、弱势人群；现代慈善则强调为公共利益服务，公共利益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超越了传统慈善的扶弱济困范围，向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领域延伸，比如环境保护、文化扶贫、医疗服务、动物保护等等。现代慈善是嵌入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寻求使人们建立慈善习惯，将慈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看待的理念和行为。根据现代慈善理念，慈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无论慈善行为是一次性的、临时性的，还是持续性的、长久的，它都是发展在一定的生活情境之中。大的生活情境可能是自然灾害引起的捐款捐物或志愿服务，小的生活情况可能是为迷路的人指路、扶老人过马路、捡起地上的垃圾等。大的生活情境中的慈善因为灾难引起的巨大损失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心，也因为社会的广泛宣传和广设慈善渠道而便于人们参与，慈善教育也最容易从这些地方入手，通过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关爱意识、社会责任等促使人们参与慈善。现代慈善不仅仅是关注大的社会情境中的慈善需要，更要关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慈善需求。慈善要实现使人们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随处可为、随时可做慈善，就必须倡导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培育人们的慈善意识，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并且为人们的未来生活世界奠定慈善基础。 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内涵和意义：首先，慈善教育回归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生活世界。慈善教育要扭转过去将慈善看作是思想政治素质高、具备集体主义精神的观点，真正将慈善放在日常生活情境中，使慈善成为人人可为的事业。回归客观存在的生活世界的慈善教育要倡导慈善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而不仅仅是对大灾大难的关注和行动。慈善追求共同的善的目标要通过人们日常的积小善成大善来实现，使人人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实现慈善的积累，也实现自身的道德积累。其次，慈善教育回归人们生活其中的赋予生活以价值和意义的生活世界。慈善能够带给人们对生活价值和意义的思考，能够使人们思考自我的价值、对社会的价值，也能够使人在从事慈善的过程中获得心理的满足或者给予的快乐。〔19〕慈善能够使人们重新考虑自我和他人、社会的关系，引导人们去积极思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从而建立正确的财富观，真正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慈善教育要充分将慈善对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传递给受教育者，使受教育者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慈善能够寻求到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价值，也在慈善的过程中获得生活世界的意义。第三，慈善教育回归使人们建立精神储备和实践养成的未来生活世界。生活是一个连续体，今天的生活与未来的生活紧密相连。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慈善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凸显，我们将逐渐进入善经济时代，对公民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调，将进一步推动慈善在未来社会中的发展。在慈善迎来大发展的时代，慈善教育必须回归到能够为人们在未來生活世界中合理进行慈善、有序参与慈善创造精神动力、知识储备，并且要培养人们当下的慈善践行，敦促人们养成日常慈善的习惯，从而能够适应未来的生活世界。 从“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提出以来，教育界对教育如何回归生活世界提出了各种可行的方式和方法，其中不乏对道德教育如何回归生活世界的探寻，比如强调“生活世界与道德教育的紧密结合”〔20〕、“在生活实践中获得道德体验”〔21〕等。教育是一项实践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就是要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融入慈善教育，使慈善教育和生活相得益彰、共同促进。慈善教育的推行不只是教育机构的任务，更是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更为强调的是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慈善教育。因此，应该建立“以受教育者为中心、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学校教育为主体、以社区教育为依托、以同辈群体相互影响为辅助、以社会教育来兜底的联动机制”〔22〕，全方位促进慈善教育的日常化。关于学校慈善教育和社区慈善教育笔者已做过专门研究①，下面重点讨论家庭和同辈群体在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发挥。 （二）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研究教育问题时曾经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它将文化资本界定为三种形式：具体化的形式、客观化的形式和制度化的形式，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是人们心智和身体中体现的长久的性情，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以文化产品（书籍、图片、词典等）的形式呈现，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表现为教育资格授予（如学历证书）。〔23〕文化资本在家庭中能够实现传承，这种传承不只是子女从父辈那里继承的文化产品，更主要的是对父辈的知识、兴趣爱好、生活惯习、处世态度、价值观念、道德认知等无形的文化资本的继承，即实现文化再生产。因此，家庭作为孩子培养习惯的场域，在文化资本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家庭教育的内容包罗万象，既包括对孩子进行基本的生存教育、生活常识教育，使孩子获得相应的生存生活能力；也包括向孩子传授必要的科学知识、道德知识，使孩子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和道德素质。随着学科分工的细化和现代教育的发展，学校教育在传授知识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几乎垄断了对科学知识的传授。同时，学校教育也包括必要的生存能力、生活技能和道德品德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理論式、知识型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不同，家庭教育的随时随地性和亲子之间的互动性以及去权威性使家庭教育更为灵活，也更为多元化。对孩子道德素质的培养，是孩子形成道德思想、进行道德判断的过程，也是家庭文化资本传承的重要内容。〔24〕 我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认为家庭教育首要的任务是教会子女如何做人。古代对道德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视也影响到今天的家庭教育。邓小平在1992年1月27日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提出“家庭是个好东西”。〔25〕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高尚品德必须从小开始培养，从娃娃抓起。要在孩子懂事的时候，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启蒙教育；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循循善诱，以事明理，引导其分清是非、辨别善恶。要在家庭生活中，通过每个成员良好的言行举止，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形成好的家风。”〔26〕为进一步提高家庭教育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全国妇联等部门于2010年2月8日联合印发了《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其后又联合编制印发了《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和《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27〕 道德教育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慈善教育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传统道德中有诸多与慈善相关的理念，比如倡导人们乐善好施、侠义相助、矜贫救厄。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中强调：“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28〕与道德教育的其他方面相比，家庭在慈善教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家长对孩子的慈善教育影响也最为深远。与慈善相比，大多数其他的道德品质都是涉及到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处理，当个人做出有违这些道德准则的行为时，会受到社会的惩罚和排斥。比如，当个人失信于人时，他不但会被人们排斥，还可能会被体制排斥，如一旦出现个人信用不良，将很难从银行贷款、办理信用卡等。慈善则不同，一个人不关心慈善、不从事慈善，无论个人还是社会抑或政府都不能对其实施惩罚。也就是说，与其他的道德品质相比，外部监督对促进慈善行为的作用是微弱的，甚至是不起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慈善养成更重要的是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受到父母的影响。对儿童行为的研究发现，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主要指为了帮助他人或使他人或群体受益而做出的自愿行为）受到家庭的影响。〔29〕儿童通常能够很自然地继承父母的利他主义习惯，实证研究在控制个体的经济地位和父母的经济地位后，仍然发现孩子的慈善活动参与由父母的慈善行为决定。〔30〕 香港实业家陈曾焘退休后与夫人共同创办“思源基金会”，推动教育和医疗的发展。陈曾焘夫妇的子女受到父母的影响，在事业有成后成立了择善基金会。陈乐怡在择善基金会的网站上发布的执行主席致辞中写道：“自幼双亲即教导子女要回馈社会、不能忘本。他们创建的思源基金会，出自于中国古语——‘饮水思源，命名之初便蕴含着‘取之社会，用于社会的深意。父母亲的教诲以及他们行善不遗余力，言教兼及身教，再促使我们兄弟姐妹成立属于自己的慈善基金会——‘择善……‘择善源自儒家思想经典《中庸》中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作为儒家的处世原则，‘择善彰显了我们对善良和正直的不懈追求，亦即‘择善而从，与人为善之深意。陈氏家族成员希望秉持推动善行和救助弱势的信念，而使这一中国传统美德在当代社会得以长存。”〔31〕从陈乐怡的这段致辞可以看出，父母对子女的慈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慈善的代际传承不仅体现在慈善家身上，也体现在普通社会成员身上。例如，绍兴市的一群小学生从小跟随父母一起做志愿者，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成立了首支“义二代”小义工队伍。〔32〕与“官二代”“富二代”相比，“义二代”的出现凸显了家庭在慈善教育中的影响。 由于现代慈善在我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慈善教育也刚刚起步。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常常会要求孩子关心他人、为他人着想、奉献社会。但是，家庭教育的内容要真正为孩子所接受，大都是经由家长的躬身示范而促成的。比如，英国的很多家长在献血时会将孩子带上，既让孩子感受慈善的过程，也让孩子学会给予。一名10岁男孩汤姆森这样描述自己和家长一起献血的经历，“第一次看到爸爸献血时，吓得我大哭。但爸爸说，这样可以救活其他人，我觉得爸爸特别勇敢。我长大也要像他一样”。〔33〕在我国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天津市民安佳明受父亲坚持7年义务献血的影响，选择用献血来完成自己的“成人礼”，他说自己跟着父亲去献血，父亲告诉自己献血是好事，可以救人，自己就感到很羡慕，以后父亲不能献血了，他就会“接班”。〔34〕 家庭慈善教育可以通过“移情”的启发式教育方式，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从而为孩子参与慈善奠定精神基础。在美国很多家长都会鼓励孩子抚养小动物，美国有专门收养流浪狗、流浪猫等被遗弃或走失的动物的机构，很多家长会选择带孩子前往这些机构认养小动物，让孩子关心和爱护小动物的过程是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和责任感的过程。〔35〕而同情心和责任感是激发人们从事慈善的道德基础，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斯密（Adam Smith）早在18世纪时就提出了同情心是美德的基础。他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就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事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情感”。〔36〕 家庭教育是一种互动式教育，家长对孩子的慈善教育也是在互动中进行的。互动意味着孩子对家长的教育会做出反馈，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观念的更新、信息传播的网络化等特征，孩子有时候会比家长更为迅速地接受新观念、获得新知识、获取新信息，从而形成子辈对父辈的文化反哺。〔37〕在慈善方面，也存在孩子比父母更快建立慈善意识、获取慈善信息的现象，这与慈善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有关。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从事慈善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对慈善的贬抑，压抑了人们对慈善的热情。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开始建立慈善意识，但是成人的慈善意识培育主要是社会教育的结果，一般是由自身的经历和社会事件触发的。而随着慈善教育进入学校，孩子开始在校园里接受较为系统的慈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有可能比父母获得更多的慈善知识，从而将自己所学分享给父母，形成慈善的“文化反哺”现象。面对孩子的慈善文化反哺，家长不能无动于衷，应该积极地参与。北京市海淀区曾经组织家庭文明微行动活动，孩子们自愿参与义务指路队，参加义卖，孩子的行动带动了家中父母长辈参与家庭志愿服务。〔38〕家长以实际的慈善行动支持孩子的慈善行为，既是对孩子慈善行为的肯定，也在参与过程中与孩子一起接受了慈善的熏陶。 将慈善教育的内容纳入到家庭教育之中，需要家长有慈善的自觉。在当前我国居民普遍慈善意识薄弱的情况下，要顺利地推进慈善教育进家庭，除了需要政府的提倡、学校的配合、社会的呼吁外，更需要有直接的引导者，而嵌入在城市和农村社区中的慈善组织，为引导家庭慈善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徑。慈善组织要积极参与到引导家庭重视慈善教育中来，可以与社区合作开展相应的公益倡导活动，可以借助家庭教育的专业力量帮助家庭建立慈善教育计划，可以在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慈善活动，等等。 孩子在入学前主要生活在家庭环境中，家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但是随着孩子步入学校，学校开始对孩子进行系统的教育，社会教育也开始发挥作用，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相应降低。但是，从家庭慈善教育的功能来看，即使在孩子进入学龄期之后，家庭仍然在慈善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将孩子培养成为有慈善意识、主动参与慈善的小公民，家庭对孩子慈善教育的启蒙离不开学校教育的支持和社会教育的合作。这不仅意味着在学校的课程体系设计和课程实践中应该为慈善教育留出空间，也意味着社会教育要积极倡导慈善教育。 （三）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会走出家庭与其他孩子建立关系。那些价值观相似、地位相近、年龄相仿、兴趣爱好相投的孩子在一起就组成了同辈群体。社会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乃至营销学的研究都证明了同辈群体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初发现在青少年身上〔39〕，后来发现即使是成人身上也存在。〔40〕对慈善捐赠的研究发现，同辈群体不但影响人们是否捐赠，而且影响到捐赠额的大小。〔41〕因此，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就需要合理利用同辈群体对人的影响，通过同辈群体的相互激励促进慈善教育。 美国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将文化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并喻文化特别需要利用同侪之间、友伴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学习。〔42〕同辈群体之间的影响在青少年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影响最初是通过观察青少年的学习成绩发现的。〔43〕之后学界对同辈群体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出现了对同辈群体对人的社会化影响的一系列研究，并出现了群体社会化的理论（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1982年匹兹堡大学的两位学者率先对小群体在社会化中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从评估、承诺和角色转换三个角度分析了群体是推动个人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因素。〔44〕1995年美国心理学家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群体社会化理论，他认为在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同辈群体发挥着家庭之外的社会化功能，同辈群体之间实现了文化的传播和对儿童性格的环境修正，他否定了家庭对人的社会化产生的长期作用。〔45〕尽管这一理论范式饱受争议，但是他对同辈群体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影响的分析具有启发性。 同辈群体是非正式群体，完全是在群体成员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群体成员之间因为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等而聚集在一起，往往有一致认同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但是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性和严明的纪律性，群体保持着较好的开放性，成员之间大都亲密无间、平等相待，但是往往会有起主导作用的成员。群体成员因为认同相同的价值观而彼此聚集，彼此之间的心理依赖程度较高，因此同辈群体的凝聚力较强，并且往往会形成自己的亚文化。〔46〕这种亚文化会影响同辈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并且引导他们建立趋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从而影响到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当然，在肯定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社会化带来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同辈群体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事实上最初研究者们在提出同辈群体的概念时，更多的是基于同辈群体亚文化对青少年产生的不利影响展开的。那些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如果在同辈群体中获取的是同样的叛逆心理，那么会增强他的叛逆心理，做出与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47〕因此，要促进青少年的如期社会化，就要重视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引导同辈群体形成积极向上的、与主流价值观相统一的亚文化，使其发挥促进青少年社会化的作用。 慈善作为道德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在青少年的社会化中不容忽视。正是同辈群体在社会化中的作用凸显了利用同辈群体进行慈善教育的重要性，奠定了同辈群体慈善激励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同辈群体在促进青少年慈善教育中的作用。首先，同辈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能够增进青少年对慈善的认知。家庭慈善教育和学校慈善教育的开展使青少年开始建立一定的慈善认知，但是这时候的慈善认知由于更多的是成人的传授，可能会与青少年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距离，还是比较模糊的，而同辈群体之间的交流则能够使模糊的慈善认知清晰化和具体化。因为同辈群体可以从自身的经历来阐述什么是慈善，这种具有个体化经验的阐述方式，更符合青少年的认知方式，也更容易被青少年理解。也就是说，同辈群体的慈善影响能够有效弥补长辈慈善教育的不足。其次，青少年的慈善行为获得同辈群体的认可能够巩固青少年的身份认同。慈善往往被认为是积极向上的，表现一个人高尚品德、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事。当慈善能够有效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给他人带来快乐时，这种认知就更为强烈。实验研究还发现，即使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人们也愿意从事慈善以便获得别人对自己慷慨的认同〔48〕，而那些积极参与慈善的人往往会得到同辈较高的认可。〔49〕由于同辈群体是青少年认可而自愿加入的组织，相较于其他群体对自身的认可，青少年更渴望获得同辈群体的认可。当自己的慈善行为能够得到同辈群体的认同时，青少年会更加认同自己的慈善行为，巩固自己的慈善认知，从而促进个人更好地从事慈善。第三，同辈群体中的慈善行为能够通过同辈群体成员之间的互相传播，在同辈群体之间树立榜样，促进慈善行为在同辈群体中的广泛开展。青少年所处的年龄阶段及其心智尚未成熟的现状决定了他们容易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以同辈群体为参照群体的青少年而言，同辈群体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示范。他们会以参照群体的行为为范本，模仿他们的行为，这种模仿在同辈群体之间能够形成一种从众行为，最终使慈善成为同辈群体中的行为规范。同时，同辈群体的邀请，能够进一步提升他们参与慈善的可能性。 我们以深圳市青少年建立的一个冠名基金会的案例，来说明同辈群体在慈善教育中的影响。2009年深圳市的刘俊良、蔡岸栏、李成祥、解松若、黄树森等几个好朋友（当时是初二学生）一起通过深圳市慈善会申请设立了冠名基金“深圳市慈善會·我生日我慈善基金”，号召青少年在过生日时不收取礼物，只收取捐款，将捐款用于救助弱势群体，如为福利院的小朋友过生日。这几位发起人中，刘俊良和解松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蔡岸栏、李成祥和解松若是从一年级开始的同班同学，解松若和黄树森是初中同学。正是好朋友之间的相互交流促成了使慈善想法转化为慈善行动，并且使慈善常态化的想法。他们又通过自身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使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慈善中来，据了解，他们的基金已经吸引了超过1000多名中学生加入。〔50〕在这个案例中，首先是几个相同年龄、价值观相似、教育背景相仿的好朋友在一起交流，彼此之间的慈善想法不谋而合，并且产生了将慈善想法转化为慈善行动的意愿。这说明，同辈群体之间的交流能够增进彼此对慈善的理解，而且能够促进慈善行为的产生。当他们建立冠名慈善基金时，这样的慈善行为本身就强化了他们的慈善认知，而他们的这种慈善行为又对上千的青少年产生了影响，吸引他们加入到慈善中来。 同辈群体对慈善教育的作用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激励，这种激励既体现在同辈群体之间思想交流形成的慈善观念的激励，也体现在同辈群体对青少年慈善行为的认可产生的社会激励，还体现在同辈群体慈善行为对同辈群体成员产生的行为激励。这种激励是在青少年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潜移默化形成的，而不是刻意为之。因此，在青少年慈善习惯的养成中，应该充分利用同辈群体的慈善激励作用。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要使同辈群体在慈善教育中发挥激励作用，学校、家长和社会必须对青少年进行正向引导。首先要引导青少年同辈群体建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消除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及时关注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动态，并适时矫正出现的不良倾向。其次，对同辈群体的慈善行为要及时给予鼓励和褒奖，以强化其慈善行为。学校、家长和社会应该探索恰当的联动机制，能够及时获知青少年同辈群体的慈善行为，并且建立制度化的奖励机制，对慈善行为给予表扬、鼓励和适当的奖励。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的结合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是更应该注重对他们的精神激励，使他们在从事慈善后获得成人社会的认可。大众媒体要及时捕捉青少年同辈群体的慈善典型，向全社会宣传推广，一方面对做慈善的同辈群体是一种激励，另一方面在宣传和鼓励青少年慈善行为的同时，带动更多的人向他们学习，激发更多的慈善行为。 〔参考文献〕 〔1〕刘建英.陶行知与杜威生活教育思想之比较〔J〕.中国德育，2011（8）. 〔2〕〔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3. 〔3〕朱刚.胡塞尔生活世界的两种含义〔J〕.江苏社会科学，2003（3）. 〔4〕Lefebvre， Henri.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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