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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条件下马来西亚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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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其对华政策经历了由冲突对抗到“亲华”的变化，这种演变和调整是由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国家身份所共同决定的。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马双边关系明显倒退，马来西亚的国内政治决定了其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是促进经济发展，而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中马合作维度的不断提升，增加了中马之间的共同利益和政治认同。中马需要共同努力来增强双方政治互信从而减少误解，增加共同利益，减少利益冲突，分发挥中国的经贸优势和马来西亚的地缘优势，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关键词：大国竞争;马来西亚;对华政策;中马关系

中图分类号：D83/87 ?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7-0027-05

2010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标志着中美在亚太竞争序幕拉开，中美竞争已经成为东盟国家必须考量的国际环境问题，许多东盟国家试图通过加强与美国战略合作来平衡中国不断上升的地区影响力。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马来西亚对外政策的中心，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转向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国内学者刘建彪认为马来西亚大量的华人为中马合作的深化奠定了基础。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郭清水（Cheng-Chwee kuik）教授认为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调整是由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共同决定的。英国学者叶琳娜·努尔（Elina Noor）认为马来西亚调整对华政策的根本原因是马来西亚为了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随着大国主要用暴力手段参与竞争、追求霸权的时代远去，通过武力取得霸权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合法的，那么东盟国家安全需求和对大国的恐惧会有所减少。因此，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和提升地区影响力，且由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国家身份三者共同影响。

一、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演变与调整

对外政策是国家决策者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制定的，用来处理与其他国家行为体关系的战略和行动方针，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国家身份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对外政策深受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国家身份的影响。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其对华政策一直在处在不断的调整和适应之中。笔者认为马来西亚对华政策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冲突对抗时期（1957—1970）、缓和建交时期（1970—1981）、深化合作时期（1982—2003）、“亲华”时期（2010年至今）。

（一）冲突对抗时期（1957-1970）

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国家对外政策的主导因素。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由于马来西亚政府深受殖民地历史影响，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与中国相对立，拉赫曼总理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而且秘密支持马来亚共产党，试图从内部推翻马马来西亚来亚政府，因此认为中国是马来西亚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新加坡没有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独立以前，华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引发的种族矛盾并严重威胁到马来人的统治。因此，马来西亚对华采取冲突对抗政策。

（二）缓和建交时期（1970-1981）

1970年拉扎克总理上台后，意识形态在马来西亚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有所下降。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缓和，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提升地區影响力，马来西亚开始与中国加强往来。1971年马来西亚提出将东南亚建立成“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构想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与支持。1974年5月，拉扎克总理访问中国，这是东南亚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国，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标志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逐渐缓和，但意识形态冲突和华人国籍等政治问题依旧横亘在中马之间。

（三）深化合作时期（1982—2009）

1982马哈蒂尔上任，其以反对美国霸权以及西方以普世价值为由插手亚洲事务为由，并以经济实用主义为指导提出了“向东看”的政策，主张向日本学习。同时，为了实现现代化，马来西亚积极抓住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促进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1990年，马来西亚取消公民访华的限制，标志着中马关系长期存在的政治障碍得以解除，中马友好合作达到建交以来的最佳状态。2003年，巴达维总理上台后，延续马哈蒂尔对华友好政策，中马政治经济合作持续深化。2004年5月，中马签署双边联合公报，两国政府承诺在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双边和多边组织中加强磋商与协调。在2005年12月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承诺将扩大和深化双方在战略领域开展合作，为两国的根本利益服务。该联合公报的内容、基调和时间显然反映了中马之间正在增长的共同利益。中马在政治外交领域的高度相互信任互信对双方在南海的争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亲华”时期（2010至今）

纳吉布上任后，中马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其主要体现为：一方面，中马经济、政治合作的不断深化。在经济上，从2009年到2016年，中国已连续八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中马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能源联系，马来西亚是中国第三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国。自2015年起，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增长最快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国。在政治上，2009年6月，担任总理后纳吉布将中国作为东盟以外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在其在任期间共三次访华，中国是其出访最多的国家，这充分显示了马来西亚对两国关系的重视。2011年6月，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纳吉布总理在讲话中说：“我们把中国看作敌人将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以富有建设性的、积极的方式对待中国，我深信中国将会积极回我们。”[1]另一方面，中马实现了从低纬度的经济、政治外交合作转向高纬度的安全合作。

由表一可见，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马军事合作显著提升，中马军事合作的不断推进展现了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以及互利合作的广阔前景，是中马双边关系不断加强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见表1。

综观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演变，可以发现其呈现出一个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外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马经济合作快速发展，两国贸易额从1986年的5.56亿美元到2017年的900多亿美元，增长了近160倍;中马政治、外交合作深化，从地区对抗到地区合作;军事安全合作取得重大突破，从军事对峙到联合军事演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国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马来西亚“亲华”政策反映了中马关系的成熟与稳定。

二、大国竞争条件下马来西亚对华政策调整的动因分析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美国主要倾向于作为一个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崛起。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站稳立场，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

（一）美国对马来西亚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减弱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马双边关系倒退明显，其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马来西亚政府已不能够指望美国为其提供权力和财富，美国对马来西亚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减弱。

从经济层面来看，美马经贸合作动力不足。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外贸国家，其经济发展主要以出口为导向，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冷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但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超越新加坡、日本和美国，已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经济贸易伙伴。除此之外，尽管美国和马来西亚已经举行了多次双边贸易谈判，但美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尚未取得较大进展，显然，美国与马来西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已成为双方深化经济合作的棘手问题。纳吉布上台后，为了改善对美贸易下降的趋势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马来西亚决定加入TPP，但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决定退出TPP，这再次降低了美马深化经济合作的可能性。由于美国国内经济疲软和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马来西亚扩大对美出口的前景堪忧，见图1。

从政治层面来看，美马政治互信严重倒退。奥巴马上台后，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马来西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美国拉拢的重要对象，目的是将马来西亚变成对抗中国的前沿“阵地”。纳吉布上任初期，马来西亚也在寻求与美国“扩大和深化战略合作”。2014年奥巴马访问马来西亚，这是自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访问马来西亚以来，在任美国总统首次访问马来西亚，标志着双方政治关系的显著改善。然而，同年，美马两国政治关系遭遇了巨大打击。马来西亚法院以鸡奸罪判处该国反对派领导人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五年监禁，美国大使馆声称“美国对这一决定深感失望和担忧”。再加上华盛顿不时指责马来西亚利用宗教自由镇压反对派，许多马来西亚国阵执政精英政治家重新将美国视为一个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2015年美國司法部提出诉讼，要求对涉及马来西亚国家基金“一马发展”（1MDB）的10亿美元资产进行查扣，纳吉布作为该基金顾问委员会中的一员，被指控从马来西亚转移6亿多美元进入其个人账户，尽管纳吉布予以否认，但很明显这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和阻碍。

（二）从国内政治来看，执政党巩固和重塑执政的合法性

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相互联系，国内政治影响对外政策，对外政策又反作用于国内政治，因此，马来西亚的国内政治决定了其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是促进经济发展[2]。

一是经济问题亟待解决。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经济在马哈蒂尔时代迅猛发展，纳吉布上台后，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首先，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其次，马来西亚深陷债务危机，2018年国家债务高达2760亿美元，约占GDP的80%。此外，在亚洲各国中，马来西亚外汇储备金额最少，只有不到1100亿美元。第三，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马来西亚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滑，达到历史最低点。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巩固其执政合法性，纳吉布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向中国倾斜。

二是政党竞争激烈。2008年大选后，马来西亚执政党国民阵线在国会中近四十年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冲击，“一党独大”的局面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置疑和挑战，国民阵线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再次赢得选民的信任和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建，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纳吉布希望搭上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从而促进马来西亚国内经济发展，以巩固塑其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该国大多数精英认为中国崛起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不会对马来西亚和亚太地区稳定与发展造成威胁。

（三）从国家身份来看，文化认同不可忽视

国家利益在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塑造利益，国家利益是由国家身份这一包括包括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的国家身份共同塑造的，文化认同是影响国家身份建构的重要因素，因此，文化认同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3]。

文化认同决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4]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穆斯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4%。毫无疑问，在历史上，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中国尊重各国文明的差异性，与伊斯兰国家相互尊重。冷战期间，为了共同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马来西亚对美友好，美国也是东南亚各国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源泉。但“9·11”事件发生以后，民族、宗教因素成为影响马来西亚对美政策的重要因素，所有马来人都是穆斯林，而美国一直存在一种“反伊斯兰教”的观念。尽管美国一直在辩解为了实现中东的和平而努力，但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其对以色列的慷慨支持被视为“反伊斯兰”行动的一部分，已经严重影响到马来人对美国的政治认同。其次，美国具有干涉亚洲国家内政的倾向，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表现出一种对外的干预政策。过去几十年来，由于对不干涉原则的破坏，美国被视为不是“良性”国家。民意调查显示，不同种族的马来西亚人对中国的看法积极。2016年由中国研究所委托马来西亚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在1109名21岁及以上的受访者显示，有70%对中国有好感，其中57%的人在访问中国后对中国有了更好的印象。令人惊讶的是，其中63%的受访者是马来人（穆斯林）。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崛起为军事强国时，28%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盟友，22%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中立国。马来西亚自建国以来一直加强与伊斯兰国家的联系，伊斯兰因素不仅有利于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维护其国内政治稳定。从历史上看，冷战期间，在阿以冲突问题上，马来西亚强烈反对美国对以色列扩张政策的支持和纵容。海湾战争时，马来西亚穆斯林反美情绪高涨，认为海湾战争是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

三、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未来走势

大国竞争条件下，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调整是由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国家身份所共同决定的，但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不会发生变化。随着2018年5月马哈蒂尔再次执政，马哈蒂尔政府的基本目标依旧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和提升地区影响力，因此其对华政策不会发生巨大变化和波动。

（一）马哈蒂尔执政时期中马关系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

2018年8月，93岁的马哈蒂尔在再次当选后首次访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他多次强调马来西亚对华友好的政策不会变，并积极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两国达成的共同宣言来看，双方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外，在军事和非传统领域的合作首次放在一个更突出的位置，无疑，这是双方增强战略互信的积极信号。尽管马哈蒂尔在8月21日离京时对记者表示，将暂时取消东海岸铁路及沙巴和马六甲天然气管道计划，但马哈蒂尔解释到，取消的主要原因是债务危机，不是政治因素，他还表示这些项目在必要时可以重新启动。2019年2月中旬，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马哈蒂尔计划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记者会上，马哈蒂尔说，“中国如今已经不同了……当我们跟他们建交时，它是个很贫穷的国家，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非常落后。但如今，中国已取得巨大的进步”;“近来马中关系因中国迅速崛起而出现一些变化，但中国依旧是马来西亚最大和最有价值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投资者之一”。任何国家之间开展合作都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在不同时期也可能出现一些不同的看法。对于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应从两国友好和双边关系长远发展出发，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

（二）马哈蒂尔政府对中国也存在疑惧心理

马哈蒂尔当选后两度访日，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表达对中国在南海军事化行动的担忧，并达成推进“印太地区的和平、自由和法治”这一目标。此外，为了摆脱中国所谓的“债务陷阱”，马哈蒂尔请求安倍晋三提供低息贷款。2019年2月12日，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宣布，马来西亚在日本募集了为期10年的2000亿日元武士债券，将在3月发行，并称这项债券获得日本政府担保，马来西亚只需缴付每年低于0.64%的利率。同时，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马哈蒂尔在上世纪执政期间（1981—2003）推行经济实用主义并提出“向东学习”，主要学习日韩两国发展经验。日本“雁阵”模式鼎峰时，日本和马来西亚的合作促使马来西亚经济快速发展。因此马哈蒂尔很可能为了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加强与日本的合作。

（三）未来马哈蒂尔政府对华政策偏向友好

总体来看，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未来马哈蒂尔政府对华政策偏向友好。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至今没有提出明确的亚太政策，在经济方面，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政治外交方面，强调“美国优先”，这为美马关系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也不利于美马关系的改善。其次，从国内政治来看，由四个政党联合组成的新政府的和谐关系已出现问题，马哈蒂尔所在的土团党为壮大实力不顾一切接受在野党（巫统）议员加入而引起多方，特别是盟友强烈反应。据马来西亚智库调查显示，新政府并未认真解决马来西亚人民的家庭债务问题，许多民众不满意政府在大选后的经济政策。第三，从国家身份来看，马来西亚作为穆斯林国家，马哈蒂尔本人又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虔诚的穆斯林，其外交政策必会受到穆斯林因素的影响。马哈蒂尔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摆脱经济困境，重振国内经济，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中国，因此中马友好关系会继续加深。

四、结论

作为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并存的中等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调整是由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国家身份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国内政治是对华政策的基础，并深受国际环境和国家身份的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马来西亚政府一直试图摆脱经济困境。当前形势下，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成为马来西亚最好的选择。但作为政治强人的马哈蒂尔，其政府面临的内政困局并由此延伸的外交动机，也需要我国谨慎处之。同时，中国应利用自身经济优势，积极引导中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增加彼此的政治认同。在南海争端上，应坚持沟通协商、共同开发。在地区合作上，应加强军事交流、联合演习，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马合作维度的不断提升，增加了中马之间的共同利益和政治认同。中马友好合作，对马来西亚而言，有助于摆脱其经济困境、維持国内政治稳定和提升地区影响力。对中国而言，有助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有助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顺利推进，有助于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并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从长远角度来看，中马关系充满活力，中马在经济、政治外交、安全领域有许多共同利益，在很多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中存在共识。中马需要共同努力来增强双方政治互信从而减少误解，增加共同利益，减少利益冲突，并通过制定有效的、合理的规范来指导双方政治和经济关系，利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契机，充分发挥中国的经贸优势和马来西亚的地缘优势，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郭子童.浅析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变化原因[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2]刘军.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影响[J].国际论坛， 2010（2）.

[3]（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赵祺（1992-），男，汉族，山西忻州人，单位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国际关系。

（责任编辑：王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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