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第二次印巴战争与美印巴关系（1964-1965） |
| 范文 | 摘要：20世纪60年代，由于1962年中印冲突，美国与印度关系转好，与此同时，美国与巴基斯坦的盟友关系因为冷战目标上的分歧开始波折。1965年印巴战争及其解决过程中，美国充分施展了它的调节手段，但是由于印巴关于克什米尔问题互不妥协的立场，美国所谓的“中立”政策失败了。因此，美国大力支持苏联主导的斡旋计划，并不是要将南亚拱手让出，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关键词：印巴战争;美印关系;美巴关系;克什米尔 中图分类号：K351.5 ?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7-0056-04 1963年10月，巴基斯坦政府再次将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个问题在过去的15年中已经进行了不下110次的讨论。1964年春天，布托在前往纽约的途中宣布巴基斯坦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一千次讨论，以确保问题能够以“体面的方式”得到解决[1]。1949年联合国的决议并没能解决印巴之间的矛盾，不满的情绪仍然飘荡在克什米尔上空。 从殖民史的视角来看，印巴两国作为反殖民主义浪潮的产物，本该有天然亲近的民族关系，而事实上印巴两国对于克什米尔问题都缺乏足够的善意和宽容，导致解决问题的空间遭到了极度的压缩。随着1964年印度合并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法案炮制以及印度国内各少数民族力量的日益壮大，克什米尔问题将越来越可能给印度带来破坏性的灾难，因为这将成为印度联邦其他分裂势力的先例[2]。因此，印度对克什米尔公决的态度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相比较之下，巴基斯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则频频强调对公决的支持，两者的落差很容易给人造成不真实的印象。而其外交部长布托声称：巴基斯坦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任何决定[3]。但这一信念却是建立在克什米尔占多数的穆斯林渴望回归巴基斯坦的假设上的，也正是这个过于一厢情愿的假设导致了以后的军事失利。总之，双方都将克什米尔地区视作自己的应有领土，而现状只是历史不完美的分离。在这样的前提下，1965年的印巴冲突也就成为历史必然。 一、1965年战争前美国与印巴的关系 1962年的军事冒险失败成为印度外交和安全政策结构的分水岭，留给印度的教训是，没有武力支持的外交是灾难性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在战略上的：在今后的任何冲突中，印度都必须考虑到中国潜在的参与和印度自己对外来援助的需求。[4]面对冲突日益加剧的世界，印度不得不采用理想主义为表、现实主义为里的异化的不结盟哲学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在重大危机中，这种政策虽在道德上可以为特殊的外交决策创造可辩护的空间，但也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得美印关系变得阴晴不定。 曾有一位学者声称：“美国和印度几乎没有共同的重要安全利益……除了坚持政治民主外，这两个国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5]这种观察显然难以全面地解释美印在1962年后培养起来的一种共通的反华情绪。1964年1月，在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艾哈迈德质疑美国对印军援时，美国前国务卿拉斯克声称，美国没有看到中国“与邻国和平相处的愿望”，因此，美国关于对印军援的立场不会改变。[3]不仅如此，由于印度在美印关系中还握有苏联这个筹码，美国在做出外交决策时，不得不慎重地对这个因素加以权衡。尽管当北京和新德里交恶时，苏联一度产生了大幅摇摆，但也正因为如此，莫斯科一直在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美国情报系统得出了结论：为了讨好印度军方，苏联远比美国做得更多[3]。因此，美国对印度进行了包括经援和军援在内的大量援助。可以说，印度与美国的依赖关系在实质上已经接近“盟友”的标准。但印度决策者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点：美国干预的动机更多的是为了抵御中国的威胁，而不是真正帮助印度人。在中印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人和英国人就开始向印度施压，要求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向巴基斯坦让步[6]。 另一个问题是越南。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科默曾写道：“印度人倾向于认为我们的援助是理所当然的，却没有做足够的事情来帮助他们自己或者说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越南打他们的战争。”[3]在美国的说辞中，越南战争是事关自由阵营全体的中心议题，而印度的冷漠与讥讽使得美国觉得有必要直接澄清这一点。 相较于美印的暧昧关系，美国和巴基斯坦则是由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明确界定的盟友，而美巴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来源于此。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宣布簽署中巴友好条约已经在望[7]，美国对此事件极不放心。早在1月，麦康纳就向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强调，华盛顿希望对这次访问的安排应尽量低调以减少对美巴关系的伤害。[3]中巴边界条约和中巴空中航线使得美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巴基斯坦的亲中立场已经威胁到了联盟。同样，几乎可以说是对立的分歧也出现在了越南问题上，美国希望阿尤布总统能够派兵前往越南以分担美国紧张的前沿战事，或者“至少能够把巴基斯坦的国旗插到越南去”[3]。而巴基斯坦一直在逃避这一问题，当美国寻求一个确定的答案时，阿尤布总统就会搬出独立外交的说辞，称越南战争是大国间的对抗，巴基斯坦不希望成为一个没有思想、一味盲从的盟友[3]。另一个明确不变的立场就是印度的强大导致巴基斯坦无力向外派兵。巴基斯坦的搪塞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促使美国开始重新考虑对巴援助是否物有所值[3]。可以说，在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前，美巴关系是存在深刻裂痕的，在美国决策思维中可能对巴实施的打压还未浮至行动表面，但在这一阶段，美国确实已有初步的考虑。 简而言之，在1965年印巴发生战争前，印巴与美国都在越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没有得到实际的解决。印度和美国发展了一种从受惠程度上近似于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的盟友关系的合作，同时，印度由于拥有苏联的援助从而享有比巴基斯坦更多的行动自由，而巴基斯坦在处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时却发现自己是极其受限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巴基斯坦接过了中国的橄榄枝。印巴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是持续着的，美国意在阻止双方兵戎相见的努力必然会遇到这一难以解决的议题。 二、美国在印巴冲突中的斡旋行动 1965年3月，阿尤布总统的中国之行使得约翰逊总统推迟了原定于4月与阿尤布的会谈，而阿尤布却立即接受苏联的邀请。巴基斯坦对共产主义国家的两次出访使得美国大为不满。美国为此还对中巴公报中“消灭帝国主义”的言辞进行了质疑，认为这“帝国主义”是对美国的谴责，而巴基斯坦则称“帝国主义”指的是印度[3]。美国此时还未下定决心和巴基斯坦摊牌，因而在外交信件上反复阐述是“推迟”访问而不是巴基斯坦理解的“取消”访问，并且同时推迟了印度对美国的访问，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揣测[3]。此时，正值美国国会立法的敏感时间段，国会已经对印巴两国浪费大量美国资源用来相互对抗的局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印巴对越战和红色国家的态度使约翰逊总统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恶化，如果新的对外援助计划要想成功，他就必须改变手段。 4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在阿拉伯海附近有争议的库奇荒地爆发了战斗，进一步搅乱了美国与两国的关系。尽管华盛顿在促成停火和最终解决争端的努力中听取了英国的意见，但它对这场冲突却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尤其是因为巴基斯坦显然与双边协议相抵触地利用了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MAP）所提供的武器装备。当英国的和平努力一度步履蹒跚时，鲍尔斯警告说，除非印度立即得到一些现实的选择，否则局势可能会失控。他担心印度会在克什米尔或其他地方发动疯狂的反攻。麦康纳大使积极行动以期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他建议华盛顿警告印度人，美国将把报复性袭击视为没有根据的侵略行为，并按照美国的承诺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7]考虑到这次冲突的结果，军事失利的印度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可能寻求报复的质疑，但令美国政府更担心的是，巴基斯坦政府中的一些人进一步呼吁越境渗透非正规部队，以便在山谷地区挑起暴力冲突。 库奇冲突鼓励了巴基斯坦人，在他们的评估中认为印度军队战斗力不如巴基斯坦军队，印度军队仍在遭受被中国击败后的后遗症。而阿尤布总统那“印度人没有战斗欲望”的旧偏见，如果从没有成为一种军事教条，这次也变成了一种信仰。[1]阿尤布总统甚至对一位1965年来访的美国军事承包商兴奋地讲道，他相信巴基斯坦一个师至少等于印度五个师。[3]这是巴基斯坦的错觉。山谷的局势相较1964年底圣物被盗事件时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巴基斯坦派遣的渗透分子遭到了孤立，反印的穆斯林起义没有发生。更糟的是，沙斯特里政府迅速回击，且出人意料地将打击的地点选在国际边界。 在冲突期间，美国开始将对巴强硬的政策思路付诸实施。首先，美国在白沙瓦的情报设施向来被巴基斯坦当成向美国施压的王牌，美国在1965年初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在1965年7月19日，拉斯克向约翰逊总统提交了一份较为成熟的备忘录，要求政府不计可能产生的技术和预算问题，立即为美国在巴基斯坦的情报设施开发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3]其次，美国还延迟了对巴援助，这一项行动无疑对巴基斯坦伤害极大。在麦康纳告知阿尤布总统美国的援助将要推迟时，阿尤布痛苦地认为，推迟决定显然代表着美国对巴基斯坦新政策的开始;他已尽力使美国注意到向印度提供武器援助的危险，但他看不出美国的政策立场可能的改变。[3]美国显然认为巴基斯坦的固执损害了美国的援助政策，影响了美国的形象和声誉。麦康纳强调，巴基斯坦是美国在世界上的第二大援助对象国，但美国不承担对任何国家维持一个特定水平的援助义务，接受优惠贷款和其他援助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3]巴基斯坦对美国的说辞充满了失望，决定在军事行动中孤注一掷，正如布托所言，“如果美国采取强硬路线，巴基斯坦将立即采取更强硬的路线。”[3]最后，作为盟友，美国并没有尽到巴基斯坦所认为的义务。布托在1965年9月与麦康纳的会谈中引述多位美国政治人物如杜勒斯、肯尼迪和哈里曼关于制止印度侵略的承诺，对美国施压，而美国反应冷淡，坚持美国的义务不能超出联合国的权责范围。 而印度政府对美国虽然缺乏像巴基斯坦一样强硬的声明，表示援助的推迟可以理解，但并没有削弱印度对美国政策事实上的不满。印度政府要求美国必须兑现不允许巴基斯坦对印度使用美国武器的保证，还进一步要求美国切断对巴基斯坦的所有援助。美国对印度的和平呼吁也远没能够传到新德里，印度政府总是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进攻计划，往往造成既成事实后，再回头予以解释。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在等待部队越过停火线进行攻击后，才对美国進行了通知。[7] 在9月2日的白宫会议中，约翰逊总统表示，美国应支持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吴丹提出的立即停火和撤军的呼吁，而自己则愿意“躲到圆木后面睡一会儿”。[3]为了反映总统的立场，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印巴的大使馆向东道国政府紧急重申：“政府对在克什米尔使用军援计划提供的设备表示强烈关注，但我们的立场基本上限制在全力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努力上。”美国无疑会感到一种无力，因为美国根本无法控制在一万英里外的美国武器将作如何使用。印巴两国对于停火协议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将克什米尔问题纳入解决框架，这一倡议正是由巴基斯坦始终坚持的。对于新德里，在完成自己必要的军事打击后，已经达成了目的，因而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协议较为轻松。而卡拉奇大使馆的任务要更重些，9月5日，麦康纳受命向阿尤布总统进一步说明（近乎是威胁），当美国政府被质问是否继续向未接受联合国停火呼吁的国家提供军事物资时，美国将不得不作出否定的回答。[3]失去盟友的支持后，巴基斯坦仅能保持4周的军事优势。[3]自9月4日起，中国的卷入使冲突再度尖锐起来，尤其是被广泛解读为“最后通牒”的9月16日致印度大使馆的照会，文中强硬地要求印方在“文到三日”内满足中方所提的全部要求，否则，可能导致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印方承担。①印度要求美国立即做出正式的官方声明来防止中国的军事干涉。美国对此予以积极的响应，并保证一旦中国采取军事手段，将立即向印度提供援助。中国的表态一度给予巴基斯坦对抗的信心，并促使印度怀疑巴基斯坦对于停火的看法，也恶化了美巴关系，对印巴冲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 而在阿尤布总统9月19日中国秘密之行后，发现与中国方面也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分歧，他继续战争的信心坍塌了，向美国妥协成了唯一的选项。阿尤布总统向麦康纳表示，他一向反对与中国结盟。此时，巴基斯坦依然将中国的立场看作是自己的优势，只不过不再是支持军事斗争的优势，而是作为反共信念的体现，在声称为了反对中国介入而走向停火的立场，将无疑极大地保全巴基斯坦的尊严。最终巴基斯坦在9月23日凌晨举行的安理会会议上同意停火。 三、美国调停行动的受限及原因 这场战争对于华盛顿而言，又是一次严重的挫折，可以说是既往调停的重演。约翰逊政府的南亚政策在风波迭起的印巴冲突前几无定型，支离破碎。美国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时面临着强烈的敌意。在巴基斯坦，压倒一切的情绪是，美国没有履行其条约义务，在需要它的时候背叛了它的朋友和盟友。印度领导人则愤怒地宣称，华盛顿未能履行其“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武器不会对印度使用”的承诺。 六十年代的华盛顿对越南日益增加的关注，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国正在从南亚大陆抽身而出，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一方面继续协助印巴促进经济发展，应对人道主义挑战，另一方面，继续发展军事援助，使南亚能够成为抵御共产主义的战略防线。只是它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在帮助其实现更广泛的冷战目标方面的政治价值评估发生了变动。拉斯克在提交给约翰逊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如果最终我们不得不在印巴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人口众多、工业基础雄厚、拥有基本民主制度且潜力巨大的印度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3]当然，也不能认为，美国对印度执行的政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偏袒。约翰逊总统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士均对印度的经济政策和表现十分不满，尤其是在粮食和农业部门。而相比之下，巴基斯坦的经济进步令人感到欣慰，这使它成为“美国援助计划的典范”。[7]总统认为印度对美国表现出“忘恩负义”，美国帮助养活了南亚次大陆的饥饿人口，但人民的精力和资源都被政府从解决极其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努力中转移到了与巴基斯坦的对抗中。[8]结果是约翰逊总统开始限制对印度的援助，甚至考虑在印度粮食歉收的情况下推迟输送粮食的决定，这还引起了政府内部关于人道主义的一场讨论。 美国无疑试图促成一项和平协议，也实施了一些有力的政策，但是印巴冲突本身就足以令人生畏。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华盛顿在为克什米尔争端提供具体可行的方案时，倾向于使用模糊的语言。因为美国发现，在这一问题上，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现状，而任何一方的干扰都有可能引发剧烈的冲突，因此，一种“中立”政策是有充分理由的。但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只会给印度制造麻烦，并在巴基斯坦激起错误的希望。最后，克什米尔调停成为一项丰富而危险的事业。当时任苏联总理科西金向沙士特里总理和阿尤布总统提出他的斡旋计划时，美国政府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因为美国深信苏联人会发现自己和美国处在同样的境地。拉斯克曾在一份声明中回顾了美国对塔什干会议的态度：“如果苏联人在塔什干失败了，至少他们会经历我们二十年来在试图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问题时遇到的一些挫折。”[7] 在南亚，印度享受着地缘政治带来的天然好处，发展出了糅合历史和道德因素的特殊自尊，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掌握着南亚门户的钥匙。然而，印度的自我重要性并没有令人信服地投射到南亚地区以外，这种认知差异也是造成印度虽然竭尽全力也未能避免外来势力介入克什米尔的原因。同时，喜马拉雅小国所受到的禁锢使巴基斯坦分外警惕，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巴基斯坦有更加可观的军事力量。但历史和现实留存的不公正感仍是巨大的，为了对抗南亚大国印度，冲突在拖延中被合法化，因为它似乎是保护受威胁群体的唯一途径。这些冲突正从取之不尽的不信任中汲取能量。即使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一方也很难妥协，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暴露自己的弱点，招致更多的侵占。此外，冲突在这两个国家中还产生了深刻的后果。就像没有一个印度政客能够公开承认印度对中国的指控是片面的，也不会有任何巴基斯坦学者或记者有足够的胆量建议伊斯兰堡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接受除了公民投票以外的其它方式。 四、结语 虽然印度在1965年的冲突中拒绝与巴基斯坦单独会面，但旨在促进和解的对话不乏先例。只不过，会谈往往是将重复争说的旧论点和盘托出。在這里，历史被滥用来强调一方的合法性及另一方的邪恶本质。这种对话形式是长期对手之间培养出来的惯性。印巴之间的会晤很少能坚持到系统地讨论双方之间的分歧以及如何能够改善或容纳这些分歧的地步。克什米尔地区就是双方不可触碰的点，而双方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这个点而爆发，于是这种冲突成为制度化的死结。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希望在这两个国家之间促成一种缓和关系，以便它们能够加入一个共同联盟，对抗来自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威胁。然而，在这些努力上花费了大量的外交精力后，美国收获的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停火仅仅是停火，印巴冲突依旧，短暂的间隙并不是和解的和平，而是武装的和平，不完满的协议仅仅是激发了各自更大的不满。在南亚的这个泥淖中，如果印巴不首先做出意愿上的改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外部势力无论是出自何种用意都只会成功地冒犯一方或另一方，如果不会同时冒犯到双方的话。 注 释： ①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一九六五年第十二号，第200-201页。 参考文献： [1]Victoria Schofield.Kashmir in Conflict[M].New York：I.B.Tauris，2003. [2]Willem Frederik Van Eekelen.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M].Hague：Springer，1967. [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 1964-1968.South Asia，Volume XXV[D].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ce，2018. [4]Harsh V.Pan.Indian Foreign Policy[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6. [5]Harsh V.Pant.Contemporary Debates in Indi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M].New York：Macmillan，2008. [6]David M.Malone.Does the Elephant Danc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7]Howard B.Schaffer.The Limits of Influence[M].Washington： Brookings，2009. [8]Carina Van De Wetering.Changing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India[M].New York：Macmillan，2016. 作者简介：罗立盛（1994—），男，汉族，江苏苏州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英联邦国家历史与文化。 （责任编辑：冯小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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