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严复政治思想论析 |
| 范文 | 尚伟
摘要：早年严复留英期间深受西学熏陶，归国后向国人介绍西学，希冀以西学改造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受进化论的影响，严复政治思想的根基，一是“渐进主义”，二是“自由之调适”。严复的政治思想是提倡渐进改良的方式，启发民智，救国图存，探寻通往君主立宪的救国之路。遗憾的是，严复的政治思想与时代发生了错位，最终也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 关键词：严复;政治思想;进化论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10-0072-03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县人，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本文现就严复的政治思想进行分析。 一、严复政治思想之根基 作为爱国知识分子，严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选择了渐进改良的方式，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自由为内涵，构成了严复政治思想的重要来源。 （一）渐进主义 严复所推崇的进化理论，1895年在《原强》一文中引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阐述道：“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1]5他认为万物的进化并非突变式，而是“物变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著”[2]1326。他引介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将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等同视之，认为人类社会也遵循进化的原则，“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1]6，以斯宾塞的进化观为依据，提出人类社会的演化遵循渐进的形式。但是斯宾塞的进化理论终是为资产阶级辩护，为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寻求合理的理论根基。1898年甲午战争之后，严复译介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为《天演论》，在自序中提出：“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2]1321认为斯宾塞的进化观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路径，但“任天演之自然，不宜以人力强为变迁”的做法对救亡图存无益，赫胥黎的“与天争胜”思想更加符合时下的需要，也是严复据时事作出的理性转变。对于进化論的译介，经过了从初级向高级的进阶，这种渐进主义的思想策略也贯穿于严复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任天为治”是进化的规律，但这种进化观难免使人消极，对救亡无益，而“与天争胜”能够克服进化过程中的倒退现象，赋予渐进主义更加积极的内涵，更能激发人们救亡图存的信心。由此可以看出，严复的进化观始终遵循时序，秉承渐进的策略，从而构成了在政治体制选择上的一致性。 （二）自由之调适 1895年严复于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提出：“今兹之所见所闻，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道理初无异也。故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尔。”[1]2西方崛起的关键在于“自由与否”。西方崇尚自由，自由是西方富强的根源。而自由之所以有此地位，在于自由乃天赋之权，所以“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1]3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由早有阐述：“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二者之间存有差异，“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以存我者也。”[1]3但古今国人对自由深感畏惧，并不热衷，“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1]3在严复看来，近代中国沦陷于畏惧自由，知识分子无接受自由的能力，守旧派对于自由心生恐惧，排斥自由;激进派不明真义，自由实现的路径并不顺畅。因此，欲要富强应重拾自由，“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1]14 另外，要想实现自由必先明了群己关系，“虽然，学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1]132，必先启蒙，方能实现自由。如黄克武先生所言：严复与密尔都看到了个人主义的重要性及莫大的价值，认为在文明的国度里，自由才能实现，自由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虽然有时严复将群体置于个人之上，将国家自由置于个人自由之上，肯定强人政治，然而这并不表示他倾向于国家主义式的集体主义，而只是跟着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注意到自由，历史发展与其他实施自由制度之条件的关系，因而主张针对实际状况采取权宜措施。[3]4严复与密尔自由主义主张之间的差异，体现在黄克武先生所言的“权宜措施”之上;此措施在严复的思想中，体现在对于国民的重视程度，重视国群自由，提高“民智、民力、民德”，但并无抑制个人自由的趋向。因此，在现实破败的环境中，严复对自由的调适，以拯救现实为获理想实现的基础，提出了强人政治或是开明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此过渡并非激进的革命，而以期望采用渐进改良的形式促成。 二、严复政治思想之构想 严复以自由及进化为理论根基，提出了对宪政民主的构想，企图使近代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但君主立宪的诞生必然具备立宪的条件，因而通观译著，严复从君、民等方面提出倡行君主立宪的构想。 （一）严复对立宪的推崇 自近代以来，“朝野之间，知与不知，皆谈立宪”。认为立宪即是立法，但是此法并非传统中国之旧法，“其法乃吾国所旧无，而为西人道国之制”。[1]239在严复看来，此法主要表现在参用民权之上。“夫立宪义法固繁，语其大纲，不过参用民权而已”。[2]1268政治宽严程度则导致民权的参与程度，则政治体制分为“独治之专制”与“以众治寡之立宪”。严复批判独治之专制，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君主负责下达命令，臣子执行命令并发布于人民，人民并没有参与政事的机会和权利，受尽盘剥。他指出秦以来君主为窃国大盗，独治之专制下民权全无保障，人民备受压迫和奴役。为了防止老百姓的反抗，他们制定法律以束缚人民。立宪与专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即在“民权”有无保障;因此，严复推崇保障民权的立宪之制。立宪主张分权，分权思想成为立宪和专制区分的标准：“中国自古至今，与欧洲二百年以往之治，此三者，大体不分而合为一。”[1]242就分权而言，严复以安徽高等学堂为喻：此学堂有监督，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学堂人员各司其职，为教育一事而供职，学校以现行规章制度作为制度机关，人人按照规章制度而行事。但是此章程非学生所订立，“先有立着，而全校受之。监督意有所欲为，则随时可以酌改颁行，以求全校之公益，非以利己私，故虽专制，犹得为开明之专制，则如此校是已，假今后本校日益发达，学生人数日多，且人人皆有学费，而欲改为民主立宪，则其事将如何？曰：此无难”。[1]244严复形象地说明了权力的分立能够防止专制的产生，同时能够保证民权，此乃立宪政治的优势。 （二）立宪政治的实现 严复1906年12月于《宪法大义》中提出：“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4]245 首先，对立宪之君的认识。专制君主对于人民的欺压与剥夺，带来了极大的恶果。因而对专制之君的痛恨已达极致，认为秦以来的君主，皆为窃国大盗。但对于革命者，严复也并不中意，一方面认为革命者孙中山“轻躁多欲，不足重任”[4]488;另一方面在渐进改良的坚守下，认为革命只会带来祸乱，破坏秩序。因此严复对于孙中山等革命者及其推崇的民主共和并无好感，但对于袁世凯，严复则寄予极大的希望。 1898年，袁世凯上书光绪：“古今中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袁世凯渐进改革主张与严复的渐进改良较为一致，成为立宪实现的希望。1905年袁世凯奏请派大臣出洋考察，开始对宪政再一次表现出极大热情，此时严复也在倡行君宪之列。随着五大臣回国，国内立宪呼声达到高潮。在袁世凯的极力建议下，清廷随即预备立宪。严复一直呼吁和恪守的立宪制度，似乎在袁世凯身上看到了希望。但随着慈禧与光绪相继离世，袁受朝廷重臣载沣猜忌，“罢斥袁世凯，令其‘开缺回籍养疴”[5]334。严复哀叹：“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辛亥革命之后，南北对峙，严复作为和谈代表南下议和。南方革命党对于君主立宪并无反感，“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6]502但革命党人对于袁内阁极力反对，君主立宪并未得到南方的支持。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授袁世凯全权负责临时共和政体。早期严复便提出：如有利，可迫使清帝退位的设想，而此时袁世凯成为实现君主立宪最后的希望。严复称赞袁世凯“文足定倾，武足戡乱”，并提出：“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也。”[6]603寄希望于袁世凯，希望这位“强人”能够实行君主立宪之制。 其次，对立宪之民的培育。在中国专制制度下，国民无自由自治之能力，“第使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僇民，谓是种也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此种奴役导致国民愚昧无知，“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是蚩蚩者长为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1]12欲富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本”即所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就“鼓民力”而言，“今者论一国富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此自功名之士观之，似为甚迂而无当。顾此非不佞一人之私言也，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最急。”[1]27在中西历史上，民力盛者，则富强。周、汉、唐莫不如是。中国之民力不盛，原因在于中国陈旧的礼俗，如缠足等，加之吸食鸦片的陋习，致使中国民力不振。至于“开民智”，严复认为：“其开民智奈何？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而急功名者，则轻学问。二者交失，其实则相资而不可偏废也。”[1]29在这里，严复要求学问与功名的结合，而不是纯粹为了功名而忽视学问。也不是单纯的追求学问，而是以富强为目的：“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以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源。”[1]29“新民德”是严复最为重视的一项，中西之间在新民德上，西方民德重在平等，“平等義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与为善”，言道：“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1]31以抵御外辱为使命，认为新民德之际，中国应“设议院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严复强调教育与自治对国民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成为立宪之民的实现路径。人民通过教育获得“民力、民德、民智”。民智提高，便可以为富强服务，实现自由。另外，严复始终坚守渐进的改革，倡导地方自治。在地方自治的建设上严复提出：“地方自治之制，乃刻不容缓者矣。”“宪法之成立，必以地方自治为之基，不知地方自治之义务者，不足以有立宪国民之资格。”[7] 三、严复政治思想评析 综观严复的政治构想，不难看出，无论是理论构想亦或是政治实践，都坚持渐进改良来达成。反对专制，反对革命，将以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作为一生的追求，希冀近代中国逐步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现状。 严复将进化论作为政治构想的依据，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启蒙意义是巨大的;进化论的引入能够激励国民的进步，使其认识到强国保种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启发人民重视民族自身的自强，为变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近代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结构和专制主义上层建筑，并未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改变，民智未开，人民依然处于被奴役的境地。因此对中国而言，进化论的引入在警醒国人改变的作用上是显而易见的，从上层权贵到市井小民，无不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所影响。“与天争胜”的思想告诫国民，中国可以发愤图强以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但严复对于进化理论的引入，其启蒙意义远远大于政治实践的意义，因为进化理论的引入仅仅对近代社会提出了一条看似理想之路，并未对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矛盾有更深的探讨。 严复对宪政民主的倡行，为近代中国社会指出了一条救亡图存之路，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并在甲午战争之后，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高潮，使近代知识分子开拓了视野，厘清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性，使其投入民主建设的浪潮之中，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对于宪政民主的实现，以教育和自治的方式“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改造国民性，近代中国社会并无实现的土壤。但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近代中国面临的急务是“救亡图存”。因此，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救亡的紧迫性不容许历史以渐进的形式进行，君主立宪在这一时期与时代相悖，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严复自身存有精英主义的倾向，便导致与下层人民相脱离，无法认识到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未看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未能对国情进行更加深刻的分析，最终君主立宪的失败便是注定的。 参考文献： [1]王栻.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栻.严复集（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密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4]王栻.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孙应祥.严复年谱[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6]王栻.严复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冯峰.清末“自治”思潮的两个方向[J].史林，200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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