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20世纪以来美国黑人女性单亲家庭的福利困境 |
| 范文 | 摘要：梳理了20世纪以来美国单亲黑人女性家庭的贫困状况，认为黑人女性单亲家庭的贫困率相对较高，这与历史因素、种族歧视及女性歧视有关。美国政府针对女性单身家庭的福利政策发展缓慢且隐藏着对黑人女性单亲家庭的歧视，惩罚性的道德要求和低效的政府监督，使得被剥夺福利资格的往往都是黑人单亲女性。由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对福利制度的争议，以及媒体和政治家的渲染，黑人女性群体成为污名化的重灾区，黑人女性单亲家庭受到福利歧视。 关键词：黑人单亲女性;种族歧视;福利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3.68? ?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1-0099-03 20世纪以来美国单亲女性家庭的数量持续增长，其中黑人单亲女性家庭占据很大比重，其贫困率一直居高不下。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发展完善针对女性单亲家庭的福利政策，事实上在这些政策背后隐藏着各种针对少数族裔单亲女性家庭的歧视，尤其是针对单亲黑人女性家庭，她们面对着更为严苛的政策监管和道德检测，在执法时遭遇侮辱性对待，承受舆论的污名化和各州福利部门的区别对待，这使得本就处于弱势的黑人单亲女性家庭的处境更为艰难。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美国单亲黑人女性家庭的贫困状况 近代以来，美国人的家庭观念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在美国这样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是非常重视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美国人的结婚率一直远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双亲家庭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单亲家庭比例低于10%。但是60年代兴起了反对美国正统价值观的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极大影响了人们对于婚姻和性的看法，单亲家庭的比例从1960年的9%上升到1980年的19%，2014年已经达到了26%。在单亲家庭中，女性户主占据着较大比例，1970年有未成年儿童的单亲女性户主与男性户主的比例為4.5：1，2000年前后为3：1。尤其在黑人家庭中更是如此，1930年前后黑人女性单亲家庭的数量占所有黑人家庭总数的19.3%，到1980年已经上升到了37.8%，要远远高于白人单亲女性家庭的11.2%[1]。在2000年的统计数据中，黑人单亲女性家庭在其家庭总数中所占比例达到了45.1%，几乎与双亲家庭的比重持平。 当前的美国社会对单亲家庭的包容度已经大大增加，但其始终绕不开的就是贫困问题。虽然美国是一个发达的超级大国，但其贫困问题也是存在的，据美国人口统计局调查，2015年美国贫困人口达4310万，贫困率为13.5%，相较于1960年前后贫困率虽有所下降，但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是明显上升的。其庞大的贫困人群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家庭结构上来看，带孩子的单亲女性户主贫困率最高;从种族构成上看，虽然贫困白人的绝对数量上最高，但黑人群体的贫困率是最高的。其中，黑人单亲女性家庭是贫困的高发人群，2014年的统计数字显示，黑人家庭的总体贫困率为22.9%，黑人女性单亲家庭的贫困率为37%，而家中有18岁以下儿童的美国黑人单亲女性家庭其贫困率高达46.1%，远高于美国所有单亲家庭平均贫困率。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历史因素有关。最初在奴隶制影响下，黑人群体处于一种独特的劳动角色和文化地位之中，他们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伴侣，导致其往往与较高的婚外出生率和单亲家庭比例相关。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传统制造业衰落，黑人男性的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黑人女性就业机会相对增多，婚姻的稳定性遭到削弱，加上受非洲文化影响的黑人女性单亲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秉承着与美国主流社会迥异的家庭观念，使得黑人女性单亲家庭的数量和比例逐步上升。女性单亲家庭高比例的贫困率一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对于贫困的解释秉持着人力资本理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源于他们没有人力资本——知识、技术、训练、教育——能够让他们在自由市场中出售给雇佣者。底层阶级缺乏人力资本，缺乏向上的途径从根本上限制了黑人单亲母亲的发展可能，造成了贫穷的代际传递。美国就业市场上对少数族裔妇女同工不同酬的歧视，后工业社会里低工资的“粉红领”对女性的偏爱，以及美国经济技术化与全球化发展的影响，都使得承受着就业和照顾家庭双重责任的单亲母亲们收入持续偏低。[2]黑人单亲女性家庭贫困是对于妇女和少数种族群体的歧视的直接后果，这一群体的贫困反映了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社会力量所造成的种族、性别、阶级不平等在个体层面的影响，单亲女性黑人家庭成为了解宏观和微观社会力量融合的一个窗口。 二、福利制度针对美国单亲黑人母亲的道德监管 女性单亲家庭接受美国政府福利救济的历史要追溯到20世纪初的“母亲津贴”，最初各州项目救济的对象，均为因丈夫死亡、长期服刑或患有重疾久治不愈而长期独立养家的女性[3]。在项目实行初期，资助力度较小，且各州间差异也很大，据1930年一组数据显示，所有州中每个受援家庭平均每月最高可获得72美元左右，最少的只有16美元;平均每月受援家庭数量最多的是密歇根州的底特律，达到了1687户，而在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平均每月受援家庭数仅为25个。[4]35其中，许多州项目对于白人寡妇之外的单身母亲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除哥伦比亚特区外，大多数州的“母亲津贴”中，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所占比例悬殊，极少出现黑人家庭，大部分州黑人受援家庭的数量不及白人家庭的百分之一。立法者、管理者等施加各种手段确保只有“道德上适合”的妇女才能得到援助，极大限制了单亲女性接受救济的权利。193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密歇根州在法律上有资格获得援助的2000个未婚母亲家庭中，只有25名未婚母亲正在接受援助。 20世纪初，美国政府针对单亲母亲的福利救济项目一直发展缓慢，直到30年代大萧条爆发，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需求激增。罗斯福政府为了挽救危局，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其中在第四款中提出了专门针对失依儿童的福利项目，但是并未设定统一的全国性的津贴标准，而是允许各州自行设定福利标准和限制条件，这就给各州进行变相歧视留下了空间。于是各州纷纷设定了一系列资格限制，最为普遍条款即“适宜的家”，它规定接受福利救济的儿童必须生活在适宜的家中——这个家庭必须能够为儿童提供符合州法的健康照料。而黑人家庭则是被重点关注的对象，稍有不慎就会被定位为“不适宜”，被剥夺接受福利的权利，甚至是孩子的抚养权。此外，包括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密歇根州在内的许多州同样制定了类似的“代父条款”“屋中男人”条款和“夜半突袭”行动，即福利调查者会在深夜或凌晨对领取福利的女性单亲家庭进行突击检查，看其家中是否存在不合法的同居关系，如果有不明身份的同居男子，则认为其家中存在事实上的“替代父亲”，则终止对该家庭的援助。如果受援者拒绝配合，她的福利资格也会被取消。在不断的审查下，这些女性必须证明她们是贫穷的，证明自己并非懒惰而确实是无能为力才放弃工作。比起白人女性，黑人单亲女性在这些条款之下往往要受到更为严格的“道德测试”，工作人员对其的监视也更为严密，多数被剥夺福利资格的往往都是黑人单亲女性。 惩罚性的道德要求和低效的政府监督，造成了大量的武断和歧视，涉及这一问题的司法案例很多，其中“金诉史密斯案”就是影响较大的一个。黑人单亲母亲史密斯女士因为存在同居情人而被剥夺接受福利的资格，她所在的达拉斯县认为她的家庭中存在类似于双亲家庭中的“替代父亲”，所以不该得到福利救济，但事实上史密斯的临时情人没有能力给予史密斯女士任何帮助。史密斯女士对于这一结果表示不满，提起了上诉，她的辩护律师马丁·加布斯发现在南方各州的类似案件中黑人儿童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在该县184个此类福利案件中，有182个都涉及黑人家庭。据统计，1964—1966年间，在7个代表县根据“代父条款”除去福利资格的498个家庭中有97%是黑人家庭。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美国人重新审视贫困问题，立法者就控制黑人婚外性行为的必要性提出了歧视性的主张，倡导对工人阶级的黑人男子的性行为进行监管，以此作为减少黑人妇女和儿童对福利依赖的一种手段。这些侮辱性的监视和差别对待使得本就处于弱势的黑人女性单亲家庭更为被动。 三、美国单亲黑人女性的污名化与福利歧视 在美国人的观念中，个人主义是其核心价值观，强调个人的自主奋斗，认为贫穷源于个人的失败，从一开始“福利”一词就是带有歧视性色彩的，公众对福利制度的争议很大，所以美国福利国家的建设起步比较欧洲发达国家要晚，发展也相对缓慢。在部分美国民众心中，所有的福利项目中ADC（失依儿童补助）是争议最大的一个，其被视为破坏传统婚姻家庭、违背工作伦理的错误决策，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离婚、非婚生育、少女早孕等现象，造成个体对于政府的依赖，这样的舆论环境也使得美国政府在制定此类政策时异常谨慎，往往设定严格的申请标准和工作要求。[5]从一开始接受救济的单亲女性就常常与社会耻辱有关，参与者被贴上好吃懒做、不负责任、愚笨无知，甚至是滥交的标签，这给单亲女性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有接受福利救济的单亲母亲表示，对隐私的侵犯与受到耻辱性的责难会促使她们退出福利行列。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促使美国普通民众对于济贫福利更为反感，也就导致社会对于单亲女性的误读和歧视，而女性单亲家庭中的黑人群体更是被污名化的重灾区。 在塑造公众对于福利政策的怀疑态度中，种族主义深刻影响了美国白人对福利国家的支持模式，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教育、医疗保健、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支出，而反对救济穷人的政策，因为在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中，黑人总是与贫穷联系到一起。调查显示，美国人夸大了黑人在穷人中所占的比例，这种夸张的认知造成了公众对穷人种族构成的误解。在美国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534个与贫困相关的故事中，有65.2%是关于黑人的。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黑人政治力量不断壮大，约翰逊政府推出的“伟大社会计划”改善了黑人的地位，政府终止了一批苛求黑人女性的法律，减小了福利政策实施中的种族差异，黑人女性单亲家庭数量有所增加，接受福利救济的比例也明显上升，但这并没有持续很久，70年代前后，右翼势力对之前的福利制度表现出了不满，掀起了批判女性单亲家庭的风潮，政治家和新闻界用夸张煽动的语言来抨击黑人单亲女性，称她们为“福利女王”“社会寄生虫”，将其塑造成一种不值得帮助的形象，她們被描绘成贫穷、懒惰、滥交的代名词。1976年，里根在一次竞选演说中第一次提出“福利女王”的说法，尽管后来经过调查得知，他在演讲中提到的那位黑人单身母亲有诸多失实之处，“福利女王”的说法还是得以流传开来，成为黑人单身母亲的代名词。 公众对于黑人单亲女性的误解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福利支出中的不平等现象，种族成分影响了一州的福利水平。有学者调查指出，美国各州政府对黑人和白人家庭提供不同水平的福利支持，各州之间的津贴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明显表现在对失依儿童家庭援助（AFDC）的实施过程中。在AFDC实施过程中，在黑人女性单亲家庭所占比例高的州，其福利支出越低，即南部州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北方。1970年的一组数据显示，参与AFDC项目的黑人单亲母亲的数量每增长1%，政府对于福利家庭的支出就会减少35美元，而当白人单亲母亲每增长1%，政府的福利支出就会增加9美元。同时，黑人单亲女性常常被拒绝在福利制度之外，因为福利管理人员会将其定义为不值得帮助的“可工作的母亲”。1996年，克林顿政府进行福利改革，以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取代了原来的AFDC，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原有的歧视因素，如增强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增加了工作要求，政策上鼓励女性继续接受教育，却迫使黑人单亲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赚取低工资。大部分原AFDC接受者并非不想参加工作，而是没有能力工作，她们通常处在社会底层，受教育水平低，只能做一些低技能的工作。同时又因为收入低下，迁徙流动能力差，如果工作地点与居住地距离较远，无法照顾子女，造成单身女性持续贫困的更多的是生活所迫和身不由己，而非主观意志上的懒惰。 美国福利国家的建设起步晚而发展缓，在20世纪初，才逐渐出现针对女性单亲家庭的官方福利救济项目，从母亲津贴到失依儿童援助，后来扩展为失依儿童家庭援助，再发展到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女性单亲家庭的贫困状况。但不可否认的是，表面上中立的美国福利政策，无论在建构上还是执行机制上，都深受种族观念的影响。黑人女性单亲家庭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面临着比其他单亲女性更为残酷的社会现实，在各州制定的福利限制性条件下，他们要接受更为严苛的道德测试和日常监督，受到羞辱性的对待和指责，接受比白人妇女更少的福利救助。在媒体和政治家的渲染下，黑人女性群体被塑造成懒惰、愚昧、滥交的“福利女王”，承受着更为沉重的舆论压力，长期处于被污名化的负重之下。在现代自由主义的社会之中，政府对个人的责任首先应该是非歧视性的，一个渴望人性化的社会必须要关心每一个社会群体，所以我们有必要关注黑人单亲女性家庭在美国历史中长期面临的歧视和困境。 参考文献： [1]Erol Ricketts.The origin of black female-headed families[DB/OL]. https：//www.irp.wisc.edu/publications/focus/pdfs/foc121e.pdf.Visited on：3/10/2018. [2]姚桂桂.试论美国“贫困女性化”——20世纪后期的一个历史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10（3）. [3]吕洪艳.美国女性单亲家庭福利史研究（1935-1996）[D].东北师范大学，2011. [4]Steele G.Family welfare：Summary of expenditures for relief general family welfare and relief mothers' aid，veterans' aid[M].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e，1932. [5]罗玉俊.美国AFDC制度发展中的社会不平等分析[J].社科纵横，2007（12）. 作者简介：丁佳（1995—），女，回族，山东青州人，单位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责任编辑：冯小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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