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浅论南昌起义对创建人民军队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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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民军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南昌起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南昌起义是我党创建人民军队和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起点，在组织上开始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通过部队整顿增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力，使广大官兵自觉为实现党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奋斗，在行军中播撒革命种子，其对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贡献 中图分类号：E297.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9-0031-03 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事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从1924年开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在这最危险的时刻，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吹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号角。在人民军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南昌起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仅就南昌起义对创建人民军队的贡献作一分析。 一、南昌起义是我党创建人民军队和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起点 （一）中国共产党初步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 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结束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的统治，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宣告结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武装斗争逐步成为全党的基本路线。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七·一三宣言》（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的宣言》），指出“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1]正如这篇宣言的作者蔡和森所说：“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伟大的。当时王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自觉吐了一口气——晦气”。《七·一三宣言》的发表是一个界碑，从这里开始，组织军队斗争的思想成为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南昌起义才成为可能。通过组织军队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政策的手段，取代了陈独秀的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幸存。 “当时党的政策，正准备在秋收时期好找广大农民暴动，在武汉亦正准备作反政府的大示威。所以就当时形勢，‘南昌暴动已经是我党必然应取得政策。”[2]346南昌起义确定发动后，又面临着新的困难和问题，这就是要不要有计划地使用军队。最初有一种观点是只发动农民，而不要使用军队。张太雷说：“我们首先说明，党中央决定南昌八一暴动，是决定在四省秋收暴动以后。此时解释，要以农民为主力，去进行土地革命，并未丝毫依赖军事力量。后来，南昌客观上容许我们动手，中央决定要动，但只认定南昌暴动是四省中的一部分，仅仅是土地革命的一个帮助。”[3]36可以看出当时党决定是以农民为主力，没有打算丝毫依赖军事力量，而且暴动的目的是为了土地革命，在作用上也仅仅是起到辅助的地位。 党在初步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这一时期，虽然是决定暴动了，但明确是发动农民暴动，而且不打算使用军事力量。南昌暴动准备时，战略上对“民众运动”的过分偏重，这导致中共提出的初步建立“工农革命军”的层次不够，无法达到一支军队应有的规格，甚至是脱离实际，无法建立。 （二）中国共产党提出领导军队来进行武装起义 随着起义酝酿的成熟，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暴动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党的领导者们开始考虑使用军事力量来进行革命，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八一起义前，几个临时负责人，瞿、张和我就酝酿起义。当时动员的有叶挺的十一军、贺龙的两个师。”[4]40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对军事斗争方面的活动参与较多，周恩来的这段讲话，表明党中央在发动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已经明确走出了一大步，那就是明确表明要使用叶挺、贺龙的军事力量。使用叶、贺的军事力量是伟大的决定，把“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个理论付诸于实际行动，同时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伟大理论，并把这一伟大理论付之于伟大实践之中。 在组织上，从7月30日开始，起义军各部的战斗动员和任务区分就开始了。有的部队从团到营再到连，逐层逐级进行了命令传达和作战动员;有的部队开了党的会议，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有的部队在任务区分和兵力使用上进行了调整;有的部队则利用调军的名义开到预定作战地区。肖克有一段回忆，“起义的那天下午我们连以上党员干部上街看了地形，知道晚上要消灭三、六、九军，这几个军当时在南昌各有一两个团，知道第二十军和我们一块行动。”[4]176 在领导上，南昌起义还在酝酿过程中，党就确定了由周恩来担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暴动之前，党中央便决定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政权，这实际上是组织成立一个以共产党员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这个政权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以“继承国民党正统”来号召，反对背叛革命的宁汉政府。 在内力和外力的相互交错下，在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密的领导和对时机把握的果断，成功地举行了南昌起义，开始了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在党史、军史上书写了崭新的光辉一页。 二、南昌起义开始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一）在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 起义成功后，中国共产党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了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宣布了党的政治纲领。在联席会议中，除了起义的领导人外，各地的代表等也参加了会议。刘伯承被任命为秘书长，贺龙、叶挺、周恩来、蔡廷锴为本会参谋，组织参谋团。同时任命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第十一军军长，蒋廷锴兼代十一军副军长。 会议确立革命委员会为革命的新的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主席谭平山讲到，“一切党务、政治、军事……都隶属于委员会指导之下。兄弟相信这个新的革命领导机关，在最近的将来，必为全国（革）命的民众所拥护而为唯一的革命领导机关。”①南昌起义前委所做的这些使党“要成为唯一的革命领导机关”，在各军建立党的组织，“各军设军委，军委下设师委，师委之下每团有支部及分支部小组。”[5]73这些建立的组织制度为党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二）通过部队整顿增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力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在南征途中，一方面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另一方面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在行军过程中暴露了大量弱点。由于行军条件的恶劣和反动派的宣传，造成了部队饮食上的困难，出现了渴不得饮、饥不得食、热不得避、乏不得歇的困难局面。起义军出现了物资丢失甚至部队减员的情况，部队的纪律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此，起义军从六日开始陆续到达临川（抚州）后，在此驻扎停留了五、六天，目的是希望在此等待尚未赶到的部队，借此壮大革命的力量;利用这段时间整顿部队，对行军速度进行了调整，由每天行军六、七十里改为每天行军四十余里。到达临川后，军饷一天天困难起来，急需设法筹办现金，所以前委在临川对财政政策也进行了讨论，并确立了新的政策：“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方法，目前的政策应该从征发没收和对土豪劣绅的罚款等。”[2]347 起义军主力在会场战斗后，陆续返回瑞金。在瑞金停留的一个星期里，前委在这里开了几次会议，主张建成以C.P.（指中国共产党）分子占多数的的工农政权，其中又要包含民族小资产阶级在内。党中央决定吸收贺龙为中共党员，以“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告第二方面军全体官兵书》，深刻地控诉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反革命的罪行，揭露了他们“明明白白的奖励军阀做反革命，反农工叛党叛国的勾当。”[6]贺龙的宣言进一步宣传南昌起义的宗旨，使官兵们认清此次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为实现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澄清了官兵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依赖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来革命的思想，树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威;阐明了革命军队与群众的关系，严明了纪律，鼓足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勇气。虽然在这一时期，起义军党组织对军队的改造还不是很成熟，但是随着前委的一系列决定的贯彻，经过思想和作风的整顿，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三、南昌起义使广大官兵自觉为实现党的总方针而奋斗 （一）确定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北伐战争失败后，农民的革命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核心，这一观点开始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而民以食为天，中国革命要向取得成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土地资源再分配的问题。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的。 打土豪、筹款子和分田地的斗争，党在农村的这一系列工作在大革命时期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并在湘鄂赣皖地区将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使这些地区的农民得到了实惠，也使党在这些地区赢得了较好的群众基础。但是，这一时期的农村土地革命仍是自发性的，缺少共产党的有力领导。在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自己独立领导的军队，并通过这支军队来帮助开展农村斗争。 南昌起義爆发后，在起义军南下的过程中，经过宜黄并在此驻扎一夜。在这里，周恩来叫朱其华起草了《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在这份文件中周恩来仍抓紧土地问题的宣传，并再次明确关于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土地的政策和意义。在之后制定的《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中，起义军明确强调“中国的国民革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既是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奋斗，那末我们吃苦，我们牺牲，我们忍饥受暑，都是应该的。”这就把起义军革命战士如今的为革命奋斗和将来的分得土地所联系起来，使得士兵自觉地“为自己革命，为自己牺牲。”[6] （二）在行军中播撒革命种子 起义军在行军过程中，注意开展游击战争，在各地发展革命力量，建立红色政权。在行军沿途，起义军帮助恢复和发展了被国民党破坏的党组织，协助剿灭当地反动武装力量，通过留下武器弹药等物资和驻派军事干部支援当地武装建设。例如李立三提到，在汀州“遂在汀州大捉豪绅”，协助当地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潮汕失利后，起义军退到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以及实力较为雄厚的农民武装相配合，发展那里的革命力量。 在潮汕的斗争失利后，朱德率领孤军从饶平出发，踏上了艰苦转战的道路。粟裕回忆道：“我们这支队伍的处境极端险恶……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此一发千钧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做出了正确的决策。”[7]478这支起义军部队一边整顿、操练，一边在广东、江西省境内的广阔农村推进打土豪、推翻旧政权，控制一部分山区，初步进行了建立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甚至一度使湘南出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虽然后来由于敌人的大举进攻和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左”的错误，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起义也宣告失败。但是朱德等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对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为朱毛的胜利会师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注?释： ①民国16年8月3日江西《工商报》。 参考文献： [1]陈独秀，瞿秋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的宣言[N].向导周报，1927-07-18. [2]李立三.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M]//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3]在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M]//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张侠.南昌起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5]周逸群.周逸群报告——关于南昌起义的问题[M]//中央档案馆.南昌起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6]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DB/OL].[2017-05-08] 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8233/78687/78978/5452665.html. [7]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粟裕同志[M]//南昌起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谷超（1994—），男，汉族，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人，单位为湘潭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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