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试论涉藏网络舆情的三个舆论场陈航行 |
| 范文 | 王旭瑞 摘要：当前，影响藏区网络舆情的舆论场主要有三个：一个是藏区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出自于普通百姓的“民间舆论场”，一个是来自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境外舆论场”。在民族、宗教因素影响较大的社会生活情境中，三种舆论场在网络世界的冲突、交叉和博弈，形成了极为复杂、敏感、多变和曲折的涉藏网络舆情图景。发挥网络舆论主力军的作用，有效抵御境外舆论场各种敌对势力的反宣渗透，官方舆论场要创造良好的网络舆情生态环境，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平等协商对话机制，促进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互动交流，建立为保障藏区民族文化繁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凝神聚力的最大“同心圆”。建议运用大数据采集和挖掘技术，精準分析、研判网络舆情发展趋势，坚决依法打击分裂势力的网络滋扰活动，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主动权，积极营造健康、清朗的舆论环境。 关键词：西藏;网络舆情;舆论场 中图分类号：D633? ?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1-0127-04 一、问题的提出 “场”本来是一个物理学概念。科学家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上，发现磁场，它是受磁极影响或磁性作用下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且这种作用力在磁性不消失的情况下一直持续，即场是一种客观的时空领域。后来，场域概念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在我国，项德生教授1992年把“场”引入舆论学研究，提出“舆论场”的概念，认为舆论场是特定的舆论主客体通过信息交往、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一定强度和能量的时空范围[1]。童兵教授认为，舆论场是包含若干互动的因素，从而使一些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2]。 20年前，即1998年1月，时任新华社社长南振中在新华社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两个舆论场”的问题。他指出：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单位着力营造的“媒体舆论场”[3]。专家学者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把来自街坊社区的“口头舆论场”称作“民间舆论场”，把新闻单位贯彻上级指示的“媒体舆论场”称作“官方舆论场”。人民网在2011年还连续发表评论，探讨打通“两个舆论场”的可能性。 也有一些专家，如刘九洲、付金华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三个舆论场”的说法，即存在政府舆论场、媒体舆论场和民众舆论场三元结构。这两位学者勾勒了一种理想状态，强调媒体应该独立自主，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即以媒体为支点，作为社会公器，整合和平衡三个舆论场。 张涛甫教授提出了四大舆论场的划分：民间舆论场、传统媒体舆论场、网络舆论场和境外舆论场[4]。2011年发表此文时，他还把传统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截然分开。或许稿子写得早发表得晚，没有注意到民间舆论、传统媒体都可以把阵地转移到互联网。现在互联网已经是无所不包的超大平台，所有的舆论场都可以藏身其中。 有的学者则把媒体舆论场细分为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和微博（自媒体）三个板块，比较三类媒体舆论场的差异和不同。从本质上讲，我国的市场化媒体先天性发育不足，后天性营养不良，当前又面临媒介融合转型的痛苦，生存空间比较狭窄。特别是在西藏自治区，由于社会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化媒体几乎难以立足。 因此，考虑到藏区的实际情况和互联网传播的无远弗届，我们认为影响和左右藏区网络舆情的主要存在三大舆论场：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境外舆论场。 二、涉藏舆论场的构成与特征 每一类主体都生活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之中，时空环境的发展变化对于生存于其中的主体必然产生制约和影响作用。作为影响藏区网络舆情生态环境的三大舆论场，它们的主体构成、表现特征也各不相同。 （一）官方舆论场 它是以主流媒体、政府机构媒体等为主着力营造的舆论场。这些主流媒体包括：中央级媒体如中国西藏网、人民网西藏频道、新华网西藏频道等，西藏自治区地方媒体如“西藏在线www.tibetonline.net”（中国电信集团西藏公司2000年4月创建）、“中国西藏新闻网www.chinatibetnews.com”（西藏日报社主办，2002年10月1日正式使用，后来网址更名为www.xzxw.com）、“中国西藏之声网www.vtibet.com”（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于2005年12月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建“藏语广播网”，后来与西藏电视台合并改建此网）、“西藏自治区政府网www.xizang.gov.cn”（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06年11月创建），还有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藏区的有关官方媒体等等。 官方舆论场的主要特征：传播主体基本上都是党和政府创办的媒体，能够及时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主张，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发布和解读政府的政策、措施，体现和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以正面宣传为主，高唱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二）民间舆论场 这是西藏自治区及其四省藏区的广大公众对于社会生活的切身感受和反映，是情感、认识、态度、意见或主张的表达。他们或生活于高原牧场，或居住在城镇社区，借助于博客、论坛、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网络平台或渠道，传播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个人的意见诉求，讨论交流个人的愿望看法等等。它是最大的舆论场，是民意的汇聚地。 民间舆论场的主要特征：舆论主体数量极为庞大，来源广泛，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广大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是“以我为主”或“从我出发”的信息传播，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干扰、影响，出现一些盲从、跟风的现象;存在场景化、个性化、情绪化的表达等等。由于藏族成员占了西藏自治区及其四省藏区人口数量的大多数，普遍信仰藏传佛教，民族性和宗教因素在民间舆论场中具有非常特殊的位置。 （三）境外舆论场 主要是指十四世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所主导形成的舆论场。由于互联网是全球化传播，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能够随时、随地、随身地传播互联，定向性、私密性特征显现，他们的反宣渗透造成大量的境外信息“倒灌”于国内。十四世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宣传的网站、媒体主要有：国际西藏网（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自由西藏（Free Tibet）、挪威藏人之声（Voice of Tibet）、“藏人行政中央官网”等，以及十四世达赖个人的推特、脸书（Dalai lama Quotes）（Dalai lama Blog）等。美国作为西方国家制造“西藏问题”的领头羊，经常通过“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散布藏独势力的各种言论。 境外舆论场的主要特征：许多内容涂抹着宗教色彩，容易产生欺骗性;善于利用新媒体，通过编造故事，实施心理战术，诱导受众情绪;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取舍，以偏概全，经常采取“软性”攻击的方法，污蔑、抹黑中国政府，进而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民族、宗教因素对藏区网络舆论的影响 在广大藏区，民族、宗教因素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几乎都与转经、酥油灯联系在一起。西藏以及四省藏区的网络舆情，具有我国一般省级行政区域网络舆情的普遍特征，如网络舆情表达的广泛性，舆情主体来自于不同的职业人群，可以对不同的问题、现象表达不同的意见、态度、主张、情绪等等;网络舆情的即时性，舆情传播瞬间能够到达地球上可以接受电信符号的各个角落;舆情传播的交互性，网民彼此可以交流、对话、感染，也能够可以产生暗示、共鸣、动员的作用等等。除此之外，涉藏网络舆情更有自身的特殊性。 涉藏网络舆情的特殊性表现在，作为舆论主体的藏族同胞聚集生活在一起，藏传佛教的影响力特别广泛，民族性、宗教性成为西藏网络舆情的显著特征。在西藏自治区，藏族居民占到全区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四省藏区的藏族自治州（县），藏族居民的人口占比也相当高。藏族人民的生活环境、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会在网络舆情中得到表现。使用民族语言是这种民族性的突出表现，要了解西藏的网络舆情，就要能听懂、看懂藏民族语言文字。藏族民众的微信朋友圈、QQ群或者微博等广泛使用藏语口语或藏文交流，而且藏语还分为卫藏、安多、康巴三大方言区，有些方言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在安多方言和卫藏方言之间，如果没有藏文书面语作为基础，双方几乎难以交流。藏族同胞特别喜欢在网络上进行语音交流，亲切的乡音更能拉近他们彼此的感情。共同的生活习惯，相似的社会经历，容易形成一个自成體系的熟人圈子。在这样的圈子文化里面，他们交流、传播着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中体验生命的价值、乐趣和尊严。 在这里，藏族群众的社会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物质生活包括饮食、穿戴、居住等各个方面，藏族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雪域高原，为了生存的需要通过劳动生产这些物质资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藏族群众参与直接的物质利益生产之外，还特别重视追求不同寻常的精神生活。藏族群众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日常的社会习俗、节日文化。它们产生的历史特别久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并沿袭着一种生活规范，日积月累并代代相传，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沉淀为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行为习惯、道德准则等等。第二个层次是人为创造的文化之类的熏陶。人类发明了象征符号能够表达意义之后就人为地创造了文化。文字符号的发明可以记录叙事、表情达意，产生了大量诗歌、散文、戏剧等等，电力符号的发明出现了电影、广播、电视节目[5]，电子符号的诞生带来了互联网世界。藏族的音乐、舞蹈、诗歌、说唱、绘画等艺术源远流长，唐卡、《格萨尔王》等传播广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第三个层次是精神信仰、价值追求维度。这与前面两个层次有重合的内容，但是它更强调深层次理念的、终极意义的、带有根本目的价值追求体系。这三个层次的精神生活相互影响，其中第一、第二层次的内容包含着第三层次的价值追求，而第三层次的内容也会通过第一、第二层次来反映。很显然，宗教、信仰和哲学意义的精神追求，属于第三层次的精神生活。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藏传佛教，对于藏族群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因此，研究涉藏网络舆情，离不开宗教性的内容和价值。如何看待涉藏网络舆情中的宗教因素，成为舆情研究不得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宗教现象将长期存在，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藏传佛教在广大藏区群众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或发挥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是积极作用，“它为保障人们的道德伦理，以及对社会公共秩序和个人内心平和等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宗教文化涵养”。在人类面临的三大基本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中，藏传佛教蕴含着丰富的协调这些基本矛盾的文化资源[6]。二是消极作用，它关心人的来世，在一定程度上“麻醉了、泯灭了、失却了民众对现实世界的生活激情”，延缓或停滞社会的发展、变革[7]。 我们需要发挥藏传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如尊重万物保护生态环境，理解、倡导“菩萨行”和八道正果，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水准，广泛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发展社会公益事业，让藏传佛教造福于人类文明。与此同时，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消解藏传佛教的消极作用，引导其信众适应社会的发展、变革。 四、涉藏三个舆论场的关系探讨 布迪厄认为，社会场域是由许多不可化约的社会小场域组成的，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自主性。场域、资本、惯习构成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重要概念[8]。场域是一个不断斗争变化的空间，由于资本、权力的不同，不同的场域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是不同的。 在广大藏区，各种因素交织、组合、渗透，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社会场域。作为精神信仰和追求的宗教情结，藏民族由于千百年来的传承、积淀已经渗入到人们的血液，几乎是难以割舍的。陈力丹认为：“任何外露的言语、情绪都是一种特殊的态度，而态度是由一定的信念决定的。”[9]信念在舆论本身的各种存在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在得到外界信息刺激后，进行逻辑推论的大前提。李普曼也认为，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能“看见”什么，并且人们常常根据信念对感兴趣的事物作出不经思考的判断（断定）[10]。信念是一种预存的立场，它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相对固定的价值观、道德信条。因此，藏区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藏传佛教信仰，构成了藏区舆论的深层次内容。 作为连接底层社会、直接反映“草根”呼声、质朴表达百姓情绪的民间舆论场，由于人口众多，代表社会主体，处于由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境外舆论场形成的复杂舆论生态中的核心地位，是整个舆论场的中心地带。它可以在广场讨论，也可以在茶馆叙聊，还可以通过自媒体及其他网络社交平台进行发布、传播，形成线上线下的互动，表达来自民间的各种信息、意见、情绪、态度等等。调查数据显示，哈达、唐卡、转经、酥油灯等生活情境是自媒体表现的主要内容之一，宗教性话题在民间舆论场占有重要位置，即来自民间的自媒体能够填补被主流媒体常常“忽略”的一些日常生活内容，对于藏族群众的宗教文化需要和风俗习惯等有较多的表达[11]。通俗地讲，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如佛教生死轮回的说法，多数老年人深信不疑，中年人则半信半疑，年轻人往往难以相信。多数青年人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对现代生活充满了向往。老、中、青年的不同生活态度，社会方方面面多种元素的交织，构成了藏区民间舆论场的底色。 官方舆论场依靠党和政府主办的主流媒体，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本和可靠的信息源，具有不可比拟的宣传优势，高唱和弘扬“主旋律”，积极关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始终处于整个舆论生态的上方、前方，要把舆论主体向上、朝前拉。官方舆论场把握着整个舆论生态的方向。强大的组织能力，源源不断的信息资源，借助信息技术和媒体融合、创新优势，官方舆论场的“蛋糕”做得越来越大，市场的扩张能力越来越强，藏汉双语的传播、交流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几乎能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细胞。由于藏区存在浓厚的宗教氛围，官方舆论场面对的问题是让宗教问题“脱敏”，要科学、正确认识宗教传播的价值、意义和功能。民族宗教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中相适应是目的，引导方式是手段，对于不相适应的状况应该作为社会问题予以呈现，新闻报道应该重在疏导而不是刻意回避、弱化或着排斥[12]。只有接近、理解和尊重信众，创造温润的语言环境和亲和性文本，不断增加、扩大真实有效的新闻信息，我们才能赢得信众的信赖和掌握话语的主动权，提升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传播力，增强官方舆论场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取得比较良好的社会效果。 境外舆论场主要由十四世达赖分裂主义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控制，他们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反宣、渗透、滋扰、煽动，打着“宗教”和“人权”的幌子，散布各种不利于中国政府的言论蛊惑人心，要把舆论主体向下、朝后拖。他们接受分裂主义和反华势力的“黑金”，有目的、有组织地运作、传播分裂主义言论，他们了解西方受众的心理特点，常常使用看似中立、客观的叙述，堆积大量的“数据统計”，把观点、感情隐藏在讲故事当中，从而迷惑、诱导受众接受他们的看法。高科技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手段更加隐蔽、私密，他们通过网盘、电商网站、视频工具网站、电子书、个人网站和移动APP等进行大肆渗透。此外，境外势力还专门开发“藏独”软件和网游，甚至在网络售卖的商品中也植入“藏独”音乐、视频、图片和标志等信息，使得境外反宣更加日趋伪装、隐蔽和富有欺骗性[13]。 在涉藏三大舆论场的复杂生态中，民间舆论场作为最大的民意汇聚地，遵照自在、自为的传播规律或轻或重或急或缓地运行，同时也受到官方舆论场的牵引、导航，而境外舆论场则对之绞尽脑汁拖拉、撕扯。正是由于西藏及四省藏区的特殊历史文化，使得舆情触发机制与民族、宗教问题深刻勾连。当互联网世界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这里就成为我们与十四世达赖集团和各种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这是基于研究西藏的历史和发展问题，站在全局的高度，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重要战略思想。我们需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动西藏及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舆论观，相信“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舆情，我们一定要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按照网络传播规律办事，善于倾听网民心声，要把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作为根本任务”[14]。一方面，官方舆论场要创造良好的网络舆情生态环境，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改变简单化、机械化的“控制”“封堵”取向，逐步使宗教问题报道“脱敏”，促进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互动交流，建立平等协商对话机制，发展最广泛的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为保障藏区民族文化繁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凝神聚力的最大“同心圆”。另一方面，我们要运用大数据采集和挖掘技术，精准分析、研判网络舆情发展趋势，坚决依法打击分裂势力的网络滋扰活动，有效抵御境外舆论场各种敌对势力的反宣渗透，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主动权，积极营造健康、清朗的舆论环境。简言之，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斗争精神，脚踏实地直面现实问题，“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遵循网络传播规律，实施平等协商对话机制，建立以疏为主、疏截并济的符合西藏及四省藏区特殊区情的网络舆情引导和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项德生.试论舆论场与信息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5）. [2]童兵.官方民间舆论场异同剖析[J].人民论坛，2012（5）. [3]南振中.增强新闻报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M]//张淑华.迁徙与重构——中国“舆论场”研究二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4]张涛甫.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宏观观察[J].当代传播，2011（2）. [5]胡咏.理解麦克卢汉[J].国际新闻界，2019（1）. 6.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7]袁爱中.社会转型视野下的西藏宗教传播功能的双重性研究[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12（6）. [8]余秀才.网络舆论场的构成及其研究方法探析[J].现代传播，2010（5）. [9]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10]（美）李普曼.公共舆论[M].阎克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陈航行.西藏公众使用新媒体意愿调查及其分析[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3）. [12]袁爱中，王阳.少数民族宗教传播的价值、问题及对策分析[J].新闻论坛，2015（5）. [13]刘小三.“自媒体”环境下西藏地区的舆情呈现及其应对[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1）. [14]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新华网，2016-0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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