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试析中国共产党在“甘南民变”中的影响与作用 |
| 范文 | 侯强 摘要：红军长征途经甘南埋下革命的火种，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对民变产生重要影响，心向延安、心向共产党的愿望贯穿起义的始终。中国共产党人还对民变队伍给予了具体指示，促成各路义军迅速调整战略保存实力，不再与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民变失败后，起义领导者和骨干们迅速走上革命道路。 关键词：甘南民变;中国共产党;作用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6-0127-03 1943年初，在甘肃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牧民起义，历时七月有余，人数曾达十万之多，涉及甘肃二十几个县，有汉、回、藏、东乡、撒拉等多个民族参与。此次起义，影响巨大而深远，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的黑暗统治，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对延安的军事围剿，并为中国共产党在甘肃陇右地区的发展奠定了革命基础，史称“甘南民变”。 一、民变经过 1943年1月，康乐县回族农民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在临洮县东峪沟伏击国民党师管区接兵部队，夺取枪支，自此拉开了甘南民变的序幕。 听到马福善起兵，王仲甲在临洮县衙下集也马上组织六十多人去支援马福善，喊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抗粮、保命、反贪污政府”的口号。几乎同一时间，临洮、渭源、榆中、广河、皋兰、定西等地贫苦农民，也纷纷揭竿而起。 肋巴佛与王仲甲、马福善等早有往来，为起义之事举行过多次商讨，听闻他二人举事，也立即行动起来，3月28日，在冶力关泉滩召开人数约两千人的誓师大会，大家推举肋巴佛为义军总司令，大会宣布起义的宗旨是：“反对国民党，接洽共产党，抗日反蒋”。明确提出了“天灾人祸，饥民遍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 自此，以马福善领导的回族部隊，以王仲甲领导的汉族部队，以肋巴佛领导的藏族部队为主，共大小十多支，他们时分时合，打出了“团结抗日”“抗丁、抗粮、抗捐”“打倒贪官污吏“开展抗兵，抗粮斗争”“分粮食，打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义军袭击城镇和国民党军队，杀富济贫，开仓放赈，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影响范围迅速扩大，起义烽火遍及周边二十多个县，人数最多时达十万之众，大有烽火燎原之势，甚至曾一度逼近省会兰州。 国民党政府大为震惊，蒋介石调遣七个师约五万重兵围剿义军，甚至出动飞机进行轰炸。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组织“清乡队”与“自卫队”对起义进行残酷镇压，并采取了宣抚、欺骗、利诱、分化、连坐等种种手段，甘南民变经过七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历经大小五十余场战斗，牺牲了三千多人，是年八月，起义最终失败。 二、红军长征途经甘南为民变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6年8月，红二、红四军进入甘肃岷县，红四军政委陈昌浩提议二、四军留在甘南，在此建立根据地，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部队在此逗留长达五十七天之久。 红军长征经过甘肃以及在甘肃逗留期间，在许多地方建立了抗日武装和苏维埃政权。其中在甘南及其周边组建过四路“甘肃抗日救国军”，分别是1936年8月在岷县建立的，王维舟为司令的“甘肃抗日救国军”;1936年8月在临潭建立的，李和义为司令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1936年8月在临洮店子街建立的，以临洮人李彩云为师长的“抗日救国军甘肃第四路军”;1936年9月在陇西成立了“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三路军”。 除了这些规模较大的队伍之外，还建立了许多较小的抗日队伍，1936年8月9日，在景古、莲麓建立四百余人的“抗日义勇军”，并在景古、斜角滩、低寺坪设独立营;1936年9月，在岷县建立了有三千人的一个新兵团。 红军还在途经和逗留地区，建立了许多苏维埃政权： 在进入岷县时，“建立了岷县工农兵政府，各村庄大都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1936年农历7月初8，中国工农红军北上陕北途中，曾在莲麓、景古公社的低寺坪、寺址、足古川、综家滩、秦家河、景古城等地修整，8月15离开。此间，曾在低寺坪、综家滩、景古建立过区、乡苏维埃政权。” 虽然这些苏维埃政权和义勇军在红军北上之后都相继失败了，但他们的建立，在当地百姓的心中埋下革命思想的火种，这些地区就是后来甘南民变爆发和活动的主要区域。 中国共产党一贯注重民族政策，红军进入甘南后，结合甘肃民族众多、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特点，中共中央军委于1935年9月18日，在宕昌县哈达铺颁布了《回民地区守则》，宣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与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欺压少数民族、挑拨民族矛盾、肆意践踏宗教信仰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受到甘南及临夏各民族的拥护和支持，这样的民族政策，为后来甘南民变中，汉回藏各民族能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打下了民族团结的基础。 红军长征途经甘南地区，逗留时间是比较长的，在建立大大小小的抗日队伍和苏维埃政权的同时，还在沿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宣传红军的抗日救国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如毛泽东主席说过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正是在红军队伍的宣传下，使沿途的各民族群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为劳苦大众谋出路，要抗击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民族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这些革命思想在当地各族同胞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同时播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革命火种，而这，正是甘南民变的革命思想基础。起义爆发后，队伍迅速扩展，贫苦农牧民纷纷响应，同红军的大力宣传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三、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对民变的重要影响 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是1937年7月成立的，成立后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对甘肃人民的抗日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甘南民变的爆发也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领导下，于1938年3月成立了“甘肃在乡军人抗日救国联络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窦志安、王子元具体负责，李和义、肖焕章、王仲甲等人先后参加了这个组织。刘余生曾多次来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与谢觉哉、伍修权见面交谈，史鼎新在共产党员王新潮介绍下也与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取得联系，以上这些人都是1943年甘南民变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 1940年，谢觉哉、伍修权相继返回延安，由副官赵芝瑞留守。1942年8月，王仲甲前往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与赵芝瑞会面，就甘肃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起义时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起义爆发后，赵芝瑞、中共甘肃地下党员张一悟等，对农民起义极为关切，赵芝瑞曾以“钟声”为名，两次写信给义军，分析国民党在兰守军实力及部署情况，建议不要攻打兰州，张一悟也利用游医身份为义军送信和收集情报。 四、中国共产党对民变队伍的具体指示 任谦，甘肃渭源人，在渭源官堡一带很有威望，结识共产党员宣侠父，与西北民团成员史鼎新、王教五、陕西地下党员许权中相识，与后来民变领导人武都张英杰、康乐吴建威等都有联系，1942年11月民变前夕，因密谋起兵被国民党通缉，远赴重庆。 1943年初，听闻甘南民变，任谦十分关注，为此急切的想见到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想听听周恩来的意见，经民主人士杨子恒联络，在重庆小龙坎见到了周恩来。任谦向周恩来汇报了甘南民变的情况，周恩来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做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民变的时机不成熟，可能会失败，但绝不能投降，一定要分散隐蔽，保存实力，以待时机;如愿进边区，可考虑董志塬大涧沟;警告革命斗争不要利用民间帮会组织;并提出“改善役政，改善粮政，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发国难财者，拥护抗战到底”的革命口号，同时给义军资助了三千元经费。 1943年4月，任谦返回兰州，通过西北民主政团的负责人王教五，设法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了王仲甲、马福善、马继祖、肋巴佛、张英杰、王德一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各路义军迅速调整战略，不再与国民党军队硬碰硬，准备保存实力，各自向原籍回撤。 五、走上革命道路的民變领导者和骨干们 甘南民变失败后，许多领导者和骨干分子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正是共产党对民变有直接影响与作用的证明。 王仲甲在起义失败后，继续联络人手，准备再次起义，因国民党实行残酷的清乡政策，活动异常艰难，再次起义难以实现。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王仲甲都独自活动或者与少数几个人联络，1949年6月7日，因叛徒告密，王仲甲负伤被捕，8月就义于甘肃武威。1982年，中共甘肃省委追认王仲甲为中共党员。 肋巴佛于1945年来到陇西，与肖焕章、毛德功等人汇合，1947年，经由牙含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四月赴延安学习，途经平凉安国镇，不幸因车祸遇难。 马继祖在起义失败后回到广河，领导一支队伍在广河、康乐一带活动。1947年6月6日，陇右工委派牙含章、肖焕章、马永祥三位同志，在地下党员马有才引领下，来到广河县会见马福善、马继祖父子，会见中马继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牙含章、肖焕章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马继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广河县县长。 刘余生领导组建了西北民主政团，一直策划实施起义，他联络发展了一批有志之士，并想方设法筹集武器，但在起义前夕，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等他出狱时，起义已经失败了。1944年他投奔延安，向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汇报了甘南民变的情况，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毛主席在王家坪接见了刘余生，不久，刘余生被任命为甘南特委副书记兼司令员，来兰发展党组织。 肖焕章与王仲甲失散后，于1944年年底来到陇西，与毛德功等一起，继续坚持地下斗争，1946年冬，在庆阳与中共甘肃省委取得联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甘肃工委派牙含章、高健君为党代表，在岷县联络上毛德功等人，并以这些人为骨干发展地下党员，成立了陇右工委，并组建地下武装，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革命斗争。 六、心向延安、心向共产党的愿望贯穿起义的始终 甘南民变从起义之初到起义后期，一直明确表达出心向共产党、心向延安的意愿。 1942年11月，刘余生组织王仲甲、肖焕章、刘鸣等在家中开会，决定了起义后的目标：“起义打响后南下武都，借岷山险要地势建立甘南或甘川根据地，借机打通赴边区的道路，会合八路军抗日反蒋”。1943年3月25日，肋巴佛起义之日就制定进军目标“先打新城，后人武都汇合张英杰，然后去延安投靠共产党”，提出的起义口号是“反对国民党，接洽共产党，抗日反蒋”。② 1943年3月25日，各路起义军在皋兰马坡聚会，这是一次义军的大会师，在此召开了甘南起义中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统一了番号，称做“甘肃农民抗日自卫军”，统一了编制，推举王仲甲为总司令，马福善、肋巴佛为副司令，制定了下一步的军事计划，其中明确提出，“建立甘川边境根据地，待机打通通往陕甘宁边区的道路”。1943年4月7日，起义军在渭源门楼寺第三次大会师时，就已经打出了上有白色五角星的红旗，更是明确了进军路线：“攻克岷县，打到武都，扩大人数，前去延安”。1943年5月20日，王仲甲在武山马坞镇召集会议，决定“刘鸣任前锋，马继祖为后卫，东下平凉，往陕西黄龙山投奔共产党”。 甘南民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从前期的策划、准备工作开始，到起义期间口号的提出，军事战略的制定，具体的军事行动，一直到起义失败后，许多骨干分子的去向，都明确表明他们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很大。 除了个别动机不纯的国民党小军阀和政府小官员外，那些真正具有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人，都坚持到了最后。起义失败后，有些人光荣牺牲了，有些人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有些人奔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许多民变骨干分子为基础，成立的甘肃陇右工委，在党的领导下，组建了游击队，为后来甘南的解放事业，再一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甘南农民起义是甘肃各民族人民联合反蒋抗日的壮丽史诗，也是我省革命斗争史的光辉篇章”。这是中共甘肃省委对甘南民变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的，明确指出它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 这一切都表明，甘南民变，就是在受到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影响，是在共产党的间接参与和指导下，在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领导者带领下发动的，反帝反封建的，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农牧民武装起义。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