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文化动因及应对策略研究 |
| 范文 | 摘要：文化作为一种集体知识和共同观念，影响着行为体间的信任与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实质就是制度与文化的集体认同与建构的过程，因此文化的认同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在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文化认同划分为归属性文化认同、回应性文化认同和功能性文化认同，主张：首先积极挖掘、整理、传播中国——东盟各国共同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加强归属性文化认同；其次发展本区域组织与外部的相对性，发展回应性文化认同；最后，为实现政治、经济、安全等功能而达成的在制度和文化上的认同以建构功能文化认同。 关键词：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文化；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如何深入推进以及采取何种模式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成为当前学术界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过去的理论大多是从经济和政治入手来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随着20世纪80年代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人们开始关注文化、观念、认同等因素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和文化的集体认同和建构过程，因此文化认同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推动着文化认同的加深；而文化认同的加深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巩固和向纵深发展，并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扫除障碍，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发展奠定心理文化基础。为此，本文试图以建构主义文化认同理论为基础探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文化动因。 一、文化、文化认同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文化与文化认同 “文化”是一个外延宽广、内涵丰富的多元概念，广义的“文化”是指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1]409 那么在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又是如何定义的呢？目前，在国际关系中研究文化的理论主要包括软实力理论、建构主义文化理论和文明冲突论三种。其中，建构主义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全新的概念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进行了创新性解读，占有重要的地位。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观念、文化、认同能促进行为体间的信任与合作。建构主义的代表亚历山大·温特（2000）认为，“行为体不再是现实主义所描述的只追求利益、权力和安全的政治实体，而是具有文化身份的政治实体，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和结构关系都是由其身份认同来决定的。”[2]28 建构主义一改过去主流理论偏重物质的现状，而重视观念文化和规范的建构性作用，强调文化的力量、人的能动性和社会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认为：“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在互动中共同建构的相互认同的制度和规范，是一种集体观念，它包括集体认同、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等概念。”[3]21 认同在心理学上意味着一种心理认知过程，即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群体的特征归属于自己。认同作为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被认为是“文化与心理层面的东西，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具有可塑性，即它借助外来因素来完成自身的建构”。[4]亚历山大·温特（2000）认为，“独特的身份特性是每一个行为体所具有的特征，认同就是行为体在互动交往中得到肯定的一种角色认定，认同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的，是行为体相互建构的结果。”[2]33文化首先被行为体用来界定自己以区别于他人的身份特征，即形成了“自我”和“他者”的区别，随后通过实践互动形成双方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即文化，然后再根据文化开始组建结构。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行为体间彼此共同认定的文化成分越多就越能组建稳定的结构。也就是说，具有相同价值观念和文化的行为体间更容易相互影响，从而达成合作的共识。 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文化产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我们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讲的文化认同是指建立在区域行为体共同特性的基础上以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共有特征，以及行为体由此产生的对区域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5]8。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没有成员之间一定程度的文化共同体，国际体系不会形成”[2]6。为了便于深入理解文化认同的内涵和分析文化认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我们需要对文化认同进行分类。首先，依据文化认同的主体差异可以分为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根据贾庆军（2005）的定义，“个人认同主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集体认同主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个人认同有家庭、国家、民族、宗教和地域等多种形式，并且它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自主地游移于这些认同之间；集体认同具有两层含义：对内，集体认同属于该共同体的一种成员资格，表现的是一种精神纽带，成员通过这种纽带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对外，集体认同证明了与我们不同的‘他者的存在，并且与‘他者设立了明确的边界，从而被外界认可为一个统一的整体。”[6]15第二，根据文化认同（这里主要指集体认同）形成来源的差异可分为“归属性”文化认同、“回应性”文化认同和“功能性”文化认同。“归属性”文化认同是指区域内各国由于历史地理上的原因长期交往而形成相同或者相类似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回应性”文化认同是指区域内外各国在互动中更加清晰地界定自我和他者的相对性和差异性。“功能性”文化认同是指区域内各国为应对突发事件和实现国家安全等功能性原因而达成的共识或形成的国际机制等。 （二）文化认同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本文借鉴第二种分类方法，将文化认同分为“归属性”、“回应性”和“功能性”三种，下面我们分别以这三种文化认同为视角，探讨它们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归属性”文化认同是指一定区域内各国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经过长期交往而形成的相同或者相类似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因此又叫“原生性”文化认同。“归属性”文化认同能直接影响到区域内各国民众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态度，从而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首先，“归属性”文化认同是国家区域属性和身份的标志。正如Jepperson Ronald L（1996）所说：“行为体直到他们意识到他们代表谁——即他们是谁——才能确定他们的利益”[7]。其次，“归属性”文化认同促进区域内各国产生亲合力。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一旦人们将自己视作特定团体的一部分，他们对团体内其他成员的态度就会与对该团体外行为体的态度有所不同”[8]；最后，“归属性”文化认同使区域内国家形成一种身份归属感，从而视自己成为区域整体的一部分，产生区域责任感，这对维护区域整体、区域规范、区域利益和区域价值观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般来说，“归属性”文化认同越强，区域内各国的内聚性越高，他们就越容易达成“建设区域共同体”的意愿。总之，归属性文化认同黏合了区域内同质、同源文化的国家，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回应性”文化认同是指区域内外各国在互动中更加清晰地界定自我和他者的相对性和差异性。根据刘兴华（2004）的定义：“相对性是指区域内各国面对外部大国和地区集团的崛起或整体国际环境的威胁而产生的维护本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由此产生与本区域其他国家团结合作的地区意识和文化认同；差异性是区域内各国在充分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特性的基础上强调本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念与外部的不同。”[9]19“回应性”文化认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回应性”文化认同使得区域内各国表现出与外部的相对性，从而树立起想象的或实际的外部威胁，使得区域内各国更容易团结起来达成合作共识以应对外部威胁，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回应性”文化认同使得区域内各国形成区别于外部的特征，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使得区域内各国更加重视加强本区域内的合作，担负起区域发展的责任从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回应性文化认同决定着区域合作的对外性，即区域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部的回应。换言之，回应性文化认同愈强，区域合作的对外性就愈明显，区域内各国相互联合起来共同创建和维护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规范建设的积极性就越强。 “功能性”文化认同是指区域内各国为应对突发事件和实现国家安全等功能性原因而达成的共识或形成的国际机制等。“功能性”文化认同产生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区域内各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加速，使得区域内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日趋紧密，区域内各国逐渐认识到本国经济的发展与本区域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分割，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进步离不开本区域的发展，区域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依托和后盾，从而产生对区域重要性的认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另一个是安全方面的原因，即突发的并具有区域蔓延性的危机、灾害以及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等因素使得区域内各个国家普遍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区域整体命运休戚与共，荣辱共存，因而产生共同命运感，形成强烈的区域认同感，从而积极参与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和发展中来。因此，“功能性”文化认同是与区域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功能性”文化认同能促进区域内国家对具体事务和具体问题的合作，也越容易就某一类问题达成共识和形成国际规则，并最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总之，文化认同通过其三种形式（即归属性文化认同、回应性文化认同和功能性文化认同）使区域内不同的国家形成一定处理国际事务的国际制度或规则，从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区域内各国间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文化认同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二、文化认同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东南亚文化的重要内容。但由于民族起源，人口迁徙，习俗影响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原因，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形成了一些跨国界、多民族所共具的规范制度与文化认同理念，这无疑成了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强劲动力。具体来说，文化认同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归属性”文化认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粘合剂 东南亚文化久远，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虽然相对于欧洲来说东南亚各国文化差异有点大，但从总体上看整个东南亚仍处于一个相同的文化圈中，历史上，东南亚各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与文化经历。 1.汉语的广泛使用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外在载体，它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价值，在构建国家和民族认同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克服认同障碍的最有效武器。另外，它作为国际社会交际的主要工具，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对促进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相互交往历史久远，双方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汉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并渗透进入东盟各国。今天，汉语在东盟各国（如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语言中随处可见，东盟各国语言中有相当部分借鉴了汉语。据统计，马来西亚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华人，马来西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使用汉语，在大街小巷中，汉字招牌比比皆是。在越南，根据孔远志（1998）的研究，“许多重要的史籍资料多为汉字写成，例如张合桂的《大南实录》、郑怀德的《嘉定通志》等，越南人不仅接受和使用汉字，还按照汉字的造字方式，创造出一种新型文字，即喃字，以区别汉字，现在，喃字同直接借用的汉语字词混合使用。”[10]此外，在泰语、老挝语、菲律宾的加禄语、柬埔寨语和缅甸语中常常能看到汉语的身影，借用的汉语早已融入到了他们国家民众的生活当中。因此，汉语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的纽带，是形成双方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东盟各国出现的汉语借用现象是中国与东盟各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经济、政治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国宗教文化的推广 宗教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的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的中国移民是中国宗教文化向东盟国家传播的重要使者，移民把中国宗教文化带到东盟各国，并与当地的宗教文化相融合发展，产生了东盟各国各具特色的宗教文化，这为东盟各国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奠定了基础。[11] 中国宗教文化以道教、基督教和佛教为主要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特征，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的交流。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涉及宗教信仰、哲学思想、道德规范、风俗习惯以及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对东盟各国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基督教在东盟地区也有广泛的传播，但基督教大部分是由华人教徒传入的，因此华人对东盟各国基督教的影响和发展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据记载，最早到东南亚地区布道的基督徒是两位祖籍福建的黄乃裳和郑聘廷牧师，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牧师来到东南亚，他们为东南亚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中国佛教对东南亚宗教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佛教最早产生于印度，然后传入中国，在中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但是东盟各国佛教的发展经历却异常复杂，先是大乘佛教的广泛传播，后来是南传佛教的盛行。目前南传佛教对老挝、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越南还曾两度把佛教定为国教，可见影响之深。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信奉汉传佛教。总之，宗教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推动了中国和东盟地区的经济文化合作与发展。 3.共同的殖民文化 19世纪以来，东盟各国（除泰国）都是西方列强疯狂侵略的对象，西方列强在侵略的同时，也对殖民国家输出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因此，可以说西方列强的侵略，既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具备了一些西方文化因素，使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形成了某些共性的文明意识，这为双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互信基础。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进行了侵略，而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最沉痛的国家之一。这种共同被邻国侵略的历史经历，使得中国与东盟各国都有一个爱好和平，与邻为睦的共同愿望，这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基础。 总之，中国与东盟各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相当多的同质、同源文化，从而衍生出了许多相似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正是这种“归属性”文化认同将中国与东盟各国紧紧地黏合在一起。 （二）“回应性”文化认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助推力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回应性”文化认同是在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日益活跃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其突出表现为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拥有 19 亿人口，、近6 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4.5 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额，是目前世界上消费者最多和覆盖面积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这显然是对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种回应，这表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回应性文化认同开始形成。此外，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构建回应性文化认同时，也比较注重构建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作为载体，这显然是受到了欧盟等地区一体化较为成功的区域组织的影响。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存在着不平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地区合作中不能釆取像欧盟那样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而应该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以构建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作为载体。目前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形式已经比较多样化，涉及的领域也很广泛，其中《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双方最为成功的制度化协议，此外，还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简称GMS），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机制，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中国与菲律宾南海地区合作双边磋商机制，中越菲联合开发南海机制，中国-东盟海事磋商机制等多层次合作机制。只有重视相关合作机制的建立，才能为非制度化的双边协议增加执行力，中国与东盟多形式多层次的合作机制是双方发展多元文化的共同需要，同时也是中国-东盟实现区域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保障。 中国与东盟各国形成的“回应性”文化认同也体现在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回应上。正如Peter J. Katzenstein，（2000）所言，“世界上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历史经历，这种经历形成了它的观念、价值和默契，亚洲地区的发展走了一条与其他地区不同的道路。”[12]儒家文化、不干涉别国内政、承认国家主权、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协商一致等这些都是东亚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差异。新加坡学派（Singapore School）的领导人李光耀就曾经指出：“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共同拥有中华文化或儒家文化的价值。”[13]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强调本地区文化价值观独特性的同时，也批判和否定西方的价值观，特别反感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强盗式理论，一致认为这是西方国家企图干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一个借口。当然，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回应性文化认同还处于萌芽状态，还需要在区域内部大力培育，只有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回应性文化认同得到大力发展，区域认同和区域凝聚力才会不断增强。 （三）“功能性”文化认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器 “功能性”文化认同的形成及影响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回顾历史我们知道，中国与大部分东盟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逐步恢复了邦交正常化，但是这一时期邦交正常化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政治占主导因素。冷战结束后，苏联霸权主义随之退去，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发展更多是经济利益的驱动。2003年，中国与东盟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到2013年，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持续发展了10周年。10年来，中国与东盟总体发展态势良好，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以及地区事务等各个方面合作不断拓展，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双方贸易投资额持续增长。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从2002年的547.67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4001亿美元，年均增长22%。到了2013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为2105.6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在投资方面，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近300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1%。东盟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4大经济体。同期东盟对华投资累计超过800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6.6%，已成为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14]此外，中国与东盟国家也存在着产业和资源的互补性：一方面，东盟国家需要中国的电子产品、纺织产品、机械和轻工业产品等；另一方面，中国对东盟的木材、矿产和农产品等资源也有大量需求。总之，快速发展的经济贸易关系为中国-东盟双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东盟各国逐渐认识到，只有与中国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1997 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它从泰国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引起地区动荡。金融危机发生后，东南亚一些国家为改变进出口贸易逆差的现状而不得不将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国家贸易逆差的现状，但却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严峻的挑战，特别是香港地区。面对日趋严重的金融危机，我国政府从维护本地区稳定的大局出发，承诺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加强了对东盟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支持，这对防止东南亚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危机过后，东盟各国开始认识到相互依存的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重要性，并意识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会给东盟国家带来安全威胁，相反，与中国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更有利于共同应对危机。此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东盟各国还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困境和挑战，如武器扩散、走私贩毒、非法移民、疾病蔓延、环境污染、海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威胁严峻，地区的不安全就意味着本国安全将受到威胁，单靠一国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观念日益为中国与东盟各国所接受，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命运感增强，双方都认识到只有合作才能互利共赢。 总之，由于长期的经济交往和应对日趋严重的地区安全威胁使得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功能性文化认同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并且确立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气候、生态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为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延伸了空间，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意图，这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独特之处。 三、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认同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归属性”文化认同、“回应性”文化认同和“功能性”文化认同共同作用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那么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各国应该如何建构文化认同以促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呢？笔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可从三个方面着手建构文化认同：首先，要积极挖掘、整理和传播双方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和价值观念以进一步加强归属性文化认同的建设，增强区域的内聚力。一方面，可以通过双方开展合作办学等方式积极推广汉语，如在东盟各国创办孔子学院或在国内高校为东盟留学生开设汉语课程等方式推广汉语，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传媒在国家文化外交中的作用。正如马丁巴伯罗所说：“传媒技术允许人们有一个认同的空间，不仅仅是重新唤起共同记忆，更确切地说是体验冲突和休戚相关性。”[15]因此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传媒合作不仅可以加深对彼此的认同，还可以提升中国-东盟整个区域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其次，在发展回应性文化认同方面，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通过抓住时机发展本区域组织与外部的相对性，如为了回应欧盟货币一体化，考虑是否可以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开展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在区域内使用统一的货币；另一方面，要强调对本区域文化优越性和独特性的提炼，如对“儒学文化”的提炼。儒学文化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强调“和”为贵和勇敢、仁义的价值观，加强对这些思想的提炼有利于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认同感。最后，积极建构功能性文化认同，这包括为实现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而达成的在制度和文化上的认同从而推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如目前特别需要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打击国际贩毒方面加强合作。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应努力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多元贸易模式，率先开放外汇政策，实行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构建内引外联、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3]刘杏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8. [4]Shelly， M.Aspects of European Cultural Diversity. London： routledge， 1995. [5]李明明.论欧盟的区域认同与安全防务[J].当代西方研究，2005，（5）. [6]贾庆军.当代欧洲文化认同及其建构――认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视角[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7]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Peter J. Katzenstei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8]Christopher Hemmer，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2002. [9]刘兴华.区域认同与东亚区域主义[J].现代国际关系，2004，（5）. [10]孔远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特点[J].东南亚研究，1998，（4）. [11]黄新宪.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与中国宗教文化的渊源联系[J].福建论坛.1998，（2）. [12]Peter J.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and Asia”， New Political Economy，Vol. 5， No.3， 2000. [13]Narramore， TE， “Communities and Citizens：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Discourses of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Citizenship Studies，Vol. 2， No.1， 1998. [14]http：//yn.people.com.cn/news/n/2013/0725/c336247-19153016.html [15]（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M].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金丹（1979-），女，广西横县人，经济学博士，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厅2014年重点项目（ZD2014013）、广西大学2013年度课题（XGS13001）、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2013年度课题（DMYJY201317）和2014年度课题（BG201415）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BG201415）资助。 总之，由于长期的经济交往和应对日趋严重的地区安全威胁使得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功能性文化认同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并且确立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气候、生态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为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延伸了空间，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意图，这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独特之处。 三、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认同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归属性”文化认同、“回应性”文化认同和“功能性”文化认同共同作用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那么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各国应该如何建构文化认同以促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呢？笔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可从三个方面着手建构文化认同：首先，要积极挖掘、整理和传播双方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和价值观念以进一步加强归属性文化认同的建设，增强区域的内聚力。一方面，可以通过双方开展合作办学等方式积极推广汉语，如在东盟各国创办孔子学院或在国内高校为东盟留学生开设汉语课程等方式推广汉语，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传媒在国家文化外交中的作用。正如马丁巴伯罗所说：“传媒技术允许人们有一个认同的空间，不仅仅是重新唤起共同记忆，更确切地说是体验冲突和休戚相关性。”[15]因此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传媒合作不仅可以加深对彼此的认同，还可以提升中国-东盟整个区域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其次，在发展回应性文化认同方面，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通过抓住时机发展本区域组织与外部的相对性，如为了回应欧盟货币一体化，考虑是否可以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开展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在区域内使用统一的货币；另一方面，要强调对本区域文化优越性和独特性的提炼，如对“儒学文化”的提炼。儒学文化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强调“和”为贵和勇敢、仁义的价值观，加强对这些思想的提炼有利于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认同感。最后，积极建构功能性文化认同，这包括为实现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而达成的在制度和文化上的认同从而推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如目前特别需要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打击国际贩毒方面加强合作。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应努力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多元贸易模式，率先开放外汇政策，实行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构建内引外联、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3]刘杏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8. [4]Shelly， M.Aspects of European Cultural Diversity. London： routledge， 1995. [5]李明明.论欧盟的区域认同与安全防务[J].当代西方研究，2005，（5）. [6]贾庆军.当代欧洲文化认同及其建构――认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视角[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7]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Peter J. Katzenstei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8]Christopher Hemmer，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2002. [9]刘兴华.区域认同与东亚区域主义[J].现代国际关系，2004，（5）. [10]孔远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特点[J].东南亚研究，1998，（4）. [11]黄新宪.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与中国宗教文化的渊源联系[J].福建论坛.1998，（2）. [12]Peter J.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and Asia”， New Political Economy，Vol. 5， No.3， 2000. [13]Narramore， TE， “Communities and Citizens：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Discourses of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Citizenship Studies，Vol. 2， No.1， 1998. [14]http：//yn.people.com.cn/news/n/2013/0725/c336247-19153016.html [15]（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M].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金丹（1979-），女，广西横县人，经济学博士，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厅2014年重点项目（ZD2014013）、广西大学2013年度课题（XGS13001）、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2013年度课题（DMYJY201317）和2014年度课题（BG201415）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BG201415）资助。 总之，由于长期的经济交往和应对日趋严重的地区安全威胁使得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功能性文化认同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并且确立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气候、生态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为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延伸了空间，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意图，这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独特之处。 三、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认同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归属性”文化认同、“回应性”文化认同和“功能性”文化认同共同作用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那么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各国应该如何建构文化认同以促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呢？笔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可从三个方面着手建构文化认同：首先，要积极挖掘、整理和传播双方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和价值观念以进一步加强归属性文化认同的建设，增强区域的内聚力。一方面，可以通过双方开展合作办学等方式积极推广汉语，如在东盟各国创办孔子学院或在国内高校为东盟留学生开设汉语课程等方式推广汉语，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传媒在国家文化外交中的作用。正如马丁巴伯罗所说：“传媒技术允许人们有一个认同的空间，不仅仅是重新唤起共同记忆，更确切地说是体验冲突和休戚相关性。”[15]因此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传媒合作不仅可以加深对彼此的认同，还可以提升中国-东盟整个区域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其次，在发展回应性文化认同方面，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通过抓住时机发展本区域组织与外部的相对性，如为了回应欧盟货币一体化，考虑是否可以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开展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在区域内使用统一的货币；另一方面，要强调对本区域文化优越性和独特性的提炼，如对“儒学文化”的提炼。儒学文化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强调“和”为贵和勇敢、仁义的价值观，加强对这些思想的提炼有利于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认同感。最后，积极建构功能性文化认同，这包括为实现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而达成的在制度和文化上的认同从而推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如目前特别需要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打击国际贩毒方面加强合作。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应努力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多元贸易模式，率先开放外汇政策，实行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构建内引外联、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3]刘杏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8. [4]Shelly， M.Aspects of European Cultural Diversity. London： routledge， 1995. [5]李明明.论欧盟的区域认同与安全防务[J].当代西方研究，2005，（5）. [6]贾庆军.当代欧洲文化认同及其建构――认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视角[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7]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Peter J. Katzenstei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8]Christopher Hemmer，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2002. [9]刘兴华.区域认同与东亚区域主义[J].现代国际关系，2004，（5）. [10]孔远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特点[J].东南亚研究，1998，（4）. [11]黄新宪.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与中国宗教文化的渊源联系[J].福建论坛.1998，（2）. [12]Peter J.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and Asia”， New Political Economy，Vol. 5， No.3， 2000. [13]Narramore， TE， “Communities and Citizens：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Discourses of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Citizenship Studies，Vol. 2， No.1， 1998. [14]http：//yn.people.com.cn/news/n/2013/0725/c336247-19153016.html [15]（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M].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金丹（1979-），女，广西横县人，经济学博士，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厅2014年重点项目（ZD2014013）、广西大学2013年度课题（XGS13001）、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2013年度课题（DMYJY201317）和2014年度课题（BG201415）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BG201415）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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