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朱熹对“干禄文风”的批判 |
| 范文 | 摘要：“干禄文风”是宋代科举制度对文坛负面影响的产物，朱熹在其一生执教书院过程中，以尚“平易”的思想匡正“干禄文风”所造成的文坛的种种弊端，表现出促使当时文坛的诗文创作向“文道合一”的统绪回归的努力 关键词：朱熹;尚“平易”;“干禄文风”;匡正 中图分类号：G649.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纵观朱熹一生中执教多所书院的经历，批判科举俗学之弊、反对“场屋利禄之学”可谓贯穿其执教生涯，而其反对“场屋利禄之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其“尚平易”的思想匡正由这种以追求举业高中为目的而形成的“干禄文风”。本文以“干禄文风”的形成及其特征为切入点，结合朱熹执教书院过程中的相关论述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求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科举“干禄文风”的形成及“干禄之诗文”特征 关于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前辈学者已多有论及。就其对文学的促进作用而言，科举取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录取比例的增加的确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崇文重文之风的形成和士人文章技艺的提高;而就其对文学造成的不良影响而言，便是“干禄文风”的日渐盛行。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干禄文风”，其主要原因在于科举制度的“内部运作”①——一是考官通过在考试题目上不断以偏题、怪题来“考校”考生，以突出考试的权威性，由此导致“竞新务奥”之风盛行;二是考官在决定考卷程文之去留的主要依据是“技术标准”（即主要看考生是否注意用韵、声律平仄是否合适、是否注意避讳等）而非文章内容;因此，对于视科举为唯一进身之途的广大举子而言，如何把这些形式和技术上的东西钻研到位，自然成为其关注的首要重点。总之，在这种“竞新务奥”之风的影响下，不论是太学的教学还是将那些将科举作为个人唯一出路的士人们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钻研考题和锻炼文章的形式、追求行文的技巧上。而就文学教育这一角度而言，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官学教育沦为科举的附庸，更直接导致了“干禄文风”的形成和泛滥。对此，朱熹指出： 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1]272 从上文所引朱熹提出的批评意见可知，在这种“干禄文风”的影响下，本该作为当时官学教育之楷模的太学早已沦为“声利之场”，而本该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的“掌其教事者”，亦仅以“取其善为科举之文”来教授生徒;这不仅使那些本有志于探求义理的学子求学无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太学生“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求学作文，促使这些太学生们将“工雕篆之文”视作科举进身的“敲门砖”，将进修之志、师儒之尊完全抛在脑后，进而导致“干禄文风”愈盛。 若进一步观察当时诗坛可见，居于诗坛统治地位的江西诗风虽然在开创宋诗特有的道路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其弊端亦逐渐显现出来——学诗者多从黄庭坚诗法入手，进而效仿黄、陈诗风进行创作，黄、陈诗风素以之瘦硬生新为其特色;但恰如前辈学者指出的那样，“‘庭坚体新奇过之则险怪，‘后山体仆拙过之则枯涩”。②对于这些“竞奔于名利之场”的士子们而言，江西诗风同样是其学习作诗的典范，但长期的科举作文训练使其本来就有“竞新”、“务奇”、“雕篆”之习，而又不善于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思考和辨析，以这样的习惯和思维来学习江西诗风，其结果必然是既不得江西之妙处又突显江西之弊端。故朱熹在论及当时诗坛之弊时，亦多有“细碎卑冗”之讥;对于时人作诗字字必求来处，甚至过分卖弄才学的做法，亦颇为不满： ……律诗则如王维、韦应物辈，亦自有萧散之趣，未至如今之细碎卑冗也。?[1]220 或言今人作诗，多要有出处。曰：“关关雎鸠”，出在何处？?[2]3324 综上可见，不论是对于当时的文风还是诗风，这种专以“竞新务奇”为能事的“干禄文风”所造成的流弊都十分明显。笔者通过进一步梳理和总结发现，在这种“干禄之文风”影响下创作的诗文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是重形式而轻内容。整个行文看似严整，实则空洞无物。上文已经提到，由于科举取士好出偏题、怪题的倾向和考官评卷时以技术标准为决定考生程文之去留的唯一依据，这种情况亦造成考生对行文形式的关注大于内容，长此以往，便导致其养成了重形式而轻内容的行文风气，整个文章看似严整，实则空洞无物，徒为炫技之作而已。朱熹曾多次对这一现象提出严厉地批判： 及宣正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2]3307 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1]222 由此可见，在朱熹看来，这种“穷极华丽”的文章内容空洞，咋看起来眩人眼目，实则“狂怪雕锼，神头鬼面”，换言之，这样的“神头鬼面”之文早已偏离了文章应该具有的“体道”功能，对以道为本、以圣人经典为宗的文章统序造成了冲击。不仅如此，朱熹还进一步指出了这种“穷极华丽”之风的典型表现：好用怪癖字、生涩字，只求炫技而不论文章意思之通达： 看陈蕃叟《同合序录》，文字艰涩。曰：“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2]3322 由引文可知，“文字艰涩”是在这种“干禄文风”影响下创作出的诗文普遍存在的弊病，而这种创作上的不良倾向已经影响了读者对其诗文整体意思的理解，换言之，其作文的目的早已变成了单纯的炫技或是“钓禄”，而这无疑是对诗文写作本身的一种背离。 二是文章缺乏“丈夫气”。文章整体看似雕琢华丽，实则有其“肉”而无其“骨”。中国古代文论中素有提倡诗文“辞采”与“风骨”兼备的传统，恰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言：“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反观当时这些在“干禄文风”影响下创作出的诗文，就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言，无非借此以场屋夺魁，沽名钓誉而已，正是刘勰所批判的“苟驰夸饰，鬻声钓世”之文字。这样的文章不仅无法使人从中体会到作家所要表达的真情实感，更无法显示出一种使人读后感到义理充足、正气凛然的力量。对于这类“为文而造情”、有“肉”而无“骨”的文章，朱熹亦多直接批判： 近岁以来，能言之士以冶容调笑为工，无复丈夫之气，识者盖忧之深而不能有以正也。?[1]78 德粹语某人文章，先生曰：“绍兴间文章大抵粗，成短时文。然今日太细腻，流于萎靡。”?[2]3316 面对这股盛行于当时文坛的萎靡之风，朱熹显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忧虑——即这种“竞务新奥”的文风对传统的文章统序造成的汩扰。他曾批评齐梁间文章“了无一语有丈夫气，使人读之四肢懒散不收拾。”正是出于对时下文风重蹈齐梁覆辙的担心，他对雕琢辞采文风和苛求技巧的趋向反应激烈，这也正是他对文章功用的综合意见所致。从传统儒家文论中所强调的“人心-文章-治道”三者相互影响的角度看，这种专以“冶容调笑”为工，在文章的辞藻和布局上极尽“辛苦之态”的“干禄诗文”不仅带坏了整个文坛风气，而且对于世风和人心也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这一点可以联系《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北宋国破后太学生们的表现来看： 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国者百馀人。……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大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有川人、闽浙人者各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要取诸军前。后金人觉其无能茍贱，复退者六十馀人。?[3]609 结合上文所论可知，本该成为官学教育之楷模的太学既受到这种“干禄文风”的影响而仅以“善为科举之文”教授生徒，进而导致“干禄文风”日盛。这种颇为功利的做法在当时看来或许无可非议，但当国家处于生死攸关之时，其弊端便显露无疑——这些一心以“举子事业”为追求目标的太学生们在面对山河破碎之时，所想到的仅仅是自己的前途和功名;而那些在太学中学到的行文之技，竟然成了其卖国求荣的工具;更可见这种不讲“道义”而仅以“善为科举之文”教授生徒的做法不仅使当世之文风趋于功利，亦导致当世之人心走向堕落。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趋利之风在宋室南渡之后依然存在。如杨万里在《答徐赓书》中所言： 作文如作宫室，其式有四：曰门，曰庑，曰堂，曰寝。缺其一，紊其二，崇庳之不伦，广狭之不类，非宫室之式也。今则不然，作室之政不自梓人出，而杂然听之于众工，堂则隘而庑有容，门则纳千驷而寝不可以置一席，室成而君子弃焉，庶民哂焉。今其言曰：‘文乌用式，在我而已。是废宫室之式，而求宫室之美也。……今则不然，乱次以济阵乎，驱市人而战之卒乎，十羊九牧将乎？以此当笔陈之勍敌，不败奚归焉？?藉弟令一胜，所谓适有天幸耳。抑又有甚者，西子之与恶人，耳目容貌均也，而西子与恶人异者，夫固有以异也。顾凯之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又曰‘额上加三毛殊胜。得凯之论画之意者，可与论文矣。今则不然，远而望之，巍然九尺之干，迫而视之，神气索如也，恶人而已乎？?[1]324 由引文可见，在杨万里看来，时文之弊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作文求其快而不求其精;其二是盲目从众，为追求所谓的文章之“美”而忽略文章的结构安排，进而导致文章头重脚轻，结构失当;其三是不注重作文所必需的基础工作（如何遣词、如何造句、文章的中心论题是什么），而盲目追求形式（“阵”），恰如杨氏文中所言，这样的“阵”即便最终成型，也是“乱阵”、“败阵”;其四是不注重传神，“远而望之，巍然九尺之干，迫而视之，神气索如也”。中国古代文论素以“传神写照”为作文之核心要求，反观时文，由于篇目追求形式上的新奇浮华，导致所作之文如千人一面，读之索然无味。由此可见，在经历“靖康之耻”、家国之变后这种“干禄文风”所造成的流弊在南宋依然存在，更可见其确实亟需革除。 二、朱熹对“干禄文风”的匡正：“尚平易”的文风与循序渐进的学习并重 如上文所言，痛感于世道人心的衰落和家国之变的耻辱，南宋理学家们创建书院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反对“场屋利禄之学”来重建世道人心之秩序;落实到对书院生徒们的文学教育这一具体问题而言，就是通过匡正这种“干禄文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进而使诗文重新回到以“明道义”为本的正途上来。而纵观朱熹一生在多所书院的执教经历可见，其在对于这种“干禄文风”的匡正上所采取的提倡“平易”之文风与循序渐进学习作文之法并重的教学方式，堪为南宋理学家书院教育中匡正“干禄文风”之代表。 首先，朱熹在教授生徒的过程中反复提倡作文当以内容为本，士人作文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通过明白晓畅的文字来阐明道义。在朱熹看来，道为文之根本，文为道之枝叶，士人作文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文章的内容是否以“明道义”为本，其文中所讲之“道”是否能为后世所理解，而非仅仅关注文章的辞藻是否华丽：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词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2]3318 在提倡作文应以“明道义”为本、行平易晓畅之风的同时，朱熹还注意时时以“圣贤之经”为参照，将“圣人之经”的“坦易明白”、“如见父兄说门内事”与今人作文之惟务新奇、“好生面词语”对比，意在使众生徒在学习圣贤经典的同时以“圣贤之经”为楷模，将其“因言以明道”、“坦易明白”的特点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去。但若仅以圣贤为楷模，未免使学生有“高而不切”之感，故朱熹不论是在日常教学还是在其行文中亦非常注意从本朝文人文章中寻找榜样，以本朝文人甚至身边友人的创作实践为例，力赞其行文之平易： 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2]3309 （评张栻文）其见于言语文字之间，始皆极于高远，而卒皆反就于平实。此其浅深疏密之际，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1]221 不论是欧、苏之文还是张栻之文，朱熹所提出的都是本朝文人以平易为文的例子。这些文人的文章中既无晦涩生僻的字眼，更无炫人眼目的辞藻，其文章却能使后世读者在欣赏其文章之美的同时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如此既有“圣贤之经”为规范，又有本朝文人的创作实践为榜样，再辅之以对时下“干禄文风”的批判，使得书院众生徒在学习过程中既有实实在在的榜样可供师法，又能够从对比中确切体会到时下流行的文风之弊端，最后痛下革除之决心。较之于单独强调平易文风之必要性而言，这种匡正文风的教学方式显然更容易为生徒所接受。 其次，朱熹在教授生徒的过程中还要求学生能够恰当地运用辞藻和谋篇布局，使其与文章内容紧密配合，避免因提倡平易的文风而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朱熹虽然在书院授徒的过程中一再提倡作文的平易之风，但这并不意味着作文不需要考虑辞藻的修饰和文章的谋篇布局问题;而是要求众生徒在作文的过程中注意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使之更有助于文章内容的表达： 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且教他在你潮州时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2]3303 欧公文字字锋利刃，文字好，议论亦好。?[2]3308 可见在朱熹看来，行文平易与适当的辞藻修饰、收放自如的谋篇布局并不冲突，而且就其所举韩愈、陈师道、欧阳修文的例子来看，其对于这些文坛前辈在文章结构和辞藻上的苦心安排、精致锻炼是非常欣赏和佩服的，甚至要求众生徒在学习作文时将韩文和欧阳修文作为案头之必备，主张学其佳处而用之，更足见其用心之良苦——若只提倡重平易而反雕饰，难免会走到轻视辞藻、布局之功用，以至“质木无文”的另一个极端上去;有鉴于此，就必须在反对这种华而不实的“干禄文风”的同时，提出可资参考的榜样，对其在处理文章内容与形式上的苦心经营加以赞赏和强调，这样就使众生徒在作文之时能够做到内容与形式并重，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这一观点在朱熹为他人诗文集所作的序跋中亦有体现： （评李邴文）盖自我宋之兴，百有馀年，累圣相承，专以文治，而其盛极于崇、观、政、宣之间。一时学士大夫执简秉笔，争以文字相高。……而李公以杰出之材雍容其间，发大诏令，草大笺奏，富赡雄特，精能华妙，愈出而愈无穷，直将关众俊之口而夺之气，斯已奇矣。?[1]346 （评严居厚、马庄甫二人和诗）争新斗巧，时出古谈，篇篇皆有思致，读之不觉宦情羁思，恍然在目。讽咏不已，为书其后。[1]101 无论是李邴文之“富赡雄特，精能华妙”，还是严、马二人和诗之“争新斗巧”，于朱熹序中均可见其赞赏与推崇之情，由此亦可见不论是在日常论文还是在书院教学过程中，“重道而不轻文”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 再次，朱熹在书院教学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文章应有“风骨”，以此匡正时文的柔靡不振之弊。上文已经提到，朱熹对于这种“干禄文风”影响下的时文“无复丈夫之气”非常不满，而匡正这一弊端便亦成为朱熹书院教学过程中的应有内容。在批判时文柔靡不振，“以冶容调笑为工”的同时，朱熹在评论他人诗文之时亦特重赞扬其中所体现出的雄伟壮丽之气，以此引起众生徒的重视： 人老气衰，则文亦衰。欧阳公作古文，力变旧习。老来管照不到，为某作诗序，又四六对偶，依旧是五代文习。?[2]3311 前辈文章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叶上粉泽尔，如何舞讶鼓然，期间男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但都是假底。?[2]3318 张子韶文字，沛然犹有气，开口见心，索性说出，使人皆知。?[2]3316 淳熙七年朱熹执教白鹿洞书院期间，曾在《跋徐诚叟赠杨伯起诗》中提到自己少年得徐氏指点的情景：“熹年十八九时，得拜徐公先生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归仁、知言养气之说。时盖未达其言，久而后知其为不易之论也”，联系以上引文中朱熹数次提及“气”与行文之关系，可见孟子“知言养气”说对其文学理论批评观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就其执教书院时用之于匡正时文弊端而言，便是倡导以“浩然之气”灌注于文章之中，使整个行文充斥着一种汪洋恣肆，奔涌澎湃的宏伟之气，进而达到《文心雕龙?风骨篇》所言——“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4]513为此，朱熹特别要求学生做到学以致用，即将圣贤经典之“义理”落实到实践中去（自然也包括自己的创作实践），而非以寻章摘句，熟练记诵为能事： 通经之士，固当终身践言乃为不负所学。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学者，可谓至深切矣。然士之必于通经，正为讲明圣贤之训，以为终身践履之资耳;非直以分章析句为通经，然后乃求践言以实之也。[1]101 对照朱熹所极力批判的官学教育可见，其仅以“善为科举之文”教授众生而不讲其义理，更不注重对学生人格培养，因此其所教授出来的生徒自然只知道以科举利禄为能事而忽略其它，更遑论“浩然之气”的养成了，故其所作之文“衰弱”亦属必然。朱熹在执教白鹿洞书院时期即通过发布《白鹿洞书院揭示》表明书院的宗旨在于使四方学子“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而不是培养“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之徒;如此对比，则更可见朱熹提倡文章应有“丈夫之气”对于匡正柔靡无骨的“干禄之文”的现实意义。 最后，在书院执教期间，朱熹非常注重引导学生通过脚踏实地的学习以逐步养成内容平实而又兼顾形式的文风。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众生徒既已知时文之弊端，那么作文究竟应该从何学起，才不至于重蹈其弊端呢？对此，朱熹特别注意引导学生从“实”处做起，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以逐步养成健康的文风。他要求学生在初学作文时应该从模仿做起，同时为学生选择了韩愈、欧阳修、曾巩等内容与形式并重的作家作品作为师法的榜样。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特别要求学生首先应该通过阅读，了解其文章的优点与缺点，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认识，而不能听信耳食之言，人云亦云： 夜来郑文振问：“西汉文与韩退之诸公文章如何？”某说：“而今难说，便与公说某人优，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须是自看这一人文字某处好，某处有病，识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见优劣如何。若看这一个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优劣！便说与公优劣，公亦如何便见其优劣处？但子细看，自然识破。而今人识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细看。”?[2]3300 由引文可见，在朱熹看来，学习作文的前提是“识文”，即对于他人文章的优劣之处有清晰的了解和判断，这样的了解和判断不仅需要学生读熟各种前人的优秀作品，分析其优劣之处;还需要学会在比较中发现问题，最终达到“看破”前人之文的境界。而通过这一漫长的阅读和比较过程，学生所学到的不仅是“识文”之功，更重要的是朱熹所倡导的脚踏实地的学风和“尚平实、下新奇”的文风已经通过众生徒自己的亲身体会而深入其脑海，这就为其下一步的模仿学习和逐步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选择何人作为师法对象的问题上，朱熹亦可谓匠心独运。他为学生所选择的韩愈、欧阳修、曾巩等人的文章不仅华实兼备，气势宏伟，形式多变，特别符合其所提倡的“尚平实”之风;而且法度谨严，条理分明，对学文者来讲既易于阅读，又便于上手模仿，从而使众生徒在一开始学习时便能师古人之精华： 人要会做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2]3321 韩文高，欧阳文可学，曾文一字挨一字，谨严，然太迫。又云：“今人学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费了许多力气。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2]3306 因改谢表，曰：“作文自有稳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着这样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又言：“欧公为蒋颖叔辈所诬，既得辨明，《谢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从胸中流出，更无些窒碍，此文章之妙也。”?[2]3308 值得注意的是，在向众生徒讲授韩、欧、曾诸人之文时，朱熹亦非常注意从“实”处着手，在细致分析诸家文章利弊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应该学什么、如何入手去学，而非笼统赞扬其好处。他虽然对韩文极为欣赏，讲学过程中亦对韩文之气势磅礴、立论鲜明多有称赞，却直言“韩退之墓志有怪者了”，[2]3305不欣赏也不主张学生学其奇怪;虽然多次赞扬曾巩之文法度严密，用字简洁，直言“后山之文字简洁如此”全赖曾巩之所传，但却指出其文“太迫”，?[2]3306给人以过于紧促之感，亦不主张学生学其紧促。就其最终归旨而言，则是要求学生将日常功夫最终落实到“主乎学问以明理”上，通过读书养气，使文章最终回到以“明道义”为本的正规上来;又在强调诸家可学之处的同时指出好文章应该以真情实意为基础，若情感“自从胸中流出”，则自然可以避免出现时文的空疏无物之弊。 从另一角度看，朱熹在书院执教期间对提倡学生作文“有所学、有所不学”还体现在其对于司马迁文和苏轼文的态度上。从朱熹整体的文学理论批评观上来看，朱熹对于这两位作家作品多有赞赏之情，他曾称赞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气象”，也曾赞东坡文字“明快”、“说只是平易道理”，但并不赞成学生向二者学习： 问：“《史记》如何？”曰：“《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问后山学《史记》。曰：“后山文字极法度，几于太法度了。然做许多碎句子，是学《史记》。”?[2]3320 “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大抵以前文字都平正，不曾大段巧说。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2]3309 众所周知，东坡之文素以随物赋形，“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文章见称，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苏轼本人非凡的才华、高超的语言技巧、渊博的学识以及对于各种文章的风格的理解和驾驭能力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朱熹看来，像苏文这样“以才力胜”的文章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会、都能掌握好的——初学者基本法度尚未完全掌握作文的基本规矩和法度，若此时急于学苏文之“善变”，就很可能出现“学不成，却颠了”的情况;因此，初学者作文应该先从师法那些中规中矩的“法度文字”入手，待其掌握并且能够在这些规矩和法度的框架之内自由运笔之时再视其才力而谈新变。这样的观点在朱熹晚年所作的《跋病翁先生诗》一文中亦有类似的表述： 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果然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也。……呜呼！学者其毋惑于“不烦绳削”之说，而轻为放肆，以自欺也哉！?[1]137 综上所述，在朱熹看来，无论是学诗还是学文，“循序而渐进”是每个初学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样的学习应该以熟读前辈优秀作家的作品为基础，通过自己的阅读和分析知晓其文章之优劣，然后在师其所长的过程中逐步熟悉基本的规矩和法度，最终在熟知并能在法度框架下运笔自如的基础上求其新变，形成自己的风格。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应该注意以古人之“本分体制”为基础和本原，以学好其“不变者”为主，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再求其新变;若自身才力不足以驾驭其“变”，那么谨守“古本旧法”进行创作亦可，未学法度而一味求新求变，“轻为放肆”最不可取。较之于官学仅以“善为科举之文”教人的“速成”作文法而言，朱熹这样的教学方式看起来不免“笨拙”，但唯有这样脚踏实地的学习，才能使书院众生徒真正从中体会到诗文写作之三昧，写出内容平易晓畅而又华实并茂之诗文，进而达到匡正时下不良文风的目的。 三、结语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一书中指出：“自唐代古文运动开展以来，文道关系就成为人们论文的中心话题”。③联系本文所论可见，面对当时文坛出现的诗家尚技巧而文家尚工致，一味以卖弄技巧和求新逐奇为高明的不正之风对于文章统绪所造成的汨扰，特别是官学教育体系在其中起到的负面作用，朱熹所作的便是以书院中的文学教育为载体，通过对时文不正之风的批判，对“尚平易、重质实”文风的提倡和细致入微地指导书院众生徒如何循序渐进地学会作文，来达到匡正当时文坛的这股不正之风，将文章带回到其所推崇的“文道合一”的统绪上来。较之于同时代其它诗文论家多关注于诗文创作中的具体问题而言，朱熹这种对于文章统绪的关注和不遗余力的匡正要明显高于那些就文论文的功夫;就其在书院执教期间所为之付出的具体努力而言，无论是对于时文不正之风的批判还是对“尚平易”文风的提倡，都能从正反两方面入手进行举证;其所提倡的循序渐进，择善而学的作文学习之法，既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又切合实际;较之于同时代批评家的对这股文坛的不正之风笼统批评而言，也更为全面和深广，能使在书院学习的众生徒于潜移默化之中树立匡正文风的自觉意识。夏静在《“教化”新论》一文中指出：“教化所营造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风貌”，④就本文所论而言，朱熹通过执教书院以匡正时文不正之风、促使文章回归“文道合一”的文章统绪所作出的努力，其实亦是在通过促使一个时代文坛的整体风貌回归正轨，进而达到“收拾人心，重建纲常”的目的，其重要性和深远意义，是不应被忽略的。 注释： ①参见祝尚书《“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 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②参见吕肖焕《宋诗体派论》，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③参见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版，第747页。 ④参见夏静《“教化”新论》，《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冬之卷，第8页。 参考文献： [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2]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董晨，女，山西太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 （责任编辑：杨立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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