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祝寿活动析论 |
| 范文 | 摘要：陕甘宁边区的祝寿活动，既是传统尊老敬老的历史延续，更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政治生成。它以当初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模式和政治范式为场域，通过形式多样的祝拜方式，诠释着革命时代下祝寿活动的政治生活图景。由此而输出的价值理念，通过明确的行为指向，渗透到人们的行动当中。延安时期的寿辰祝拜，不仅成为革命与战争环境下开展大规模动员的生活资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构革命前途和新生国家的政治符号与象征。 关键词：祝寿活动；社会生活；仪式象征 D231 所谓“人间五福，惟寿为先”，祝寿作为国人日常生活交往中历久弥远的生活图景，在很大程度上曾是以维持家族生命的年深岁久、枝繁叶茂为旨归的。然而近代以来，伴随着制度的嬗递演变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中也开始逐渐融入了民族—国家建构的时代内涵。尤其是在延安时期所开展的祝寿活动，更是以其特定的政治生成和时代面貌，诠释着革命场域下寿辰祝拜的仪式与象征。这些仪式与象征，既有绵延数千年关于寿辰祝拜的原初形态，更有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以祝寿为缘由而附带的政治策略和意识形态符号。但是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散见于一些通俗性的报刊介绍，从学理层面开展研究的著述似乎并不多见。实际上，通过梳理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我们不难发现寿辰祝拜在很大程度也在凸显着中共革命在社会生活中的映像与关联。 一、延安时期祝寿活动的生成逻辑 延安时期，曾在较长的时间内开展过规模较大乃至隆重庆祝的祝寿场景。这在整个中共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是从未有过的政治生活图景。应该说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尽管也存在着个人之间的相互祝贺，但是同时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展的一项政治活动和集体行为。它有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生成背景，是基于民族危机、现实环境和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政治策略。 就民族危机而言，众所周知从1935年秋，日本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用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的话来说：“侵占了满洲的日本，自1935年以后，在开展‘华北工作的名义下，开始显露出对中国内地的野心。”[1]597于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沉痛呼声开始响彻大江南北。与此同时，在1935年的10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的跋涉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2]1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发动广大民众积极抗战。故此，为了在国难当头激励士气、鼓舞斗志，中共决定为一切个人的、集体的、领袖的、群众的、有模范作用的先进分子实施各种奖励政策，其中祝寿就是重要的形式。1937年1月，中共中央首先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展开祝寿活动。 为了扩大这次祝寿活动的宣传规模，《新中华报》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新华社为徐特立的祝词，并在下半版发表了《做寿》文章。文章指出，目前正当着日寇进攻绥远，在这种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正逢着我们教育部长徐特立同志六十寿辰。我们替徐特立同志做寿就有这种意义，并且徐特立同志从反满清起一直到现在，一切革命他都积极地参加。我们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用不着悲观哭泣，要有愉快的积极的精神来恢复我们的精神，提高我们的积极的进攻情绪，用来团结群众，现在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替徐同志祝寿演戏、会餐，兼表示我们的快乐，也就是我们历史上的积极精神。[3] 就现实环境而言，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也是为了激励根据地民众积极开展各项建设，努力开创崭新局面的需要。应该说在陕北建立根据地，对于当初的中共而言同样是一件非同小可的考验。为此，通过祝寿活动树立先进典型，激发干部群众的建设热情，增强团结，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的战斗力，就成为延安时期开展祝寿活动的应有之义。特别是适逢五十、六十寿辰之时，更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举行隆重的祝寿活动。如1940年1月，中共中央就专门为吴玉章举行了隆重的祝寿活动。为此，毛泽东亲自为吴老的寿辰拟了祝词。祝词指出：“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我们今天大家欢欢喜喜地庆祝他的六十生日，我想主要的意义是在这里。”[4] 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还有着鲜明的斗争策略色彩。特别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而举行的重大庆祝活动，则更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如1944年1月为董必武提前庆祝60岁寿辰（实际上当年董必武的年龄是58周岁），就是以祝寿作为斗争策略的一次重要活动。由于国民党派特务加强了对重庆红岩和曾家岩的包围监视，致使我党办事处和外界联系极为困难。董必武立即将这一情况电报党中央及周恩来。为了打破国民党对办事处的包围和封锁，南方局经反复研究，决定1944年1月提前给董必武做六十大寿。以祝寿活动为突破口，广泛开展交朋友的工作。有关这一点，董必武在《七十自寿》这首诗的序言中指出：“当时重庆政治气候恶劣，友好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网禁之一法。”[5]28于是，便在1943年的12月提前开始祝寿活动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同样，1946年12月中共中央为朱德举办的60岁寿辰，也有着鲜明的政治意图。由于在这一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一时间延安处于紧张的备战气氛中。适逢朱德60岁寿辰之际，中共中央举办了隆重的庆祝盛典，并以“你的寿辰正是战斗的号召，胜利的号召”为内容发表了祝词。很显然，在这个严峻的历史时刻为自己的总司令祝寿，自然有着一种特殊的心情，也自然地会把朱德的名字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战斗士气。 可见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有着特定的政治生成环境。中共正是利用寿辰祝拜这一常见的方式，将严酷的革命斗争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提升民众的精神力量，并在强大的社会动员之下向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不断迈进。 当然，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并非仅仅局限于此。一些同志式的友情祝寿和一些部门单位所举行的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同样构成了延安时期寿辰祝拜的生活图景。延安时期的社会生活环境尽管极其艰苦，但是处处都体现着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和同志式的脉脉温情。特别是长期并肩作战的革命友谊以及相互激励的互爱之情，自然也体现在寿辰祝拜这一生活场景当中。与此同时，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和建设边区的高昂斗志，也在祝寿这一生活交往中赋予了特定的内涵。由此也就形成了形式多样的祝寿类型和特点。诸如个人之间的友情祝寿、为普通工作人员祝寿、为作出突出贡献者祝寿等等。这些祝寿活动在当初的确已然成为一种交流感情、激励精神的一种社会交往和政治动员方式。正如《新中华报》的社论所说：“共产党不是离开了社会的一个天上的怪物，还存在人类应有的情谊，他所反对的只是生来尊贵的道德掩盖着阶级压迫的道德，用来麻醉群众的道德，我们的道德是从人类解放得来的，是处于真正的爱情，无论父子间、夫妇间、朋友间、师生间，互相的爱情，不独不反对而且提倡，并且在苏区真正实现了。”[3] 二、祝寿活动的庆贺方式 延安时期祝寿活动的庆贺方式，既有传统的形式又有战时特点，既有大规模的组织化庆祝，也有私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这种庆祝方式简单而又不失热烈，朴素而又不失隆重，具有鲜明的延安特色和革命化色彩。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祝词、题词、贺电、贺信 通过祝词、题词、贺电、贺信等方式进行庆贺活动，是延安时期开展祝寿活动最普遍、最主要的庆贺方式。实际上就在1937年为徐特立庆贺60岁寿辰之时，中共就明确指出：“徐同志生日不收一切礼物只收信件和祝词，会餐之款由银行工作人员应得的红利自动地拿出来，群众的款由群众自己（零）分而用，和一般的宴会有着性质上的差别。”[3]正是由于如此，在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中，产生了不少颇具真情的祝词与贺信。 一般而言，祝词和题词通常是在重大祝寿活动时所采用的一种庆贺方式。这种方式往往是以中央的名义进行的。贺信同样是延安时期重要的祝寿方式。其中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毛泽东为徐特立60岁寿辰所拟的贺信。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同时贺信称赞徐特立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不避责任。同样为徐老祝寿的朱德所发去的祝贺徐特立同志六十寿辰的一封信，也颇有特点。[6] 可见，在延安时期形成的这些祝词与贺信，不仅在字里行间体现出同志之间深厚的情感，而且文风朴实颇具特色，体现出强烈的延安风格。 （二）诗词贺寿 延安时期，不少人都有着深厚的诗词功底，因此通过诗词祝寿自然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庆祝方式。诸如陈毅、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等人，都曾以诗词的形式为战友们祝寿。特别是董必武60寿辰之际，一些民主人士以饱含感情的诗词向董老祝寿。沈钧儒、陶行知都在他们的祝寿诗中一致赞扬董必武是“团结标志一老翁”，“春风时雨天下公”，“心期俯仰千秋上，议席纵横五载余（国民参政会第一组讨论军事，先生历届均为召集人。先生近事吟咏，时有佳作），小组谈兵晨据案，寒灯属句夜围炉。”张申府在祝寿文章中，以“韧性斗士”四个字赞誉董必武的坚定、坚韧的革命精神。他说“韧字本身也雅有意味，‘柔而固也的意思。从字形上看，韧字一方从刃（声）是尖锐的，一方从韦（形）则皮而软，合起来便是又硬又软，又刚又柔，固而可以坚持，可以为颂，我就想到韧性斗士四个字，觉得只有这个或者可以形容必武先生德行之一二”。邓初民在祝寿文章中称赞董必武具备了“有品有学，至仁至义”、“公忠自矢，爱国爱民”、“独秉孤忠之念，与气数抗衡，百折不回，生死不顾”等诸种美德，并说只有具备以上诸种美德的人才可以称为寿世之业，可与天地并垂。[7]417 （三）“特殊的礼物” 为了体现祝寿的喜庆气氛，在祝寿的过程中人们经常会做一些特殊的礼物以示祝贺。如在朱德60寿辰之际，一些战士就亲自动手用木架扎成一个红色的大五角星，中间嵌上一个金色的寿字，又将在战斗中缴获的手枪、战刀、冲锋枪、望远镜等一些胜利品挂在金色大寿字的周围。同时在红五角星上面写着“以战斗的胜利给朱总司令祝寿”。[8]12一些乡村农民在获悉朱德60大寿的喜讯时，家家户户都忙着做寿桃、吃寿面、买点心。有一个村子里的老村长协同村民代表三人前去庆贺，并叫读报组长书写贺函，报告全村收成和盐粮备战情形。他们说“咱们的好光景，全靠总司令过，祝寿后在（再）活四十年，百年承受，全国人民就福寿无疆了。”再比如徐特立70岁寿辰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他住的窑洞，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亲切地为他“暖寿”，在一起吃了长寿面。毛泽东还特意为他送了一盒寿糕，盒子上面亲笔写了“坚强的老战士”六个字以示祝贺。[9]123 另外，在一些部门单位的祝寿活动中，同样会有一些别出心裁的特殊礼物。如在延安中央医院为傅连璋庆祝50寿辰之时，医院工作人员在院外空地上搭一个彩台，台口悬挂上“庆祝傅连璋同志五十大寿”的横幅。在齐集会场祝寿时，大家以“互相拉唱”的形式为傅连璋献礼。[10]143在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为表示对于革命老人的尊敬，学校号召同学们自己想办法，准备给五位老人送些礼物。要求礼物要漂亮，要靠自己动手，不能花什么钱。最后评比看谁的礼物漂亮，看谁的节目好。[11]173在延安保育院，同志们为寿典画了一幅松寿图，把中央医院小礼堂布置得花团锦簇，四壁挂满了贺词、诗、画和对联。并为5位寿翁胸带红花。同时各科室代表还从烧坊拿来白酒、轮番把盏，举杯为寿翁庆贺。[10]196 （四）盛大庆典 延安时期，每逢50、60寿辰之际，特别是客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共往往以盛大庆典的方式开展祝寿活动。如朱德的60寿辰最为典型。由于这次祝寿包涵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所以从筹备到祝寿活动都极为隆重。 从11月29日起，延安全城悬旗3天以示祝贺，同时延安各界和机关、部队、学校、工厂纷纷举行庆祝活动。11月30日这一天祝贺活动达到高潮。这天的延安热闹非凡，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大街小巷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红旗。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挂满了各界送来的贺幛和贺词。主席台正中墙壁上挂着 “万年长青”和毛泽东题写的贺词。当天晚上，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先后致词或发表讲话，并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晚会。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也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朱德六十大寿的祝贺。哈尔滨市各界代表五万余人集会庆祝，晋绥解放区各界代表五千余人集会庆祝。冀鲁豫军区在集会祝寿的同时，还在11月30日举办了一个缴获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展览会，陈列出战利品六百二十九门大炮、十八辆坦克，作为向朱德祝寿的礼物。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纷纷庆贺朱德的六十寿辰。[12]671 从上述庆贺方式，我们不难窥探出延安时期祝寿活动的一些历史情境和政治生活图景。很显然，在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重要特征的延安精神中，当初的寿辰祝拜无疑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时代风貌，同时也兼具传统生活中尊老敬老的这些特质。但是如果仅仅以此来概论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似乎还并未能从更深层次上来认知当初的寿辰祝拜。如果说此时的祝寿活动在表象上还体现为一种日常生活仪式，那么在这一仪式背后显然还附着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价值理念和政治象征。 三、作为仪式象征的寿辰祝拜及其意义 仪式作为一种象征体系，是“代表着社会的特定模式或政治范式以及它所起的作用……这种仪式起着某种认知的作用，使社会和社会关系得以理解，并使人民的关于过去和现在的知识以及他们想象未来的能力得到组织。”[13]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一种“特定模式或政治范式”。也正是这种特定范式所起的认知作用，成为塑造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生活资源。 就普通人员而言，祝寿活动这一仪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象征着平等和奉献，是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所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在为老炊事员祝寿之时，不仅请三位老炊事员在主席位上入座，而且林伯渠和谢觉哉亲自为其主持寿辰祝拜仪式。毫无疑问，作为仪式和象征的祝寿活动，极大地强化了普通人员的内心感悟和奉献力量的决心。所以当陕甘宁边区的最高领导人来为几个老伙夫祝寿时，他们激动得含着眼泪说：“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胜过俺的家。组织上为照顾俺的身体，每月还发给十斤面的优待金，俺只有一心为大家做好饭菜，加油工作，才能报答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14]41当延安中央医院为五老祝寿，号召全院同志学习他们的革命情操，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多作贡献，勉励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之时，他们无不感动地说：“我死也要死在八路军里！”[10]196 就军政人员而言，寿辰祝拜不仅意味着责任和努力，更是未来新生国家的符号与象征。因此，关于军政人员的祝寿活动，其仪式与象征的意义就更加鲜明。事实上，综观延安时期关于军政人员的祝寿活动，不仅要体现他们在中国革命道路上作出的杰出贡献，以此来为祝寿活动作出铺垫，更是通过宣传、报道来制造舆论声势，以鼓舞士气激励精神。如在为董必武和朱德祝贺60寿辰时，《新华日报》都有较大版面宣传他们事迹，同时刊登他们的年谱与经历。[15] 可见，军政人员的祝寿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祝寿活动本身，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具有鲜明政治象征的一种仪式化活动。仪式化是“一种经过设计和特别安排的行为方式，以展现出它较之于其他通常更加日常化的行为的区别。等而言之，仪式化和各种特殊的文化策略有关，它们将种种行为彼此区别开来，在‘神圣和‘世俗之间制造了一种本质区别，并给予其特殊权力，以及将这些区别归因于基于现实考量的、对于人类行为者之权力的超越。”[16]74当寿辰祝拜作为一种仪式象征和政治符号，通过隆重庆典的方式输出其应有的价值理念，必然会形成一种指向行为，渗透到人们的行动当中。所以当朱德的寿辰在延安大加宣传的同时，劳动英雄吴满有便信誓旦旦地说：“农民已经响应总司令的号召武装起来，我们一定能够打垮蒋介石的进攻！”可见，寿辰祝拜的仪式象征，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展开全面战争的政治意图。因为在中共看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所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17]1286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当可为延安时期祝寿活动的政治生成与仪式象征作出的合理注脚。 参考文献： [1]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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