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不变法则:适者生存与优胜劣汰 |
范文 | 徐臣攀+张亚军 摘要:借助于明政府“中开”政策迅速兴起的陕西商人群体,曾经以自己非凡的勇气、耐力和智慧赢得了世人的认可,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纵横全国各地长达400余年,而被列为中国传统社会十大商帮之一。但是清末陕甘回民起义却使其从总体上解体,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成为我国近代解体最早的商帮之一,这是陕西商帮留下的一段历史之谜。本文研究认为陕西商帮在近代解体有政治原因、社会原因,更有时代局限、思想根源等方面深层次的原因。明清陕商衰落验证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一千古不变的法则。 关键词:明清时期;陕商;衰亡过程;衰亡原因 中图分类号:F729;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兴起于明代的陕西商人(商帮),经历了明中期的鼎盛发展、清代中前期的再度辉煌,到清末时逐渐衰落,不久后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对于明清陕商衰落的过程及原因,许多前辈学人十分关注,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钞晓鸿,其在《明清时期陕西商人资本》中提出,明清陕西商人把大部分的商业利润用在了奢侈消费和提高身份地位上,陕商衰落的内在原因仍有待加强研究;钞氏在其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讨论了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当地社会的互动与联动性问题,认为明清陕西商人注重消费、不重视积累,注重行义举,在一定程度上对商业的积累不利。①李刚在研究明清陕西商人时认为,清代末年,国家政局不稳、陕西经济条件恶劣、农民起义是明清陕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1]田培栋在《明清陕西社会经济史》一书中对明清陕商的衰落做了研究,认为明清时期陕西当地赋税繁重、商业环境恶化,大量的商业资金被大量投资于典当、高利贷等行业,因此未能有进一步的发展。[2]支雅惠在其硕士论文《陕西商幫在近代解体的原因探析》中认为:陕西商人在清末衰落的原因在于其观念的落后和思维的保守,在时代的极大变化面前难以适应,大量商业资本最终在战乱中损失殆尽;《探析》作为学位论文,收集的资料较为全面,是这方面难得的专题研究。 对明清陕商在近代衰亡的相关问题,先前的许多学者所做的研究和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使后来者有了较高的基础和起点,可以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深入。笔者不揣浅薄,认为清末陕商走向衰落不可能是单纯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文化原因或者洋货冲击所造成的,在这些表层的或者人所共知的原因之外,应该还有更进一步的深层次的原因。我们提出这样几点讨论构想:第一、清末陕商走向衰亡是由于战乱所导致的,此事是偶然还是必然,“同治回乱”是不是压垮陕商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明清陕商独特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是否能够摆脱时代和地域文化的羁绊;第三、如果说存在于思想根源上的问题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那么明清陕商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第四、清末陕西商帮无可救药地走向了衰亡,与其同一个时代的晋商、徽商、山东商人也都在清末走出了世人的视线,我们不禁要问传统商业、商人是否有可能向现代商业、商人转变呢。 一、清末陕商衰落过程 (一)内忧与外患 (1)内部的不利因素。晚清政局动荡不安,清政府为了弥补更加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实施一系列限制打击民族工商贸易的经济政策,如陕西本地就有9税68捐,②严重地制约着陕商实力壮大重振雄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的巨额军晌,于咸丰三年(1853年)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开设厘金局,征收行商货物过境税行厘、坐贾货物交易税板厘,厘金即一两银的1%。各地纷纷效法,厘金征收遂成定例,陕西征厘自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省城设立厘金局始。陕西厘金重,名义只取货值的1%,实际征收一般超过5%,“如药材、木料等有用之物反或取百之二十至三四十”。[3]板厘由州县地方官指收报解,行厘设卡专收,“东有同州潼关大庆关三河口芝川龙驹寨;南有兴安白河紫阳汉中略阳阳平关;西有凤翔虢镇长武;北有宁条梁镇,久之又益以四关三原石泉眄县蜀河漫川关龙王辿宋家川临渭二华府神葭扶郿咸礼等局”,[3]“每年约征收28,3559两,低于福建,高于河南”。[4]273太平天国被镇压后,陕西厘金未被取消,反而更增。[3] (2)外部洋货冲击。鸦片战争后,洋货凭借政治特权及价廉物美的强大竞争力大肆倾销中国,使中国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陕西布商、皮货商、茶商、水烟商受到洋货的强烈冲击相继衰落。1865年中国第一次出现贸易入超,此后入超数字愈来愈大(1872-1876除外),其中“洋布、洋纱在整个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到1885年,棉制品已经以35.7%的优势压倒鸦片(28%)而居进口第一位。棉制品的地位,一直维持到20世纪的20年代”。[5]702中国传统棉纺织业迅速衰落,传统布商趋于瓦解。皮货贸易方面,自近代以来,西北毛皮贸易完全服务于洋人的需要,陕西皮货商因釜底抽薪而瓦解,只有少数买办化的毛皮商获得发展。光绪末年,西方毛织业迅速发展,洋商和洋行深入中国西部各地把持毛皮收购。“洋商深入陕北,大量收购羊毛、皮革……黑羊皮,运至山西绛州,就地售洋商,或运天津出口,岁销三四万斤……白羊毛运至宁夏横城,水运至包头,再转运天津出口,岁销20余万斤”,[4]223陕北皮货商因毛皮货源锐减而衰落。陕西茶商在西南边茶市场上受到印度茶叶的严峻挑战。印茶经科学培植,机器生产,质高价低,在19世纪70年代取代了华茶居国际市场主导地位,其势力渐入西藏市场,尤其是1880年亚东成为商埠后,“1889年包括茶叶在内的印英货物总值从149254卢比增加到1894年的701384卢比,6年间几乎增加了四倍”。③同时,西方机制卷烟的流行也给陕商以致命打击, 兰州水烟根据地之一凤翔陈村“因纸烟的畅行……步入每况愈下的道路,烟坊的工人由多减少,由少到无,各大烟坊在民国30年前后相继歇业倒闭”。④上海、天津的陕西水烟商也于1930年陷入销售停顿状态,濒临倒闭。 (二)战乱的干扰 同治元年(1862)至光绪三年(1877)波及西北五省的陕甘回民大起义,使陕西积聚了220多年的社会财富毁于一旦。陕商主体分布于关中西安府、同州府及凤翔府,尤以富庶的渭河沿岸最为集中。陕甘回民起义首发于同州府首邑朝邑(大荔、渭南),燃遍八百里秦川达7年,“关中三府二州39个州县几乎全都卷入起义烽火之中,同州、西安、凤翔三府是回民围攻的重点,受其进攻的县城有23座”。[6]有乡居传统的陕西商人在故乡遭遇灭顶之灾。如大荔八女村“李姓为大族,且多财东,该村焚杀甚烈”。[7]101华县崖坡“原有姬、王、刘三大富户,富商多了,银钞亦多,故有‘银崖坡之名。回变时,回兵曾火烧此村”。[7]73泾阳“焚掠南关,杀店主广林”,[8]“韩家湾、阎家堡、陶家村,原多富户……血流成河”。[7]274三原500多村堡,仅剩菜王、东里二堡完好。纷飞的战火使陕商人力资源及其积聚财富损失惨重。后清兵进入陕西,富裕的陕商首当其冲地被军晌匮乏的清军大肆劫掠。胜宝军在西安“兵勇成群结伙,在城内恣意烧杀抢劫……楼阁、铺户民房尽数拆毁”[4]304;多隆阿派人偷挖了大荔李家的窖埋银100万两。[7]102兵荒马乱中,陕西商人经济实力遭到极大削弱。 内忧外患下的清政府无力支持左宗棠平回清军年900余万两的开支。三原富户捐资保护了东城后,捐资助剿成为定例。同治六年“局款告罄……富绅各出城店资本,共捐钱11万贯”。[7]248为支持清军输粟运械,三原县成立“永运局”,渭南富户阳郭镇姜家助“军饷二万七千两”,⑤远在甘肃的渭南人权允清,“以所积粟二千石如数助饷,输麦两石,又捐500金以备犒军”。[7]45因形势所迫,陕西商人的大量营业资本转化为军费开支,使其资本存量耗散无余,经济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加上战后重振家园,亦耗尽大宗生产资本。战争使陕商“本藉被灾”,“家产荡然”。贸易四川、东南的陕西商人,大量抽资,重建家园,《三原新志》总结道“原邑士勤学问,民多商贾——数年不归,乡间自遭兵焚,人不聊生,救死不暇”。大荔李文科“贾于蜀,回判时,桑梓糜烂,乡人之商于川者,稔知文科忠信,公议集货举文科携归分给赡家……文科偕数十人携数百金旋里”。⑥ (三)资本损失殆尽 (1)巧取豪夺。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财源枯竭,陕西成为清政府晌源重地之一。《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铜及各军铜粮,均赖川陕两省接济”,商民荟萃的关中地带赋役负担极为沉重“陕西为财赋之邦,西、同、凤三府又为精华荟萃。近来用兵各省,皆借陕西协饷聊以支持,即京饷巨款亦多取此”。[9]北京条约6签订后,陕西负担赔款银30万两,与山西同居全国最多。陕西各州县普遍成立差徭局,按亩摊派兵差、流差费”每年不下100万串,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4]272以致“民力愈行不支,以有地为累,争相贱售”[10]319;陕西巡抚刘敏一见针血地指出“陕省民力之竭,苦在差徭。役车载道,摊派频仍,官吏借此开销,书役从而需索。脂膏竭矣,追呼如故”。[10]3191902年,陕西“规复差徭”以筹集庚子賠款摊派任务,每年征银40万两,汇解上海。清政府残酷的剥夺使人民劳动果实被罗掘净尽,社会余财告罄。 (2)竭泽而渔。1852年陕西巡抚王庆云将清廷向殷实之家“暂行挪借,以助国用”变做“劝借并施”,强行勒借,“陕西3年内筹银200多万两。王庆云因此受到朝廷嘉奖”。[4]2741852年-1859年,陕西继任巡抚无不大肆掠夺,仅“咸丰九年(1859)全年捐输共收银80余万两,强行捐借勒索,竭泽而渔,竟至给照允许云南等省提饷委员在渭南劝捐”。[4]274强势政府的无穷掠夺使陕西商帮生存环境恶化,回民起义后更是衰弱不堪,“今则富户及小康之家,资财多遭焚荡;加以措办捐输,已属筋疲力尽竭,难望其再行义举”。⑦ 总之,清末多发的战乱,使多贸易东南的陕西各处富户“物力既已潜消默耗,又加本藉被灾,资产悉付兵燹,耕牧多废”。[11]601而“元气大伤,从此一撅不振”,[1]456失去了优化资本的基础,成为困守土地、足踏手耕的农民,在家乡赋税沉重、饥谨频发、社会持续动荡的环境下缺乏生聚教训的机会而复苏乏力,终于未能东山再起。[12] 二、陕商衰落原因探析 (一)时代局限性 自秦汉以来,我国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采取和推行了“重农抑商”政策,这必然影响我国古代商业和商人的发展。虽然封建社会后期商业有所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些许变化,总体而言,这种变化是细微的、不显著的。在世人的心目中,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为低下、在社会序列中比较靠后。研究表明,直到鸦片战争过去20-30年之后,商业和商人仍得不到社会的重视。[13]即使是热衷于创办近代中国军民用工业的清朝重臣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依然认为:“与其病农,莫如病商,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⑧这表明,清末统治者们在思想深处仍然保守着“抑商”的传统。唐力行在研究我国传统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的情况时,提出明代时中国传统商人的社会地位已经出现了些许变化[14];余英时也曾讨论过明代传统商人社会地位的改变问题,即“士商合流、传统的四民观发生了动摇”等有关情况[15];但朱英等研究者却提出了与他人不同的观点,即认为唐、余二人对明代商人价值观的整合及其影响估量偏高。[16]笔者认为,明清时期我国传统的商品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没有出现“重商”思潮,封建王朝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变化不大,整个社会的主流性的观点仍然是重农抑商的。传统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为低下,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自卑心理,即对私有财产极度的不自信。以唐力行、余英时等为代表的学者在研究近世商人的问题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持有乐观态度,其实是过于乐观了或者说与当时的史实不太相符。美国学者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一书中,论述了同治时期中兴的大臣们制定较为全面的中兴计划,内容涉及到了外交、军事、吏治、财政、农业等诸多方面,但是芮玛丽不无遗憾地发现同治中兴时期对振兴和发展本国商业并没详细计划,甚至连总的大计划也没有。[17]笔者在研究中也曾关注到了明以来“抑商”思想有“松动”、对商人的管制、鄙视有些许的“变动”,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种表达在用词上是十分谨慎的,无论今天的人们带有多少美好的期望,但事实就是事实,传统的封建社会对商业和商人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可能出现太大改变的。明清陕商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商帮都一样不可能逃脱社会大背景的束缚和时代的羁绊,而这种束缚和羁绊往往是深入骨髓的。 (二)地域的封闭性 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离开陕西而南移,陕西发展逐渐落伍。近代的陕西,深处内陆,关山险隘,落后的传统商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又极为有限,加之近代“交通建设事业几乎没有发展……陕西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中”,[18]120致使陕西因外来文明进入十分艰难、社会风气开化晚而越发落后。据汪敬虞记述“甲午战后,陕西学政赵维熙筹办织布局,终因‘陕西程途廖远,山径崎岖,于大件锅炉轮轴,转运不易[19]611而流产”;同时期的志书也记载有“近来各省人士前赴东洋游学者三千余人,而吾陕寥寥无几,固由僻远西陲,风气之开通较晚”,[20]有识之士柏堃注意到,直至1905年清政府新政后陕西才有31名官派留学生赴日接受西方矿务、路工、税务、法律知识的学习,所以传统思想仍占据统治地位。如“所谓竞争,进者争以德,不争以力;争以才艺,不争于机械;凡以机械争者,皆足以退化,而非进化之道”。[21]同时,闭塞而落后的交通也使西方文化在陕传播大不易。有资料记录陕西大儒刘光贲为挽利权,于1896年在陕西学政赵维熙的鼎力支持下积极筹办“陕西保富机器织布局”,被其好友长安藉的江苏巡抚赵舒翘破坏而失败。赵攻击织布局“弊多利少……我陕并无此异类……是开门辑盗,教揉升木也”,[22]92且驰书陕西“巫言纺织厂之事不可办”,[23]114使陕西绅商“向之踊跃认股者至是皆冰消瓦解”而使“秦中纺织之成议遂破坏”[23]114;1897年著名教育家蓝田人阎培堂创办陕西第一份报纸《广通报》后,蓝田举人牛兆镰目之“洋化……不顾中国人的体统……对他深为反感”,[23]114陕西人吴宓也不得不承认陕西在近代却“黑憾醉梦,哀秦廷之无人……欲凭文字,开通民智;敢借报纸,惊醒醉心,无奈众擎不举,孤掌难鸣”[24]而沉闷寂寥。研究传统商帮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家乡环境、家乡的文化对商人的影响,而素有“财东乡居”的陕西商人在这方面就自然会显得更为突出,这些“乡居”的商人不仅难以接收到时代变革的讯息,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深深地沉湎于关中地区的保守闭塞的氛围中,这也就勿怪乎有人称当时的陕商为“土财主”了。 (三)思想的保守性 生于中华民族精神发祥地的陕西商人,在清政府“重农抑商”政策下,苦于陕西封闭落后的自然环境及传统“力农致富,以本守之”思想的严重束缚,在近代没能积极地顺应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而投资近代工商业、开启其商业资本产业化的近代化转型道路,以致依旧拘泥于传统商业经营模式并将赚得的巨额商业利润凝固于土地、豪宅、窖藏及自身身份性地位的大肆塑造等非生产性资本的巨量消耗中,故没有实现其传统商人向近代商人的转变。 通过对陕商利润的考察,笔者发现陕商的确存在如钞晓鸿所说的“资本积累贫乏症”,即追逐商业利润的决心和行动的不足。许多商人把经商作为“……苟可以足用,则生道所关,如是而已”⑨或者“财取足用而已役”,便“弃绝不为”⑩甚至是“人贵知止,有足富者,非可以必终,何日仆仆然毋有已期也?”?这些史料表明,明清陕西商人存在着“不积而好散,不重视积累却注重消费”的情况。同时,许多商人还以奢侈的生活来求得心理的满足,许多人为了改变商人“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的社会印象,转而追求“重情仗义、贤良孝悌”,即“财不贵积,贵散而成穗”。?许多陕商在处理家庭及家族内部的财产问题方面,主张兄弟之间“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他们希望以这种行为向社会宣示:生意人不但懂得情感、而且注重情感,以期得到人们的尊重。相关研究者认为,明清陕西商人的这种积累欲的贫乏而消费欲高涨,竞争意识淡漠而身份意识直接造成了大量商业利润的耗费,向其他资本的转化则困难重重。[6] (四)商业模式传统性 笔者曾经讨论明清陕商的兴起过程与原因,在此过程中深深地觉察到陕商与生俱来的封建性。如同晋商、徽商一样,明清陕商的崛起壮大不是陕西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多是服务于明清政府巩固西北边防需要,继承自身“西北贾多秦人”的悠久经商传统,紧紧抓住政府在陕推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及清政府屡次平定西域实行的“随军贸易”政策,基于封建自然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全国民众对行商沟通有无、调剂余缺的长途贩运角色的需要,经过贩茶川湘、运布江浙、输盐川淮、鬻皮陇伊、销烟江南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明清商业贸易资本集团,故自生来就具有浓厚的封建性。[12]吴承明提出始于洪武初开中法的陕西商人从事的是“一种特殊的贸易行为,离‘纯商人尚远”。[25]206李刚认为“明清时代的陕西商人亦属封建商人”,[1]471因为“明清陕西商帮的产生及其活动,是适应封建官府的需要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封建官府服务的”。[1]471从事封建性商业经营、非“纯商人”的陕西商帮,在近代闭塞的陕西不可能像宁波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那样主动地“跟上时代的潮流,转换为资本主义的商帮”而成为近代“新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26]70财东乡居的传统是近代陕商求田问舍、窖藏财富、在家乡塑造自己身份性地位的有效组织系统。这种系统虽使陕商获得了农商兼营的巨大收益,保护了或经放贷增加其窖藏的财富,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也使他们与剧烈转型的时代潮流及瞬息万变的市场更加隔膜。李刚在论著中指出“使他们更多和更容易地向农民阶层流动,更多地转化为富民,而不可能转化为‘市民,失去了与近代化转轨的历史机遇”。[27]280 (五)资本的非商业性消耗 一方面是奢侈性消费。明清时期,大量陕西商人长期在江南经商,难免受到江南当地人生活方式的吸引。温纯的《雅约序》曰:“(三原)商贾衣饰大率袭吴越广陵。”?温纯之子温自知生活于明末清初,他记载这种变化是:“吾里风俗,近古人,尚耕读;晚近牵车服贾,贸易江淮,靛服艳妆,稍染吴越之习”。?至清季依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时三原县令张象魏曰:“舡邑夙号殷繁,富商大贾,履厚席豐,甚至践曳绫绮,狼藉膏粱”。?关中其他各县,特别是商贾较多的州县,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广行义举。如三原商人马正用,抚养两侄,两次”各赠百金”;其子马骥、赡养族人马会元,又为马锡熊成亲,照料马锡命的遗婿及幼子。?华州王福栋,“凡邻里亲族有不再炊,婚丧不能举者,周恤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明清陕商家庭内部还存在着“析著”现象,如韩城强敬业,以商致富,“均与弟,无私财”。?径阳冯升麟,累资巨万,但家中男女近百人,“以所获家资,匀作五,因丁增灶”。?第三是兴宅置地。如渭南孝义镇的严家在“四川和西安有田产”[7]47;“赵家的银子多得搬不动,埋在乔家的地里”[7]64也说明了乔家地不少;阳郭镇的贺家“在蓝田新街子有田庄,附近的土地皆被他占有,以至原上农民相率迁到河北”[7]41;李家“有大量田地,在渭南县的中西区和蓝田县的东西两原上也有大量的出租地,家中设有六大账户,渭南县西关外的冯家堡还有分账户,有多人分管按时收取租息”?大荔八女井的李家“土改前拥有土地一万亩”[7]50;羌白镇温家“占的土地很多,难以数记”[7]90;在封建政府“重农抑商”的总体经济政策下,经营商业风险大,利润不稳定又比较辛苦,相比而言,购地出租,坐收地租之利来的保险,加之经商致富,露财于外,有盗贼之忧,而贩买土地则可以使货币浮财转化为土地,盗贼“虽有千钧之力,亦不能负之以趋”。? (六)错失向现代商人转型机会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传统商业也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站在商业发展史的角度,近代以来传统商人都面临着向现代商人转变的问题,即传统商人向现代商人转变、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转变、传统经商思想向现代经商思想转变。梁小民在《成功转型的宁波商帮》一文中提出宁波商帮作为代表的一部分传统商人群体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转型。[28]宁波商人在思想上积极接受新事物,经商地域向上海等地转移,经营项目也实现了巨大的转变。一是现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传统的沙船贩运原本是宁波商人的主要经营领域,自鸦片战争之后,欧美企业的大型轮船在中国境内开展航运业务,直接影响到宁波商人的传统商业经营,宁波商人却乘机主动由沙船贩运转向轮船运输业,并且在中国的航运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现代银行业的发展;三是进出口贸易、制造业、房地产业、保险各种新兴产业的发展;四是采用了欧美式的制度。在这些新的变化面前,宁波商人不仅没有退缩,而且顺应潮流取得发展和进步。 笔者在搜集资料时同其他研究者一样想设法搞清楚一个问题,即明清陕商除了食盐、粮食、茶叶、布匹等商品的长途贩运之外是否还涉及其他商业领域?我们也注意到了明清兴盛一时的泾阳、三原的制茶业、皮革业,但是详查之下发现当时的制茶也罢、皮革硝制也罢都是为了长途贩运。钞晓鸿不遗余力多方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曾找到个别商人在关中平原投资产业的例子,如华阴县有“华阳川铅厂”,系乾隆13年“题准商人开采”,年产铅从数百斤至10万余斤不等,旋“因洞老砂绝”,于乾隆30年正式封闭。?该厂时间短、规模小,因此投资该厂的陕商应该很少。笔者认为,近代传统商人只有实现商业资本的产业化转型,才能健康地发展。近代商帮迥异的发展道路及其截然相反的命运趋势深刻地阐明,在剧烈的应激性近代转型社会环境下,商帮积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完成自身近代化转型对其生死存亡的决定性意义。 三、余论 (一)兴勃亡忽 明清陕商由兴盛最终走向衰亡,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明清陕商按照其独有的方式完成了一段历史。身处闭塞落后家乡的陕西商人,在近代封建保守性思想浓厚,一方面表现为死守成规,漠视近代工业文明,如泾阳牛峋“守先祖旧规以为子孙效法,一言不敢妄发,一事不敢妄作,一钱不敢妄取……凡事必求反己,忍耐吃亏”。[21]泾阳吴蔚文“谨守先业更广大之,然大要仍尊祖规”。[21]认为“所谓竞争,进者争以德,不争以力;争以才艺,不争于机械;凡以机械争者,皆足以退化,而非进化之道”,[21]充分反映了狭隘落后的陕商不合乎世界资本主义时代潮流的封建保守性,使得其在近代依旧因循守旧于传统商业的经营领域,遏制了其近代化转型萌芽的诞生。另一方面表现为易于满足现状,“财取足用而已”,?“人贵知止,有足富者,非可以必终,何日仆仆然毋有已期也?”?泾阳刘君“贾久之,乃叹曰‘夫当羡非有分也!人生不至于寒饿已亦,独奈何役役弗休?遂罢归辟田园”。[21]使得陕西商帮因缺乏进取精神而不可能独居近代商帮翘首。第三、不思进取,首先,凡事求尽力而已,泾阳白季子“间贾巴蜀凉原间以佐农”,及第失败后,“父但曰‘穷通有数,学第求自尽”。[21]其次,做生意顺其自然,看透捐官谋势助发展,安享财东乡居之乐,“不得科名而愤然措资捐纳,将与命争乎?盖不得科名则是命中不应为官矣!而世人从而捐焉,其不知命也”[21];最后,行及时全身而退,惟德载福,“处事须退一步想。若一味自恃,恃富恃贵恃才,断未有不败者。要知盈虚消长是一定之理……功成身退,过则为灾,,天下惟有大功德足以载福,否则无妄之福即有生无妄之灾……君子要持盈保泰”。[21]故近代陕商没有积极主动开启自身的近代化转型道路,实现自身发展质的飞跃,反而在大行“保身保家”义举中耗散精力与资财。 (二)适者生存 经济史学者吴申元认为新商帮发展必须依托发达的工业中心及周边先进的交通运输网络,近代传统商业集散中心让位于新兴工业基地,因为“近代商业的发展要以近代工业为基础、以近代化的交通运输条件为杠杆”,[29]385吴进一步强调说“所以商界巨子,无论从事何种新式商业,莫不以上海为创业基地,然后以之作大本营,向武汉、天津等其他长江沿岸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发展”,[29]385葛剑雄也提出宁波商帮、洞庭商帮因及时进军近代新兴通商大埠上海,积极从事新式商业而取得最佳的商业经营成就,而近代仍旧固守已经衰落的长江三角洲、坚持单一经营的徽商,因没有及时进军新兴工商业中心上海以开启自身的近代化转型而解体。[30]最后,以与时俱进、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的商业经营理念及现代商业操作手段武装自己,才能迅速而健康地持續发展。在近代复杂的转型社会环境下,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及时开启近代化转型的商帮,才能健康发展,否则自取灭亡。 庄维民认为山东传统盐商、典商及钱商在清政府正杂税义捐勒逼、农民运动频发勃起、多处开埠通商及外国银行的冲击下迅速衰落,[31]周伟在研究中发现,晋商在清末将票号业务渗透入行将灭亡的清政府肌体血脉内,还多次以“不愿受制于人”拒绝将无限责任制的票号改组为组织完善民主、投资工商业、手续简单、实行有限责任制的银行,甚至将组建大清户部银行的机遇让渡给江浙财团,使之成为民国金融界雄霸天下的商业巨子,[32]168致使自家票号日益衰落,辛亥革命“清亡票号亡”,晋商随之覆没。 总之,清末陕商走向衰落既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更由于深层次的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商业的发展的确离不开安定的政治局面及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同等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社会的商业文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及经商态度,后者往往不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通过研究,我们对清末陕商衰亡问题提出几点总结性的看法:第一、清末陕商走向衰亡表面看似由于“同治回乱”等事件所导致的,其实,陕商走向衰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清末战乱只不过加快这个过程而已;第二、明清陕商独特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无法摆脱时代和地域文化的羁绊,其思想根源上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陕商的最终命运;第三、明清陕商在清末衰亡不是个案,晋商、徽商也都没有摆脱衰亡的命运,而同时,宁波商人、广东商人却能纷纷向现代商人成功转型。可以说明清陕商的衰亡再一次验证了一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千古不变的法则。 注 释: ①钞晓鸿《明清时期陕西商人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区 域社会·商业资本·商业行为》,1999年《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②宋伯鲁:《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三四、三五《征榷》,陕西省通志馆,民国二 十三年铅印本;杨增新:《清末陕甘概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 一176页(《清末陕西各地杂捐名目及课则明细表》)。 ③四川民族志编辑组:《清代四川藏区的边茶贸易》,《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1辑,第42一43页。 ④冯国深:《凤翔陈村镇的“生”字水烟》,《陕西文史资料》第23辑,第65页。 ⑤《续修渭南县志》卷八,第7页。 ⑥《大荔县志稿》卷一,第18页。 ⑦贺瑞麟:《三原县新志》卷八《杂记》,光绪六年刊本。 ⑧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傣函稿",第6卷,第37页。 ⑨康对山:《康对山先生全集》卷36《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张公墓志铭》。 ⑩?康对山:《康对山先生全集》卷34《封承德郎吏部文选清吏司主事马公墓碑》。 ??康对山:《康对山先生全集》卷41《咸宁李处士墓志铭》。 ?《谿田文集续补遗,来槐亭封君墓志铭》。 ?乾隆《三原县(刘)志》卷16《艺文》。 ?(明)沮自知:《海印楼文集》卷3《重修三原土主庙碑记》。 ?乾隆《三原县(张)志》卷8《风俗》。 ?乾隆《三原县(刘)志汤卷10《人物》。 ?乾隆《再续华州志》李卷8《人物中》。 ?乾隆《韩城县志》卷7《孝友》。 ?《续修件桥镇志》艺文下《孝士冯元传》。 ?贺佩云:《渭南西塬的姜贺李刘四大富室》,渭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202页。 ?张英:《恒产琐言》《皇朝经世文编》卷3,第904页。 ?乾隆《华阴县志》卷4《建置》。 参考文献: [1]李刚.陕西商帮史[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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