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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御街行》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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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柳永《御街行》虽然包含有祝寿的内容，但它并不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圣寿词。他首创以郊礼入词，叙写的是南郊祭天大典后金鸡敕赦、君臣庆贺的场面，展现了天书事件对昊天祭祀礼仪的影响，以词证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词中记述礼仪之隆重，展现对于承平时代和君主统治的颂扬，是柳永以词投献，希冀仕进心态的表现。可以大致推断，此词作于天禧元年（1017）真宗南郊大典之时。

关键词：御街行；圣寿；金鸡敕赦；南郊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唐圭璋《全宋词》收录柳永《御街行》全文如下：

御街行·圣寿

燔柴烟断星河曙。宝辇回天步。端门羽卫簇雕阑，六乐舜韶先举。鹤书飞下，鸡竿高耸，恩霈均寰寓。赤霜袍烂飘香雾。喜色成春煦。九仪三事仰天颜，八彩旋生眉宇。椿龄无尽，萝图有庆，常作乾坤主。

唐先生注中所及“毛校乐章集”是指明人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中所录柳永《乐章集》一卷。毛晋选词存词之功虽不可没，但其《乐章集》一卷“宋词之传于今者，惟此集最为残阙。晋此刻亦殊少勘正，讹不胜乙”，[1]40在分调、字句上舛误颇多。如《河传》之“露清江，芳交乱”，“清”字当作“净”；《如鱼水》之“兰芷汀洲望中”，“中”字当作 “里”；《夜半乐》之“嫩红光数”，“光”字当作“无”；“金敛笑争赌”，“敛”字当作“钗”。更甚者，有些篇章，妄增题序，掩其真面。故毛校《乐章集》中的选词、题序，不可尽依其旧而不细加辨别。

目前常见的柳永词注释、评译本中，对这首词成两种不同看法。一是沿袭毛本旧说，以此词为皇帝祝寿之作，如姚学贤、龙建国编纂的《柳永词详注及集评》。[2]二是持中立意见，不做评价。如朱德才主编的《张先柳永词增订注释》，[3]谢桃坊《柳永》。[4]三是持否定意见，以为此词为祭天之作。如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周笃文、马兴荣主编《全宋词评注》，[5]吴熊和总编《唐宋词汇评》。[6]

词本事的判断根本依据是词章文本。此词开首即言“燔柴烟断星河曙”，交代事件和时间。“燔柴”，烧柴祭天，古代的一种祭天之礼。《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7]1588《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玄注：“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8]757郑玄所说的禋、柴、燎三祀祭祀的对象不同，但祭祀方式都是将牺牲玉帛置于堆积的柴草上，焚烧以使烟气达于天。宋沿古制，以燔柴之礼祭天，故《宋史·乐志十》有云“燔燎具扬，礼仪既备。” [9]2133依宋制，祭天礼开始于丑时，所以皇帝礼毕乘辇回宫当在拂晓，这也就是词中所述“烟断星河曙”“寶辇回天步”。

“端门羽卫”以下，则写敕赦场景。《事物纪原》：“北齐赦日，令武库设金鸡及鼓于阊阖门右，挝鼓千声。宣赦建金鸡，或云起于西凉吕光，未知孰是。究其旨，盖西方主兑，兑为泽，鸡者巽神，巽主号令，故合二物置其形褐于长竿，使众睹之。”[10]133金鸡宣赦魏晋南北朝时已有之，而缘起则归于《易经》五行八卦学说。唐制，“国有大赦，则命卫尉树金鸡于阙下，武库令掌其事。”[11]29“赦日，武库令设金鸡及鼓于宫城门外之右，勒集囚徒于闻前，挝鼓千声讫，宣制，放其赦书颁诸州，用绢写行下。”[12]2138唐时，国家大赦则竖金鸡，赦宥仪式地点多在东都洛阳南门之正门端门，又称“端门敕赦”。宋沿袭前制，仪式内容更为丰富，形式也更完善。《宋史礼二十》从制度层面记载了金鸡敕赦仪式的过程：“其日，刑部录诸囚以候。驾还至宣德门内幄次，改常服，群臣就位，帝登楼御坐，枢密使、宣徽使侍立，仗卫如仪。通事舍人引群臣横行再拜讫，复位。侍臣宣曰‘承旨，舍人诣楼前，侍臣宣敕立金鸡。舍人退诣班南，宣付所司讫，太常击鼓集囚。少府监立鸡竿于楼东南隅，竿末伎人四面缘绳争上，取鸡口所衔绛蟠，获者即与之。楼上以朱丝绳贯木鹤，仙人乘之奉制书循绳而下，至地以画台承鹤，有司取制书置案上。合门使承旨引案宣付中书、门下，转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百官再拜。宣赦讫，还授中书、门下，付刑部侍郎承旨放囚，百官称贺。合门使进诣前，承旨宣答讫，百官又再拜，舞蹈，退。”[9]1866而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则从仪式观礼角度记载仪式活动的盛况：“车驾登宣徳楼，楼前立大旗数口，内一口大者，与宣徳楼齐，谓之‘盖天旗。旗立御路中心不动，次一口稍小，随驾立，谓之‘次黄龙。青城、太庙，随逐立之，俗亦呼为盖天旗。亦设宫架，乐作。须臾，撃柝之声，旋立鸡竿。约高十数丈，竿尖有一大木盘，上有金鸡，口衔红幡子，书‘皇帝万岁。盘底有彩索四条垂下，有四红巾者争先縁索而上，捷得金鸡红幡，则山呼谢恩讫。楼上以红绵索通门下一彩楼上，有金凤衔赦而下，至彩楼上。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读，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罪人皆绯缝黄布衫，狱吏皆簪花鲜洁。闻鼓声，疏枷放去，各山呼谢恩讫。楼下钧容直乐作，杂剧舞旋，御龙直装神鬼斫眞刀倬刀。楼上百官赐茶酒，诸班直呈拽马队，六军归营。至日晡时礼毕。”[13]936北宋在宫城南门之中门宣德门立金鸡宣赦，在朝廷官员完成承旨、立鸡竿、集囚、取书、宣赦、释囚等系列仪式后，还增添了舞蹈、音乐、杂剧、茶酒等君臣互动的娱乐性活动。柳词“端门”以下写羽卫雕阑，六乐齐发，鹤书飞下，鸡竿高耸，是敕赦场景的写实性描写。

下阙笔力重心转向群臣称贺。“赤霜袍”，帝王祭天所着礼服。“驾乘玉辂，冠服如图昼间星官之服，头冠皆北珠装结。顶通天冠，又谓之巻云冠，服绛袍，执元圭”，[13]907“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以出。”[9]1642“九仪三事”指文武百官。三事指三公；九仪，周代对九种命官的授命仪式。《周礼·春官·大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8]761八彩指八种色彩，《春秋演孔图》有“尧眉八采”的记载。“椿龄”言长寿，语出《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14]16萝图，罗列图集，《淮南子·览冥训》：“援绝瑞，席萝图。”高诱注：“罗列图籍以为席蓐。”[15]65以图籍为席，坐于其上，引申为坐有四海，有疆域之意。皇帝穿着赤霜袍，脸上的喜气如春日暖阳；群臣颂赞君王健康长寿，睿哲圣明，国祚永享。庆贺的场面庄重祥和，饱含着作者对君臣融洽下太平治世的赞咏，对君主仁德的颂扬。

根据以上对词的文本解读与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首词绘录的天子祭天而还后金鸡敕赦、群臣拜贺的场景与过程，其细节、流程正与相关文献记载相吻合，说明这首词是对当时仪式活动的写实性表现，并非主观想象，凭空虚构，内容上是真实可靠的。这也与柳词都市民俗词直笔实录，写照社会生活，以“真”为艺术特点的“词史”性质相一致。据《宋史·志第六十五·礼十五（嘉礼三）》、《宋史》帝王本纪及后妃列传、《东京梦华录》卷十“天宁节”、《武林旧事》卷一“圣节”、《梦梁录》卷三“皇太后圣节”有关圣节仪制的记载推定，宋代帝王圣节多是道场斋醮放生、百官上寿赐宴，并不举行祭天活动、金鸡敕赦。所以，柳永《御街行》与圣节无关，并不是祝寿词。毛晋之所以以之为“圣寿”，大概是根据词中“天颜”“天步”“椿龄”“乾坤主”等词加以推测，并未详加探究。

第二，这首词是以现场实录的方式进行创作，所呈现的是一种“现在时态”，即作者以亲历者角度客观表现事件过程，而非回顾式记忆书写。《东京梦华录》卷十言郊毕驾回：“御路数十里之间，起居幕次，贵家看棚，华彩鳞砌，略无空闲去处。”[13]931虽然祭天大典参与者都是特定官员，但是祭天回銮仪仗、御楼敕赦却是允许寻常百姓观礼的。柳永词将笔墨侧重于敕赦、庆贺活动，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当时社会身份的低微。因此，这首词当是柳永早期尚未取得功名时寓居汴京所作。

二

这首词写的是祭天仪式之后的金鸡敕赦、百官拜贺，那么能否据此推断它创作的具体时间呢？还是回归到文本本身。这首词提供了两个关键线索：一是天子亲自参与祭天和敕赦；二是祭天、敕赦、拜贺在时间线上顺次排列，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流程。

“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谷，孟夏大雩，皆于圜丘或别立坛。季秋大飨明堂。惟冬至之郊，则三岁一举，合祭天地焉。”。[9]1642宋代祭天礼有四，即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明堂祭昊天上帝，冬至南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合祭虑及“有司摄事为未足以尽志，于是三年一郊而亲行之”，不郊则代之他礼，即因为担心有司主持祭天不足显示奉天之诚意，所以祭天礼实行“三年一亲郊”制，规定每三年皇帝亲自主持祭祀昊天上帝一次。祭天仪式之后要举行金鸡敕赦，宣告大赦天下，以这种方式显示合于上天之德的仁慈。据《宋史》真宗、仁宗本纪记载，两帝亲自祭天大典的时间如下表：

宋真宗 1、咸平二年（999）南郊（十一月）丙戌，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太宗配，大赦天下。——宋史·卷六

2、咸平五年（1002）南郊（十一月）壬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宋史·卷六

3、景德二年（1005）南郊（十一月）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宋史·卷七

4、大中祥符元年（1008）

泰山封禅（十月）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台，陈天书于左，以太祖、太宗配。……癸丑，御朝覲坛之寿昌殿，受群臣朝贺。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宋史·卷七

5、大中祥符七年（1014）东郊（二月）壬申，恭谢天地于东郊。还，御乾元门，大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二

6、天禧元年（1017）南郊（正月）辛亥，奉天书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并配。还，御正阳门，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赏赐如东封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九

（正月）辛亥，谢天地于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册号。——宋史·卷八

7、天禧三年（1019）南郊（十一月）辛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宋史·卷八

宋仁宗 8、天圣二年（1024）南郊（十一月）丁酉，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宋史·卷九

9、天圣五年（1027）南郊（十一月）癸丑，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宋史·卷九

10、天圣八年（1030）南郊（十一月）戊辰，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宋史·卷九

11、明道元年（1032）十一月甲戌，以修内成，恭谢天地于天安殿，谒太庙，大赦，改元。——宋史·卷十

12、景祐二年（1035）南郊（十一月）乙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宋史·卷十

13、宝元元年（1038）南郊（十一月）庚戌，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宋史·卷十

14、庆历元年（1041）南郊（十一月）丙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宋史·卷十一

15、庆历四年（1044）南郊（十一月）壬午，冬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宋史·卷十一

16、庆历七年（1047）南郊（十一月）戊戌，冬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宋史·卷十一

17、皇祐二年（1050）明堂（九月）辛亥，大飨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如圜丘。大赦——宋史·卷十二

18、皇祐五年（1053）南郊（十一月）己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宋史·卷十二

19、嘉祐元年（1056）明堂（九月）辛卯，恭谢天地于大庆殿，大赦，改元。——宋史·卷十二

20、嘉祐七年（1062）明堂（十一月）辛亥，大飨明堂，奉真宗配，大赦。——宋史·卷十二

真宗、仁宗两朝，举行祭天大典合20次。其中：（1）柳永大中祥符元年（1008）初入汴京，1、2、3可排除；（2）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泰山封禅，距汴京路途遥远，不可能还御端门敕赦。4可排除；（3）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恭谢天地于东郊，虽目的是躬谢天地，但东郊并非祀天之礼，而是祭祀太阳，“准礼，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国语》：‘太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唐柳宗元论云：‘夕之名者，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见曰朝，暮见曰夕。'”[9]16855可排除；（4）仁宗明道元年（1032）躬谢天地于天安殿，皇祐二年（1050）、嘉祐元年（1056）、嘉祐七年（1062）明堂大礼于大庆殿，两殿都在汴京宫城之内，与《御街行》所述祭天队伍自外而还的情形不符，11、17、19、20可排除；（5）景祐元年（1034）柳永中张唐卿榜进士即授官睦洲团练推官离开汴京，直至皇祐元年（1049年），转官太常博士才又重新返京，后转屯田员外郎、致仕，皇祐五年（1053）离世均在汴京，[16]183或说庆历元年（1041）转官太常博士返京庆历三年（1043）又移任益州出京，至和元年（1054）后移任汴京，至离世未曾离开，[17]582综合两说，12、13、15、16可排除。

余下6、7、8、9、10、14、18从时间上看可以柳永中进士出仕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间段，前段主要是真宗朝后期、仁宗朝前期；后期主要是仁宗朝中后期，柳永人生后期。所以《御街行》创作时间还需结合柳永词总体创作趋向加以推断。

三

描绘城市自然风物、人情民俗是柳永在题材内容上对宋词发展的新突破，这类都市风情词有46首，约占其作品总数量的22%。这些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投献类，如《望海潮·东南形胜》、《早梅芳·海霞红》等是投献之作，是歌颂杭州、苏州等处的地方大员的，通过城市富裕、繁华的描绘、赞叹，间接夸扬地方官员治理的功绩，其目的在于援交、结纳，希图引荐。第二类，则主要是写都市的岁时民俗。柳永的都市节日词有《抛球乐·晓来天气浓淡》《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二郎神·炎光谢》等，分别描绘元宵节、清明节、七夕等不同节日民俗。除了《玉蝴蝶·淡荡素商行暮》重阳词表现了传统的悲秋情感，其他节日，作者都以绚丽的色彩，铺叙的手法展现节日绚烂的风景，欢愉的人群、热闹而又富足的节日氛围，以及自我的节日享乐与陶醉。第三类则是汴京特殊生活的词作。汴京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天子所居，宗庙社稷所在，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其都市生活与其他城市相比，便多了几分天子脚下与众不同的官家气派的隆重典雅，皇家色彩的高贵神秘。《笛家弄·花发西园》、《破阵乐·露花倒影》写清明节后，皇家园林金明池水中演练，帝王、百姓观战的盛景；《送征衣·过韶阳》、《永遇乐·熏风解愠》写仁宗圣寿、京城圣节欢庆场景。《巫山一段云》五首、《玉楼春》五首，虚实结合，在游仙幻境、神话传说与现实场景穿插游走，叙写真宗降圣节等诸庆节京城特有的斋醮、燃灯等庆祝活动。《御街行》写天子祭天，御楼敕赦、君臣庆贺。

柳永的都市风情词，在客观记录当时都市风物、民俗风情的同时，包含着对都市安宁、富庶生活的热情和满足。“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耳耶”。[18]44黄裳于柳氏乐章中感受到欢声和气的太平气象，柳永词中也多次写到“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迎新春》）、“太平时，朝野多欢”（《透碧宵》）、“雅俗熙熙物态妍”（《看花回》）、“雅俗多游赏”（《一寸金》），直接表达对太平时代、对承平生活的肯定，包含着对于当朝帝王统治的赞美与称颂。结合柳永《鹤冲天》中因科举不进而迸发出的愤慨、疏狂，不难推测这种隐然流露出的歌颂功德，取悦于上，夾杂着谋求仕进的一己之小欲念。故而，《御街行》创作更可能是在柳永进士及第授官之前，排除14、18庆历元年（1041）、皇祐五年（1053）。

四

柳永《御街行》既然和仕路进取有密切关系，那么，比较一下真宗、仁宗祭天大礼相关的仕进政策和事件，应该对判断其创作时间提供有效依据。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禅泰山，大赦天下，同时“令开封府及所过州军考送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举人，其怀材抱器沦于下位，及高年不仕德行可称者，所在以闻。三班使臣经五年者与考课。两浙钱氏、泉州陈氏近亲，蜀孟氏、湖南马氏、荆南高氏、广南河东刘氏子孙未食禄者，听叙用。”[9]92“东封岁献文者甚众，命近臣考第，得草泽许申，进士祖高、洪矩。令两制试所业，差第以闻。赐申进士及第，矩同出身，高补三班奉职”。[19]1610“上自东封还，群臣献颂称贺功德者相继，惟进士孙籍献书言：‘封禅帝王之盛事，然愿陛下谨于盈成，不可遂自满假。上善其言，即召试中书，庚午，赐同进士出身。”[19]1589“诏诸路转运使、知州军缘东封遣亲属、牙校奉供至泰山者，并与迁转。未有官者，令学士院试艺，授试秩出身。”[19]1589“（杨伟）天禧元年献颂，召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9]8152“大礼之初，贡举人献颂者甚众，惟伟及昌朝可采，故召试学士院而命之。”[20]743“天书事件”后，宋真宗祭天大礼往往奉天书而行，在常规吏部考试之外，更因为祭天、献赋称颂而特赐进士身份，一些怀材抱器沦于下位的士人通过这种方式走上仕途。虽然人数不多，但开辟了普通士子仕进的新途径。仁宗即位，逐渐废除宋真宗因天书时间而特别设立的诸庆节，祭天仪式也大加俭省，表明了他对天书事件的立场。天圣二年、五年、七年的南郊亲祀，不再奉祭天书，其敕赦除了赦免犯事戴罪之囚外，仅仅是加恩百官，并无赐第记载。由此可见，《御街行》的创作时间更可能是在真宗朝。在天下文士献赋称颂浪潮中，有赐第仕进的榜样与诱导，谋求科举，又以词赋见长的柳永希望以词称颂，获得录用，也是情理之中事。所以，排除8、9、10。

在剩下的两个选项真宗天禧元年（1017）和天禧三年（1019）中，天禧元年（1017）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首先，天禧元年是天书下降十周年，又逢真宗50岁之寿，配合三年一亲郊制度，这一年圜丘祭天前后进行了一系列庆典活动，格外隆重。“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诣玉清昭应宫荐献，上玉皇大天帝宝册、衮服。壬寅，上圣祖宝册。己酉，上太庙谥册。庚戌，享六室。辛亥，谢天地于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册号。乙卯，宰相读天书于天安殿，遂幸玉清昭应宫，作《钦承宝训述》示群臣。壬戌，诏以四月旦日为天祥节。丙寅，命王旦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册宝使。”[9]108改元、奉天书行荐献礼、诸路分设罗天大醮、行宣读天书之礼、恭上玉皇大天帝圣号宝册、奉上太庙六室加谥册宝、亲飨六室、四月一日为天祯节，以奉天书合祭天地达到高潮。这次庆典，“三司假内藏库钱五十万贯”，[19]2039接受各路进奉，仅“河北转运使李士衡献助南郊绢布六十万匹，钱二十万贯。”[19]1991甚至一向于冬至日举行的南郊祭天也特别更改在了正月辛亥日举行。《御街行》所言“喜色成春煦”的满面春风也正是真实时令季节写照。尧眉八彩，椿龄无尽，也就不仅仅是帝王之相，仁德之君，福寿绵长的官方祝词套语，而是针对真宗五十寿辰的敬颂之词。

综上所述，柳永《御街行》虽然包含有祝寿的内容，但它并不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圣寿词。他首创以郊礼入词，叙写的是南郊祭天大典后金鸡敕赦、君臣庆贺的场面，展现了天书事件对昊天祭祀礼仪的影响，以词证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词中记述礼仪之隆重，展现对于承平时代和君主统治的颂扬，是柳永以词投献，希冀仕进心态的表现。可以大致推断，此词作于天禧元年（1017）真宗南郊大典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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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敏芳，博士研究生，五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五邑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宋代节俗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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