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明史纪事本末》看谷应泰的政治思想 |
| 范文 | 摘要：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所纂述的《明史纪事本末》，模仿南宋史学家袁枢所著《通鉴纪事本末》的体例，保存了明朝的典章事迹等，为后人探究明朝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明史纪事本末》保存有谷应泰的政治思想，包括良好的修养、和睦的君臣关系和任人唯才的君主论，核吏治的安民思想和兴教育思想的民本论，立法和无私执法的法律论，这些政治思想对后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3-0102-03 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所著《明史纪事本末》被众多学者高度评价，通常作为原始的史料被运用，史学界一直将其作为“研究明代史事的基本史籍之一”[1]。研究《明史纪事本末》的学者有徐泓、屈宁、陈祖武、谢国桢等，其成果颇丰，如有关于其编纂、史源问题的研究，还有某篇章的校读等。对谷应泰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但对他的政治思想的研究却非常少。本文现就谷应泰的政治思想作一探讨，希望他的君主修养、君臣关系、人才观和安民教育思想的民本理论、法律论的政治思想可以给予我们借鉴与启发。 一、谷应泰与《明史纪事本末》 谷应泰（1620—1690年）字赓虞，别号霖苍，清初学者，是1647年的进士，曾做过户部主事、浙江提督学政等。他雅好经史，博闻强记，“夙有网罗百代之志”[2]序。据说他在当秀才的时候，“案设制举之文动以万计，皆能成诵”[3]谷赓虞先生传。年纪稍大一些致力于经史，“于书无所不窥，尤长于史学”[4]594。这都为他成年后的撰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谷应泰到浙江上任之后，在西湖畔布置了一个书舍，广邀江浙的一些名流，开始会编有关大明王朝的史册。 他最重要的功劳是编撰了长达八十卷的《明史纪事本末》。该书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开始编撰，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冬成。这本书成于《明史》之前，有傅以渐序，谷应泰自序，其记事开始于1352年朱元璋起兵，终结于1644年明朝灭亡，其最后一卷为《甲申殉难》，以扼要的文笔概括了明代的史实，是一部独特的明朝断代史。《明史纪事本末》每一卷是一个专题，比较完整地记叙了明代从建国到消亡的重要历史事件。 《明史纪事本末》每卷的结尾都有“谷应泰曰”，表达作者对这一卷所记述史事的论评。该书每一卷的主题和用词都反映了谷应泰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我们能够从中感知他的政治思想。 二、谷应泰的君主论 （一）君主修养论 君主，是人们所仰望并且赖以生存的所在，能宽广纯厚而不刻薄刚愎，广大人民才会归顺。君主修养即君主的自身素质、自我修养（也即德行），君主只有自身素质、自我涵养高了，臣下才追从听命。“有德易以王，无德易以亡。盖古者贤明之祖，在德不在险也”[2]161。 君主要具备“仁”“义”“礼”“智”“勇”，简称五德。“是则五德既备，百神自呵”[2]12。谷应泰认为朱元璋能夠取得很大的成功，“虽曰神运，盖亦有人事焉”[2]12，在于他五德皆备。朱元璋能够采纳冯国用的谋略，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提倡仁义，不贪恋金钱，是其“仁”也;朱元璋能够嘉奖靳义，“礼葬福寿”，允许陈埜从元，是其“义”也;朱元璋占领太平召见名人志士，并吞金陵慰藉人民，是其“礼”也;朱元璋调动队伍营救“六合”，假借天语来拒酖毒，环宿卫平定谋反之人，是其“智”也;朱元璋在海牙溃退黄墩，在彩石与常遇春对战，坐着训斥元朝的使臣，不崇奉韩林儿，是其“勇”也。从谷应泰对朱元璋的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他是赞赏朱元璋的。可以说朱元璋的这些自身素质、自我修养是其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者，君主要谦虚谨慎。有人说陈友谅失败在于他太轻敌，张士诚失败在于他固于自守，谷应泰说陈友谅轻敌源于他的气骄，张士诚的自守源于他的志满。“盖论事者动言高皇之英武，而不知生平之谨慎也，至若九虎之臣，貔貅之佐，莫不汗马功高，风云气壮”[2]113。所以，一个人需要谦虚谨慎，作为君主更不能骄傲自满。君主要谦虚谨慎，不断地学习，虚心地向别人请教，提高自己各个方面的能力，这样才可以更好地管制大臣，治理国家。 还有，君主要坚持不放弃。“太祖屡挫而气不折，友谅小胜而志益骄，此明之所以兴，汉之所以亡也”[2]51。朱元璋自起义开始，二十年后才建立明王朝，若中间有一次放弃了，那么他就有可能失败，明王朝或许也就不会建立。君主在实施对人民有益的政策时，有时候会遭遇一些人的反对，那么这个时候君主就要坚持，不要他人一反对就立马放弃。只要保持不放弃，多做对人民有好处的事，国家才会更好地发展。 （二）君臣关系 中国古代政治的舞台大多是朝廷，而在这个舞台上，最关键的角色是君王与臣下。君臣关系的处理，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治理。“君臣之间，相需鱼水，岂尽地脉使然哉，人材良足多也”[2]13。君臣关系要和睦，君主要礼致臣下，勇于接受臣下正确的谏言，臣下要对君主尽心尽力，但切忌愚忠。这样君臣协力同心才能使国家发展壮大。孟森以为“仁宣朝事之美，史不胜书，君明臣良，谏行言听，读之令人神往”[5]115-116。“至纳谏之美，史于仁宣纪不胜纪”[5]110。自从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代的董仲舒又把它发展为“王道三纲”，忠君思想就成为一种社会伦理观。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倾向于要求臣下对自己忠心不二，但有时候君主却听不进去臣下的谏言，动不动就会惩罚那些敢于直谏的大臣，以至大臣不再敢指出君主的过错，但明仁宗就做得非常好。仁宗皇帝对于自己下的圣旨，一旦发现有错误，就会马上改正。有一次，仁宗颁旨：“惜薪司奏准岁例，赋北京、山东枣八十万斤，为宫禁香炭之用。”[2]412杨士奇提出：“赋枣八十万斤，得无过多？”[2]412仁宗认为杨士奇说的有道理，承认这是自己“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审”[2]412的错误，立即下令减掉一半。谷应泰对仁、宣君臣评价很高，这不难看出他很是赞赏这种君臣关系。君主应该礼致臣下，当自己出错的时候，接受大臣们的进谏，使自己改正错误。这样君王与臣子之间才能融洽，君臣之间的关系才能处理得当，国家才会平稳发展。 （三）用人观 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宣宗以为“庶官贤否，关国家之治乱，一事得人，则一事理;一邑得人，则一邑安。”[6]卷9《记宣德朝事》以前的用人原则大多是论资排辈，而宣宗在用人的时候只看重人的才干。我们所熟悉的大明名臣于谦，起初只是一个七品监察御史，但朱瞻基慧眼识英雄，看到他的能力，将他选拔为兵部右侍郎。他被称为“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7]卷170列传58《于谦传》。后来历史证明，宣宗是“识货”的。在土木之变的时候，面对英宗被俘虏、瓦刺兵临城下的危殆时刻，朝中其他大臣惊慌失措，唯独于谦挺身而出扭转危机，组织北京保卫战，挽救了明王朝。 谷应泰在做浙江提学之时，给朝廷提拔了很多有才气的人，而且他们后来大多都占据重要职位。在看待人才的立场上，要做到用人不疑，任之专信，这方面谷应泰就非常赞赏张居正。潘季驯在治理黄河的时候，张居正便“一切假以便宜久任，格藏不问出入，奉行不及事者，下诏狱之，于是当事者日夜焦劳”[2]953。谷应泰认为恰是张居正完全信赖潘季驯，才确保了治河工程的顺利竣工。 三、民本论 （一）安民思想 在《张文忠公全集》中，张居正认为“致下之道，莫急于安民;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8]卷8。永乐后期，官场贪污行贿的风气非常严重。“太宗自十五、六年，数疾不视朝，扈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2]426。“贪官污吏，虚取苛求，无有限量，朝廷每遣一人，有司奉承惟恐不及，而因货贿公行，剥下媚上，有同交易”[9]卷17《永乐十九年条》。宣德时期，对于那些贪赃行贿的官员，无论官职高或者官职低，都依据法律制裁。严皑任职南京御史，因为贪污而被罢免官职，但他仍不思悔改，又“自戍所潜还京师，复胁他贿”[9]卷20《宣德三年条》，最后被宣宗下诏处死。吴中作为工部尚书，把朝廷的木材、砖瓦私行给宦官杨庆盖私府。宣宗询问左右之人，了解实际情况后，下令将其治罪。宣宗的近身太监有的仰仗皇权，胡作非为，只要被揭发，宣宗也绝对不会饶恕。为了更严厉地打击贪污不法之徒，宣宗又特别作出规定：“官吏犯赃者罢纳赎例，仍依律治之。”[9]卷20《宣德三年条》被宣宗任命为右都御史的顾佐，为人“刚直不阿，人比之包孝肃”[7]卷158《顾佐传》。通过这一时期整肃纲纪，贪赃、行贿的现象减少了很多，官吏们大多都能勤政、廉洁。“一时风气如此，故为守令者，无不洁己爱民，耻于清议”[10]卷35《明初吏治》。 人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2]1365。另外，也不能够逼民太甚。谷应泰劝告统治者们，对于人民的不满，应该做到及时去安抚他们。这样才能使其“解甲归农，卖刀买犊”[2]1308，从而巩固统治。谷应泰的这些分析，有其独特的看法。 （二）教育思想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有了人类社会后，教育就随之产生。明朝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积极“敦教化，兴学校”[2]65。朱元璋采取各种方法来敦厚习俗，务求树立一个考究礼仪、相亲相爱的社会。他规定但凡赴京述职的官员，不陈述桑株数目及学校状况的，用违反法制治罪。因而明代的人都说朱元璋的要求意义深远。在朱元璋治国的愿望中，教育居于重要地位，他对百姓的教化投入了极大的激情，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 明朝的学校制度十分齐备，中央有国学，府、县等各级地方都有大小不一的学校，即使是邊远之地，也没有例外。兴建学校以培育人才，然后通过科举制度挑选人杰，用以治理国家。“……设军卫，建学校，无不损益质文，斟酌美备”[2]224。谷应泰对太祖朱元璋兴建学校大为赞赏，可以看出，他希望统治者能够重视教育。只有国家重视教育、接受教育的人多了，才会有更多的人才去管理国家。 四、法律论 （一）立法的重要性 法律对人民的强制作用能够让人们往善的一面发展。一个国家的法律是绝不能够出现任何的差错和混乱的，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法之凉也，国制乱矣……山泽纳污，国君含诟”[2]559。因此，立法很重要。朱元璋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他明确法制和秩序的建设、社会的谐和，会使大明朝立于愈加稳定的根底之上。朱元璋制定了众多的法制律例，如《祖训》《大诰》《大明律》等。谷应泰对朱元璋制定律法给了很高的评价：“至于著律令、定典礼、置百官，立宗庙……无不损益质文，斟酌美备，遍考百王之迹，深明治乱之故，振坠绪于秦灰，永贻谋于周历。”[2]223-224从中可以看出谷应泰是赞同国家制定法律的。他认为法律只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更多的还是要教化人民，要实施仁政。 （二）无私的执法主张 执法须公正。人是法令的拟订者，也是法律的奉行者。这就需要执法者公允、无私地依法办事，只有这样法律才会起到它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公”是执法者不因个人情感影响法律的执行，“正”是无论什么人触犯了法律都严惩不贷。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这样评价太祖：“观其惩宦官之失而禁内官预政，惩女宠之祸而戒母后临朝，惩外戚之乱而令不封后家，惩藩镇之变而制武臣不预兵食，祸本乱阶，防维略尽。”[2]223谷应泰的这些独到的见解就是希望统治阶级能够执法公正，不因阶级不同而惩罚不同，这说明他具有先进的法律思想。 五、结语 《明史纪事本末》这本书里体现了谷应泰很多积极、先进的政治思想，像统治者要有良好的自我修养、任人唯才的用人观，要有民本思想，重视教育，依法治国执法公正，但他也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如鼓吹封建正统的唯心史观，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等。对于谷应泰的政治思想，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去对待，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借鉴继承其中的精华。 参考文献： [1]陈祖武.《明史纪事本末》杂识[J].文史，1989（31）.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谷廷珍，谷时正.河北丰润谷氏五修族谱六卷[Z].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燕喜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复旦大学图书馆. [4]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 [5]孟森.明清史讲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 [6]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9]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赵翼，曹广甫.廿二史札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郭亚杰（1992—），女，汉族，河南驻马店人，单位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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