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清代常州文人对苏轼的接受 |
| 范文 | 谭坤 摘 要：清代常州文人接受苏轼诗学精神的滋养和人格风范的熏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东坡生辰、忌日，举行祭祀活动；二是涵泳东坡诗歌，步武东坡诗韵；三是吟咏东坡遗迹，仰慕东坡人格风范；四是研究东坡诗歌，传承东坡诗学精神。清代常州形成了文人自觉接受东坡诗学精神的文学传统。 关键词：常州文人；苏轼；文学接受；清代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8）01-0032-07 西方现代文学接受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含义远远超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同时代的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获得不同的启示，对作品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从而赋予作品一种文学史的意义。“文学的历史是一种审美接受与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具有接受能力的读者、善于思考的批评家和不断创作的作者对文学文本的实现中发生的。”[1]2“文学的历史并不取决于对既定‘文学事实的组织整理，而是取决于由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不断体验。”[1]1根据西方接受文学理论观念，考察苏轼对清代常州地域文学的影响，也就是清代常州文人是如何接受苏轼的诗学精神，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苏轼终老常州，可以说是常州人文精神渊源之一。苏轼的道德文章，为常州文脉延续注入鲜活的生机，成为季札之后又一座人文丰碑，留给常州极其珍贵的人文资源。千百年来，常州人民一直缅怀东坡先生，建东坡祠、东坡书院、舣舟亭和东坡公园，保护东坡遗迹，传承东坡人文精神。清代常州文人通过各种方式祭祀苏轼，以表达一种崇敬之情，举办诗社，吟咏、唱和、研究东坡诗歌，自觉接受东坡诗学精神的滋养和人格风范的熏染，造就了清代常州诗学的辉煌。 一、举行东坡生辰、忌日的祭祀轰动，成为清代常州文人纪念东坡先生的一种传统 清代常州文人以各种形式纪念苏轼，每逢东坡生辰、忌日，常州文人相邀聚会，举峨嵋诗社，心香一瓣献祭于东坡英灵之前，祭祀东坡先生，代代相传，已经形成一种传统。赵怀玉《苏文忠公洗砚池》诗注云：“乡先辈尝以七月二十八日先生忌辰，举诗社曰峨嵋社。”[2]诗卷八这类祭祀活动在清代常州文人诗文集中记载非常多，不胜枚举。 康熙四十年（1701）七月二十八日，正值东坡逝世六百周年，常州著名诗人徐永宣与同籍诗人陈炼、胡香昊、庄天锦、董大伦等以“眉”“山”二字为韵，共同作诗，以致思慕之情。徐永宣作《宋建中靖国辛巳七月二十八日为东坡先生骑箕之辰，先生乞居常州卒于孙氏寓馆，其地去余家不数十步，旧迹犹存，岁值辛巳去先生六百年矣，感今追昔，邀同学诸子于是日肇祀先生，用眉山二字成诗二章，致敬思慕之意云》两首诗，其一云：“铩羽南迁月下枝，文殊问疾倍支离。梦萦竹屋风前树，心绕觚棱雨后葵。已分孤臣伤骨鲠，何禁众女嫉娥眉。怜才只有宣仁语，千载追思五夜悲。”其二云：“白云深处碧波环，诗谶无端落此间。回首古桥衰柳断，伤心小院野花殷。魂归月黑疑儋耳，鹘没天低忆故山。直接岷江溪水是，瓣香袅袅泪潺潺。”[3]卷四诗中为东坡因正直诚恳遭人嫉恨而鸣不平，心香一瓣致祭东坡，表达对东坡先生殷殷之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山人罗聘画了一幅东坡先生画像赠送“毗陵七子”之一的赵怀玉，此后，味辛先生几十年如一，出入必随身携带东坡画像。嘉庆十五年（1810）十二月十九日，赵怀玉作《往在京师罗山人聘画东坡先生像赠余，出入携之垂二十载，人皆以为与余相肖，但差肥耳，山斋无事因题一诗》，诗云：“公年六十六，我今六十四。公名久炳穹壤间，我疾不称而没世。公髯绝伦轶群姿，我苦捻断徒吟诗。由来战胜癯者肥，弗如公处或在斯。旁观何事费猜度，虎贲中郎亦不恶。瓣香清酒岁寒时（岁以公之生日祀公），往往两人成对酌。”[2]诗卷二十六赵怀玉每到东坡生日就要祭祀东坡，有时召集同人，有时独自一人，表达诗人对东坡的仰慕之情。翻开《亦有生斋集》，赵怀玉为祭祀苏轼生日创作16首诗歌，如《辛丑十二月同人集翁洗马苏斋是日为东坡生日用斜川集大人生日韵五首》（七卷）、《十二月十九日翁学士招同罗山人伊比部方明经金秀才集苏斋修东坡生日之祀上遡景祐丙子盖七百六十一年矣》（十五卷）、《是晚洪大复以东坡生日招同人集卷施阁归而作歌》（十五卷）、《雪中集苏斋作东坡生日用东坡雪后书北台壁韵》（十六卷）、《东坡生日集芥室销寒之集于是止矣因纪以诗》（十八卷）、《苏文忠公生日同人集芥室用东坡八首韵》（十八卷）、《十二月十八日雪后携东坡先生像过庄徴君春觉轩豫修生日之祀》（二十四卷）、《十九日祀东坡先生于施有堂》（二十四卷）、《十二月十八日大雪十九日招同人集近林精舍修东坡生日之祀即和东坡病中大雪用虢令赵荐诗韵》（二十九卷）、《十二月十九日设东坡生日之祭于寝室循岁例也》（三十二卷）、《立春日修东坡先生生日之祀》（三十二卷）等。 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日，翁方纲在苏斋宴请友人，祭祀苏东坡诞辰761周年，赵怀玉作《十二月十九日翁学士招同罗山人伊比部方明经金秀才集苏斋修东坡生日之祀上遡景祐丙子盖七百六十一年矣》，诗云： 瓣香重为坡仙设，雪后苏斋曙色澄。入古须眉同鲁直，步尘翰墨有吴兴（斋中并悬山谷像。是日，观公偃雪屏赞及雪松天冠山诗真迹）。图成浓淡俱臻妙，诗和尖叉或未能（学士有苏斋三图。是日，学士诗先成，即和《雪后题北台壁》韵）。七百六十长不朽，寿公何止比川增。[2]诗卷十五 就在同一天，洪亮吉也在自己的寓所卷施阁宴请同人祭祀苏轼，同乡好友赵怀玉自然也在被邀请行列，赵怀玉作《是晚洪大复以东坡生日招同人集卷施阁归而作歌》，诗云： 朝从苏斋归，暮过卷施阁。卷施阁比苏斋幽，竹树无多具邱壑。就中特祀玉局翁，再拜焚香奠笾爵。祭余饮福各倾醪，户则分曹盏交错。或犹尚论示抑扬，或竟凝神游寂寞。是时雪后夜色明，斜月添辉映帘箔。室温颇畏兽炭偪，气盛欲谢狐裘著。忽然窗纸鸣不休，万窍怒号风竞作。恍如置我江湖边，兀兀孤舟不能泊。得非感格灵之来，风马云旗蔽寥廓。翁生丙子今丙辰，屈指天干符歲籥。遥遥七百六十年，寿世声闻久弥烁。文章尤赖忠义传，自命故应高所托。吾侪行乐无远谋，但向生前计杯酌。须臾风定酒亦阑，灯火归人惊倦鹊。[2]诗卷十五 乾隆四十七（1782），洪亮吉在陕西巡抚毕沅幕府，参与毕沅祭祀东坡活动。洪亮吉作《消寒四集十二月十九日为东坡先生生日同人集终南仙馆设祀并题陈洪绶所画笠屐象后》，诗云：“谁携玉局堂前酒，七百年来为公寿。中丞爱公才似公，邀客设祀高斋中。高斋玲玲戛檐铎，寿公无诗公不乐。公生于蜀卒于吴，吾乡一楼还号苏。人传树古楼亦古，公昔撤瑟予悬弧。童年学句殊清瘦，诗法从公梦中授。楼前溪水百尺流，公前艤舟予放舟。忆公登金山，谒公入黄楼。十年三度祀公处，略识清颍兼杭州。平生忧乐谁能悉？画里苍然见须发。公也何心咏蛰龙，天乎赋命遭磨蝎。世人虽知公，未若公自许。东京党锢范孟博，北海奇人孔文举。无端住世厌世名，飘然上天作列星。衣裳怪底切云雾，双屐一笠浮空青。我于公旧公宜识，阳羡书生住溪北。公思阳羡我思乡，江岸田荒归不得。瓣香到公应已知，天上乐或忘年时。乌台旧案公莫思，紫府且复吟新诗。”[4]诗集卷四 “吾乡一楼还号苏”句下有原注：“外家旧宅有东坡先生撤瑟之所，岁尝以此日祀先生于楼上。”在东坡仙逝之处祭祀东坡先生，更具有纪念意义，表现洪亮吉对东坡先生的敬仰之情。嘉庆元年（1796），洪亮吉在卷施阁宴请同人祭祀东坡，作《十二月十九日卷施阁招同人祀苏文忠公即席赋一章并遥诸人同作》，诗云：“七百年来弹指过，又随裙屐寿东坡。生天至竟谁能免，传世如公庶不磨。香篆袅时诗思入，风帘开处雪花多。狂饮痛饮君休惜，不见劳人鬓已皤。”[4]诗集卷十七嘉庆六年（1801），洪亮吉作《腊月十九日卷施阁邀同人为宋苏文忠公生日设祀作》，诗云：“东坡谪南海，我谪西海头。东坡更三岁，尚未离儋州。我顷荷戈来，仅止三月留。我归正值黄流涨，海外奇花未全放。天山六月汗不流，冰雪千层万层障。朅来半载荒江沚，一念感恩先欲死。江田时陆复时沉，自叹浮生亦如此。年残百事如蝟毛，岁未全稔民仍劳。忆公更忆初度日，置酒还复邀朋曹。初阳离离开竹屋，黄白种梅香乍馥。远行万里今甫归，濯足卷施一隅谷。君不见坐中七客鬓皆斑，难得人间岁亦闲。同献樽前一杯酒，祝公生日我生还。”[5]诗集卷四洪亮吉因上书言时政获罪，被嘉庆皇帝戍发伊犁，投荒万里，遇赦生还。因此，在祭祀东坡生日之时，感慨良多，东坡被贬海南三年始放回，他在伊犁仅仅呆了三个月就回来了，真是很幸运的了。他写作此诗，一是祭祀东坡生日，一是庆幸自己生还故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东坡先生的生辰、忌日的祭祀活动，是清代常州文人的群体行为，而且代代相传，相沿成例，形成常州文人纪念东坡先生的悠久传统。 二、涵泳东坡诗歌，步武东坡诗韵，是清代常州文人接受东坡诗歌熏陶的主要渠道 清代常州诗人景仰东坡先生，涵泳东坡诗歌，喜欢唱和东坡诗韵，以这种方式接受东坡诗歌的熏陶。清代常州诗人赵翼、钱维乔、赵怀玉等众多诗人以东坡诗歌为宗，涵泳东坡诗歌，用东坡诗歌原韵彼此唱和，深受东坡诗学精神的影响。 《瓯北集》有一首《读东坡诗》可为代表，诗云：“我读东坡诗，十首九怀归。至竟八州督，因循未拂衣。晚遭瘴海行，徒饱毒手威。若早奉身去，或免蹈祸机。始知勇退难，达人贵知几。”[6]918赵翼为东坡未能及早抽身而退，以致晚年一再远窜烟瘴之地而深感惋惜，对东坡晚年徒遭宵小之流陷害深表同情，他也深知宦海险恶，急流勇退实属不易，又有谁能够做到是见微知几？一唱三叹，情见乎辞，令人感动。 钱维乔喜爱东坡诗歌，常年随身携带东坡诗集，涵泳沉潜，反复研读。他的《读苏诗》云：“先生玉局翁，一笑偶堕地。托身齐人网，乃亦思用世。其言稍稍售，已触蓬垢忌。遂屈廊庙才，转徙州郡置。慈为捍灾患，严或绳法制。惜哉救时略，所至辄小试。何止两莅杭，尸祝泽永施。熙宁本中主，大用良有意。怜才逮宫禁，犹动身后涕。如何阻谗邪，国是遂陵替。仁宗遗两相，皆以党锢弃。虽全贾谊身，竟遂范滂志。维公有诗篇，亦本忠孝寄。窜逐万死间，能无不平气。山川助光焰，物类恣游戏。千秋白日朗，薄蚀岂能蔽。喜公爱吾乡，曾为买田计。终焉骑箕夕，精爽长此被。舣舟感遗躅，洗砚沐余渍（舣舟亭、洗砚池皆公遗迹，在吾郡）。一编在拜陈，倘许通梦寐。”[7]卷六诗中对东坡一生遭际进行高度概括，高度称赞他勤政爱民、泽被后人的功德，也为东坡遭受小人诽谤鸣不平，深信东坡精神如朗朗白日，光芒照耀千秋万代，小人的诽谤就如同薄蚀一般只是暂时的。钱维乔《竹初诗钞》保存诸多模仿、和韵东坡诗作，如《仿东坡岁暮乡俗三首》（《竹初诗钞》卷五）、《用东坡闻子由瘦韵寄大兄》（卷六）、《余自少好参同家言，每与大兄言之，未首肯也。舟中偶阅东坡诗，言子由少旷达，天资近道，又得至人养生长年之诀，因亦窃闻一二，余愧闻望不逮子由，顾所好略有同者，因用集中初别子由韵作诗一首，既以示兄，亦用自勉云》（卷六）等。钱维乔涵泳、仿效东坡诗歌以及用东坡原韵作诗，学习东坡诗歌，其诗歌创作深受东坡的影响。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中保存大量唱和东坡诗韵的诗歌，如《丛桂轩梅树下小饮用东坡松风亭下梅花盛开韵同杨秀才作》（卷一）、《金山寺观东坡玉带用东坡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韵》（卷九）、《雪中集苏斋作东坡生日用东坡雪后书北台壁韵》（卷十六）、《苏文忠公生日同人集芥室用东坡八首韵》（卷十八）、《前诗意有未尽再用东坡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韵》（卷二十六）、《江郎中招集桃花庵用东坡赠惠山僧惠表韵》（卷二十六）等。 苏轼《雪后题北台壁》与《谢人见和前篇》诗篇用“尖”“叉”字为韵，是用险韵的著例，因此“尖叉”成为险韵的代称。赵怀玉有《雪中集苏斋作东坡生日用东坡雪后书北台壁韵》，其中有“好步东坡北台韵，分题呵彻兔豪尖”“酒罢渐看晴色上，冲泥归辨路三叉”诗句。黄景仁《次韦进士书城见赠移居四首原韵奉酬》诗云：“有床眠曲尺，无雪赋尖叉。”[8]337显然也是受到苏轼的影响。 清代常州诗人涵泳东坡诗歌、步武东坡诗韵，是他们自觉接受東坡诗歌熏陶的主要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与东坡进行精神层面的对话。 三、吟咏东坡遗迹，仰慕东坡人格风范，是清代常州文人致意东坡特有的情感方式 自宋以来，常州保存了与东坡有关的诸多历史遗迹，如苏文忠公祠、洗砚池、东坡书院、舣舟亭、藤花旧馆、香海棠等。这些都是清代常州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东坡遗迹激发诗人创作灵感，他们借此创作了大量诗歌，并以此表达他们对东坡先生的景仰之情，寄托一种独特深沉的情怀。 据《武阳志余》记载，在苏东坡终老之地顾塘桥孙氏馆，有一棵香海棠，相传是东坡亲手种植的。“毗陵六逸”之一的诗人胡香昊，作《悼香海棠歌》，是一篇咏东坡香海棠的诗歌。诗曰：“砚池旁有蜀花鲜，四十年前复紫绵。坡公在时花不见，坡公去后花嫣然。昔公居常始仲夏，尻舆已向初秋驾。”[9]卷一诗前有小序云：“在砚池旁，康熙初尚存，为邻家灶火偪根而死。”诗人为香海棠被灶火偪根而死深感惋惜，悼念香海棠，其实是纪念东坡先生。 《瓯北集》中赵翼有两首咏洗砚池的诗《东坡洗砚池歌》《后东坡洗砚池歌》。《东坡洗砚池歌》前有小序，序云：“吾郡顾塘桥蒋氏宅，有石池一，形似槽，长三尺许，深半之，相传为东坡洗砚池。……然则顾塘桥宅乃公晚岁所居，此池亦即养疾一二月中所用也。今蒋氏宅，相传即当日孙氏故址。池幸无恙，名贤遗迹，良可宝也，爰作歌记之。”诗有云：“噫嘻乎！身行万里半天下，晚就吾乡来羽化，遗此石池湛不泻。似与此邦之人独结翰墨缘，风雅千年相枕藉。”[6]7-8《后东坡洗砚池歌》前亦有小序，序云：“东坡洗砚池旧在吾乡顾塘桥蒋氏宅，余少时尝作歌。今自黔归，则池已移出城东之万寿亭下，映以花石竹木，为游览胜地。盖因翠华南幸，乡之人欲借公名迹邀睿赏。上特赐‘玉局风流匾额并古诗一章，从此坡仙手泽益流传不朽矣。乃再作歌，以志盛事。”诗有云：“即今更阅七百年，异代又结圣主缘。翠华到此重手泽，奎章高咏怀名贤。顿觉盆池五斗水，再涌苏海万斛泉。林霏似涵墨气润，园卉争助笔花妍。乃知文章节义有真赏，其人不朽器亦传。”[6]458-459赵翼诗序中记载东坡洗砚池的变迁，并在诗中极力赞美东坡的道德文章，表达对东坡的仰慕之情。 赵怀玉亦有一首《苏文忠公洗砚池》七言古诗，诗云：“东坡先生尘外人，忽乞常州欲居住。岂知一表遂成谶，顾塘桥畔中流寓。遗迹空存洗砚池，沉埋久绝行人顾。城东有亭插云汉，其指先生艤舟处。移池一旦就亭隈，拂拭时惊宝光露。藓痕细碧荇交横，好事摩挲不能去。想见当年墨浪翻，驱逐蛟龙起云雾。祠堂碑坏碎难读，书院田荒介成路。此池渐作鲁灵光，手泽故应神物护。秋风有近骑箕辰（时七月二十六日），六百年来等朝暮。峨嵋旧社已零落（乡先辈尝以七月二十八日先生忌辰举诗社曰峨嵋社），香火几人谙掌故。尔池何幸晦复彰，石不能言以臆诉。”[2]诗卷八东坡在常州遗迹已经渐渐零落，洗砚池却经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尚存人世，实属弥足珍贵，因此，诗人感慨地说“此池渐作鲁灵光”，珍重之情溢于言表；“手泽故应神物护”，认为东坡遗迹应当作神物加以保护，使它能够永存人间，留给后人无尽的缅怀。 舣舟亭是东坡来往常州拢船靠岸的地方，也是是常州一处著名的东坡遗迹。歌咏舣舟亭、舣舟亭探梅是清代常州文人诗文集中常见的题目。黄景仁《两当轩集》中有《人日舣舟亭探梅过饮左云在斋头》一诗，诗有云：“多时欲探东城梅，披衣彻晓冲风来。钗枝粟蕊一相对，妙意远胜千林开。此意看花知盖寡，罇前尽是同心者。战深冰雪见性情，略去玄黄得声价。主人爱客客满堂，今夕何夕同烛光。道衡风雨思家苦，杜甫江湖引兴长。去年此日空相忆，珍重缄诗泪沾臆。两度看花当故人，故人常共花无色。重游拍手当花前，买醉何须计十千。”[8]192《亦有生斋集》吟咏舣舟亭的诗歌有多篇，如《舣舟亭探梅》（一二卷）、《舣舟亭探梅联句》（八卷）等。《舣舟亭探梅》诗云：“乘兴探梅水一涯，苏亭舣棹日初斜。红妆缟袂都无色，齐让升仙绿萼华。”[2]诗卷十二 清代常州文人到舣舟亭踏雪寻梅，流连光景，饮酒赋诗，实属文人风雅之事。正如钱维乔在《读苏诗》所云：“舣舟感遗躅，洗砚沐余渍。”在他们心中，舣舟亭不仅仅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他们向东坡致意的诗歌圣地。 四、研究东坡诗歌，传承东坡诗歌艺术，自觉接受东坡的诗学精神的熏陶 清代常州许多诗人作诗以唐诗为宗，然并不偏废宋诗。学习宋诗，以苏轼、黄庭坚和陆游为宗，东坡最有代表性，如“毗陵六逸”“毗陵七子”等诗人群体以及徐永宣、杨述曾、刘跃云、钱养浩、钱济世、钱名世、赵翼和钱维乔等众多诗人，形成地域性学习、研究、传承、接受东坡诗学精神的良好风气，相沿成俗，变成学习东坡诗歌的一种传统。 清初被誉为“江左十五子”之一的徐永宣（1674—1735），诗以东坡为宗，著有《茶坪诗稿》。沈德潜评徐永宣诗曰：“茶坪天爵自贵，不就选人，诗全得力于东坡。”[9]卷二杨述曾（1698—1767），乾隆七年（1742）以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炙砚琐谈》云：“先生长于史学，诗宗杜韩苏，丁卯典试滇南，著《使车集》，佳处直逼东坡。”[9]卷二刘跃云乾隆三十一年（1766）以探花及第，内阁大学士刘纶之子，“诗宗唐白居易、宋苏轼。”[9]卷二常州钱氏家族是名门望族，尤其在清代出现许多杰出的文化名人，“钱养浩、钱济世、钱名世，并有声人，比之宋三苏。”[9]卷二钱维乔诗以唐音为主，并不偏废宋调，更爱好东坡诗歌。赵怀玉评价他的诗说：“其诗出入少陵、眉山之间，而泛滥诸家，取法乎上，故能奄有諸长，大都摹绘景物而不病于纤，抒写胸臆而不伤于直，隶事精切而无襞积之迹，托兴高远而有酝酿之致，所谓正始之音于今未坠，其在斯乎！”[7]卷首洪亮吉也坦诚自己早年学习东坡诗歌，他说：“童年学句殊清瘦，诗法从公梦中授。”[4]诗集卷四可见，清代常州文人学习东坡诗歌是一种持续的诗歌活动，东坡对清代常州文人的影响也是其他诗人不可替代的，这种对地域性诗人群体的影响在诗歌接受史也是独特而罕见的诗歌现象。 清代常州文人对苏轼诗歌进行深入研究的当数赵翼。赵翼《瓯北诗话》卷五《苏东坡诗》，对苏轼诗学精神进行全面概括，给予崇高评价，认为苏轼是继李白、杜甫后一大家，是一位天才诗人。“坡诗不尚雄杰一派，其绝人处，在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也。”[10]56又说：“坡公尤妙于剪裁，虽工巧而不落纤佻，由其才分大也。”[10]58“想见坡公读书，真有过目不忘之资，安得不叹为天人也。”[10]60“句法之奇，自古未有，然老横莫有敢议其拙率者，可见其才大无所不可也。”[10]61“此等句在他人虽千锤万杵，尚不能如此爽劲；而坡以挥洒出之，全不见用力之迹，所谓天才也。”[10]75由此可见，赵翼对东坡才情富赡推崇备至，惊为天人，叹为天才。 赵翼论苏东坡诗歌，特别强调东坡诗歌的独创性。他说：“东坡大气旋转，虽不屑屑于句法、字法中别求新奇，而笔力所到，自成创格。”[10]60并举《百步洪》诗连用七个譬喻，形容水流迅驶，认为“实古所未有”。又说，“坡诗有云：‘清诗要锻炼，方得铅中银。然坡诗实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10]57如“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有美堂暴雨》）“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与潘郭二生同游忆去岁旧迹》）“官事无穷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次张十七赠子由诗》）认为这些诗句“乃是称心而出，不假雕饰，自然意味悠长；即使事处，亦遂其意之所欲出，而无牵合之迹。此不可以声调格律求之也。”[10]58东坡诗看似漫不经心，毫不费力，还在于东坡功力深湛，信笔所之，皆妙笔生花，富有独创性。因此，赵翼认为：“此虽随笔所至，自成创句，所谓‘风行水上，自然成文。”[10]60在赵翼看来，东坡是一位天才诗人，因此，他的诗歌具有独创性。 赵翼还盛赞东坡诗歌用典贴切，议论英爽。他说：“坡公熟于庄、列诸子及汉、魏、晋、唐诸史，故随所遇，辄有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临时检书者所能办也。”[10]59并评价说：“以上数条，安得有如许切合典故，供其引证，自非博极群书，足供驱使，岂能左右逢源若是？”[10]60赵翼引用东坡诗中典故来一一坐实，恰到好处，可见他对东坡诗已经烂熟于心，自然手到擒来。赵翼将东坡与韩愈、陆游比较来区分用典的差异，他说：“昌黎、放翁，使典亦多正用；而东坡则驱使书卷入议论中，穿穴凡簸，无一板用者。此数处，似东坡较优。”[10]63“今试平心读之，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10]56东坡之所以能如此，还在于他知识广博，才情横溢，见解高超，议论精爽，因此，达到“如流水之行地”这样高妙的艺术境界。 然而，清代常州文人对苏轼的接受并不是一味地模拟创作，在模拟的同时，还强调自写性情。洪亮吉针对清代诗人普遍模拟苏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批评，他说：“今之称诗者众矣，当具何手眼观之？余曰：除二种诗不看，诗即少矣。假王、孟诗不看，假苏诗不看是也。何则？今之心地明了而边幅稍狭者，必学王、孟；质性开敏而才气稍裕者，必学假苏诗。若言诗能不犯此二者，则必另具手眼，自写性情矣。”[11]81洪亮吉并不是反对学习苏轼诗歌，而是不赞成对苏诗的机械模拟，提倡在学习苏轼的同时，要另具手眼，写出自己的真性情，也就是要有所创新。又说：“欧阳永叔自言学昌黎，而究不及昌黎；王荆公亦言学子美，而究不及子美；苏端明自言学刘梦得，而究亦不能过梦得。所谓棋输先著也。”[11]27可见，他是主张在学习传统的同时要结合诗人的性情，否则，亦步亦趋，是不可能实现诗歌创作的超越。 当然，清代常州文人对苏轼的接受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也是时代风气相互熏染产生的结果。清代，是东坡诗学大放异彩的时代，出现了一场持续久远的东坡诗学活动，从清初的宋荦至清中叶的翁方纲以及近代的宋诗运动，清代诗人对苏轼的接受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宋荦雅爱东坡诗歌，曾对宋代施元之所著《施注苏诗》进行校雠刊刻，而这一学术工作正是常州文人邵长蘅完成的，邵长蘅作为宋荦幕僚，参与编纂、校雠各类诗文书籍，他应宋荦嘱托对宋代施元之所著《施注苏诗》加以缀缺、正伪、芟芜、省复，使之能够刊刻行世，对传播东坡诗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翁方纲论诗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人为宗，尤其瓣香苏轼，晚年号苏斋，曾作《苏诗补注》八卷，每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日那天，他都要召集朋友聚会祭祀东坡。翁方纲与黄景仁、赵怀玉等常州籍诗人在一起交游酬唱，在他们的诗集中多有记载。黄景仁曾作《题翁覃溪作藏宋椠施注苏诗原本》，诗题下有注：“即宋商丘所藏本，后归査初白。”[8]355《施注苏诗》开始为宋荦收藏，又经查慎行，终归翁方纲，这一苏诗版本的流转，可以看出清代不同时期诗人对苏轼诗歌的重视。道光、咸丰年间，清代诗坛出现了学习宋诗的思潮，掀起一场宋诗运动，主要模拟的对象是苏轼、黄庭坚，特别推尊黄庭坚，后来演变为“同光体”，强调性情和学问，重视以学为诗，成为晚晴诗歌的主流。大体说来，清代诗歌发展有一个宗唐到宗宋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清代常州文人对东坡诗学的推崇，促进清代诗歌思潮的转换，也是清代东坡诗学运动重要参与者和中坚力量。 西方现代接受理论将文学接受过程看成一种辩证运动过程，“接受概念在这里同时包括收受（或适应）和交流两层意思。”“它将文学史界定为涵盖作者、作品和公众三个行为者的过程，或者说一个创作和接受之间通过文学交流为媒介的辩证运动过程。”[1]194清代常州文人對苏轼的接受不仅是被动的收受，也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更是一种创造。清代常州文人对苏轼的接受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常州地域文学传统的影响，是清代常州文人相互进行文学交流的结果。常州文人自觉接受苏轼诗学的滋养，在模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接受东坡诗学精神滋养的同时，又不断追求超越，既标举性情，又强调学问，呈现出融性情学问为一体的常州诗学的地域特色，开创出清代常州文学的辉煌，这一切又构成了常州的文学传统，体现了苏轼之于常州乃至文学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清代常州文人不仅全面接受东坡诗学精神的熏染，对东坡的人格风范更是推崇备至。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东坡襟怀浩落，中无他肠。凡一言之合，一技之长，辄握手言欢，倾盖如故；而不察其人之心术。故邪正不分，而其后往往反为所累。”[10]69黄景仁《颍州西湖》诗云：“坡公况是老龙象，大千起灭同浮沤。”[8]177东坡一生光明磊落，道德文章，如泰山北斗，仰之弥高，成为一种人文典范，对后代产生永恒的影响力。清代常州文人仰慕东坡人格风范，在创作中以东坡为宗，自觉接受东坡诗学精神的熏染，形成了一种地域性传承东坡诗学精神的文学传统。 参考文献： [1] [西德]汉斯·罗伯特·尧斯.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张廷琛.接受理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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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cceptance of Su Shi by Changzhou Literati in Qing Dynasty TAN Kun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Humanit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26， China） Abstract： Changzhou literati in Qing Dynasty were nourished and edified by Su Shes poetic spirit and personality， which were mainly embodied in four aspects： the ritual activities in Dongpo birthday and the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the reading of Dongpo s poetry and making use of Dongpos rhyme； chanting Dongpo's relics and admiring Dongpo personality style； studying Dongpos poetry and inheriting Dongpos poetic spirit. Changzhou formed a literary tradition of the literati consciously accepting Dongpos poetic spirit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Changzhou literati； Su Shi； literature acceptance； Qing dynasty 责任编辑 赵文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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